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医生,我都这把年纪了,得这种病...是不是老天爷惩罚我?”李国昌颤抖着递过检查单,眼角泛着泪光。
“陈医生,我都这把年纪了,得这种病...是不是老天爷惩罚我?”李国昌颤抖着递过检查单,眼角泛着泪光。
陈敏医生轻叹一声,拍了拍老人消瘦的肩膀,“李伯,艾滋病不是道德审判,再进一步检查检查吧。”
01初春的广州,荔湾老城区的骑楼下已经渐渐热闹起来。
六十八岁的李国昌穿着整洁的浅蓝色衬衫,戴着一顶褪色的鸭舌帽,推开了家门。
这是他十几年如一日的早晨习惯——清晨六点起床,六点半准时出门,沿着石板路走向泮溪酒家,那里是他的“老友记”早茶聚会地。
“李师傅早啊!”卖鲜花的阿姨远远地打着招呼。
“嗯,阿莲早。今天的茉莉比昨天香啊!”李国昌笑着回应。
他喜欢这种熟稔的问候,让他感觉自己还是社区的一份子。
退休前,李国昌是广州一家国企的高级钳工,手艺在厂里是数一数二的。
客厅墙上那已经发黄的奖状见证了他辉煌的工作生涯——“先进工作者”、“技术能手”、“模范职工”...
奖状旁边是儿子李伟强一家三口的全家福,照片中儿子西装革履,儿媳妇温婉大方,孙女扎着两个小辫子,笑得格外灿烂。
这个全家福已经有三年没更新了。
自从儿子在深圳的科技公司站稳脚跟,回来的次数就越来越少。
客厅的另一侧,是一个简朴的木制供台,上面放着李国昌已故老伴的遗像。
相框前总是摆着新鲜的水果和一杯热茶,即使老伴离开已经十年,这个习惯李国昌从未间断过。
“秀芬,今天又是新的一天了。”每天出门前,他都会对着遗像说一句话,仿佛老伴还在身边。
泮溪酒家里,几位老友已经占好了靠窗的位置。
“老李来啦,今天又迟到一分钟!罚你先叫茶!”退休教师张大明笑着调侃道。
“好好好,今天我请,大家随便点。”李国昌摘下帽子,放在一旁的椅子上,熟练地拿起茶壶给大家倒茶。
这个由退休老人组成的早茶团几乎天天见面,谈天说地,从国际形势到邻居家的鸡毛蒜皮,无所不谈。对李国昌来说,这是他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光。
“老李,听说你前天又帮了楼下王婆修水管?你这手艺不退休,都能开店了。”曾在税务局工作的刘退休感叹道。
李国昌摆摆手:“小事一桩,她一个老太太,叫什么师傅啊,多花钱。我闲着也是闲着。”
确实,在社区里,李国昌的热心肠是出了名的。
谁家电器坏了、水管堵了,只要一个电话,他二话不说就提着工具箱上门。
街道组织的象棋比赛,他也是常客,虽然水平一般,但参与的热情高涨,还常常自掏腰包给获胜者买奖品。
这样平静而充实的生活,直到那天早晨,李国昌在洗漱时发现锁骨附近有一片红疹。
起初他没在意,以为是蚊虫叮咬,抹了些花露水就出门了。
但一周后,红疹不仅没消退,反而扩散开来。
“可能是上了年纪,皮肤变差了。”李国昌自我安慰着,还是去了社区医院。
年轻的医生看了看,草草写下“接触性皮炎”的诊断,开了一小管皮炎平。涂了两周,红疹确实淡了些,李国昌也就没再当回事。
生活照旧,早茶、棋牌、帮邻居修修补补,偶尔去儿子家小住几天。
六月初的一天,李国昌像往常一样去了社区老年活动中心。
有个新搬来的徐姓邻居的电风扇坏了,他主动上前帮忙。
修理过程中,不小心被风扇的金属片划伤了手臂,伤口不深但流了些血。
“李伯伯,要不要去医院打针?”徐邻居担忧地问。
“不用不用,小伤,我去社区诊所简单处理一下就行。”
在社区诊所,护士给他消毒后,打了一针破伤风疫苗。
这件小事,当时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李国昌很快就忘了这茬。
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平常的小插曲,却成了后来灾难的开端。
七月中旬,广州进入了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
这天早上,李国昌起床时感到一阵头晕,量了体温发现有37.5度的低烧。
他以为是天气太热中暑了,喝了两杯凉茶,继续坚持去泮溪酒家。
“老李,你脸色不太好啊。”张大明关切地问。
“可能是天气热,没休息好。”李国昌勉强笑笑,但早茶才喝了一半,他就感到一阵恶心,不得不提前回家休息。
接下来的几天,低烧断断续续,不高但就是退不下去。
他开始感到异常的疲惫,甚至连最爱的象棋比赛都提不起精神参加了。
一向独立的李国昌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能是真的病了。
02八月初的一个午夜,李国昌突然被一阵剧烈的咳嗽惊醒,感觉呼吸困难,全身无力。
他挣扎着拨通了120。
广医二院的急诊室灯火通明。
李国昌被迅速送入留观室,医生初步诊断为肺部感染,开始使用抗生素治疗。
“李伯,您这情况看着不像普通感冒啊。我们先抽血做个详细检查。”值班医生陈敏是呼吸科的主治医师,三十五岁左右,戴着黑框眼镜,说话温和但专业。
第二天血检结果出来,陈敏医生眉头紧锁——李国昌的白细胞数量异常,CD4淋巴细胞计数明显偏低。
更令人担忧的是,常规抗生素治疗似乎没有明显效果。
“需要做进一步检查,我建议您住院观察。”陈敏对前来照顾父亲的李伟强说。
李伟强是接到医院电话后连夜从深圳赶回来的。
他三十七岁,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技术主管,工作繁忙,平时很少有时间回广州看望父亲。
“好的,医生。不管费用多少,请一定给我父亲最好的治疗。”李伟强有些自责,这些年来对父亲关心不够。
住院部的护工老周负责照顾李国昌的日常起居。
老周六十出头,是医院聘请的退休护工,经验丰富。
他很快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李国昌似乎在偷偷倒掉医生开的部分药物,特别是那些抗病毒的药片。
一天深夜,老周去病房查看时,发现李国昌蜷缩在床上小声啜泣。
“李老弟,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老周关切地问。
李国昌摇摇头:“没事,就是想家了。这医院住着不习惯。”
老周没有多问,但他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
第二天,他婉转地向陈敏医生反映了这一情况。
与此同时,李伟强在整理父亲的随身物品时,发现了一件令他困惑的事情。
父亲床头柜里的旧存折显示,过去半年中有几笔不小的取款记录,总额近两万元,这对一个每月只有三千多元退休金的老人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
更奇怪的是,这些钱取出后去向不明,李国昌平时生活极为节俭,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开销。
“爸,您这存折上的钱......”李伟强试探着问。
“那是我的养老钱,怎么了?”李国昌有些警觉地回应。
“没什么,就是看您取了不少,是有什么用途吗?”
“老了,难免有些医药费,再说了,我自己的钱,我还不能用了?”李国昌罕见地提高了声音,显得异常激动。
李伟强不再追问,但心里的疑惑更深了。父亲从来不是一个情绪化的人,这反常的表现背后,一定有什么他不知道的事情。
同一天下午,陈敏医生带着她的团队再次来到李国昌的病房。
“李伯,我们需要做一项特殊检查。”陈敏的语气变得更加谨慎。
“什么检查?”李国昌问道。
“HIV筛查。”陈敏直接了当地说,“您的症状和血液指标有些特殊,我们需要排除这种可能性。”
听到这三个字母,病房里突然安静得可怕。
李伟强呆立在一旁,而李国昌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医生,你是说...艾滋病?不可能的!我一个老头子,怎么可能......”李国昌的声音颤抖着,几乎要哭出来。
陈敏安抚道:“李伯,这只是常规排查,不一定是,但我们需要确认。”
检查当天下午,结果出来了——HIV初筛阳性。
这个消息如同一颗炸弹,瞬间击垮了李家父子。
李伟强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双手掩面,不知所措。
而李国昌则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岁,目光呆滞,一言不发。
当晚,李伟强打电话通知了妻子张婷这个噩耗。
电话那头的张婷失声痛哭。
“怎么会这样?爸他......他平时不是挺正经的一个人吗?”张婷的声音中带着难以置信和一丝责备。
“我也不明白,医生说还需要进一步确认感染途径。”李伟强艰难地回答。
“我们可馨才九岁,她不能去医院看爷爷了,万一......万一传染了怎么办?”
李伟强没有反驳妻子的话,尽管他知道艾滋病并非那么容易传染,但此刻他无法理性思考。
第二天上午,陈敏医生正式向李国昌和李伟强解释了检查结果和下一步治疗方案。
当李伟强暂时离开办公室去接电话时,出乎意料的一幕发生了——
李国昌突然从椅子上滑下,跪在了陈敏医生面前。
“陈医生,求求你,能不能不要告诉我儿子具体情况?就说是普通肺炎......”老人哽咽着,眼泪顺着皱纹密布的脸颊滑落,“我...我不能让他们知道真相......”
陈敏连忙扶起老人:“李伯,您先别激动。艾滋病现在有很好的治疗方法,不是绝症。您的家人需要知道真相,才能更好地帮助您。”
就在搀扶的过程中,陈敏注意到李国昌的衣袖下有一些抓痕,似乎是他自己抓挠留下的。
这些伤痕与他最初发现的皮疹位置相符。
作为经验丰富的医生,陈敏意识到这可能是重要线索。
同一天下午,市疾控中心的流调员杨科来到医院,开始对李国昌的感染途径进行调查。
“李伯,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如实回答几个问题。”杨科态度温和但专业,“您以前有过输血或大手术经历吗?”
李国昌摇头:“没有,我身体一直很好,除了前几年做过白内障手术,没有大手术。”
“那有没有使用过注射类药物?或者与他人共用过注射器?”
“绝对没有!我连打针都怕,怎么可能用那些东西?”
“最近半年内,有没有......”杨科稍作停顿,斟酌着词语,“有没有不洁性接触?”
李国昌激动地站起来:“你什么意思?我都快七十岁的人了,你在侮辱我吗?”
李伟强连忙按住父亲的肩膀,示意他冷静。
检查李国昌的就诊记录时,杨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去年底至今年初有一段近三个月的空白期,没有任何社保医疗记录,不像是这位定期体检的老人的习惯。
“李伯,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二月,您去过医院或诊所吗?我们注意到记录上没有显示。”
李国昌神色闪烁:“没、没去过,那段时间身体挺好的。”
就在谈话即将结束时,一位年轻护士走进来,向陈敏医生报告:“陈医生,我查到李伯今年六月在隔壁社区诊所有过一次就诊记录,是因为手臂被划伤,打了破伤风疫苗。”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信息,成为了解开谜团的第一把钥匙。
随着李国昌的病情进一步确诊,真相的碎片渐渐浮出水面。确认是HIV阳性后,李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爸,你必须告诉我们实情。”李伟强在病房里,声音低沉而坚定,“你到底是怎么感染的?”
李国昌躺在病床上,目光游移,不敢直视儿子的眼睛:“我...我也不知道啊。”
“不知道?”李伟强的情绪几乎要爆发,“你存折上的那些钱呢?去哪了?为什么隐瞒那段时间的去向?医生说你可能感染至少半年了!”
老人不说话,只是默默流泪。
李伟强的妻子张婷带着女儿可馨来医院探望,但只在门口停留了片刻。
“伟强,我和可馨在外面等你。”张婷红着眼圈说道,紧紧拉着女儿的手不让她进病房。
“爸,妈妈为什么不让我进去看爷爷?”可馨天真地问。
“爷爷...爷爷生病了,医生说要隔离。”张婷艰难地解释。
这一幕被恰好路过的陈敏医生看在眼里。她皱了皱眉,走上前去。
“您好,我是李伯的主治医生陈敏。您是他的儿媳妇吧?”陈敏礼貌地问道。
张婷警惕地点点头。
陈敏轻声解释:“艾滋病不会通过普通接触传染,您和孩子可以正常探望老人,只要不接触他的血液就没问题。”
张婷脸上的表情缓和了一些,但仍然犹豫:“我...我知道,但孩子还小,我不想冒险......”
就在这时,医院走廊里突然传来一阵骚动。
陈敏赶忙回到李国昌的病房,发现老人已经不在床上。
一位护士慌张地跑来报告:“陈医生,李伯去了您的诊室,说要找您!”
陈敏快步走向诊室,推开门,看到了让她震惊的一幕——李国昌跪在地上,痛哭不已。
“李伯!您这是做什么?快起来!”陈敏连忙上前扶他。
“陈医生,求求你帮帮我......”李国昌抓住陈敏的手,声音颤抖,“别让我儿子知道真相,我...我死都不能让他们知道......”
“什么真相?李伯,您必须坦白,这关系到您的治疗。”陈敏严肃地说。
就在这时,陈敏注意到李国昌衣袖下露出的手臂上有更多抓痕,已经结了痂。
她轻轻卷起老人的袖子,发现从手腕到上臂有大片的皮疹和抓痕。
“这些皮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陈敏问道。
李国昌低着头:“大概半年前吧,一开始以为是过敏......”
这一答案与HIV感染的时间吻合。
陈敏正准备进一步询问,李伟强突然推门而入。
“爸!”李伟强看到跪在地上的父亲,冲上前扶起他,“你怎么在这?”
李国昌没有回答,只是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与此同时,市疾控中心的调查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杨科和他的同事们根据李国昌的活动轨迹,开始走访社区诊所和周边区域。
令人意外的是,社区诊所的护士回忆起了那次李国昌前来处理手臂伤口的详细情况。
“是的,那天下午他来过。伤口不大,但出血不少。我给他消了毒,打了破伤风针。”护士回忆道,“当时诊所比较忙,有几个病人同时在处理外伤。”
这条信息引起了杨科的警觉。他开始调取诊所的设备使用记录,特别关注了消毒设备的运行情况。
回到医院,陈敏医生决定对李国昌进行一次私下谈话。
在确保没有家属在场的情况下,她直接了当地问道:
“李伯,您是否在过去半年内有过性接触?这对确定您的感染途径非常重要。”
李国昌沉默了很久,最终轻轻点了点头,眼泪再次夺眶而出。
“是...是去年底,我...我去了一次...那种地方......”他羞愧难当,声音几乎听不见,“我老伴走了十年,我...我太孤独了......”
这个告白如同一块巨石,压在陈敏心头。她没有评判,只是继续询问细节,希望能找到更多线索。
“您能回忆起具体时间和地点吗?”
李国昌艰难地回忆道:“去年十二月份,在长寿路附近...一家理发店的后面......”
陈敏迅速将这一重要线索告知了疾控中心。
杨科立即组织人手前往调查。
但令人遗憾的是,那家理发店已经更换了老板,而李国昌所描述的女性——一位自称“阿萍”的中年女子,已无处可寻。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之际,一个意外的发现让案情出现了转机。
防疫站的刘主任在查看社区诊所的消毒设备使用记录时,发现了异常——在李国昌就诊的那天,诊所的高温消毒柜使用时间明显短于标准流程要求的时间。
为了验证这一发现,刘主任调取了诊所当天的监控录像。录像清晰地显示,在李国昌就诊前后,诊所的一名实习护士因为着急下班,提前关闭了正在运行的消毒柜。
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录像还显示,在李国昌之前,有一位面色憔悴的中年女性也在该诊所处理了手臂伤口...所用的器械,正是后来给李国昌使用的同一套。
疾控中心立即对该中年女性展开追踪调查。经过一周的努力,他们终于在广州郊区的一处出租屋找到了这位女子——正是李国昌所描述的“阿萍”。
一次血液检测确认,阿萍也是HIV阳性,而且病毒已经处于中期阶段。
拼图的碎片终于连接在一起——李国昌确实与阿萍有过性接触,但他们都使用了安全措施;真正的感染源头,很可能是那把未经充分消毒的医疗器械。
当陈敏将这一发现告诉李国昌时,老人先是震惊,继而泣不成声。
“我...我以为是我自己的错,我已经准备带着这个秘密离开人世......”
陈敏温和地握住老人的手:“李伯,艾滋病不分好人坏人,它只是一种疾病。无论感染途径是什么,您都值得尊重和治疗。”
随后,陈敏又将事实真相告诉了李伟强。
听完全部经过,李伟强一时无言,只是沉默地站在窗前,看着医院外的车水马龙。
“医生,我爸他......”李伟强哽咽着,“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
陈敏叹了口气:“他怕失去你们的尊重和爱。有时候,对老人来说,尊严比生命更重要。”
这一刻,李伟强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
他冲出诊室,直奔父亲的病房。
李国昌正靠在床头,望着窗外发呆。
听到脚步声,他缓缓转过头,眼中满是恐惧和忐忑。
李伟强什么也没说,只是紧紧抱住了父亲。
两个男人,就这样无声地流泪,仿佛要把多年的隔阂和误会都在这一刻融化。
时间回溯到半年前的一个冬日午后。
李国昌裹着厚实的棉服,走在长寿路的人行道上。
他刚刚参加完一个老同事的告别仪式,心情格外低落。
“又一个老伙计走了......”李国昌喃喃自语,“以后谁还记得我们这些老家伙......”
走着走着,他不知不觉来到了一家名为“康乐理发店”的小店前。
橱窗上贴着“特价剪发30元”的字样,店内灯光昏暗,只有一位中年女子坐在前台,正在翻阅杂志。
“欢迎光临,理发吗?”看到李国昌推门而入,女子抬起头,露出职业性的微笑。
“嗯,剪个头发。”李国昌点点头,在理发椅上坐下。
女子熟练地给他披上理发布,开始修剪。在理发过程中,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老先生一个人住吗?”女子问道。
“是啊,老伴走了十年了,孩子在深圳工作。”李国昌答道。
“我叫阿萍,四川人,来广州十几年了。”女子自我介绍道,“老先生看着挺精神的,退休了还得好好享受生活嘛。”
聊天间,李国昌发现阿萍异常健谈,而且对他这个陌生老人格外关切。
剪完头发后,阿萍主动提出给他按摩头部,李国昌也没多想就答应了。
那温暖的手指在头皮上轻柔地按压,让李国昌有种被关怀的感觉,这是他许久未曾体验过的。
“老先生,我们店后面还有足疗按摩,要不要体验一下?”阿萍在他耳边轻声问道,“老年人专享优惠。”
也许是寂寞太久,也许是那天特别脆弱,李国昌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
阿萍带他穿过一道褪色的门帘,进入了店铺后面的一个小房间。
房间里只有一张简易床和一盏发出粉色光芒的台灯。
“这......”李国昌突然意识到情况不对,转身就要离开。
“别怕,老先生。”阿萍拉住他的手,“就是按摩而已,我这还有健康证呢。”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塑封的证件,上面确实有她的照片和一些官方印章。
李国昌犹豫了。
阿萍的态度热情而不做作,仿佛真的只是提供正常服务。
最终,一种莫名的信任感和长久以来的孤独感战胜了他的警惕心。
就这样,在那个阴冷的冬日午后,六十八岁的李国昌犯了人生中最隐秘的一个错误。
尽管他坚持使用了保护措施,但在第三次相遇时,一个不经意的意外——安全套破裂——被两人都忽视了。
阿萍只是随手从包里拿出一管云南白药涂在手指上的小伤口上,说了句“没事”,他们就继续了。
这个细节,成为了李国昌后来无数个辗转难眠夜晚的梦魇。
直到春节前夕,李国昌带着一个红包去看阿萍,却发现理发店已经换了老板,门口贴着“新张开业”的红纸。
新来的年轻理发师对“阿萍”这个名字毫无印象。
当晚,他独自一人吃了碗清水面,窗外是此起彼伏的鞭炲声。
电视里播放着春晚,欢声笑语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他不知道的是,在阿萍匆忙离开的出租屋里,床头柜上留下了一个未拆封的HIV检测试剂盒。
05“李伯,我们终于找到关键证据了。”
九月初的一个上午,陈敏医生和市疾控中心的杨科一同来到李国昌的病房。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我们追踪到了您感染HIV的最可能途径。”杨科翻开手中的档案,“根据我们的调查,您去年年底确实与一名HIV携带者有过接触,但由于您使用了安全措施,从概率上看,通过那种方式感染的可能性其实很低。”
李国昌低着头,不敢看儿子的表情。
“真正的问题,”陈敏医生接过话题,“出在今年六月您去社区诊所处理手臂伤口的那次就诊。”
李伟强皱眉问道:“您是说,我父亲是在医疗过程中被感染的?”
杨科点点头:“我们调查发现,那家社区诊所存在严重的消毒不规范问题。特别是在处理外伤时使用的器械,没有按照标准流程进行高温消毒。”
陈敏补充道:“从监控录像可以看到,在李伯就诊前,有另一位病人——就是那位阿萍女士,也在同一张处置台上处理过伤口。而且使用了同一组器械。”
李国昌震惊地抬起头:“你是说......我是在诊所被感染的?”
“极有可能。”杨科表情严肃,“我们查阅了监控,发现当天诊所特别忙,有个实习护士为了赶时间,提前关闭了消毒柜的电源,导致器械没有达到灭活病毒所需的温度和时间。这是整个事件中最致命的疏忽。”
李伟强双手紧握成拳:“这是严重的医疗事故!”
“没错,目前卫健委已经介入调查,那家诊所已经被责令停业整顿。”杨科回答,“同时,我们也找到了阿萍女士,确认她确实是HIV携带者,但她声称自己并不知情。”
“她...她现在怎么样了?”李国昌轻声问道。
“正在接受治疗和心理疏导。她自愿协助我们的调查,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杨科顿了顿,“根据她的说法,她的丈夫两年前遭遇车祸,为了筹集医药费,她才不得不......”
陈敏医生最终打破了沉默:“李伯,我们现在可以确认,您的感染很可能是由于医疗器械消毒不彻底导致的。虽然您确实有高危行为,但真正的致命细节,是医疗过程中的那个被忽视的环节。”
当天下午,李国昌和阿萍在市疾控中心进行了一场特殊的见面。
两人隔着一张长桌相对而坐,气氛尴尬而沉重。
“李......李大爷,对不起......”阿萍哽咽着开口,“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已经......”
李国昌摆摆手,声音沙哑:“不怪你。我们都是受害者。”
调查表明,阿萍的丈夫也是HIV阳性,而他曾在去年初在同一家诊所处理过工伤。
这一发现,让整个事件形成了一个悲剧性的闭环。
疾控中心的调查报告最终确认,这起事件中至少有5人因为该诊所的消毒不规范而感染HIV,李国昌和阿萍只是其中之二。
06十月初的一个傍晚,李伟强独自来到父亲的老房子收拾东西。
李国昌已经出院一周,暂时住在医院附近的一个出租屋里,方便定期复查。
客厅里,那面挂满奖状的墙依然如故,只是多了些灰尘。
李伟强轻轻擦拭着那些发黄的证书,每一张都记录着父亲辉煌的工作生涯。
当他走到墙角的全家福前,情绪终于决堤。
那张照片里,父亲笑得那么骄傲,母亲温柔地依偎在他身边,年幼的自己坐在前面,一家人幸福美满。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李伟强喃喃自语,突然一拳砸在墙上,相框跌落,玻璃碎了一地。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李伟强擦干眼泪,去开门,发现是父亲的老友张大明。
“伟强啊,你爸爸呢?好几天没见他来喝早茶了。”张大明关切地问。
李伟强一时语塞:“他...他身体不太好,去医院检查了。”
送走张大明后,李伟强陷入沉思。如何向父亲的朋友们解释这一切?如何让父亲重新融入那个熟悉的社区?艾滋病,这三个字在许多人心中仍然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与此同时,李国昌在出租屋里独自面对煎熬。
桌上摆着一排抗病毒药物,这些将是他余生必须每天按时服用的“伙伴”。
夜深了,寂静的房间里只有时钟的滴答声。
李国昌从床头柜取出一瓶安眠药,倒出一大把,仿佛这样就能结束所有痛苦。
就在他准备吞下药片的那一刻,手机突然响了。
是一条短信,来自他的孙女可馨:“爷爷,我的画得了一等奖!妈妈说等你好了,我就去给你看!爱你哦!”短信后面是一个稚嫩的爱心表情。李国昌的手颤抖着,药片撒落一地。他扑在床上,无声地抽泣。
第二天上午,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李国昌的老小区进行例行采样和调查。很快,小区里开始流传各种猜测。“听说是查艾滋病的?”“是不是咱们小区有人得了那个病?”议论声此起彼伏。
下午,李国昌的房东突然来访,委婉但坚决地表示,希望他能尽快搬离。“李伯,不是我不讲人情,但您知道,这房子还要租给别人......”房东支支吾吾地说。
就在李国昌最绝望的时刻,意料之外的支持出现了。陈敏医生主动联系了李伟强,提出组织一次小型的家庭心理疏导会。在会上,陈敏详细解释了艾滋病的传播途径、现代治疗方案及患者的生活质量问题。
“现在的抗病毒药物已经非常有效,只要按时服药,定期检查,李伯完全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很多年。”陈敏耐心地解释,“关键是心理上的支持和接纳。”
李伟强的妻子张婷听完解释,羞愧地低下了头:“我太无知了......对不起,爸。”
当晚,一个简单而温馨的家庭晚餐在李伟强家举行。饭后,小可馨趴在爷爷腿上,好奇地问:“爷爷,你为什么要吃那么多药啊?”
李国昌看了儿子一眼,轻声回答:“爷爷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要按时吃药才能健康。”
“那我也要监督爷爷按时吃药!”小可馨认真地说。
次日清晨,李国昌独自来到珠江边散步。陈敏医生偶然遇见了他,两人沿着江边慢慢走着。
“陈医生,你知道吗?这十年来,我第一次感到如此孤独。”李国昌望着远处的江面,“自从我老伴走后,身边的朋友一个个离去,儿子忙于工作,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那次......我去找阿萍,不仅仅是为了那种事,更多的是想找个人说说话,感受一下被人需要的感觉。”
“我这一生,没做过什么坏事。可到头来,却因为一次软弱和一个医疗疏忽,背上了这样的十字架。”李国昌的声音哽咽了,“我最大的悔恨,不是感染了病,而是差点因此失去了家人的尊重和爱。”
陈敏轻轻拍了拍老人的肩膀:“李伯,每个人都有脆弱的时候。重要的是,您的家人依然爱您,他们正在学着理解和接纳。”
十二月中旬,李国昌去广医二院进行了首次大型复查。结果显示,在规范抗病毒治疗下,他的CD4指标有了明显回升,病毒载量也降到了检测限以下。
“恭喜您,李伯,治疗效果很好。”陈敏医生微笑着说,“只要坚持服药,定期复查,您的预期寿命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检查结束后,陈敏告诉他阿萍女士的丈夫已经出院,他们决定回四川老家重新开始。
“祝他们好运吧。我们都是命运的棋子,但至少,我们还能决定如何走完剩下的路。”李国昌感慨道。
艾滋病,不再是他身份的全部定义。
他依然是那个退休钳工李国昌,是父亲、爷爷,是朋友、邻居,是一个普通人,带着伤痕,但依然坚强地活着。
来源:萧竹轻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