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个人结婚了吗？＂她的问话像一枚针，精准地扎进我沉寂多年的心。

＂那个人结婚了吗？＂她的问话像一枚针，精准地扎进我沉寂多年的心。

1976年末的长春，雪已经下了三天三夜。

我在机械厂刚满一年，正是国家恢复高考前的那个冬天。

小军巷的面馆里，蒸汽腾腾，窗玻璃上结着一层薄薄的冰花，屋里却暖意融融。

我端着一碗刚端上来的牛肉面，突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

抬头一看，是三年未见的前未婚妻杨小雨，穿着纺织厂发的深蓝色工装，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的毛线帽，鼻尖冻得通红。

＂小齐，好久不见。＂她搓着冻红的手，在我对面坐下。

我微微点头，嘴里嚼着面条，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家在城东的老厂区，两层红砖楼，楼前有几棵老槐树，夏天乘凉是绝佳的地方。

父亲是机械厂的高级钳工，手上常年有一层磨不掉的老茧，被车间里的师傅们尊称为＂齐师傅＂。

母亲在副食品商店当售货员，每天早出晚归，腰间别着一串叮当作响的钥匙。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样的家庭条件已算不错，至少从来不用为粮票发愁。

1970年，我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父亲所在的机械厂当了学徒，每月工资只有十八块五，但我知足常乐。

小雨比我小两岁，是邻居家的女儿，她爹是供销社的会计，妈妈在街道办工作。

从小一起在院子里玩泥巴、捉迷藏，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去小卖部买冰棍，两毛钱一根的那种。

都说青梅竹马情最深，我和小雨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的感情。

＂昨儿在百货大楼看见你妈了，她身体还好吧？＂她夹了一筷子我碗里的牛肉。

我们的感情萌芽于1973年春天，院子里的丁香花开得正盛，散发着淡淡的香气。

那天，厂区放映《铁道游击队》，我和小雨一起去看。

电影院是露天的，几百把竹椅摆在操场上，银幕是挂在两棵大树之间的白布。

散场时忽然下起大雨，我把自己仅有的一件旧军装外套给她披上，顶着雨送她回家。

路上，她紧紧抓着我的手臂，雨水顺着我的头发往下淌，但心里却是暖烘烘的。

回忆起来，那时的感情纯粹得像山泉水，没有杂质，只有涓涓的甜。

＂小齐，我被分配到纺织厂了！＂1975年夏天，高中毕业的小雨兴冲冲地告诉我这个消息。

那天，她穿着一件粉色的确良衬衫，扎着马尾辫，手里攥着分配通知书，兴奋得像个孩子。

那时的纺织厂是城里最好的单位之一，特别是对女工来说，不仅工资高，还有分房指标和进口设备。

我为她高兴，却没想到这成了我们感情的转折点。

纺织厂的工人大多来自城市各个角落，比机械厂的工作环境好得多。

我们厂满是机油和金属味，墙壁都是暗黄色的，而她的车间里有彩色的线团和新式的纺织机，工人们穿着整洁的工装，戴着白手套。

渐渐地，小雨开始嫌弃我身上的机油味，约会时总提前半小时结束，说要赶回宿舍参加厂里组织的各种活动。

有一次，我特意换了新衣服去接她下班，还在路边摘了一束野菊花。

＂那是什么味道？＂她皱着眉头问，＂你身上还是有股机油味。＂

＂刚从车间出来，可能衣服上沾了点。＂我尴尬地笑笑，把花递给她。

她没接，只说：＂下次咱们约会前，你先去洗个澡吧。＂

我的心像被浇了一盆冷水。

＂齐哥，你看这表怎么样？＂春节前，小雨戴着一块崭新的上海牌手表来找我。

那手表不大，但很精致，表带是银色的，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厂里发的奖金，我买的。＂她得意地说，在我面前晃了晃手腕。

我只能笑笑，因为我那个月的奖金只够买双新皮鞋，还是仿皮的那种。

阖家团圆的春节，我爸带着酒意问我：＂小雨最近怎么样？什么时候把人家姑娘带回来吃顿饭？＂

＂她挺好的，＂我说，＂厂里太忙，抽不开身。＂

父亲拍拍我的肩：＂年轻人，要上进啊！现在的姑娘，都看重男人的本事！＂

母亲在一旁帮我解围：＂行了，别说了，齐娃工作也不错，踏实肯干，不比谁差。＂

1976年初的一个周末，我们约好去人民公园。

天气不错，阳光暖洋洋的，是冬末春初难得的好日子。

我早早在门口等她，口袋里揣着两张公园门票，兜里还有三块钱，准备请她吃冰棍和瓜子。

直到太阳西斜，我才看到她和几个穿着入时的年轻人有说有笑地走过来。

＂这是我厂里的同事，＂她介绍道，指着一个留着分头的男青年，＂李科长，车间主任，我们刚从照相馆出来。＂

我注意到那个李科长穿着干净的确良衬衫，头发梳得油亮，鞋子锃亮，还戴着和小雨同款的上海手表。

＂这是你对象？＂李科长上下打量着我，目光在我粗糙的双手上停留了几秒。

＂老同学。＂小雨抢先回答，避开了我的眼神。

那天晚上，我们没去成公园。

小雨提出分手，就在厂区大门口的柳树下，那棵老柳树的树皮上，还刻着我俩的名字。

＂咱们不合适，＂她说，＂我想找个有前途的人。＂

我问她什么是＂有前途＂，她说：＂起码不是一辈子拿锤子扳手的工人。李科长说了，现在国家在抓＇四个现代化＇，以后有文化、懂技术的人才吃香。＂

＂我也可以学啊，＂我急切地说，＂我每天下班都去看技术书籍，还自学了焊接。＂

她笑了，那笑容让我心里一凉：＂小齐，你觉得自学能和正规大学比吗？李科长是技校毕业的，懂外语，还会修收音机。＂

痛苦如潮水般淹没了我。

整整一周，我没去上班，把自己关在家里发呆，收音机里播放着《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而我只感到无尽的苦涩。

母亲看不下去，对我说：＂儿啊，人各有志，勉强不来。那姑娘是嫌咱家条件不好，没她家那么体面。＂

母亲切了一个苹果递给我：＂吃吧，甜的，比那些见异思迁的丫头甜多了。＂

父亲则安慰我：＂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被儿女情长拖垮。工作才是立身之本，技术在手，走到哪都吃得开！＂

我开始更加努力工作，每天第一个到车间，最后一个离开。

师傅看我这么拼命，把厂里最难的活都交给我，说是为了锻炼我。

夜里，我还自学机械制图和机械原理，就着煤油灯，一笔一画地描绘着齿轮、轴承和凸轮的图纸。

有时工作到深夜，回家路上会看到纺织厂灯火通明的宿舍楼，那些明亮的窗户里，不知道哪一扇后面是小雨。

＂城里的姑娘眼光高啊，＂车间里的老王师傅吸着烟说，＂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等过几年，她们就知道谁才是真正能扛事的男人。＂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我们厂里的广播站连续几天播放喜讯，大喇叭一遍遍重复着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工人们干劲更足了，就连食堂的大师傅都多给我们盛了一勺肉。

厂里开了庆祝大会，主任说国家要走向新时代，科学技术会得到重视，我们这些产业工人要做国家的主人。

同年冬天，国家宣布将恢复高考制度，广播里、报纸上到处都是这个消息。

这对像我这样渴望改变命运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复习功课，从小学算术到初中代数，从语文到物理，都得重新捡起来。

工友们都笑话我：＂小齐这是吃饱了撑的，好好的工作不干，去赶那个热闹。＂

每天下班后，顶着刺骨的寒风跑到市图书馆看书到闭馆。

图书馆里人挤人，都是像我一样怀揣梦想的年轻人。

周末也不休息，埋头苦读，有时候困了就用凉水泼脸。

父亲看我如此拼命，默默地给我买了一盏台灯，那是他用半个月工资换来的。

＂学习是好事，但别累坏了身子。＂他粗糙的手掌拍着我的肩膀，＂爸爸没文化，但知道知识改变命运这个道理。＂

母亲也很支持我，每天给我熬姜糖水，说是补脑子。

有一次，我在厂里偶然遇到了小雨的闺蜜张丽。

她欲言又止地看着我：＂小齐，你知道吗，李科长是已婚的，他一直瞒着小雨。＂

我心里咯噔一下：＂那小雨知道吗？＂

＂现在知道了，＂张丽叹了口气，＂前几天李科长的媳妇来厂里闹，可难看了。小雨被调到了后勤部门，受了不少闲言碎语。＂

我想去看看她，但又觉得不妥，只能默默祝福她早日走出阴影。

就在我全身心投入备考的那个冬天，我在小军巷的面馆里遇到了小雨。

她看起来消瘦了许多，眼睛下有淡淡的黑眼圈，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纺织女工。

＂听说你在准备高考？＂她问道，眼睛里闪烁着复杂的光芒。

我点点头：＂想试试。＂

＂我...我那时候太傻了。＂她低下头，搅动着碗里的面条，＂现在厂里都在传，你可能会考上大学。＂

我没有接她的话茬，只是问她过得怎么样。

＂不太好，＂她苦笑道，＂那个...你知道的，纺织厂的车间主任，追我那个...他已经结婚了，一直骗我说要离婚。＂

她的眼圈红了：＂现在大家都在背后笑话我，说我不自量力，好高骛远。＂

听到这些，我心里五味杂陈。

曾经以为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伤痛，此刻却变得模糊起来。

＂小齐，我们能不能......＂她欲言又止，手指绞着围巾的流苏。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但我打断了她：＂小雨，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现在有自己的路要走。＂

我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钱：＂你的面，我请了。＂

她摇摇头：＂不用，我现在能养活自己。＂

离开面馆时，外面又开始下雪。

小雨站在门口，雪花落在她的肩上和头发上，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孤单。

我没有像从前那样为她撑伞，因为我知道，有些路，必须自己走过。

＂过年回家吗？＂我问她。

＂嗯，＂她点点头，＂厂里只放三天假。你呢？＂

＂我可能不回家，＂我说，＂图书馆开着，我想多看会儿书。＂

她的眼里闪过一丝羡慕：＂你真有出息。＂

我笑了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小雨。你也会找到适合你的。＂

那年冬天特别冷，零下三十多度。

我每天捧着冰凉的数学书，戴着父亲给我织的粗线手套，在煤油灯下做着习题。

许多夜晚，梦里都是小雨的脸，有时是灿烂的笑容，有时是失落的眼神。

但醒来后，我会告诉自己：前方的路才是最重要的。

春天来了，树叶抽出新芽，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

厂里领导找我谈话，说我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希望我好好考虑：留在厂里有稳定工作，为什么要冒险去考大学？

我只是笑笑：＂领导，我想试试，看看自己到底能飞多高。＂

1977年夏天，万众期待的高考终于来临。

考场上，几百名考生埋头苦战，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朝气蓬勃的少年。

我紧张得手心冒汗，但看到试卷上的题目，又莫名安心——那些深夜里反复做过的题型，如今就在眼前。

考完最后一科，走出考场，阳光灿烂得晃眼。

父母在校门外等我，母亲手里提着一袋西瓜，说是＂解暑＂。

＂考得怎么样？＂父亲紧张地问。

我笑着说：＂还行，应该有希望。＂

母亲拉着我的手：＂儿子，无论结果如何，你已经是我们心中的状元郎。＂

一个月后，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如愿考入了省工业大学机械工程系。

那天，整个厂区都轰动了，广播站点名表扬了我，说我是厂里多年来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工人。

临行前，父亲送给我一套工具，那是他用了十多年的宝贝，每一件都擦得锃亮。

＂别忘了你是工人的儿子，＂他说，眼眶有些发红，＂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记得双手的力量。＂

母亲给我缝了一个新书包，里面塞满了她做的点心和腊肠。

＂别嫌弃妈老土，＂她抹着眼泪说，＂大学里的饭菜不合口味，饿了就吃点家里的东西。＂

开学前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没有署名，但我认出了小雨的字迹：

＂我为你感到骄傲。你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人生的道路有很多种可能。我错了，把外在的光鲜当成了成功的标准。如今才明白，真正的前途是靠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开创的。祝你前程似锦。＂

信的末尾，还附了一张照片，是我们当年在电影院门口拍的，背景是《铁道游击队》的海报。

照片背面写着：＂记住那个雨中为我披上外套的少年。＂

大学四年，我没有再回过老厂区，除了寒暑假看望父母。

那里有太多回忆，有些甜蜜，有些苦涩，但都是我青春的一部分。

学校里，我比其他同学年龄大，但经验丰富，动手能力强。

＂理论和实践结合才是真本事，＂机械原理的老教授常常表扬我，＂小齐同学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的同学大多是高中毕业就上大学的，手上没有老茧，但脑子灵活。

我们互相学习，一起成长，在实验室里熬过无数个不眠之夜。

毕业前夕，有个同学问我：＂齐哥，你后悔当过工人吗？＂

我摇摇头：＂每一段经历都是财富，正是那些年的磨砺，让我更懂得珍惜今天的机会。＂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省机械研究所工作，参与了进口设备的仿制项目。

我的工友们都成了研究员和工程师，西装革履，谈笑风生。

偶尔回忆起在机械厂的日子，恍如隔世。

1982年春节，我回家探亲，带了一台收音机作为礼物。

父亲已经退休了，但还喜欢在院子里摆弄他的工具。

母亲的腰不如从前了，但每天还是早早起来，把家收拾得一尘不染。

＂小齐啊，＂母亲切着苹果说，＂你知道吗，小雨结婚了。＂

我点点头：＂什么时候的事？＂

＂去年冬天，嫁给了纺织厂的一个普通工人，姓张，憨厚老实的一个小伙子。＂

我笑了笑：＂挺好的，祝福她。＂

母亲试探地问：＂你...不难过？＂

＂不会，＂我真诚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幸福，我已经放下了。＂

下午，我去集市买些年货，路上偶遇小雨和她的丈夫。

她推着一辆自行车，车筐里放着刚买的菜和一捆年画。

看到我，她愣了一下，然后微笑着打招呼：＂小齐，听说你在研究所工作了？＂

我点点头：＂是啊，做些机械设计。＂

她的丈夫是个憨厚的男人，腰间别着一串钥匙，看起来很老实本分。

听说我是大学毕业的工程师，他一脸敬佩：＂了不起啊！我们小区可没几个大学生。＂

小雨接过话茬：＂他在厂里是模范工人，上个月还评上了先进个人。＂

她丈夫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哪里哪里，比不上齐工程师。＂

我看得出，他们的感情很好，虽然生活可能不算富裕，但满足而踏实。

临别时，小雨轻声说：＂我们家孩子明年就要上小学了，希望他将来能像你一样有出息。＂

我微笑着说：＂孩子有你们这样踏实的父母，一定会有自己的出息。＂

回家的路上，我想起那封没有署名的信，想起那张泛黄的照片。

青春就像一本书，有些我们读过就翻篇了，但它们永远是构成我们的重要部分。

1985年，我被派往德国考察学习一年，负责引进一批先进设备。

这在当时是极大的荣誉，全所上下都为我庆祝。

临行前，我回老厂区看望父母。

父亲已经有些驼背了，但精神还很好，每天早晨雷打不动地去公园打太极拳。

母亲做了满桌子菜，全是我爱吃的，一边嘱咐我在外国要好好照顾自己，一边往我行李箱里塞着她亲手织的毛衣。

傍晚散步时，在小区的广场上，我遇到了小雨的母亲。

老人拉着我的手，感慨万千：＂小齐啊，你真出息了！听说你要出国了？＂

我点头：＂是啊，厂里派我去学习新技术。＂

＂小雨那孩子眼光不行，让好白菜给猪拱了。＂老人叹了口气，＂现在她家里虽然日子过得去，但哪比得上你啊！＂

我却不这么想。

人生的价值不在于你站在哪个位置，而在于你如何看待自己的位置。

小雨选择了适合她的生活，而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阿姨，小雨过得好就行。＂我真诚地说，＂我们各有各的缘分和福分。＂

老人紧握着我的手：＂你心地真好，难怪小雨到现在还念叨你。＂

我一愣：＂她还提起我？＂

＂常提呢，＂老人说，＂每次看到有关大学生的新闻，她就会说，小齐当年真有眼光，走对了路。＂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十年前的小雨，穿着校服，扎着马尾辫，在雨中奔跑。

醒来时，窗外的月光洒在床前，恍如隔世。

第二天一早，小区门口的报刊亭前，我又遇见了小雨。

她正在买《人民日报》，看见我有些意外：＂这么早就出来了？＂

＂嗯，想去老厂区看看，今天就要走了。＂

她犹豫了一下，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小布包：＂这个给你，出国路上可能用得着。＂

我打开一看，是一块手帕，上面绣着＂一帆风顺＂四个字。

＂我自己绣的，不太好看，但心意是真的。＂她低着头说，＂祝你一切顺利。＂

我将手帕折好，放进上衣口袋：＂谢谢，我会珍惜的。＂

阳光洒在她的脸上，我发现她眼角已经有了淡淡的鱼尾纹，但笑起来还是那么好看。

＂小雨，＂我忽然说，＂谢谢你当年的分手。＂

她惊讶地看着我：＂为什么？＂

＂因为那次伤痛让我明白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促使我去追求更广阔的天空。＂我微笑着说，＂没有那次分离，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

她的眼眶湿润了：＂小齐，你总是这么大度。＂

返程的火车上，我望着窗外飞逝的风景，想起了那个下雨的夜晚，想起了纺织厂明亮的窗户，想起了小军巷面馆里的蒸汽。

青春像一匹纺织厂里的布，被时间的梭子编织成各种图案，有些鲜艳夺目，有些朴素无华，但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德国的一年里，我学到了很多先进技术，也体会到了不同文化的碰撞。

当地的工程师们惊讶于我的动手能力：＂你真的没有在专业工厂实习过吗？＂

我笑着告诉他们我曾经是一名普通工人，是那段经历教会了我真正理解机械的＂脾气＂。

回国后，我带领团队成功仿制了几项关键设备，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外汇。

事业上的成功让我忙碌而充实，但偶尔夜深人静时，我还是会想起那个雪夜里的小雨，想起她手中的那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

如今，我已年近不惑，回望那段青涩的岁月，不再有痛苦和遗憾，只有对生活的感悟和对命运的敬意。

每一次选择，每一次挫折，都是通往未来的必经之路。

就像父亲说的那样：＂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1988年冬天，我回长春处理一个技术问题。

出差结束后，我特意去了趟老厂区，想看看童年和青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

厂区变了许多，新盖了几栋楼，但那些老房子、老树还在，默默见证着时代的变迁。

小军巷的面馆还在营业，只是换了老板，但那碗牛肉面的味道依然熟悉。

＂您是老顾客吧？＂年轻的店员问我，＂看您这么面熟。＂

我点点头：＂十多年前经常来。＂

＂那您得尝尝我们的新品——羊肉泡馍，老板娘的拿手好菜。＂

话音刚落，从厨房走出一个围着围裙的中年妇女，手里端着一盘冒着热气的饺子。

我们的目光在空中相遇，时间仿佛在那一刻凝固。

＂小齐？＂她惊讶地叫道。

＂小雨？＂我同样诧异。

她放下手中的盘子，擦了擦手上的面粉：＂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前几天，出差。＂我环顾四周，＂这是你的店？＂

她点点头：＂我丈夫去世两年了，肺病。我开了这家面馆，养活自己和孩子。＂

我这才注意到她眼角的皱纹比上次见面时深了许多，眼神中却有一种坚韧的光芒。

＂生活还好吗？＂我关切地问。

＂挺好的，＂她笑了笑，＂儿子学习很不错，今年考上了市重点中学。＂

我为她高兴：＂那太好了，你辛苦了。＂

＂不辛苦，＂她说，＂这些年我明白了，生活不需要太多奢望，能自食其力，儿子健康成长，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们聊了很久，从过去聊到现在，从工作聊到生活。

临走时，她送我到门口，犹豫了一下说：＂小齐，谢谢你当年的成全。如果不是你的拒绝，我可能永远不会学会独立坚强。＂

雪又开始下了，和四十年前的那个冬天一样纷纷扬扬。

我想，无论走多远，有些记忆永远不会消融，就像初雪落在青春的肩头，冰凉中带着温暖的分量。

＂要我送你回去吗？＂她问，＂外面雪挺大的。＂

我摇摇头：＂不用了，我想自己走走，看看这座城市的变化。＂

＂小齐，＂她忽然喊住我，＂那年你高考，我在考场外等了一整天，只为看你一眼，但没敢让你发现。＂

我愣住了：＂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自己犯了个错误，但已经没有资格再回到你身边。＂她微笑着说，＂我只是想看看你，祝福你。＂

雪花落在她的鬓角，她已不再年轻，但眼神依然清澈明亮。

我忽然明白，青春不只是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恋，还有那些细水长流的牵挂与祝福。

＂小雨，＂我说，＂感谢生命中有你这一程。＂

我们相视一笑，默契地没有拥抱，只是挥手道别。

因为我们都知道，最美的情感不需要占有，静静地祝福，就已经足够。

走在飘雪的街头，我回望那个小小的面馆，灯火温暖，人声熙攘。

那个曾经让我心碎的女孩，如今已是独立坚强的女人；那个曾经稚嫩的少年，也已成为事业有成的中年人。

我们各自选择了不同的路，却在时光的长河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这，或许就是青春最好的答案。

来源：天涯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