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存仁回忆8:在我们议婚时,也有相当的阻力,因为她有三个哥哥

360影视 日韩动漫 2025-05-24 17:09 2

摘要:我这般专事游乐,正事都无心料理。母亲就唠唠叨叨地说:"阿沅!你要赶快地成亲,否则总不是事体。"于是我母亲放了风声出去,这风声传了开来,做媒的人就有六七人,我看过都不中意,觉得比起爱丽丝来相差十万八千里。

迅速成婚 安居乐业

我这般专事游乐,正事都无心料理。母亲就唠唠叨叨地说:"阿沅!你要赶快地成亲,否则总不是事体。"于是我母亲放了风声出去,这风声传了开来,做媒的人就有六七人,我看过都不中意,觉得比起爱丽丝来相差十万八千里。

母亲还偷偷地对我说:"结婚之时,照上海的通例,除了结婚请酒布置新房之外,对女家要送两千元到四千元的妆奁费,你一定要预备好。"我说:"知道了。"

这时业务逐渐发展,我的诊所,晚间因为空着,由严独鹤(《新闻报》"快活林"编辑)等每星期三借作打牌之所。星期四由摄影家林泽苍(《摄影画报》创办人)召集一般影友,研究摄影,因此带来许多女性,我周旋其间,觉得这般情况总有些不大好。

我思索了许久,决定找一门近亲,她是一位世家千金,我幼年时即与她相识,此时她芳年二九,正在黄家阙路务本女子中学读书。

务本也是上海有名的女学校,人才辈出,校风淳朴,没有像中西女塾那般的贵族化,这位小姐姓王名定芬,就是现在我的太太。

在我们议婚时,也有相当阻力,因为她有三个哥哥,都在北京当大学教授,姐夫吴有训,是弹道学的发明家,一家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心目中,我只是一个中医生,似乎资格配不上,幸亏她大哥王明之(当时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说了一句话,对我的婚事极有帮助,他说:"沅弟做事很勤奋,将来会有前途的。"于是亲事就谈成了。

但是小姐方面,旧时南市的风气,不订婚是互不谈话,也不能相约出外的,我记得从前梁启超某次为人证婚,说过一句话:"老式的婚姻,先结婚再培养爱情,离婚率很微;新式的婚姻,先谈恋爱,再谈婚嫁,离婚率很高。"这几句话,真是名言。

我和王定芬女士,从小相熟,但是要谈恋爱的话,时间方面赶不及,遵照嗣父的叮嘱,所以亲自向她的父母求婚,一下子就订了婚。

初时开业,我买的一辆钢丝包车,是很华贵、用人拉的两轮车,车夫身强力壮,拉得非常之快,这是其他地方所少有的。

后来我到颜料巨商邱长云处去看病,守门的人不肯让我的包车拉入,并且说现在连西装裁缝都坐起包车来,我偏不开门。因此我就买了一辆 FART 的二手车,而且还用了一个司机,但是觉得炫耀太甚,因为胆子小,好像很不习惯,只坐了两个星期,就转售给别人了,只是常常要到南市去进行婚姻的事,又觉得包车太不济事了。

况且南市的小姐们,只有在订婚之后,才肯偕同出游,那时节我就买了一辆小型汽车,叫做"佩佩奥斯汀",即是小型柯士甸房车,这种小型车现在没有了,车价为一千一百元,汽油费每加仑为四角八分,但是又要用一个司机,当时月薪为二十元,所以自己着急地练习驾驶,其时上海私家汽车极少,考取驾驶执照的手续很简单,一下子就拿到了车牌,定芬住在南市,我常常接她出来去看戏。

那时节我最爱到九亩地新舞台去看戏,演京戏是夏月润的《关公走麦城》,新戏是《济公活佛》及西装侦探戏《就是我》等,舞台上有真马车上台,一切布景都是立体活动的,负责设计的是老友熊松泉和张聿光二人,是从日本学来的,票价正厅为四角,边座二角,后座一角,楼上包厢为一元二角,我还记得冼冠生托着盘子兜售陈皮梅,后来冼冠生开设冠生园,成为上海糖果饼干大王。

屡次出游,感情大增,我的母亲大为欢喜,嗣父也从盱眙关税局赶回上海说:"订婚之后,宜即结婚,绝对不能拖延。"

当时许多老亲戚全在南市,大家主张南市的人一定要在南市结婚,但是南市只有一家大富贵菜馆,可排三十席酒,地方是不够用,因此就假座"半淞园"举行婚宴。

半淞园是南市唯一的私家花园,里面有大型假山和小桥流水的景色,因为维持经费太大,也出售门券,每人收费小洋两角,我和半淞园园主沈家是老亲戚,他说从来没有人假座这里举行过婚宴,但是"江上草堂"地方很大,你可以尽量摆酒,如果摆不下,可以摆到草堂外面各处。

半淞园的设计,是由设计哈同花园的乌木山僧策划的,由画家任伯年逐一布置楼台亭阁,门前有高邕之写的"江山一览"四字横额,里面挂的对联,每一副都出于名人手笔,尤其是董其昌写的一幅字,特别名贵,因为董氏是松江人,真是相得益彰。其中"江上草堂"横额,是曾熙(农髯)所题。当时人有西江月词,称颂该园云:"左右清源映带,东西树竹交加,却从澹雅胜繁华,毕竟名园无价。"不知出自何人手笔,也曾传诵一时。

喜帖由章太炎老师起稿,延请张群(岳军)做证婚人,那时上海市市长张定瑶离任,张群初到上海,行将就任市长,所以他很悠闲,一早就到半淞园,雇了一只小艇泛游其间,临到结婚典礼军乐大鸣,找来找去找不到证婚人,于是派出了很多人去寻,才把他寻回来,行礼时他说:"我初到上海,即逢喜事,觉得非常高兴。"

筵席由"大富贵"包办,当时上海人习俗,普通送礼不过二元,都是阖第光临,所以小孩子特别多,除了筵开四十多席之外,小孩子另有一种儿童席,也开了不少桌。

我记得大富贵的筵席费是十二元,儿童席是五元。但是儿童席的桌上早已摆了许多糖果和蜜饯的东西,菜是四碟水果四碟冷盘,第一盘菜是炒虾仁,最尾是豆沙八宝饭。宴罢之后,分送蜜糕喜果,老老少少皆大欢喜。

从前结婚之后,先住老家三天,没有什么蜜月旅行这回事,后来就回到望平街诊所中特辟的新房,每天的家常菜肴都很考究,伙食费每天不过小洋六角,足见当时的物价是很安定的。难得上一次菜馆,我欢喜到北四川路吃广东菜,虹口新雅酒楼的和菜最精美。两个人吃是两菜一汤,叫做"一元桃菜",收费一元。后来隔了好多年,新雅才到南京路开设新店。

婚后生活,渐趋正常,业务也跟着有了进展,开始仍有一段很艰难的过程,初时来看病的都是贫苦阶层中人,如司机、看门人,以及店员等,由于这些人的重病看好了之后,才引起车主、业主、店主的重视,待到再看好他们主人的重病,又影响到资富阶层,于是门诊进入正常阶段,特别是三友实业社,职工扩大到三千人,所以他们付给我的每月诊费也提高到三百元。这数字在当时于米价来说,是很可观的。

我的嗜好,除了看戏之外,就是喜欢搜购医学古籍,分门别类地阅读和珍藏,家务都由定芬负责,处理得井井有条,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树桐,一个女儿取名树榕,如今也都娶的娶,嫁的嫁了。

后来,在我和定芬结婚二十五年纪念时,我心里还曾想到爱丽丝,想到她的弟弟在百般破坏时说:"陈某人活动得很,将来一定有一妻数妾。"所以阻挠爱丽丝嫁给我,但是我至今仍然守着一夫一妻,想起来不禁暗自好笑。

我常常想到自己该做一件伟大的事情,既要具有学术上的价值,又要能赚些钱。但是心里上只有一个轮廓,怎样去着手进行,觉得自己没有丰富的资料。

我想到钱财的积储,并没有多大价值,不如用一部分钱来收购医药古籍,手头上有了丰富的资料,便什么事都能打开了。

那时节,我的生活已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早起一定写一篇日记,记述上一日的事情,诊务的情形,日中每天有二十几个病人,所以空余的时间较多,就乘机撰写医稿,诊务完毕后,就偕同定芬看一场电影,然后拣一家菜馆进餐,那时节应酬不多,到东到西的只是找各种地方性的著名菜馆轮流来吃。

从前上海菜馆很多,但是上菜馆多数是点吃各菜馆拿手的名菜,因此也养成我一种精究饮馔的嗜好,不但讲究吃的艺术,同时还要向厨师请教怎样配料和如何调味与烹制。

我的小家庭中,本来每天菜肴只限定小洋六角,后来雇了一个女佣,对做菜颇有功夫,伙食费用逐步增加到小洋八角。定芬受到我的鼓励,学着做菜。累积了许多年时间,定芬竟然能够做出四冷盆四热炒四大菜和一品锅等,因此我就每月请两三次客,所费不过六七元之谱,但是菜肴已很丰富了。

我绝不打牌,认为打牌是最费时失事,消耗有用的时间,定芬也难得打牌,我每天下午诊务完毕,总要抽出一些时间,到三马路一带旧书铺去搜购旧书,兴趣浓厚。

当时旧的木版书,宋版当然买不起,但是翻阅一下,已爱不释手,元代版本比较多,书价的标准,大概是元版刻本每部二元,明版刻本竹纸最多,每部一元五角上下,要是宣纸印的才能卖到一元七八角,清代的刻本,稀见的卖一元一二角,普通的刻本都在一元以下,这是他们对熟客的标准书价。每一部书多数是四册六册。多的有二十四册四十册等,那么价钱就不同了。

书坊铺中,每一种书都有一种定价,标价不问多少,我们熟客总是照上面所列的标准,重新讨价还价。我自己把买到的书编成一份目录,凡是目录中尚未列入的书,每一种都想买,因此在各旧书坊,无人不熟,无一家不相识在书坊中把看中要买的书堆在一旁,翌日书坊中人便会把它送到我诊所来。

我因为在旧书铺逗留得时间太多,总是由定芬为我预备了七点半那场的电影票,到各旧书坊来找我,往往一找就找到,否则我会一直流连下去,乐而忘返。

远游燕京 物价更廉

一年之后,我的医书目录已增到一千余种,于是越买越难,越买越缺,我就想到,一定要亲自到故都琉璃厂去走一遭。

医生的例规,每年腊月初八九后生意便进入淡季,要到次年正月半之后,方能恢复旧状,所以我一到阳历十二月,就利用这个机会到各地去旅行,苏州、无锡、镇江、南京以及杭州西湖,是我常去的。

这几个地方的菜肴,各有其不同的风格,我除了选饮择食游山玩水之外,仍然不忘搜购旧书,但是这许多地方都是鱼米之乡,要买旧书,只有苏州还能购得一些稀见的版本,可是苏州人"向天讨价落地还钱",买一本书要费许多唇舌,尤其看我是上海人,要价更高。

自从决意要想到北方去,定芬开心不已,因为她的胞兄胞姐都在北方教书,所以这一次定期预备在故都玩一个月,料不到后来竟然逗留到两个月,这是意料不到的,但收获之大也出乎意想之外。

从前到北平,交通工具只有火车,我们坐的是"蓝钢车",过了南京,才知道中国之大,实在是大得不得了,火车一共要走三日三夜,每到一个站,站上都有许多小贩摊来兜土产,一篮篮一包包的东西,只要六个铜元八个铜元,唯有到德州,有一种熏鸡,每只要卖到小洋二角,初时我认为太贵,只想买两只,后来一想,蓝钢车餐厅的大菜,每客要小洋六角,那么不如多买两只,也可以代替一餐,料不到德州熏鸡肉质既肥且嫩,香味浓郁,口颊留香,舌本生甘,简直是从未吃过的珍品。

火车进入山东境内,因为地近枣庄,有一种红枣,色泽鲜红,形如鸡心一般,每一篓卖铜元八枚,我觉得东西虽好,价钱太贵,只要买两篓,那个小贩出取一粒红枣,朝地下一掷,竟然砰然有声,分裂成为二三块,足见这种红枣清脆异常,于是我又多买了两篓。火车一开动,开始吃枣,脆既脆得不得了,甜亦甜得很适度,而且无核的,所以我俩一下子就吃光四篓,代替了一餐,计算起来,比吃大菜又美又廉,省了许多钱。

到了北京(那时称北平)火车总站,已有亲友在接车。接触到眼帘的,就是"大前门"的伟大建筑,本来从前上海有一种"大前门"香烟,就以大前门为标记,但亲历其境一看,就觉得全然不同,这是一庭复式的城楼,高不可攀,伟大无可比拟,自己顿时觉得渺小得很。亲友们为我俩雇了两辆人力车(人力车在上海称为"黄包车",在香港称"手车",在北平称"胶皮",意思是这种车轮用树胶橡皮来制的),那时北平汽车不多,通常都是坐这种"胶皮"来往的。

一会儿,"胶皮"拉我们经过正阳门,正阳门比大前门小得多了。之后才到使馆街六国饭店,这是民国史上有名的大饭店,但是这个旅馆比了现在所见的大旅馆,差得太远了,虽是西式,却古老得很,房租每天为银元六元,亲友们说:"这间六国饭店并不在闹市之中,将来你来来往往买东西,很不方便,而且六元的房租真是骇人听闻。"于是我尊重他们的意见住了一宵,迁到东安市场旁边的东华客栈,房租每天一元八角,这是中国式的老旅馆,带有前一个时代高升客栈的气息,可是居停的人,都是达官富商,在一般市民看来,已经华贵得很。

最初我就去拜会几个近亲,他们住的都是古老的大宅,名为四合院,所谓四合院,是一个"□"字形的房屋,多数是平房,又高又大,中间是一个很广阔的天井,四面住着四户人家。问到他们的租金,都不过八元左右,但是往往有大房六七间,客厅更大,床是炕型。所谓炕,是用泥土砖石砌成的,下面可以烧火,因为旧时的房屋没有保暖设备,冬天冷得很,都靠火炕来取暖的,门前的门帘,都用厚厚的棉花制成,看来好像一条棉被。

第一天,我到定芬的大哥家吃饭,六大盘家常菜,做得很可口,风味与南方完全不同,饭后向大嫂致谢,说今天花费太大了,她说:"今天这些菜,不过花了两个大银儿。"

北平用的货币,虽用钞票,通常还是使用银元,但是他们称它为"大银儿",银角子称为"小银儿",铜元叫做"铜子儿",至于铜钱已近绝迹了。

第一天出游,就到东安市场,东安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场所,里面有各种各式的店铺,鳞次栉比,排列得密密层层,最多卖的是"糖葫芦",里面有糖果食物几十种,都是南方所见不到的,蜜饯的果子有二三十种,看得人眼花缭乱。其余的铺子,如旧书铺、书画铺、古玩铺、印章铺,各有数十家,单单这一个东安市场,已觉得是文化气息极浓厚的市场,所以北平被称为"文化城",一些也没有错。

从前上海书画界润笔,写字每尺一元,但北平的润例,每二尺一元,齐白石的画也是每二尺一元,掌柜劝我请齐白石刻一图章,我因喜爱工细谨饬之作,所以没有刻,反而请陈巨来刻一名字铜章,三字三元,但是铜章现在都是电刻品,陈巨来的铜章是刀刻的,工致得很,这种技术,现在也失传了。

晚间二哥请客,席设东来顺饭庄,这是一家清代以来有名的菜馆,一半开在马路的南面,一半开在马路的北面,是两个大花园,原定在新厅摆酒,我则要求在旧厅,因为《清宫十三朝演义》上说,有一位皇帝微服出巡,独自在东来顺小酌,饮到高兴时,就唱起戏来,谁知隔壁房间有一个票友,竟喝了一个倒彩,接着那人跟着唱下去,唱得连皇帝都佩服他,折柬相邀,成为密友。我问:"这间房子在那里?"二哥说:"好,我们就到那间屋子里去吃吧!"只觉这间房,的确窗明几净,挂的书画都是名人手迹,我高兴至极。八个人都吃得醺醺大醉,结账时,只付了七个大银儿,我觉得北平的生活,不仅比上海好,而且物价也便宜得多。

北方产的水果,集中在北平,品种多得很,按照我那时日记上所记载的,小儿梨每一个铜元二枚,桃子每个铜元一枚,雅儿梨、烟台梨、莱阳梨,每斤只售一角。有一种苹果又熟又甜,每个铜元二枚,又有一种牛奶葡萄和玫瑰葡萄,每斤小洋一角半,是最精致名贵的水果了。

鸡蛋每只铜元一枚,鸭蛋更便宜,但鸽蛋就比较贵,要卖到二个铜元,制成品如北平松花皮蛋,也只卖铜元一枚。还有一种很大的糟蛋,是用鹅蛋做的,放在瓦罐里,两个蛋只卖铜元四枚,蔬菜方面,要比上海便宜到三分之一。

我的几个亲戚都是大学教授,月薪高达八十元,即使家中人多,也是月月有盈余的。

最初几天,我就想要到琉璃厂,但是因游览的地方实在多,买书的时间,怎样也挤不出来。

游颐和园 参观故宫

游览的目的地,先到颐和园,这个园子,比想象中要大上几十倍,一切陈设,极尽豪华,当然这是清廷那拉氏挪用海军经费数千万两所造成的辉煌胜迹!

在颐和园进门处,见到有一座极大的假山,是用整块巨大天然的岩石来雕琢成的,旁边有块铜牌说明某年某月某省巡抚献石,注明用民夫几千几百运到某省某地,因某省巡抚身故,继由他省巡抚继续雇工搬运,又运了一年几个月,才运到直隶省,一路上逢山开道,逢水建桥等等字样可见当时耗费民力之大了。

颐和园里面的景色,是将全国各地名胜缩纳在这个园内,里面有一个昆明湖,就是仿云南昆明湖造的,其他各处,建筑得宏伟精美。里面有一艘大石舫,是用一块大玉石琢成的,一半在水中,一半搁在岸边,只记得石舫附近,有一条叫做苏杭街(今苏州街),就是按照苏州的街道筑成,蔚然江南景色。

游历三大殿时,先经过午门,即是戏剧中"推出午门斩首"的地方。午门上面有一个门楼,地方之大,比香港的大会堂要大两三倍,那时候已改为古物陈列所,里面所陈列的东西成千成万,我只注意到历代度量衡实物陈列室,有历代的尺秤锤。周代的尺短得很,不过英尺九寸模样,所以从前所谓"昂藏七尺之躯"实际上也不过英尺五尺多一些而已。

关于衡量的"铜锤",汉代的所谓一两,只合漕秤二钱而已。我又见到一个明代的针灸铜人,也安放在这里,这个铜人,做得并不神似。

到了三大殿,先在天安门城楼上浏览,向四面一望,觉得帝皇的威仪,实在是气概万千,两面有两个华表,又高又大,是用玉石雕成的,所有的栏杆也都是玉石的,这种玉石,产自德州,晶莹光亮,其色皎白,在南方没有见过。

三大殿之中,太和殿最大,是皇帝临朝的正殿,其大无匹,大约有香港汇丰银行整个地基那么大。皇帝的宝座高高在上,地下放着腰圆形石座,标明一品至九品字样,究竟里面可以容纳多少文武官员,估计不出,宫殿的庄严,我想较之汉宫威仪,未遑多让。皇帝坐的宝座,参观的人是不准坐的,有穿着灰色制服的警察看管着,我便去和他打交道,警察见我是南方来的,相当客气,又见我和太太手中各拿着一个自动打电的手电筒,他拿来看看,爱不释手,我就说:"老乡,这东西你喜欢不喜欢?如果你能让我在宝座上坐一坐,我就把这两个电筒送给你们两位。"我说完这话,他俩笑逐颜开地说:"那还有什么话说,只是您要等参观的人少时,您坐上去,我们只当不看见就算了。"于是我就等游客稀疏时,一跃而登宝座,那座龙椅足足有六尺多宽,一个人坐在上面,觉得大而无当,但高高在上,倒也威灵显赫,确是非凡。从前人说:"皇帝的宝座,平常人坐了上去就会头昏。"我想到这话,便觉可笑。一会儿那两个警察来了,对着我装模作样地说:"快些下来。"

为了保护这个宝座的完整无损,在民国时代是不准游客坐上去的,黎元洪做大总统时,见到这个宝座,几乎要作下跪状,只有袁世凯坐过一个短短的时期,他有没有头昏?我就不知道了。

这三大殿是轮值开放的,后面辟有一个故官博物院,要购券分三天参观,并且要自备粮食,第一天由东华门进入,第二第三天,由另外两个门进入,最后一定由后花园经过珍妃井而出,每天门券收银元一枚,十足可以在里面盘桓一天。

故宫博物院,内部的一切陈设,大体上保持原状,所有三宫六院都辟作展览室,譬如有一室陈列出历朝由各国贡奉的各式各样时钟,由铜壶滴漏开始,到鸡啼雀鸣的珐琅钟表为止。

又有一个展览室,专门陈设象牙制品的,桌上放的全是双翼锦盒,一面是五彩的人物画,一面是立体的象牙雕刻,刻得不但人物形貌酷似,还有秋千架、小蝴蝶等,手艺细致,栩栩如生,而且还有会活动的。

诸如此类的奇珍异宝,不必细说了。我所注意的,是文物部分,如许多经卷,是用金粉写在绢本上的,每一个字,比刻的还要精致。还有许多专供御览的手抄本,都出于翰林院学士之手,想来他们闲得很,我想每一部书,总要成年累月才能抄成一本吧?

在太医院故址中,我见到不少医学典籍,手抄本不计其数,原来太医院中藏有宋天圣五年(1027)王惟一所制的针灸铜人,却杳无踪迹。原来已在八国联军入京时,被日本军队掠去,藏在东京上野博物馆,我后来旅游日本亲眼见到。院中还有一个药库,大得比杭州有名的胡庆余堂还要大,后面也有一个鹿苑,但是其中的鹿,已不知死在谁手了。

我还注意到光绪皇帝大婚的寝宫,地方广大到极,但是阴暗也阴暗到极,白天也要点灯,所以宫灯排列很多,就卫生和空气而论,比了现在的高楼大厦差得多了。至于那一张龙床,简直大而无当,大过寻常的床四倍之多,里面还有衣柜,床旁边还有搁架,上面放着许多内室用品,马桶和尿壶是江西景德镇进贡的,也是一种特制品,看的人最多。

又有一个寝宫,前面配着大玻璃,参观的人只能从玻璃中透视进去,却不能进入。这个寝宫已有西式风味,装了一个极古老的电话,这是宣统(溥仪)皇帝的读书处,一切文物纸张凌乱得很,据说还保持着溥仪在冯玉祥逼宫仓皇出走时的原状。

这几天为了游览,把我搜购医书的日程都耽误了,因为故宫所见的伟大,实在被它吸引了。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1949年赴港行医。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华东三院总理。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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