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笔者曾经凭吊多个苏德战争战场，它们包括斯大林格勒战役、列宁格勒围城、莫斯科保卫战、塞瓦斯托波尔战役遗址，以及这些城市的实物、档案资料丰富的战争纪念馆，每当看到那些充满弹孔、炮痕的实物，以及苏联军民的死伤统计资料，笔者总有一个感慨：我们既要为苏联人民的英雄无畏气

笔者曾经凭吊多个苏德战争战场，它们包括斯大林格勒战役、列宁格勒围城、莫斯科保卫战、塞瓦斯托波尔战役遗址，以及这些城市的实物、档案资料丰富的战争纪念馆，每当看到那些充满弹孔、炮痕的实物，以及苏联军民的死伤统计资料，笔者总有一个感慨：我们既要为苏联人民的英雄无畏气概致敬，也要为他们付出了太多不必要的牺牲感到惋惜。

从二战主要盟国死亡统计数据上讲，苏联的死亡率无疑是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四年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共有866.8万名军人死亡前线，近300万人死于战俘营，军人总死亡约1150万；平民约死亡1340-1700万，苏联总死亡人数在2500万至2800万之间，占总人口的约13-14%。

（二战中盟国军事人员死亡人数，不包括战俘死亡的话，苏军死亡总数占盟国牺牲人数的65%，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苏联总体死亡率是英美的10倍以上 （注释一） ，也高于工业水平远低于苏联的中国 （注释二） 。仅就战场而言，英美军队每死亡1名士兵，可以消灭轴心国3名士兵，而苏联每损失1.8名士兵才能消灭1名德国士兵，如果除去战争最后两个月，大量德军因指挥系统崩溃，不得不为沦为苏联战俘的情况，在苏联境内的战斗，大致苏军每牺牲4个人，才能消灭1名德军士兵。

那么苏联有如此高的死亡率呢？有人说是因为德国对苏联人太凶残，但是显然轴心国对待它的所有侵略对象，都不是仁慈的，日军对南京城里的中国人，对待硫磺岛、冲绳岛上的美军，对菲律宾、马来亚的英美战俘，同样非常残忍；纳粹党卫军对欧洲所有蹂躏对象也都是冷血无情的。

也有人说苏德战争是英美的阴谋，丘吉尔、罗斯福祸水东引，让德军主力去进攻苏联，导致苏联付出了巨大伤亡。这其实低估了苏联的战略设计能力，也低估纳粹的外交决策能力，不能说谁坑了谁，谁利用了谁。再说，即便阴谋算计一说成立，但是苏联死亡两千多万人也没有任何必然性，完全可以最小的牺牲换来最大的胜利啊！

如果我们认真分析苏德战争史，苏联如此高的死亡率主要原因还要归结于其自身，在战前的错误备战、外交思路，战争期间低效的军事指挥以及后方管理，这些因素导致了该国付出了太多不必要的牺牲，用了极高的成本换来了一场惨胜。

1. 肃反清洗掉绝大多数优秀指战员，严重削弱指挥能力

在大清洗中大批 红军高级军官被处决，包括总共5名元帅中的3人，15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3人，85名军长中的57人，195名师长中的110人。 1938年底，伏罗希洛夫在国防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宣布: “我们清洗了4 万多人” ，这里所说的应该是被处决的军官数量。广而言之，大清洗中被处决人数超过68万，这些都是苏联政治、军事、文化、科学界的精英，它造成了整个精英层的畏惧、懈怠，在国家命运千钧一发之际不敢发表呼声，是对民族自主应对能力的一个严重伤害。

2. 过于激进的民族政策导致边疆少数民族人心背离

苏联西部边境人口以少数民族为主，北方为波罗的海语民族，中部为白俄罗斯、乌克兰族，南方为鞑靼、卡尔梅克等亚洲系民族，然而斯大林在20-30年代的很多做法主观或客观上严重伤害了这些民族。比如集体化运动和大饥荒带来乌克兰、卡尔梅克、克里米亚鞑靼等民族人口的大量减员，肃反和废除宗教运动导致大量精英被迫害（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罪名死难者就有33万人），导致德军入侵的时候，这些民族消极抵抗，甚至视德军为“解放者”，乌克兰、鞑靼都出现过大批民众与德国合作的事件。

3. 战前错误的对德外交政策，助长了德军实力，以及麻痹了本国军民防备思想

苏联最高层本着对第三帝国战略意图的误判，以及无视国际形势的根本变化，仍把与英美的矛盾视为主要矛盾，与纳粹政权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如果抛弃正义与否本身，单从策略来讲，与德国缔约是分割东欧、建立战略缓冲带的良好契机，但是斯大林及苏联高层入戏太深，真的一度相信“苏德友谊”的神话。

在战前近两年时间里，苏联官方在宣传上严禁任何反法西斯宣传，大力歌颂“苏德友谊” （注释三） ，甚至在1940 年 9 月 27 日，德意日三国缔结同盟条约、暗中磨刀霍霍向苏联的时候，《真理报》依然是一种祝福、乐观的态度，认为这是反对英美帝国主义事业的一个里程碑事件，特别强调苏德友谊不会受到影响。”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现场）

并且，苏联还在经济上则扩大对德出口，为德国提供最急需的粮食、能源和稀有金属等战略物资。据统计1940年苏联向德国出口额比战前增加6倍，战前十八个月，苏联给德国提供的东西包括：160万吨粮食，30万吨食用油，86万吨汽油（约占德国消耗量的五分之一）、锰（14万吨）、镍（2.6万吨）、铬（3000吨）。这时候苏联成为德国稀有金属进口主要来源，帮助德国突破了英美的禁运政策 （注释四） ，但是时隔不久，德军利用苏联提供的关键性原料，生产出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反过来肆虐苏联。

（1939年以后，苏联对德出口猛增）

1941年春夏之交，苏联在外的情报组织以及中国、英国情报机关，不断对克里姆林宫发出战争预警，甚至具体到开战日期和军队番号。但是斯大林想当然认为，德国已经吸取了一战两线作战的教训，在打败英国之前不会进攻苏联的 （注释五） ，而他把打败英国的时间点预测在1942年5月，因此，把苏联进入战备状态推迟到1942年。甚至到了6月14日，《真理报》仍然在辟谣认为德国会坚定地维护苏德友谊，不要相信德国要进攻苏联的传言 （注释六） ，苏联官方并把任何对战争的担忧，都归结为受了英美蛊惑挑拨的结果。

苏联决策层的这种误判敌友、消极备战的思想，加上大清洗带来的恐惧气氛，导致官兵防备懈怠，苏联在西部部署了400多万军队，但是如法国的马奇诺防线一样——庞大而无用，开战半年内就全军覆没，同时近一半人口及40%的工业生产落入德国之手。

4.战争应对方案严重失误，先是过于轻敌，在溃败后又进退无据，导致开战半年主要精锐就全军覆灭

在战争前夕，苏联的部队和武器在数量上远远占优势，苏军部署在西部的兵力达430万，而德军只有250万；苏联火炮、坦克和飞机数量分别是59700门、15600辆和11000架，而德国只有43000门、3650辆和1800架，苏联远远占有优势。

但是苏联决策层过于迷信自己的数量优势，无视德军在之前闪击西欧中已经充分展示的惊人战斗力（德军以牺牲不足10万人代价获得整个西欧大陆），无视自己在苏芬战争中巨大的伤亡（芬兰以牺牲2.35万人为代价，歼灭15.3万苏军），想当然认为自己的单兵团作战能力强于德军 （注释七） 。

因此，在统帅部制订的几份战争预案中，都是只去预测胜利，设想如何迎头痛击德军，然后把战场推进到波兰和东普鲁士境内，而没有溃败防守的预案 （注释八） 。当然苏军中也不乏明白人，但是大清洗余悸仍在，谁否定进攻、主张防守，就可能被定性为严重政治错误，所以也就没有不同声音。

这种脱离实际的预案，导致苏军前线指挥官一开始轻敌、麻痹大意，继而当战争没有按自己设计的剧本走的时候，上下又进退失据、应对无措，不能组织有序的撤退，导致被德军大规模围猎，几次战役损失都异常惊人。

比如1941年6月底的明斯克战役，苏军损失了42万部队及9427门大炮、4799辆坦克、1699架飞机；8月份的基辅会战，战死、被俘超过60万人，是历史上被俘军人最多的战役；9月份结束的斯摩棱斯克战役，48.6万人死亡或被俘。在苏德开战前半年，苏军不可逆损失达到400多万，平均每天死伤超过2.5万人，这也是创了人类军事史记录，远远高于1937年下半年中国军人的伤亡，以苏军的战斗力，如果有科学的军事预案，不至于开局这么惨。

（基辅战役，被围歼的数十万苏军，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5.在战术上，苏军在指挥上仍然使用粗暴的人海战术，唯上层意志和统帅尊严，丝毫不顾及士兵性命，造成苏军死亡率远远高于德军

在苏德战场上，苏军大约有250个师被整建制消灭（即死亡和被俘比例达到70%以上），这也是战争史上极其罕见的，就连与日军武器悬殊极大的中国政府军，也很少出现整建制被消灭的情况，所以，这不能归结为武器的问题，而是苏军战术以及对士兵生命爱惜程度的问题。

比如，苏军一直认为撤退就是耻辱、投降，对任何撤退的军官和士兵严惩都不贷，仅开战第一年就有99.4万人被军事法庭审判，22.1万人被枪决。在严酷的军法高压下，新征入伍的、缺乏经验的士兵被迫在德军猛烈炮火下，做无用的冲锋 （注释九） ，有时候为了推进几公里，要牺牲十几万的生命，当然战场上寸土必争，不过也不能不讲成本收益比例使蛮劲。有人统计在苏德战争期间，苏联士兵从应征到死亡时间不超过5个月，在一些猛烈的战斗中则不超过一周。

（塔斯社在战争拍摄的士兵冲锋照，作为“英雄士兵”的样本）

根据笔者对苏德战争英文资料的统计， 1941年度苏军和德军的战争损失（死伤被俘人数）比例为10:1，1942年度为5:1，1943年度在苏联取得战争主动权的情况下，死伤率比仍可达3:1 （注释十） ；即使到了战争末期，苏军完全具有人数和火力优势情况下，伤亡仍然明显高于德军 （注释十一） 。

这种粗暴的只强调进攻的战术，也导致巨量的苏军因为不能撤退，转化为下一阶段的有生力量，而沦为德国战俘营的万人坑枯骨。到1941年底，苏军被俘人数到335万，1942年仍然在140万左右，整个卫国战争期间，苏联被俘人数为560万-660万之间，大大超过了其他盟国被俘人数。二战期间美军被俘约10.3万人，英国及英联邦殖民地被俘军人总数为35.9万，中国为17.6万（国军13万、共军4.6万），到战争结束，估计苏联死于战俘营的人数在190万至300万之间，这些也都是完全不必要的损失。

（条件极其恶劣的战俘营）

6. 后勤医疗管理混乱，导致苏军伤病死亡率奇高

后期医疗方面，四年战争中，苏军共有379.8万人因伤病入院治疗，137.1万人死于占地医院，其中因受伤死亡110.4万，因病死亡26.4万，苏联伤员死亡率约为33%，这个数据也远远高于中国，中国抗战期间因伤病死亡军人数量为42.2万（住院死亡率约18.3%），美军伤病死亡人数约6万（住院死亡率约10%）。苏军超高伤病死亡率，不仅仅归结于缺医少药或气候，其医疗条件应该好于中国，跟卫生系统的管理混乱有关。

7.计划体制下，机构和个人都缺乏迁徙自由，大量平民来不及撤退，死于战火及德国其他战争罪行；后方的食品配给制度僵化、低效，加剧了粮食短缺，饿死上百万平民

战争爆发后，苏联统帅部立即组成了疏散委员会，整个战争期间共有1500多家工厂、1600余万人被疏散到后方。但是计划体制下的苏联，实行严厉的户籍制度和迁徙控制，哪些人被疏散基本上是由疏散委员会决定，在交通运力很有限的情况下，只有工人、青壮年劳动力可以撤退到后方，个人并无太多选择自由。

（战时疏散卡）

另外，更关键的是苏联实行严格食品配给制，即便是你可以逃离占领区，在新的落脚地，因为拿不到粮食供应凭证，也很难立足 （注释十二） 。这种僵化的、民众被包办一切的管理体系，导致大量平民不能及时撤退，只好坐以待毙。笔者在参观列宁格勒围城纪念馆的时候，感受最深的是这座城市人口如果在战争期间充分疏散，断然不会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

根据俄罗斯友人提供的俄语档案资料，战前列宁格勒人口约350万，到9月德国包围该城之前，仅仅组织撤离了48.8万人，留在城内的近400万平民及守军供应立即成为严重问题，导致仅在1941年至1942年冬天就有近50万人饿死的惨剧，整个战争期间列宁格勒平民死亡数量则高达80-100万左右。

这种计划体制的另一个弊端是：官僚体系主导的、取消了自由市场的食品配给制，导致后方食物流通效率低下、腐败严重 （注释十三、十四） ，加剧了因为西部粮食主产区被德军占领带来的粮食供应的紧张，导致饥荒的发生。

（排队领取面包的城市居民）

根据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政府的统计，由于食物短缺，在后方约有 250万至 320 万平民死于饥荒和疾病（其中死亡率最高的是古拉格系统的劳改犯人，约有93万人遇难）；这种严格配给制下的饥荒，甚至延伸到战后的1945年至1947年，这两年又有100-150万人遇难。

所以， 苏联僵化的行政主导的战时机制，扼杀了社会的自动避险和自救能力，严重放大了灾难 。我们可以中国抗战时间动员做比较，在八年抗战期间，共有1450余万人撤退到四川、陕西等全国大后方，3500余万人撤退到本地后方，共计5000余万人，中国在交通运力严重不如苏联的情况下，完成如此大规模的疏散，靠的是社会的自发组织协调，避免了更大损失的发生。

并且因为中国后方战时经济是一个自由的市场体系，尽管大量人员的涌入给落后的西部，但是保障基本温饱不是问题，除了河南前线因为大旱发生了1944年大饥荒，后方基本没有发生什么饿死人的事件，像贫瘠的陕甘宁地区，战时经济甚至比以前有所发展，这都可以视为自由经济的缓冲、自我修复作用。

8.结语：决策、管理体制决定着一个社会应对危机的代价和成本

根据以上的分析，如果苏联对德国有清晰的战略判断的话，战争第一年1000万人以上的死亡，多数本来可以避免；如果苏联在军事上对敌我有清晰判断，采取一个战略保守的防御方案的话，军事战斗死亡人数也应该至少减半；如果苏联采用现代战争指挥策略，并且充分爱惜士兵生命的话，笔者认为阵亡人数和伤病死亡人数，减少一半也不是问题；如果苏联尊重市场，而不是采用配给制的话，战争期间后方饿死的人也会减半。

以中国的国力，即便是以抗战时间为八年计算，每日死于战争的人数也不过4000余人，以14年计算，则每日2400余人，而苏联在四年卫国战争中每日死亡近2万人。笔者认为，以苏联的工业实力、军事实力，以及参考西方国家对德作战损失，如果它有充分的战争预警、科学的作战方案、人性化的战术及自由化的食品流通体制的话，即便是考虑300万德军主力投放在苏联战场，并且苏联德国死伤比在2:1，以及战争造成一定数量平民死亡（一战俄国死亡331万人），其损失在500万-800万人之间属于正常。

然而，仅军人方面，在整个二战中苏联共有3450万人应征入伍，伤亡、被俘总数累计为2959.3万，比例高达84%，其中死亡率超过30%，这既是德军残暴施虐的后果，也是管理不善导致的灾难。

所以，苏联卫国战争既是一个英雄主义教科书，让我们了解苏联人民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它也是一个现代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教科书，它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民主的决策，自由的市场和社会秩序，科学的管理方法，对于一个社会应对灾难多么可怕，它会极大放大灾难造成的损失。

【注释及参考文献】

注释一：英国在西欧、北非和东南亚战场与轴心国作战，英军死亡人数38.3万，平民死亡6.7万，死亡国民占总人口的0.94%；美军在全球与轴心国作战，共死亡40.7万军人、1.21万平民，死亡率占国民总数0.32；法国死亡军人21万，平民39万，死亡率约为1.44%。

二战期间，英美法盟军在欧洲西线战场以死亡32万人为代价，消灭了约70万德军；太平洋战场，英美共死亡24.3万，而日军死亡96.5万；北非战场英美盟军死亡3.8万人，德意联军死亡4.1万人。总体看，盟国与轴心国死亡比约3:1。

注释二：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国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军人死亡约为211万（国军188万、共军23万），平民死亡约为750万至1000万之间。中国军队共击毙约55万日军，另外击毙的朝鲜仆从军、伪军也应该至少50万，所以大致中国每牺牲2名士兵，就可以消灭1个敌人，这个损失比也是低于苏德战场上的苏军的。

注释三：从1939年下半年起，苏联宣传部门骤然收紧对反法西斯作品的审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德共领导人台尔曼、左翼记者爱伦堡批判纳粹的作品都被从书店下架，任何具有讽刺德国、纳粹主义的剧目、电影也被严禁上映，反而许多为纳粹党服务的德国艺术家被邀请来苏联演出。纳粹德国驻莫斯科的大使舒伦堡给柏林汇报说：“苏联政府在尽力改变这里的居民对德国的态度……报刊像换了一个样子，全部停止了攻击德国的立场。”

1939年11月30 日的《真理报》发表斯大林的谈话，认为:“不是德国进攻了英国和法国，而是法国和英国进攻了德国，他们应对这次战争负责” 。在苏联的压力下，共产国际也不得不放弃了以往的反法西斯政策，不再号召人民反抗希特勒，改而要求各国同英法做斗争。

注释四：对于苏德经贸关系的意义，纳粹德国的海军上将埃·雷德尔指出：“斯大林的经济援助具有决定性意义，而进一步提供的援助慷慨到这种程度，让西方对德国的经济封锁遭到失败。”

注释五：1941年6月15日，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就边境军区部队是否要进入战斗动员而请示斯大林时，斯大林回复道： “我相信希特勒不会进攻苏联，冒险给自己建立第二条战线” 。

注释六：6月14日的《真理报》社论认为：“德国会像苏联一样，坚定不移地履行互不侵犯条约的各项条款……德国破坏条约入侵苏联的传闻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而近期德军从巴尔干战役中撤出，向德国东部和东北部地区频繁调动是有别的原因，和苏德关系并不相干”。

注释七：苏军上层弥漫着这种自大的情绪，比如1941年初，苏军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在军方高级会议上毫不掩饰得称：“我军一个师的战斗力要远远强于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一个师。双方对攻时我们的师毫无疑问将击败对手，防守中我们的师也足以抗衡敌军２—３个师的进攻。”

注释八：朱可夫晚年对这种战略误判，反省道：“统帅部作出的决定不是依据对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和可靠的计算, 而是从一种不问军队能力，但求积极行动的直感和愿望出发的 ” 。

注释九：德国外交官加里曼，对苏军这种人海冲锋战术回忆说 ：“俄国人进攻时，导致他们毁灭的最大原因就是进攻时的密集冲锋，一波接着一波的，德国人就像砍瓜切菜一样，这样进攻的结果就是一波波苏联人被击毙”，这是当时战场真实的写照。

注释十：以具体战役来看，刻赤半岛战役第二阶段，德军以死亡1738人为代价，击毙俘虏16.3万苏军；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中，德军死亡4264人，苏联死亡或被俘156880人；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德军死亡人数约9000人，而苏军死亡、被俘27万人；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军死亡25万人，苏军死亡47.8万人；库尔斯克战役，德军死伤38万，苏军死伤86万；第二次斯摩棱斯克战役，德军死伤7.05万，苏联死伤45万。

注释十一：1944年的第聂伯河-喀尔巴阡山脉攻势，德军死亡9.3万人，苏军死亡超过27万人；巴格拉季昂行动，德军死伤45万，苏军死伤77万；1944年底波罗的海攻势，德军伤亡3.08万人，苏军伤亡27.9万人；解放匈牙利的德布勒森战役，德军死伤1.5万人，苏军死伤8.1万人。

注释十二：苏联著名文学家格罗斯曼的小说《生存与命运》，就反映了这种疏散机制和配给制度的僵化，老革命家的女儿叶妮亚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前逃到古比雪夫，这个城市明明有一条以她父亲命名的街道，但是官僚们只认疏散委员会的疏散卡，叶妮亚费尽周折也无法落户，这也意味着领不到政府的配给面包。

注释十三：美国学者温迪.戈德曼教授利用俄罗斯公开的档案，进行的卫国战争期间供给制的研究，对此有大量鲜活的案例。比如迁徙到查帕耶夫斯克15号弹药厂有2000多名工人，但是却有450余名地方官员及家属来领空饷，导致工人吃不饱肚子；东迁到车里雅宾斯克的62号弹药工厂，到1943年普遍发生营养不良、浮肿，以工人伊万·贝德诺夫为首的抗议者秘密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汇报说：现在一天只能吃一顿饭，配给卡上的消费品，已经近一年没有分发给工人了……我们有专门的死亡地堡，每天大约有五到七个病人在那里死亡”。

注释十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丹，也利用俄语资料和档案，在论文中揭示了食物配给制中的腐败和滋生的黑市问题。由于食物短缺，因此倒卖食品配给证成为最好牟利方式。克拉斯诺达尔票证局出纳员苏卡契偷窃 16783 张食物购买证后潜逃，新西伯利亚票证局出纳员利娅施科侵吞了309878 张食物购买证和副券；梁赞市粮食贸易托拉斯发放票证的全权代表，虚报供应证数量，然后将多余证件分发给亲属、朋友，他们就可以获得两倍到三倍的供应。

而这些被贪污的食品，又被投放到黑市上售卖，进一步抬高了食品价格。在莫斯科黑市，1941年 1 月土豆的价格是 1.6卢布/公斤，一年后价格上涨到 12 卢布/公斤，到 1943 年 1 月价格为 40 卢布/公斤；鸡蛋价格在战前是1.6卢布/个， 1942 年 1 月 是 5.2卢 布/个，1943 年 1 月涨到19卢布/个。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