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极其个人与极其大众之间，最负盛名的《人民文学》，起着重要的引领与品鉴的作用。在这一点上，识途老马不存在任何特权，小荷才露尖尖角也不见得拥有天然优势。文章由我不由天，奖励由天不由我。”
三峡日报记者 阮仲谋
“在极其个人与极其大众之间，最负盛名的《人民文学》，起着重要的引领与品鉴的作用。在这一点上，识途老马不存在任何特权，小荷才露尖尖角也不见得拥有天然优势。文章由我不由天，奖励由天不由我。”
4月19日，2024年度人民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四川举行，著名作家、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刘醒龙的《听漏》获得长篇小说奖。颁奖现场，他谦逊真诚的获奖感言不乏风趣、幽默。
《听漏》是刘醒龙继“青铜重器系列”长篇小说《蟠虺》后的又一部长篇，故事以20世纪60年代出土的青铜重器九鼎七簋为核心，围绕九鼎八簋缺失一簋的谜团展开，通过将历史、文化、人性、悬疑等元素巧妙融合，展现两代考古人的命运纠葛，也通过对礼器制度的追溯，探讨了历史变迁中的人心与伦理。
以青铜重器为写作对象，源起他20年前的一次博物馆参观。刘醒龙的家离湖北省博物馆很近，曾无数次到博物馆参观的他，在2004年的那一次参观中，对曾侯乙尊盘产生了极大兴趣。“我第一次接触到国宝级青铜重器曾侯乙尊盘，心中即刻闪出一道文学的灵光。”从此，他沉浸于考古文学创作之中，用10年时间完成的长篇小说《蟠虺》于2014年出版，之后，他又用10年时间，创作了长篇小说《听漏》。漫长的写作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在坚守中逐渐成长的过程。“很多时候需要将一颗冰冷的种子放在心里，一点点焐暖焐热，经过漫长的滋养，才能得到想要的收获。”
刘醒龙出生于湖北黄州，他曾当过水利局施工员、阀门厂工人，上世纪80年代走上文学之路，创作了《凤凰琴》《挑担茶叶上北京》《威风凛凛》《圣天门口》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文学作品。几十年来，他的创作扎根乡土与传统，兼具人文深度与时代关怀，誉为当代文学中“贤良方正”的守夜人。
4月27日，“当世界充满噪声，我们如何‘听漏’”刘醒龙作品阅读分享会在宜昌举行。现场，他介绍了“青铜重器系列”长篇小说《蟠虺》《听漏》的创作历程，分享了自己几十年文学创作的收获感悟。谈到从乡土文学创作转型于城市知识分子书写话题时，他说，文学不仅是对历史的挖掘，更是对人性与情感的深刻把握。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一位作家需要不断地发展不断地进步，才能对自己有新的发现和认知。
“听漏”的意义，也是要听人和听事
记者：醒龙主席您好！您认为《听漏》这部作品荣获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的关键是什么？2014年您凭借长篇小说《蟠虺》首次获得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10年后，“青铜重器系列”之二《听漏》再次获得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请您分享两次获得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奖的感受。
刘醒龙：文学创作讲究的是沉淀积累。在文学界，极少有将热度一点也不减的事物及时写成作品，而成为经典的。即便有灵感，也需要像种子一样埋藏在沃土里，等待时机生根发芽，经过春夏秋冬季节的考验，才能开花结果。
这次获奖对自己来说，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在十几年前，每写一部作品，个人的文学业绩就多一部。十几年后，不能不认清每写一部就少一部的形势。我一直认为，获奖是过年，写作是过日子，过日子比过年更重要。
记者：“听漏”指物理层面的管道漏水探测，现实中，这一工种已逐渐消失。您为什么会选择用“听漏”这一边缘职业与考古主题结合？“听漏”隐喻了怎样的现实与历史洞察？以“听漏”为书名，是不是想引发更多读者关注那些被时代洪流淹没的“沉默真相”？
刘醒龙：这个话题很多人都问过，记得《蟠虺》在湖北省博物馆举行首发式时，在场的专家都提议，再写一部“青铜重器”之二。这个建议在我心里搁了两年，那时，我也有这个想法，但究竟写什么主题，一直没有想透彻。一次在家里与孩子们聊天，想起前些年听车载电台说，在上海市自来水公司有十几位听漏工，每到夜深人静之际，就会手拿一根铁棒，趴在老旧的石库门地面上，聆听地底下自来水管可能出现的漏水声。说完这些，我突然就怔住了，随后告诉孩子们，“青铜重器系列”之二可以写了，于是，我在电脑上敲出了“听漏”两个字。
用“听漏”二字作为书名，首先是其音韵的魅力，当然，还有它蕴涵的神秘与神奇。听漏之意，可以理解为自己用感官，发现了历史的破绽，也包括现实生活的破绽。书中有一段话说，“漏水的地方总漏水，不漏水的地方总不漏水。就像坏人到哪里也要干坏事，好人到哪里也会做好事，做人和做事的道理是一样的”。听漏的意义，也是要听人和听事。选择“听漏”为书名，也是希望读者能关注那些被技术理性遮蔽的“沉默真相”。
记者：小说中反复强调“青铜重器只与君子相伴”，您对马跃之、曾本之等人物拒绝名利诱惑的塑造，是否想通过考古学者的选择，探讨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这种“文人气节”是否与您个人经历有关？
刘醒龙：在贫穷且没有任何地位的时期，一介书生更容易显出知识的品格；相反，在既有点钱、又有点社会地位的时候，做一名纯粹的知识分子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在青铜时代，读书人名节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生死富贵。千年之后，有些话看上去似乎不再说了，有些行为在实际生活中也看不到了，但骨子里依然存在。文学有责任将看不见的生命气质从肉体中提取出来，用修辞和故事进行传播。
我在《听漏》中写“青铜重器只与君子相伴”，的确承载着我对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一种深切叩问。青铜重器是历史的见证，更是道义的化身。它们沉默千年，却时刻拷问着每一个与之相遇的灵魂：是屈从于现实的功利，还是坚守内心的纯粹？马跃之、曾本之等人物拒绝名利诱惑的选择，正是对这种拷问的回应。他们以青铜为镜，照见自身的局限，也照见时代的病症：当学术沦为晋升的阶梯，当文物变成交易的筹码，知识分子的精神脊梁是否还能像青铜一般坚硬？这种挣扎不仅存在于小说，更是现实中的普遍困境。
我年少时在水利工地扛测量杆、在阀门厂打磨零件的经历，让我看到太多人在机器轰鸣中坚守本心的模样。车间里滚烫的铁屑教会我，真正的“精细”不仅是技艺的锤炼，更是精神的淬火。后来投身文学，这种工匠精神始终烙印在我的笔下。我没有受过科班训练，却从青铜器斑驳的纹路中读懂了“学问”二字的分量，它不在象牙塔里，而在对历史与现实的诚实凝视中。写《听漏》时，我常想起那些深夜伏案的老考古人，他们的寂寞与坚持，就如听漏工在黑暗中聆听大地心跳的身影。文学于我，便是那根探听时代裂隙的铁棒，既要发现破绽，更要修补人心。
记者：文物与考古专业性极强，跨界这一领域写作，作家必须深入了解熟知古老文物鉴定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您在创作“青铜重器系列”作品前，做了哪些功课？您是如何在创作中做到“舒展自如地揉进了养分丰沛的专业知识，既巧且妙地将各种疑案拿捏得隐显适当”？
刘醒龙：我最早对青铜器有接触是只有几岁的时候，而且脑子里都记得。上小学二三年级时居住在一个叫金家墩村的地方，村子边有座也叫金家墩的小山包。那一年，供销社房屋的梁柱被白蚁蛀了，特地从县里请来几个人防治，最终在小山包正中的一座古墓中找出了白蚁巢穴。那时普遍没有文物保护意识，古墓中有一件青铜器物被人拿到供销社当废铜卖。我母亲当年是供销社营业员，她经手这件事时，十分不情愿，因为觉得晦气。这个场景给我印象特别深。上世纪70年代，我在工厂当车工，主要负责不锈钢、铸铁和铸铜等材料的加工。和铸铜车间打交道时，我经常会看到工人把铜材融化，变成我们需要的零件。后来我离开工厂，到县文化馆工作，那时县里面没有博物馆，所谓文博工作，只在文化馆内设专人负责，他们经常收集到的一些当地的文物就放在我家隔壁，经过门口的时候，可以随意进去看。那样子简直就是破铜烂铁。后来我调回黄冈，在地区群众艺术馆工作，相隔100多米的地方就是博物馆，我没事就进去溜达，参观各种馆藏文物。调到武汉后，我家离湖北省博物馆只有一站路，随便找个时间，就能过去参观，博物馆成了我的“第二书房”。而这些不经意间的积累，到了一定阶段，自然而然就催化出文学所需要的灵感。
知识不等于文学，文学必须有知识涵养。这个问题是一切文学作品必须面对的，写考古的小说，也属于文学范畴，也就无法例外。在创作“青铜重器系列”作品中，我处理相关素材的时候非常慎重，看了很多书、查了很多资料，也有很多思考，还去各地考古现场考察过，力图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并将它们 "黏合起来，尽可能地接近真相。至于是否做到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把剩下的交给时间就行了。
唯有以敬畏之心倾听历史的“漏声”，才能让传统真正流淌进当下的血脉
记者：《听漏》作为“青铜重器系列”的第二部，与第一部《蟠虺》共享楚学院背景，只是主角从曾本之转为马跃之，许多人物在第二部中也都互相承接。首部作品聚焦的是真伪之辨，第二部是缺失之谜。两部作品可各自独立，又可称为姊妹篇，在长达10年的创作中，您是如何平衡系列作品的连贯性与独立性的？
刘醒龙：这两部长篇小说虽然人物都互相承接，实际上各自独立，在第一部《蟠虺》中，曾本之、马跃之、郑雄、郝嘉等人物形成了一个主体的框架。《听漏》里依然是这些人，但小说描写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蟠虺》的延续，如果没有《蟠虺》，就没有《听漏》。但对于读者来说，读《听漏》前不读《蟠虺》也没有多大的关系。
《蟠虺》与《听漏》虽为姊妹篇，却如青铜器上的纹饰，既同根同源，又各自独立。在创作时，我始终以青铜重器为锚点，将历史破绽与当代人心勾连成经纬，以维系系列作品的魂魄。两部长篇共享楚学院背景和人物群像，曾本之、马跃之、郑雄等角色在两部作品中血脉相通，他们的学术立场、人性纠葛形成暗线，让读者在熟悉中寻觅新意，正如青铜器的铭文虽刻于不同器物，却同属一脉文明。
让两部作品各自具有独立性，其关键在于每部作品的核心谜题。《蟠虺》借曾侯乙尊盘的真伪之辨，剖开学术腐败的暗流；《听漏》则以九鼎七簋的缺失之谜，叩问文人风骨的存续。10年的跨度中，我始终警惕“重复”。两本书的叙事节奏、悬疑设计甚至地域风物皆有差异：前者聚焦器物本身的传奇，后者将缺失的簋化作人心缺口的隐喻，让历史破绽成为照见现实的镜子。系列作品的连贯性在于文化血脉的赓续，独立性则源于每一次书写都是对历史与当下的重新发现。正如青铜器上斑驳的绿锈，既是岁月层叠的印记，也是新生故事的土壤。
记者：您将九鼎七簋的“缺失一簋”设计为贯穿全书的悬念，称“‘九鼎七簋’课题，要探究的不是第八只簋，而是天下文人的灵魂。”这种对历史谜题的文学化处理，是不是对当下社会文化传承功利性的反思与追问？
刘醒龙：探究天下文人的魂灵，这话说得有点太大，可这又是不太让人喜欢的大实话。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希望有些人不要太计较这话该由谁来说和不该由谁来说，而是将心思放在对这话的理解与实践中。青铜器是历史的骨骼，文学要做的，是赋予它血肉和呼吸。
《听漏》中的“九鼎七簋”之谜，的确是我对历史与现实的某种隐喻。西周礼制中，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而京山出土的九鼎七簋偏偏缺了一簋。这一“缺失”看似是考古学上的悬案，实则是历史留给当下的一面镜子，它映照的不仅是器物之缺，更是文化传承中精神内核的流失。
在小说中，我让马跃之这样的学者追问：“九鼎七簋课题，要探究的不是第八只簋，而是天下文人的灵魂。”这并非故弄玄虚。这些情节的铺陈，恰恰是对功利主义侵蚀文化传承的尖锐叩问。我始终相信，文化的传承不是对器物的简单占有，而是对精神的接续与激活。缺失的一簋，是历史的有意留白，也是文学的无声诘问。倘若我们只顾追逐文化的“完整”表象，而忽视其背后的道义重量，那么再辉煌的文明遗产，终将沦为博物馆中沉默的标本。唯有以敬畏之心倾听历史的“漏声”，才能让传统真正流淌进当下的血脉。
文学就是在传统与现代的裂缝中，栽种希望的新芽
记者：您提到“文字像青铜器上的铜锈，需要时间包浆”，《蟠虺》《听漏》这两部作品均用了10年时间才完成。在快节奏的当下，您的这种“慢工细活”的创作态度，有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影响？
刘醒龙：灵感是埋在沃土里的种子，急不得。在创作《听漏》时，我在位于武汉南郊的房子里独自待了整整4个月，一边写《听漏》，一边打理自家的菜地与花木，直到年末的最后一天，约40万字的初稿大体完成，才回到市中心的住所过冬。无论是在郊区写初稿，还是回到市中心修改第二稿和第三稿，我似乎更惦记自己亲手种下的蔬菜，还有朋友千里迢迢寄来的黑牡丹等花卉。只要一想起它们，哪怕最需要一气呵成的段落，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暂时放下，去到菜地或者花园，小心翼翼地将其伺候好了，才重新捡起丢在键盘上的灵感。
在这个追求速成的时代，我的这种“慢工细活”的创作态度可能有些落伍了，但于我而言，这正是文字与生命的本质。青铜器的铜锈需千年沉淀方能显现出历史的厚重，文字的“包浆”同样需要时间在静默中滋养。外边的世界虽然繁杂喧嚣，但写作如修行，心定则万物皆静。用10年写《蟠虺》，又用10年打磨《听漏》，并不是我刻意为之，而是青铜重器的谜题需我们层层剥解，历史的褶皱需细细抚平。一字一句的雕琢，是对文学本心的坚守，快节奏或许能赢得一时关注，但唯有沉潜，才能让故事在时光中发酵出醇厚。
记者：“青铜重器系列”长篇小说第三部何时开始创作？计划用多长时间推出来？作品中会以哪种青铜器文物为对象？
刘醒龙：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我将着手进行第三部作品的创作，目前，我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心里也有个大概的框架了，只是暂时还没整理出来。第三部会呈现什么内容？会以哪种青铜器文物为对象？也许也要等10年才能揭晓。当然我希望不要等10年，我也不想再等10年，也许5年就能写出来，里面说不定会涉及文物流失的话题。
在写出新文字之前，我还会再到一些考古遗址现场看看。青铜重器里藏着未说完的故事，无论走得多远，楚地始终是我的精神要塞。
记者：您提到“文学需要发现被遗忘的破绽”，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冲突的背景下，您认为作家应如何承担“历史听漏者”的角色？
刘醒龙：以考古形式发现的东西，如果没有进一步完善人的精神生活，就与挖出来的破铜烂铁没有太大区别。作为一位写作者，我始终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发现那些被时代洪流冲刷殆尽的细微裂痕，在历史的褶皱与现实的尘埃中，聆听那些几近湮灭的声响。所谓“历史听漏者”，恰似我笔下的“听漏工”，手持铁棒，俯身大地，以最朴素的感官捕捉地下管道的漏水声。只不过作家所探听的，是文化血脉中那些断裂的、遗失的、被刻意遮蔽的真相。
写《蟠虺》时，我试图将青铜的冷硬转化为文字的温度，让器物开口讲述被遗忘的伦理与尊严。这正是作家的使命，即以文学重构历史的完整性，让断裂处生长出新的根系。
作家承担“听漏者”角色，既要避免沉溺于考据的故纸堆，让历史沦为博物馆的标本；又要避免陷入口号式的呐喊，让文学失去血肉。我在《凤凰琴》中写民办教师用琴声对抗贫困，在《听漏》中写考古学者以沉默坚守底线，皆因真正的历史破绽，往往藏在最平凡的坚守里。文学就是在传统与现代的裂缝中，栽种希望的新芽，其力量在于让一滴夜半的漏水声，惊醒装睡的灵魂。
真正滋养创作之根的，永远是脚下那片厚实的土地
记者：1998年您凭借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获首届鲁迅文学奖，2011年凭借长篇小说《天行者》摘得茅盾文学奖。在文学界，您是目前全国极少数既获得鲁迅文学奖，又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这两个中国文坛最重要的奖项是对您数十年扎根生活、耕耘文坛的最高褒奖，这两项奖的获得对您的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几十年来您一直秉承严谨的创作态度，称对自己的写作不仅苛刻，甚至有点变态。请您分享一些创作的感受。
刘醒龙：获得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是对我几十年来文学创作的肯定和鼓励。但奖项如同山间晨露，经历阳光之后终会消散，真正滋养创作之根的，永远是脚下那片厚实的土地。
我自己特别喜欢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的《挑担茶叶上北京》，这部中篇小说有一种凄美。凄在哪里？凄在下雪天采茶。美在哪里？美也在下雪天采茶。后者是一种纯粹的视觉，前者则是社会生活的无奈。1991年春节，朋友送我二两茶叶。我故意嫌弃地说，大过年的怎么好意思送二两茶叶？朋友说我有所不知，这是冬茶，刚采的，一共才采了一斤，他要分送5个朋友。自己当时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有句俗话说，春茶苦，夏茶涩，秋茶好喝摘不得。冬茶是怎么采摘的？谁有这种体会？小说要达到好的标准，先决条件是细节的独特性。
我对于自己的写作，不仅苛刻，甚至有点变态。《圣天门口》里写到大别山区某年大旱，是找来当年的天气预报核实过的。大的环境不能虚构，像地震、日食等有据可查的历史痕迹，不能胡编瞎写。侵华日军什么时候“扫荡”过英山、罗田等地，在大别山中的行进路线，更不能虚构。《圣天门口》体量那么大，也难免有破绽。书中主要人物傅朗西离开大别山再回到大别山，写他经历了6个女人。一位看过我所有小说的读者，在见面时说，刘老师你说傅朗西经历了6个女人，我怎么对不上，数来数去只能5个。确实，写作过程中自己曾删掉了一些文字，但忘记修改前面已经定形的文字。再版时，才将这个失误改正过来。还有这本《听漏》，也不知哪根神经短路了，将烂熟于心的主持西周东迁的周平王，写成了周幽王。那些只将时间写成“多年以后”的作品，因为没有将年月日作精准量化，尽可以天马行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现实主义品格的作品在各种文学元素的关系上，要十分严谨，每个人物、每个故事、每个细节，都要落到实处。就像《听漏》中的听漏工，大多数人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并不等于作家可以将听漏工的神通写成天花板级。现实之下，作家不能将自己的作品写得极可能完美，总是一件憾事。
记者：您的早期作品如《凤凰琴》《威风凛凛》《圣天门口》《天行者》等均以乡土中国作为写作的立足点，作品充满了对乡土社会的深情描绘和对传统道德的坚守。进入新时代，您的创作主题转型于城市知识分子。这种创作转型的背后有怎样的思考？
刘醒龙：乡土始终是我文学的血脉根系。从《凤凰琴》到《天行者》，我试图以民办教师的坚守，呈现中国乡土社会最坚韧的精神脊梁。那些在界岭小学升旗的清晨，余校长刻印教材的夜晚，孙四海种茯苓地的黄昏，既是现实的困顿，也是民族精神的隐喻：苦难从未击垮这片土地上的人，反而让他们的生命如青铜重器般沉淀出冷峻的庄严。
但文学如果仅止步于乡土抒情，就可能会沦为标本式的怀旧。当我凝视曾侯乙尊盘上蟠虺纹的透空工艺时，忽然意识到，城市知识分子何尝不是在历史的断层中“考古”？他们破解青铜铭文的指纹，就是在解码文明传承的基因。我的这种创作转型并不是背离乡土，而是将根系延伸到更深远的历史地层，当乡村成为城市的故乡，知识分子的精神跋涉便成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返乡”。
我始终相信，真正的写作是“在场”的修行。所谓转型，不过是让文学的触角既贴着大别山的苔痕生长，又能触摸到城市褶皱里蛰伏的古老魂魄。
记者：2021年12月，中国作协提出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今后，您的创作还会关注到新时代山乡巨变这一主题吗？
刘醒龙：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中国作协发起“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以来，我始终关注着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身处伟大时代的中国作家，不仅需要有直面现实的决心和勇气，更要有讲好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中国故事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我一直认为，无论社会发展到哪个阶段，文学都离不开时代性，关注时代才是文学的根本。
记者：您曾谈到在创作之余，喜欢把听书作为休息的方式，并且听了许多书，您觉得听书和看书有什么不一样？
刘醒龙：过去，我是很喜欢阅读纸质书籍的，近几年因为眼睛不好，所以才选择了听书的方式。这几年听了不少书，多是年轻时候没有看完的，还有没有耐心细读的，现在都把它们一一细听完了。比如《东周列国志》《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约翰克列斯朵夫》等。还有一些与众不同、大部头的作品，比如《世纪三部曲》，这个听完之后我又听了“中世纪三部曲”。《红楼梦》我听了两遍，《水浒传》听了两遍，《三国演义》也听了两遍。
年轻时看书总是匆匆忙忙、囫囵吞枣，但听书就不一样，看书可以一目十行，我这个年纪听书都是一句一句的听，能发现很多之前读书时没看过的东西，比如听《水浒传》，我就发现了家里的奥秘，我小时候总听爷爷讲“贤良方正”这个词，我不知道爷爷是从哪里学的，也从没听过这4个字的出处。后来我才弄明白，爷爷是从《水浒传》里学的，这本书里动不动就来四言八句，武松杀了西门庆，知府知道他是个好人，想宽恕他，不判他的斩刑，这个时候后面就跟着一首诗，称赞知府“贤良方正胜龚黄”。一般人读书，这种小诗都是直接略过，现在改为听书，才发现奥妙。还有《战争与和平》，过去很多年，自己不喜欢托尔斯泰，认为太庄重读不进去。现在再听感受完全不同，觉得非常了不起，《战争与和平》写得多么富有人性、波澜壮阔。
书是黑夜里自燃的一盏灯，读一页便亮一寸。那些在油墨间生根的文字，终会在血脉里结出星辰。
人物名片
刘醒龙，湖北团风县人，1956年生于古城黄州。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芳草》文学杂志原主编。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近20部，《寂寞歌唱》《痛失》《圣天门口》等长篇小说11部，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及散文集多部。多部作品译成英、法、韩、日、越南、印地、阿拉伯、波兰、葡萄牙等语言。另有《刘醒龙研究》（共五卷）出版。作品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散文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
来源：三峡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