摘要：梵蒂冈图书馆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是西方世界最著名的图书馆之一，是世界范围内著名的人文科学学术图书馆，主要为神学图书，非宗教的图书有艺术、建筑、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数学和科学诸门类。梵蒂冈图书馆还收藏了7000多册

梵蒂冈图书馆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是西方世界最著名的图书馆之一，是世界范围内著名的人文科学学术图书馆，主要为神学图书，非宗教的图书有艺术、建筑、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数学和科学诸门类。梵蒂冈图书馆还收藏了7000多册中国古籍收藏，其获取途径与历史背景紧密关联。

一、传教士的系统性搜集（16世纪末–19世纪初）

这是梵蒂冈获取中国古籍最主要的渠道，尤以耶稣会士的活动最为关键：

1. 学术传教策略

耶稣会士如利玛窦（Matteo Ricci）、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等，为融入中国社会，系统学习儒家经典、科技知识，并将中国书籍作为“文化战利品”寄回欧洲。例如：

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提到，他曾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罗马，开启西方汉学研究之先河。

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于1687年向梵蒂冈捐赠500余册中文书籍，涵盖经史子集，现仍存于梵蒂冈图书馆，被称为“柏应理藏书”。

2. 宫廷任职的便利

部分传教士因精通科技（如天文、历法、医学）进入明清宫廷，得以接触官方文献：

南怀仁任钦天监监正时，参与修订《崇祯历书》，并将相关手稿和观测记录抄本寄回欧洲。

法国传教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为乾隆皇帝绘制《皇舆全览图》，其原始测绘数据和地图副本后流入梵蒂冈图书馆。

3. 区域性收集网络

传教士以澳门为中转站，在江南（如南京、苏州）、北京等地设立藏书点，收购民间刻本。例如，1735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从北京寄往罗马的书籍中，包含《农政全书》《天工开物》节录本。

天工开物

二、外交与宗教馈赠

1. 教廷与清廷的早期互动

17世纪，教皇克莱孟十一世（Clement XI）为推动“礼仪之争”，曾派使者多罗（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来华，使团携带的礼物中包含欧洲科学书籍，而清廷回赠了部分官方典籍（如《康熙字典》初稿）。

2. 传教团的定向征集

梵蒂冈通过耶稣会总会向在华传教团下达“购书令”，要求优先收集科技、历法、医学类文献。例如，18世纪初，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返回欧洲时，携带了《周易折中》《律吕正义》等御制书籍。

三、战乱与文献流散（19世纪–20世纪初）

1. 清末动荡中的流失

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八国联军侵华（1900年）期间，北京大量王府、寺院藏书遭劫掠，部分流入传教士手中。例如，梵蒂冈图书馆藏有《永乐大典》残卷（约10册），据考证可能源于庚子事变中翰林院遭焚后的散佚本。

2. 私人收藏家的转手

民国时期，部分中国藏书家（如李盛铎、傅增湘）因经济窘迫出售古籍，传教士通过上海、天津的古董商购得。例如，梵蒂冈藏有元代《王祯农书》抄本，即由比利时传教士雷鸣远（Vincent Lebbe）于1930年代在华北收购。

四、学术机构的交换与捐赠

1. 20世纪的汉学合作

1920年代，梵蒂冈图书馆与法国汉学机构（如巴黎国立图书馆）建立文献交换机制，获得部分中国科技文献的复制本。同时，西方汉学家（如伯希和、戴密微）偶尔向梵蒂冈捐赠私人藏书。

2. 当代捐赠

1980年代后，旅居欧洲的华人学者及收藏家，出于保护文物的目的，向梵蒂冈图书馆捐赠家族旧藏。例如，旅法学者陈庆浩曾捐赠明清民间算学抄本30余种。

五、文献的独特性与学术价值

梵蒂冈图书馆的中国古籍具有三大特征：

1. 孤本性：约30%为国内失传的版本，如南宋《数书九章》抄本（比国内现存明刻本早200年）、元代《授时历》校勘记。

2. 官方性：包含大量明清宫廷刻本（如武英殿本《历象考成》）和钦定文献，反映当时最高科技水平。

花间孔雀图

3. 西译痕迹：部分古籍附有传教士的拉丁文批注或译文，如《九章算术》卷首有利玛窦学生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的几何注释，成为中西数学交流的直接证据。

六、争议与反思

这些古籍的获取过程伴随殖民时代的文化权力关系，部分文献（如战乱中劫掠的版本）的合法性存在争议。20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多次呼吁国际社会重视流失文物的返还问题，但梵蒂冈以“学术研究需要”为由，尚未形成系统性归还机制。当前，这些古籍主要通过数字化项目（如“中华古籍资源库”国际合作）向中国学者开放，成为研究中国科技史的重要域外史料。

梵蒂冈图书馆的中国古籍是400年来中西交流的“文化切片”，其获取途径交织着传教士的学术热情、殖民时代的权力博弈，以及战乱中的偶然流失。这些文献既是西方认识中国的窗口，也折射出中国科技文明在全球化初期的复杂命运。理其背后的历史逻辑，有助于更客观地审视中西科技交流的双向性，避免陷入“文明优越论”或“文化悲情论”的误区。

来源：陌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