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窗外，初冬的阳光洒在老旧的水泥阳台上，映出一片斑驳的光影，六楼的老小区里，几个老人正在花坛边晒太阳，收音机里传来京剧的唱段。

陕北之约

＂您好，请问是周德明同志吗？我是您在陕北插队时的......＂

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握着听筒的手也微微发抖。

窗外，初冬的阳光洒在老旧的水泥阳台上，映出一片斑驳的光影，六楼的老小区里，几个老人正在花坛边晒太阳，收音机里传来京剧的唱段。

＂是我。你是......＂我说话时，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八度。

＂我是高雪梅的儿子，高建国。＂电话那头的声音沉稳而克制。

一瞬间，我仿佛被抛回那个遥远的七十年代。黄土高原，土窑洞，煤油灯下的纺车旁坐着的姑娘，还有那封因为返城而未能当面交付的诀别信。

＂德明叔，妈妈临终前让我找到您。她说......我是您的儿子。＂

老旧的座机话筒里传来的这句话，让我的世界瞬间静止。我六十岁了，退休前是市重点中学的语文教师，县里的特级教师，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家庭。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像一块巨石，砸碎了我平静的退休生活，也砸开了记忆的闸门。

那是1970年的春天，我和同批的知青一起被分到了陕北的杨家沟生产队。下乡第一天，公社会计高雪梅就来登记我们的名字和分配地点。

她扎着两条麻花辫，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制服，站在知青们面前时，目光坚定而清澈。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她的眼睛里却有着我从未见过的光彩。

我是城里的独生子，从小爱看书，文化程度在知青中算高的。雪梅常找我帮忙写材料、记工分，我们常在公社的煤油灯下一起学习文件。

后来，她教我计算工分，如何辨认庄稼的好坏；我教她背诗词，讲城里的电影故事。那时的感情，青涩而纯粹，像是黄土高原上不经意间绽放的一朵野花。

徐老伴坐在沙发上织毛衣，电视里正播放着《夕阳红》的重播。看我魂不守舍的样子，半天没翻开《参考消息》，她放下手中的活计，问：＂老周，怎么了？魂儿被狗叼走了？＂

我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看向墙上的全家福。儿子在深圳一家外企工作，常年加班，儿媳怀着二胎，小孙子刚上幼儿园，今年过年他们可能都回不来。

＂我想去趟陕北。＂我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干涩。

徐老伴放下毛衣针，镜片后的眼睛流露出一丝诧异，随后是深沉的理解：＂是该去看看老战友了。四十多年没回去，人老了，总想着年轻时的事。＂

我们相视一笑，四十年的婚姻让我们之间有了无需言说的默契。徐老伴是知道雪梅的，那时候她也是附近公社的知青，后来我们都返城了，在同一家纺织厂工作，日久生情，就这么过来了。

＂去吧，正好咱家腊肉腊肠也做好了，带些给老乡们尝尝。＂徐老伴说着，起身去厨房拿出挂在阳台上晾着的腊肉。

我收拾行李时，犹豫着是否要带上那本发黄的日记本。那里面记录了我在杨家沟的点点滴滴，还夹着一张褪色的照片——是我和雪梅一起参加公社运动会时，生产队长偷偷用＂海鸥＂相机给我们拍的，那时候有相机的人不多，能洗出照片来更是稀罕事。

最终，我还是将日记本塞进了旅行包的夹层里。

火车缓缓驶入延安站，窗外的黄土高坡依旧如旧，只是当年坑坑洼洼的土路已经变成了平整的柏油马路。车厢里人很多，大多是回乡探亲的打工者和前来参观革命圣地的游客。

＂师傅，现在到杨家沟方便吗？＂我问出租车司机。

＂杨家沟？那地方现在改名叫杨家新村了，通了水泥路，有公交车直达。＂司机师傅热情地解释，＂您是回老家？＂

＂算是吧，四十多年前在那里插过队。＂我望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风景，感慨万千。

当年的知青点早已变成了新村，青砖白瓦取代了土窑洞，路边还有太阳能路灯和健身器材。只有那起伏的黄土山梁，依然保持着亘古不变的沉默。

高建国在小学门口等我，四十岁的壮年男子，黝黑的脸庞，倔强的眉宇间有几分我年轻时的影子。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腰间挂着一串钥匙，像极了当年的生产队长。

＂您好，德明叔。＂他走上前，伸出手，声音生硬得像黄土高原的砂砾。

我们相对无言，坐上驶往乡村的面包车。车上放着《绒花》的老歌，歌词里唱着＂黄土地的儿女把根留在这里＂，听得我鼻子发酸。

＂你是校长？＂我打破沉默，试图缓和紧张的气氛。

＂嗯，小学校长。＂他简短地回答，眼睛依然看向前方，＂今年我们学校只有六十多个学生，这里的孩子大多是留守儿童。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

窗外，梯田层层叠叠，在夕阳下泛着金光。我想起当年和乡亲们一起修筑的水渠，挥汗如雨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

＂那条水渠还在用吗？就是我们知青和村里人一起修的那条。＂我问道。

＂一直在用，前些年政府给加固了，还安了水泵。＂他的声音柔和了一些，＂妈常提起那条水渠，说您是带头挖的第一锹。＂

高雪梅，雪梅，是啊，她是爱叫我＂小周老师＂的，因为我常给村里的孩子们补课。没想到她还记得这些。

＂为什么四十年都不回来？＂他突然问道，声音里藏着四十年的质问。

我沉默了片刻，车窗外的黄土被黄昏染成了暗红色。

＂那时候，年轻，不懂事。返城的名额下来得突然，只给了两天准备时间。我给你妈写了封信，托生产队长转交，以为......＂我的声音低了下去。

＂以为什么？以为一封信就能了结一段情？＂高建国的声音提高了，但很快又压低，＂算了，都过去了。＂

车厢里又陷入沉默，只有收音机里的老歌在低声吟唱。

到了村子，他带我去了学校。操场上的黄土被踩得坚实，教室里飘出朗朗读书声。几个孩子在空地上跳着皮筋，看到高校长，连忙喊着＂高校长好＂。

他与学生们打招呼的样子，温和而亲切，与刚才在车上的冷峻判若两人。

＂孩子们都喜欢你。＂我由衷地说。

＂乡下娃娃单纯，好教。＂他说着，带我参观了贴着＂爱国卫生＂海报的校园。

教室虽然简陋，但墙上贴满了孩子们的画作和作文。角落里有个小书架，上面摆着《西游记》《水浒传》等经典读物，还有些现代童话故事书，都有些陈旧，显然被翻阅过很多次。

＂书不多，但孩子们爱看。＂他说话时，眼里有光。

在校长办公室里，他给我倒了杯热水，用的是那种带盖的搪瓷杯，杯身上绘着红梅。我小心地捧着，不知该从何说起。

＂我妈1998年去世的，肝癌。＂他先开了口，眼睛里闪过一丝悲伤，＂她一直没有再嫁，把我拉扯大，让我上了师范。＂

我的手微微颤抖，热水洒在了裤子上，烫得我一激灵，却没顾上擦。

＂她...临走前，跟我说了实情，还给了我这个。＂高建国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旧铁盒，锈迹斑斑。

那是当年知青点常见的饼干盒，里面装着一叠发黄的信纸——是我写给雪梅的信，字迹已经褪色，却被保存完好。最上面那封就是我返城前写的：

＂雪梅，城里来电，我下周必须返城报到。两年的插队生活，因为有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坚强与美丽。我会一直记得黄土高原的落日，记得你教我挖红薯时的笑容......＂

信的末尾，我写道：＂等安顿好，我会回来接你。＂

但我终究食言了。返城后，我被分配到纺织厂当工人，后来考上了师范，当了老师。城市的生活节奏快，一晃就是一年。当我有了些积蓄，准备回杨家沟时，又赶上了大返城潮，听说雪梅已经调去了县城工作。

＂妈常说，您是她遇到的最有学问的人。＂高建国的声音柔和了许多，＂她读完高中后当了民办教师，就是想......像您一样。后来又考上了乡村医生，为村里人看病。＂

我抬起头，看到他的眼眶也红了。这个坚强的男人，在提起母亲时，展现出了柔软的一面。

＂我没资格称她的儿子为＇儿子＇，这四十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我的声音哽咽了，＂但能认识你，我很高兴。＂

＂她说，当年队长把信给她时，她已经知道自己怀孕两个月了。但她不想拖累您，就没告诉您。＂高建国站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瓶白酒和两个小酒盅，＂她一直把您的信当宝贝藏着，也不埋怨您。说那时候谁都不容易。＂

我们默默地倒了酒，为雪梅干杯。廉价的二锅头辣得我眼泪直流，不知是酒辣还是心酸。

傍晚，他带我去了雪梅的坟前。一块普通的石碑，上面简单地刻着：＂高雪梅之墓＂，落款是＂儿子高建国立＂。坟前没有过多装饰，只种了几株白色的野花，开得朴素而坚强。

我跪在坟前，泪如雨下，四十年的亏欠在这一刻化作了无声的忏悔。高建国站在一旁，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远方，给我和他妈妈留出空间。

＂对不起，雪梅，我来晚了。＂我低声说着，从包里拿出那本日记本和照片，放在墓碑前，又掏出一个红色的小本本，＂这是我的退休证，评上了特级教师。你的儿子，我们的儿子，他很优秀，比我强多了。＂

回到村子，已是华灯初上。乡村夜晚的星空格外璀璨，银河横贯天际，像一条闪亮的丝带。我们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四周静谧，偶尔传来几声狗吠。

＂我小时候，妈常带我来这坐着，看星星。＂高建国解开中山装的扣子，掏出一包＂红塔山＂，递给我一支，＂她说您教过她认星座，教她背李白的诗。＂

我接过烟，但没有点，只是捏在手里。＂是啊，我们常在这棵树下乘凉，那时候可没这么粗。＂我拍了拍树干，感受着岁月留下的年轮。

＂您有儿子吧？＂他问道，语气平静。

＂有，比你小五岁。在深圳工作，一年到头难得回来一次。＂我苦笑了一下，＂人各有志，不能勉强。＂

＂我理解。＂他点点头，＂我媳妇也在广州打工，一年回来两次。我们有个女儿，今年上初中，寄宿在县城。＂

＂你为什么还留在这里？＂我好奇地问，＂以你的能力，去县城甚至市里教书应该不难。＂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烟头在黑暗中明明灭灭。＂这里是我的根，我妈的根，也是......＂他顿了顿，＂这里需要我。这些孩子需要我。＂

我们又聊了很多，从他的童年到我的教书生涯，从村里的变化到城市的发展。不知不觉，已是深夜。

＂我想在村里建个图书馆，＂他突然说，＂留不住的是人，留得住的是知识。这里的孩子们眼界窄，我想给他们一扇窗。老师，您愿意帮忙吗？＂

他第一次叫我＂老师＂，而不是生疏的＂德明叔＂。这一声＂老师＂，让我心头一热。

＂当然愿意。＂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答应了，＂我可以联系一些出版社和老同事，捐些书过来。＂

＂太好了。＂他站起身，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我一直想建这个图书馆，但苦于没有资源和人脉。有您帮忙就好办多了。＂

回到他家，他把唯一的卧室让给了我，自己打算睡在办公室的小床上。

＂不用这么客气，我习惯打地铺。＂我推辞道。

＂您是客人，也是我的长辈。＂他坚持道，眼神中透露出尊重，＂明天我带您去看看我选的图书馆地址，是原来的生产队部，现在闲置了。＂

第二天一早，鸡鸣声和炊烟一起唤醒了村庄。我早早起床，看到高建国已经在院子里劈柴生火。在农村，即使有了煤气灶，许多人还是习惯用柴火煮饭，说是有种特别的香味。

＂起这么早？＂我走过去，从他手中接过斧头，＂让我来吧，年轻时没少干这活。＂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让开了位置。我挽起袖子，一斧下去，干脆利落地劈开了一截木头。多年不干体力活，但这些基本功还在。

＂身手不错嘛，德明叔。＂他笑着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真心的笑容。

早饭很简单，白米粥，咸菜，还有一碟自家腌的咸鸭蛋。吃完饭，我们来到了废弃的生产队部。

那是一座典型的七十年代砖瓦结构平房，红砖青瓦，窗户上的玻璃有些已经破碎。屋内积满了灰尘，墙上还挂着几张褪色的宣传画。

＂地方是不小，但修缮起来要花不少钱。＂我边走边看，心里盘算着成本。

＂村里答应出一部分，我自己也攒了些，主要是缺书和专业指导。＂高建国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我已经列了个书单，您看看有没有要补充的。＂

我接过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各类图书，从儿童读物到农业技术，从文学经典到实用手册，条理分明，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你早就准备着啊？＂我有些感慨。

＂嗯，筹划了三年了。＂他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我想让这里的孩子们有书读，有梦想。＂

看着他认真的样子，我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也是这样满怀热情地想要改变什么。只是我选择了离开，而他选择了坚守。

＂建国，你妈会为你骄傲的。＂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声音有些哽咽。

＂其实......＂他低下头，似乎在斟酌词句，＂我一直有些怨您，觉得您抛弃了我们。但现在见了您，听了您的故事，我明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奈和选择。＂

他抬起头，眼睛湿润了：＂您愿意留下来吗？哪怕只是一段时间，帮我把这个图书馆建起来？村里的孩子们需要像您这样有学问的人引导。＂

在这片黄土地上，时光仿佛有了温度，四十年的空白被一点点填满。有些缘分，绕了一大圈，终究还是回到了起点。

＂我留下。＂我听见自己说，声音异常坚定，＂我会给徐老伴打电话，让她把我的书都寄过来。还有，我认识几个老同学在出版社工作，应该能弄到不少新书。＂

高建国眼中的光芒更亮了，他伸出手，我们紧紧握在一起，像是达成了某种无声的约定。

夜晚，我们又坐在老槐树下，分享着从小卖部买来的瓜子和啤酒。村里几个老人也围了过来，认出我是当年的知青小周，纷纷寒暄，问长问短。

＂小周老师，你可还记得咱们一起修水渠时，你掉进泥坑的事？＂一个花白胡子的老人哈哈大笑。

＂李大爷？您还健在呐！＂我一眼认出了当年的老队长，激动地握住他的手，＂那次可丢人了，全身泥巴，雪梅还笑话我像个泥猴子。＂

提起雪梅，气氛有些凝重，李大爷叹了口气：＂雪梅是个好姑娘，吃了不少苦，把建国拉扯大不容易啊。＂

高建国静静地听着我们回忆往事，时而插上几句，眼神中的戒备渐渐消融。在这样的夜晚，在这片黄土地上，过去和现在终于有了交集。

随后的日子，我们开始了图书馆的筹备工作。我每天给城里的朋友打电话，联系捐书事宜；高建国组织村里的壮劳力修缮房屋，刷墙，做书架。

一个月后，徐老伴带着大包小包来了，其中一大半是书籍和文具。她和高建国很快熟络起来，常常一起包饺子，做小点心给学校的孩子们吃。

＂建国这孩子不错，像你。＂一天晚上，徐老伴悄悄对我说，＂你既然有这个缘分，就好好珍惜吧。＂

我握住她的手，心中充满感激。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是我最坚实的后盾，现在又给了我莫大的支持。

图书馆在三个月后落成，我们为它取名＂雪梅书屋＂。开馆那天，全村人都来了，县电视台还派了记者采访。高建国站在门口，脸上的笑容像阳光一样灿烂，他身边站着刚从县城回来的女儿，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眼睛灵动，像极了年轻时的雪梅。

＂爷爷，谢谢您帮爸爸圆梦。＂小姑娘怯生生地叫我，这是她第一次这样称呼我。

我蹲下身，轻轻抚摸她的头发：＂不用谢，这也是爷爷的梦想啊。＂

夜幕降临，我、徐老伴、高建国和他的女儿，一起坐在老槐树下看星星。黄土高原的夜空依然那么辽阔，繁星如同撒落的珍珠，闪烁着温柔的光芒。

＂我小时候，最喜欢听妈妈讲星星的故事。＂高建国指着天空说，＂她说，天上的每颗星星都是一个故事，而最亮的那颗，是我的父亲。＂

我仰望星空，泪水模糊了视线。在这片黄土地上，在这颗蓝色星球上，我们都是彼此生命中短暂的过客，却又因为种种缘分而紧密相连。

有些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有些情，即使隔了四十年，依然炙热如初。

我想，这就是生命的奇妙之处吧。

来源：江南慕雨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