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1年9月，走完了短短53年人生旅程后，张季鸾病逝于重庆中央医院。之后，这位《大公报》前主编的遗体，被从重庆迎返陕西故土，在一场规模盛大的公祭典礼之后，下葬在西安市杜曲镇竹林村一座占地40亩的陵园中。
作者周志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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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惑不解张季鸾
1941年9月，走完了短短53年人生旅程后，张季鸾病逝于重庆中央医院。之后，这位《大公报》前主编的遗体，被从重庆迎返陕西故土，在一场规模盛大的公祭典礼之后，下葬在西安市杜曲镇竹林村一座占地40亩的陵园中。
张季鸾的去世，动静很大。在我看来，在中国的媒体人中，应当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一例。他在重庆病逝时，国共两党最高层都在第一时间发来唁电，蒋介石、周恩来更是亲自前往吊唁这位报人。
张季鸾
下葬时，公祭的盛况空前，城里来的戏社搭台唱了好几天大戏，周围几个村的厨子都被请来村里，以便接待前来吊唁的宾客。公祭开始前，五六十个穿着军装的人组成的军乐队进行演奏，天空中的飞机低低地盘旋在陵园的上空。发来吊唁的书信成堆成堆地摞着，陵墓周边人山人海，前来看热闹的人把周围几百亩麦地都踏光了。
张季鸾虽说出生在山东邹平，但祖籍却是陕西榆林，1901年，他13岁时，因父亲去世而随母亲扶柩返回榆林。
当时之所以选择将他葬在西安，是因为墓地所在的樊川，是专门为他所挑选的“风水宝地”。当地人们传说，这里背靠高山，两侧两条水渠流淌，号称“双龙戏珠”。而在文献记载中，这里被誉为“天留佳壤，以待大贤”。
在这场公祭之后，一座“又大又有气势”的陵墓，就在村子东头的塬上盖了起来。有高高的围墙，门口的几个石墩子“两三个人都抱不住”。走进大门，砖铺的一条大路，连接着一道长长的台阶。陵园院墙外本来种着一排茂盛的洋槐树，通往墓碑的那条砖铺小路，两侧也有两道繁茂的花墙。陵园的里面，有两片桃园，而在台阶的尽头，墓碑周围，则是一大片的松树，那是专门从周围的山里移来的“秦岭松”。陵园建成之初，曾经有一个连的队伍驻扎在这里，专门为张季鸾守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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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个曾经远近闻名的陵园凋零了，最后只剩下很小的一块地方，几乎彻底被毁，也许正像张季鸾钟爱的新闻事业，盛极而衰。在八十年代，应家人的要求，政府出面将他的墓地搬迁到了榆林，但是，当年的风光，足以使当地人口口相传直到如今。
现在，还有不少媒体人会到张季鸾墓前凭吊，向这位前辈致敬。
张季鸾只是一个码字的报人，他的主要业绩，是把《大公报》办的风生水起。但是，再出类拔萃，也就是一个摇笔杆的，死后如此哀荣，未免令人咋舌。
这也是今天的媒体人难以想象的。
阅读张季鸾的有关资料，让我对这个前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三、四十年代，毛泽东还是在延安苦撑的时候，就经常阅读《大公报》，他自己也多次说，那时候，他阅读的主要报纸，就是大公报。毛泽东也是一个喜欢笔耕之人，因为和张季鸾的文字常常见面，也就成为了神交的朋友。他欣赏张季鸾的文字，进而也欣赏这个人。张季鸾病逝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在延安特致唁电，其中有：“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肃电致悼，藉达哀忱。”
十几年以后，毛泽东已经江山在手，大权在握，还念念不忘张季鸾，他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赞誉张季鸾和《大公报》。
1958年9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约见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等，指出，办报要听到各方面的议论，写评论才能有所谓而发。这方面要学张季鸾。 他说，《大公报》从天津起家时是由三人“合作社”从别人手里接办的。这三人“合作社”是吴鼎昌出钱，胡政之经理，张季鸾主笔。吴、胡、张三人合办《大公报》时相约不做官，但后来吴、胡都做了官了，只有张季鸾没有官职，他却是蒋介石的“国士”。张本人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但他始终超党派自居。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他在重庆经常来往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他同陈布雷交往甚深，同时也常到曾家岩走走，到处打听消息，然后从中做他的文章。毛泽东说，应该向张季鸾学习，把《大公报》的成功经验及有益的东西学过来。
毛泽东流传最广的书法是五个字：“为人民服务”，很少有人知道，被看做中共宗旨的这五个字，最早是题给《大公报》的。那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期间，虽然张季鸾不在了，但是毛泽东的感情还在。
周恩来也非常看重张季鸾。
有一次，名记者徐盈、子冈要离开《大公报》，想跳槽去延安。周恩来知道这两个记者十分了得，到延安对于共产党是加分的，但是，他还是特意派人劝阻他们，强调在《大公报》工作的重要性，并且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跃虎，游刃有余。”
共产党欣赏张季鸾，是因为他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尽可能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就是蒋介石围剿红军时，《大公报》也不乏肯定红军的文章。那时候，国民党要求各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这个命令。1935年，在国民党一片“剿匪”声中，《大公报》发表了范长江采访延安的稿子，报道了陕北的真相。不仅如此，《大公报》还派曹谷冰踏上去苏联采访的远途，曹谷冰也就成了中苏恢复外交前后第一位连续报道苏联建设成就的中国记者。
这是因为张季鸾有坚定的新闻底线。
张季鸾幼年时有点口吃，体弱多病，但文章却写得又快又好。他主持《大公报》后，便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所谓“不党”，他是这样解释的：“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简单说，《大公报》不属于也不偏向于任何党派。
他这样解释“不卖”：“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也就是说，《大公报》坚守实事求是的新闻理念，不会为了金钱而去作昧心之论。
所谓“不私”是这个意思，他说“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井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就是强调《大公报》是社会公器，不作私人或小团体之用。
所谓“不盲”，就是不容易被蒙骗，他说“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夹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张季鸾是有人格的人，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四不主义”，就是《大公报》的报格。
有了这样的人格和报格，张季鸾就能够坚守原则，虽是文弱书生，但有铮铮铁骨。
他和蒋介石是熟人，都曾留学日本，都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见过孙中山，特别是张在日办《夏声报》，名气很大，蒋有所闻。辛亥革命前夜，一大批热血青年都回国报效，蒋张也差不多同时回来。
但是，在张季鸾心里，没有熟人或者领袖的“面子”之说，他若干次和蒋介石针锋相对。要知道，蒋介石当时是中国的最高领袖，一言九鼎的人物。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当年4月29日，张季鸾写出社评《党祸》，抨击蒋介石杀戮青年、残害进步的反动行径，社评说：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蒋介石曾表示过服从，现在却大开杀戒，实属口是心非丑恶的两面行为。文章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表示“极端抗议”。
1927年12月2日，也就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次日，张季鸾写了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斥蒋“离妻再娶，弃妾新婚”、“兵士徇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点”等，还骂蒋“不学无术，为人之祸”。文章冷嘲热讽，淋漓尽致。
人家新婚燕尔，张季鸾却打上门去，把蒋介石得罪得够戗，但是，这时候却显示了蒋介石的胸怀。他仍然高看张季鸾，仍然重视《大公报》。
蒋介石每日必看《大公报》，在他办公室、公馆、餐厅各放一份《大公报》。他甚至想把《大公报》推为全国舆论权威中心。
1929年12月27日，蒋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通电全国报馆，发出求言诏书，电文的抬头为：“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钧鉴。”蒋此电一发，确定了《大公报》舆论权威之地位。1931年5月2日，在纪念《大公报》发行一万号时，蒋介石送来亲笔题写的“收获与耕耘”贺词，称该报“改组以来，赖今社中诸君之不断努力。声光蔚起，大改昔观，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
1934年夏，蒋介石在南京大宴百官，人们看到，紧靠蒋左边席位就坐的竟是一介布衣张季鸾，而且还看见蒋给张频频斟酒布菜，二人谈笑风生，与宴者莫不有“韩信拜将，全军皆惊”之感。
1938年抗战正酣，可蒋介石却未忘这年农历二月初八是张季鸾五十寿辰，特向正在汉口的张季鸾致电祝贺，并派人送礼慰问。
得知张季鸾病危，蒋介石到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探视。蒋坐在张病榻前，握着他的手，眼睛含泪，眉宇重凝。
张逝世后，蒋介石立即致《大公报》社唁函。函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握手犹温，莒闻殂谢。斯人不作，天下所悲。”其中“握手犹温”一句是说前一天蒋到医院探望张的情景。
张季鸾不听招呼，不讲规矩，批评甚至攻击最高领袖的“斑斑劣迹”，似乎被蒋介石忘记了。
也有人说，除了张季鸾自己的人品和本领外，蒋介石喜欢他，是因为他是山陕西人。而蒋介石喜欢陕西人，他的爱将中，有不少的陕西人。但我对此说存疑。他最大的一次麦城就走在陕西，西安事变中，他狼狈至极，始作俑者，就是陕西人杨虎城。
当然了，张季鸾也不是只骂蒋介石，看见不对的事情和不顺眼的人，他都会骂，但是，他骂的有道理，有说服力，文字也漂亮，所以，得到读者的尊敬。
比如他骂汪精卫。1927年11月4日，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社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斥骂汪精卫“特以‘好人为上’之故，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后来汪精卫果然堕落为汉奸领袖。
比如他骂吴佩孚。1926年12月4日他在《大公报》社评《跌霸》中说：“吴氐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酣畅淋漓，一语中的。
张季鸾善于“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这既是张季鸾对自己社评技巧的概括，也是为文的基本宗旨。
1944年，在张季鸾逝世3年之后，《大公报》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著作——《季鸾文存》。于右任为这部著作题写了书名，《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为张季鸾的遗著作序。
这篇序言，言简意赅地对张季鸾做了总结：
“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读者今日重读其文，将处处接触到他的人格与热情，也必将时时体认到这一段历史。季鸾已逝，其文尚存；国族永生，亟待进步。我编《季鸾文存》既竟，既伤老友之逝，尤感国事之待我侪努力者尚多，国人读季鸾之文，倘能识念其一贯的忧时谋国之深情，进而体会其爱人济世的用心，则其文不传而传，季鸾虽死不死！”
正因为张季鸾既有如椽之笔，又坚持“不偏不倚”、客观公正，所以，他不仅赢得国共双方的首肯，在世界上，也确立了《大公报》的地位。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这一世界性荣誉。
不要以为张季鸾白璧无瑕。作为一个文人，他也有当时文人的癖好。
张季鸾有一位日本朋友矢原谦吉，虽然对张季鸾充满敬意，但并不为尊者讳，在他笔下，张季鸾鲜为人知的放浪形骸的一面得以呈现。
矢原谦吉是“九一八”前夕来到中国的，前后呆了近八年。这期间，他与大公报的几位高层如张季鸾、曹谷冰过往频繁。张季鸾每次从天津到北平，都必于深夜打电话给矢原，邀其到“都一处”“砂锅居”或“东来顺”等名饭庄痛饮，而“八大胡同”之一的韩家潭也是张季鸾最欣赏最常去的地方。
根据矢原谦吉的记载：“是时也，张有红袖为枕，间亦略以阿芙蓉助兴，而其谈锋遂愈晚愈健。余尝婉劝其保重之道，首先与吞云吐雾绝缘。张闻语顾左右而言他，曰：阿芙蓉亦如老七，余仅为逢场作戏耳。”
所谓老七，是一名雏妓。“常为楚楚依人之态，张甚嬖之。”如果老七偶尔不在，张季鸾则为之不欢。所谓“阿芙蓉”，鸦片烟是也。
有时兴起，张季鸾干脆就在老七处伏案挥毫，顷刻千言，写就《大公报》的社评。有些洋洋洒洒啊的恢宏大作，是在妓女身边写成的。读者是闻不到鸦片烟味道的。
这也许就算是周恩来所说的张季鸾“优哉游哉”的一层含义吧。
但是，即使是在当时，吸食鸦片也不是“正能量”，所以，从未见诸披露。事实上，当时有人因为张季鸾面色黑黄，曾猜测其为瘾君子，但没有确凿的证据。矢原谦吉的记载，却能够证实这一点。
行文至此，我只有一个大惑不解：张季鸾这样一个媒体人，一个权威“喉舌”的负责人，既有投枪一般的笔刺向他人，自身却也露出了重大破绽，在那个时候，他能够死在病床上，死后还享受如此铺排的葬礼，这真是难以想象的。
来源：玉宇清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