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领了赔偿金，拎着搪瓷缸和工作证出了厂门。对面的银杏树抽了新芽，让我想起刚进厂那年，树还没我腰高。

2007年春天，纺织厂的大喇叭响了最后一次。

我领了赔偿金，拎着搪瓷缸和工作证出了厂门。对面的银杏树抽了新芽，让我想起刚进厂那年，树还没我腰高。

“李师傅，去喝一杯？”老钱拍我肩膀，手里捏着那张红头文件。

“不了，回家看看丫头。”

小雨下得勤，我走到半路把厂牌塞进裤兜，省得淋湿。

家在七楼，电梯坏了一个月。我爬到三楼就听见邻居家的收音机在放评书，那位苏州口音的老先生讲了十几年的《三国》，说曹操借东风，连我闺女小芸从小听着都能背两段。

推门进屋，老婆正教小芸做数学卷子。看见我回来，她眼神闪了一下，嘴上还在念叨：“这道题啊，要用公式…”

我放下厂牌，端起水杯。“爸，今天怎么这么早？”小芸抬头，额前的刘海被她别在一侧，露出圆圆的额头。

“厂里…放假。”我喝了口水，水里有股铁锈味。

晚上，老婆在厨房洗碗，我坐在阳台上抽烟。阳台上晾着小芸的校服，袖口已经短了，她长得快。

“芸芸明年就高考了。”老婆擦着手走过来，“补习班钱…”

我把烟头按在花盆边缘。“我有主意了。”

第二天，我骑着单车去了南门菜市场。菜市场旁边有条老街，街口一个老头摆了十几年的煎饼摊，据说去年回老家了。

那块地方现在空着，只有一摊暗黄的油渍，像一张模糊的地图。

我找到市场管理员老李，他正坐在办公室听着沙哑的小收音机，里面播着天气预报。

“要摆摊？”老李推了推老花镜，“三百块押金，一天十块管理费。”

“能不能…”

老李摆摆手，“都不容易，这样，押金照交，管理费先欠着，等你挣了钱再给。”

回家路上，我在市场买了面粉和鸡蛋。老板娘给我抹了秤，我假装没看见。路过五金店，我买了个煤气灶和一张铁板，板面有些生锈。

“新手？”老板边找钱边问。

“嗯。”

“手艺不好别干这行，我堂弟去年摆摊赔了八千。”他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五块钱。

我把钱塞进兜里，“那他现在干嘛呢？”

“进厂了，电子厂，组装手机。”

第一天开张，卖出去三张饼。

傍晚收摊时，手指被铁板烫出了水泡，我用早上剩的面糊敷了一下。对面卖臭豆腐的大姐走过来，递给我半盒烫伤膏。

“第一天都这样。”她说。

回家时，我在单元楼下站了十分钟。最后从裤兜里摸出十块钱，对着楼上的窗户比划了一下，然后去超市买了两瓶酸奶。

“爸，你手怎么了？”小芸问。

“哦，碰了一下热水。”我把酸奶递给她。

老婆什么也没问，只是晚上睡觉前，把烫伤膏放在了我枕边。

摆摊的日子就这么开始了。

早上四点起床和面，五点出门，赶在早高峰前支好摊子。一天能卖出去二三十张饼，挣个四五十块。

菜市场的人来人往让我想起车间里的机器轰鸣。只是这里没有下班铃，忙起来顾不上喝水，饿了就啃半张自己摊的饼。

半个月后，小芸知道了。

那天她晚自习回来，我刚收完摊，门口塑料袋里的面粉没来得及藏。

她站在门口看了好久，最后问：“爸，我还要不要去补习班？”

我把面粉提进厨房，“当然去，你妈都交了钱。”

“那你…”

“我挺好，就当锻炼身体。”我笑了笑，“你就操心怎么考个好大学吧。”

那天晚上小芸趴在书桌前写了很久，老婆说她在写日记。

第二天一早，我发现书包里多了个保温杯，里面泡着枸杞，杯盖上贴着便利贴：“多喝水。”

生意慢慢好起来了。

我琢磨出了门道，面糊要提前一晚发酵，加点碱，这样饼出来又软又香。

小区里不少人知道我摆摊的事，有些是老厂里的同事，他们偶尔会特意来买一张，说说话。

“李师傅手艺见长啊。”老钱成了常客，他去了建筑工地当小工。

我有时会多放点葱花，或者给他们的孩子加个鸡蛋，不收钱。

有天下午收摊早，我去了趟小芸的学校。校门口排着几辆豪车，我站在马路对面，看见小芸和几个同学一起出来，她的书包已经有些旧了。

回家路上，我绕道去了趟新华书店，给小芸买了本《高考满分作文》，花了二十八块钱。

日子一天天过去，煎饼摊的位置成了我的”专属”，就连老李收管理费都变得有一搭没一搭。

“你家闺女考哪儿啊？”一天，老李突然问。

“她想考北京的大学。”我翻着铁板上滋滋作响的饼。

“那费用不少吧？”

我笑笑，“到时候再想办法。”

其实我早就算过了，一个月摆摊能挣两千出头，除去家用，能存下小半。老婆也找了份超市收银的工作，每个月一千五。这样勉强能凑够学费，但生活费还是紧张。

晚上收摊后，我有时会在巷口的彩票站买两注双色球，守着几个似乎有”灵感”的号码。有一次中了个五块钱的小奖，我琢磨着是个好兆头。

高考那天，我破例没去摆摊。

在学校门口等了三个小时，看着小芸和其他考生一起走出来。她看上去很累，但眼神是亮的。

“考得怎么样？”我问。

“还行吧，语文作文写得挺好。”她把答题卡揣进兜里，“爸，我想吃你摊的饼。”

那天晚上，我在家里支起了摊子，老婆嫌油烟大，把窗户都打开了。小芸吃了两张饼，说比平时摊的还香。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正在摊位上。

手机响了，是小芸。

“爸…”她的声音有点抖。

我的手也抖了起来，铁板上的饼差点翻砸了。

“我考上了，北京传媒大学！”

我愣了几秒，然后对着电话笑了起来。对面卖臭豆腐的大姐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我冲她竖了个大拇指。

送小芸去北京的火车站那天，天空阴沉沉的。

“别担心钱，好好学。”我递给她一个信封，里面是两千块生活费。

“爸，我会打工的。”她把信封塞进背包。

“你的任务就是学习，打什么工。”我佯装生气。

火车开动时，小芸趴在窗口，眼睛红红的。我挥了挥手，转身时发现自己的手心全是汗。

回家路上下起了雨，我站在公交站台，看着雨水冲刷着站牌上的广告：“新东方——圆你大学梦。”广告边缘已经发黄了。

四年的大学时光像一场马拉松。

我的煎饼摊从南门搬到了北门，因为那里新开了个小区，人流量大了些。手艺也越发纯熟，有了固定客源，一个月能挣到三千多。

小芸偶尔会打电话回来，说学校的事，说北京的风景，说她交的新朋友。她很少提钱的事，每次要打钱给她，她都说够用。

大三那年，她说找了份家教的兼职，一个月能挣八百。我和老婆都劝她别分心，她说没事，就教两个小孩，挺轻松的。

时间很快到了2012年夏天，小芸大学毕业。

她提前一周打电话回来，说毕业典礼后她就回家，让我们别去北京了，车票贵。我和老婆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去，给她个惊喜。

到北京那天，天气出奇的好，蓝得发亮的天空下，校园里人来人往，到处是拍毕业照的学生。

我们在教学楼前等了一会儿，终于看见小芸走出来，她穿着学士服，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爸！妈！”她看见我们，愣了一下，然后跑过来。

“不是说不用来吗？”她有点生气，又有点高兴。

“就想看看你毕业的样子。”我笑着说。

她看了看手里拿的东西，似乎在犹豫什么。

“这个…本来想回家再给你们的。”她递过来一个信封，“爸，给你的。”

我接过信封，里面是一张纸条和一张银行卡。

纸条上写着：

爸爸：

这是我大学四年每个月省下的钱，一共28600元。我知道您和妈妈这几年多不容易，煎饼摊的辛苦我都懂。

其实我从没用过您寄来的全部生活费。大一开始我就做了家教，后来又在咖啡厅打工，周末还帮别人修电脑。您给我的钱，我每次都存下一半。

您知道吗？有一次我在北京南站看见一个老人在摆煎饼摊，他的手和您一样，有烫伤的痕迹。那天我哭了很久。

爸，您的女儿长大了，从今天开始，该我来照顾您和妈妈了！

爱您的芸芸

我的眼前模糊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老婆凑过来看完纸条，轻轻抽泣起来。

小芸站在我们面前，阳光下她的脸庞已经有了大人的轮廓，但笑起来还是那个小女孩。

“爸，别摆摊了好吗？”她握住我的手，“我找到工作了，北京一家传媒公司，工资不算高，但够用。”

我看着她，突然发现女儿的眼睛和我长得一模一样，倔强又温柔。

“好。”我点点头，声音有些哽咽，“不摆了。”

回家的火车上，小芸睡着了，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我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条，又看了一遍。

窗外，田野飞速后退，天空渐渐暗下来，远处的山脉模糊成一片墨色的剪影。我想起第一次摆摊的那个早晨，想起小芸高考后吃煎饼时的笑容，想起这五年来的点点滴滴。

有人说，辛苦是种子，幸福是花。如今，我的花开了。

列车驶过一座小站，灯光短暂地照亮了车厢。我看见老婆也醒着，她冲我笑了笑，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安详。

我知道，明天醒来，我不再需要在黎明前起床和面，不再需要担心雨天没有生意，不再需要一遍遍计算学费和生活费是否够用。

但我可能还是会早起，习惯了。或许可以学着喝喝茶，下下棋，像个真正的中年人那样，慢慢享受生活的余温。

窗外的夜色渐渐浓了，像一块柔软的黑布，轻轻裹住了这列满载归家人的火车。

我轻轻握住了女儿的手，她在睡梦中回握了一下。

来源：默默Mo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