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零一五年四月，五艘共载有约二千名移民、目的地是欧洲的偷渡船在地中海沉没，计一千多人葬身鱼腹，揭开了欧洲难民危机的序幕，随后欧洲在一年内接收了一百八十二万名难民。面对史无前例的人道灾难，当时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放下名句：“我们做得到！”（Wir schaffen

文︱黄宇翔

十年前开始，182万北非及中东难民涌入欧洲，改变欧洲政治，东欧学者克拉斯捷夫从中分析欧盟分裂的原因，德国历史学家温克勒则强调要建立共同价值。

二零一五年四月，五艘共载有约二千名移民、目的地是欧洲的偷渡船在地中海沉没，计一千多人葬身鱼腹，揭开了欧洲难民危机的序幕，随后欧洲在一年内接收了一百八十二万名难民。面对史无前例的人道灾难，当时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放下名句：“我们做得到！”（Wir schaffen das）承诺接收大量来自北非与中东的难民。难民危机也是这位执掌德意志战车长达十六年铁娘子最富争议的历史时刻。危机在过去的十年间，除了为欧洲带来移民融入的社会问题，导致反移民的极右政党崛起，如在英国以及德国，目前民意支持度最高的都是极右政党，危机最终更直接使英国脱欧，一度使欧盟面对“脱离潮”，面临生死存亡关头。

在这十年间，欧洲的知识分子也由千禧年初对欧洲整合未来的积极乐观改变了过来，重新反思欧洲的何去何从。当中，就以保加利亚学者、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创办成员兼索菲亚智库“自由策略研究中心”主席伊万．克拉斯捷夫（Ivan Krastev）的《欧洲的黄昏》（After Europe）和德国有深远影响力的史学家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的《西方的困局》（Zerbricht der Westen Uber die gegenwartige Krise in Europa und Amerika）较受关注，两本书都是在二零一七年出版。

克拉斯捷夫在二零一七年时，对欧盟的未来比较悲观，认为欧盟会面对“哈布斯堡帝国”的后尘，本身是一个“拼装国家”，最终走向解体，当时他就认为欧洲要更走向务实，而非价值挂帅。

温克勒也认为难民危机与脱欧危机都代表欧盟内部离心力量进一步加剧，整本书里温克勒充满了问题，接连发问“欧盟会崩溃吗？”“西方会分裂吗？”，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正处于退守阶段，而它的威胁不单是来自外部的专制政体，而是来自“那些民粹主义的运动和政党声称它们才是民主的真正代表，因为它们，并且只有它们才为‘人民’说话”。

难民危机过去十年，即便是当初最积极主张开放的德国，也迎来显著的改变，如前上述，默克尔当时高喊“我们做得到”，决定开放边境，民间出现了一股“欢迎文化”，二零一五年内就接收了九十万的难民。但到了如今同样是来自基民盟的德国新总理默茨，移民政策要大幅收紧了，对非法移民提出强硬的整顿计划，要恢复永久边检、阻止非法入境、严格遣返，并且增加他们获得公民权的时间成本，终止了仅居留三年、德语达到流利水平就可以“快速入籍”的措施，恢复通常居住五年的期限要求。

在过去十年间，德国发生了多次难民引发的社会安全危机，去年更发生了多宗惨案，如五月份一名阿富汗男子持刀袭击集会人士，有警察殉职，六人受伤。在八月，索林根一名叙利亚难民在“多样性节”上刺杀民众，三死八伤。在去年底，前东德地区的马格德堡也有沙特阿拉伯移民驾车冲撞，六人死亡、二百九十九人受伤。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一系列的社会安全危机也使得德国社会思潮转变，大多认为收紧移民政策是必要的。

克拉斯捷夫是保加利亚学者，他代表着来自中东欧的“新欧洲”观点，从他的书里，不难发现他有着与欧盟西部知识分子不同的视野。中东欧有独特历史经验，使得他们对难民危机相较于德国、法国以及北欧国家来得保守。克拉斯捷夫指出，在“苏东波剧变”后，东欧大量的青壮年人口流失到法国、德国等发达地区，如作者所在的保加利亚，在后冷战时代就有十分之一的人口离开家乡，到他乡打工，因此留守的当地人面对（比例上）更多的难民、移民，让他们的生存恐惧感更强烈，担心自己的种族被外来人替代。而且中东欧在融合吉卜赛人（罗姆人）失败了，中东欧人并不相信自己的社会与国家可以融合他者。这些因素决定了中东欧国家对外来难民以及非法移民的更抗拒。

作为中东欧人，克拉斯捷夫提出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观点，他把欧盟的危机比喻说类似“奥匈帝国”的崩溃，认为欧盟“或许会哈布斯堡化”（Perhapsburg）。他指出，欧盟或许像奥匈帝国这样的“哈布斯堡帝国”一样境内有多民族，看起来无比强大，但内部凝聚力与动员力松散，在一战中不堪一击，被肢解收场，历史的悲剧可能会重现。

克拉斯捷夫认为欧洲面对多重的结构性危机：第一，对二战的共同记忆曾是欧洲整合的重要动力，但对于年轻世代来说，纳粹历史已变得模糊，历史经验不再构成团结的基础，导致欠缺整合的动力；第二，欧洲在冷战结束后失去了作为美苏对抗舞台的地缘政治中心地位，外来威胁不足以作为欧洲整合的动力；第三，随着人口老化与资本主义全球化，战后以来的福利国家模式陷入财政困境，民主国家的再分配能力大幅削弱；第四，欧洲的后现代、多元文化与世俗主义有特色，但对世界各地可能没有太大参考价值，可能会面对加拉巴哥化（Galapagosization，指独自进行对本地“最适化”，丧失和区域外的互换性）。

面对欧洲众多的危机，克拉斯捷夫认为欧盟还是有机会避过悲剧的命运，但要作出大约七点的改变；第一，欧洲不应尝试同时面对众多的敌人；第二，应该采纳一部分极右的理念，如保护好边界；第三，采取一些态度上的改变，如表明自由贸易可能不是双赢的游戏；第四，不要盲目相信进步是线性的（不会倒退的）；第五，对疑欧的民粹势力作一定妥协，让欧洲民众对欧盟更有信心；第六，与其展示欧盟的价值取态，不如展示欧盟的生存能力；第七，参考一九八一年西班牙未遂政变的经验，平日意见极端对立的三位政治家在那一刻放下歧见，捍卫宪政秩序，最终使政变破产。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所处的这个政治体系消失了，他们之间的政治对立也会失去意义。

在二零二零年，英文修订版的“后记”，克拉斯捷夫补充了新的观点，他认为欧盟已降低了自己的期望值，“已从一个希望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的传教士，转变为一个专注于保护其政治方案的特殊性质的修道院”，通过对英国脱欧过程的羞辱，使后来的欧洲极右势力虽然仍发展迅速，但基本上放弃了“脱欧”的想法。

在欧洲难民危机爆发两年后、英国脱欧公投后一年的二零一七年，德国富影响力的历史学家温克勒出版了反思欧洲与美国危机的著作《西方的困局：欧洲与美国当下的危机》，并在二零一九年由中信出版社翻译成中文。

温克勒认为欧洲面对三个方面的困境：第一，在《马斯垂克条约》签订后欧盟进一步整合，设计强调超国家机构的效率与稳定，却牺牲了民众对政治参与的感受，如欧洲委员会权力很大，但并非由人民直选产生，温克勒称为“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而且欧盟要求各国在货币、司法、边境、贸易等领域让渡部分主权，但并未能在政治层面建立相应的“欧洲共同体认同”；第二，难民危机突显了欧盟内部的价值分歧，东欧的成员国的匈牙利与波兰就拒绝接受难民；第三，德国的学者拉方丹和哈伯马斯都有“后民族国家”的理想像期望欧洲走向联邦化，更像一个整体，但多数成员国仍强烈维护民族身份与主权，欧盟的人民对超国家机构的认同有限，使一体化的动能不足。

在今日的“跨大西洋关系危机”爆发前的八年，温克勒已察觉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不再一样，他认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冲击了战后美国推动的“自由主义秩序”，否定自由贸易，也怀疑北约与欧盟的价值。他认为欧盟大西洋联盟未来可能难以再是一体的价值共同体。

面对美国在自由主义秩序的退却，温克勒主张欧盟无法取代美国在军事与全球外交上的主导地位，但在特朗普时代，欧洲应当承担起捍卫自由民主价值的责任，而且强化内部整合，尤其在安全与外交上发声一致，以保存“自由世界的火种”，然而，温克勒当时就对此愿景不乐观，因为欧盟内部分裂，内部民粹主义兴起、经济结构不平衡，令欧盟能否作为西方价值的代表，备受挑战。他援引捷克裔法国政治学者鲁普尼克（Jacques Rupnik）的观点，认为“自由主义周期”（Liberal Cycle）在一九八九年东欧剧变后开始，但目前则有面对终结的危机，而中东欧国家的“非自由民主”（如波兰、匈牙利）则在挑战西方自由秩序，对西方价值观（人权、新闻自由、司法独立）采取选择性接纳。

温克勒八年前较克拉斯捷夫对欧盟未来稍为乐观一点，他认为欧盟虽然面对信任危机，但不等于再走向解体，他认为欧盟可以通过“多速欧洲”（Multi-speed Europe）与“辅助性原则”。“多速欧洲”意指允许部分国家在特定领域加快整合步伐，而其他国家则可选择较缓速度参与，例如欧盟就分为“欧元区”与“非欧元区”“申根区”与“有边境管制的国家”等等；“辅助性原则”则是指主张只有当成员国无法有效处理某项事务时，欧盟层级才介入，旨在尊重成员国主权与多样性、避免过度集权的“欧洲超国家”幻象，以恢复欧盟的信任与合法性。

在《西方的困局》的最后部分，温克勒对于欧盟的未来仍怀著一丝乐观的愿景，他认为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是自由派与欧洲整合理念的象征性反弹，法国与德国也开始主导更多欧洲安全、外交与财政整合的倡议，欧盟的进一步整合仍有望推进。

来源：黄宇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