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5月最后一周，一份看似普通的国际公约在香港落笔。没有红毯仪式，没有电视直播，却有来自60多个国家与2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亲自出席。这是“国际调解院”的正式设立，而它所传递出的信号，远比任何一场外交演讲更具分量。

2025年5月最后一周，一份看似普通的国际公约在香港落笔。没有红毯仪式，没有电视直播，却有来自60多个国家与2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亲自出席。这是“国际调解院”的正式设立，而它所传递出的信号，远比任何一场外交演讲更具分量。

当多数人还在将注意力聚焦在联合国的议案投票与预算审议上时，一个新型的、非西方主导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已悄然在亚洲金融之都落地。这并不是一次“挑战权威”的尝试，而是对“无法使用的机制”的务实补位。

过去几年，联合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平台，正经历一次信誉滑坡。会议冗长、程序复杂已是常态，而其总部所在地——美国——却利用地利优势屡屡制造障碍。2023年2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因美方拒签而缺席联合国安理会外长会议一事被《路透社》曝光，引发外交风波。签证审批权本应是技术程序，却成了压制异见的隐秘武器。

到2024年底，美国拖欠联合国各类预算款项总额已达9亿美元，其中仅对维和基金的欠账就超过8.75亿（数据源：BBC《联合国财务审计报告》，2024年11月）。

拖欠会费却拒绝搬迁总部，美国此举被广泛批评为“捆绑联合国作为战略资产”。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主导设立的国际调解院显然是对“失效机制”的一种现实替代方案。

它选址香港，不是偶然。这个城市既具国际通联能力，又具有“中国主导、程序中立”的制度优势。在法律技术层面，调解院采用“准司法+多边调解混合”机制，区别于联合国冗长的集体辩论制度，强调当事方可主动提交案件，由常设的中立专家主持，限时形成具有可执行效力的处理意见。

一位参与调解院框架协议谈判的阿尔及利亚外交顾问接受匿名采访时称：“我们不是反对联合国，而是越来越难在那个体系里‘轮到我们说话’。调解院给了我们一种新的发言可能。”

与宏大的理念相比，真正吸引这些国家的是“能用、好用、快用”。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4月报道，调解院首批办公设施设于湾仔海港中心，配备有24小时智能翻译、语音识别系统，甚至与部分东盟国家的司法系统实现“区块链证据共享”。这些不是写在宪章里的理想，而是落在电缆、机房和服务器上的技术方案。

这类设施安排，与联合国海牙国际法院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至今仍依赖纸质文件与英语、法语双语操作，流程周期平均为412天。而调解院预计案件处理周期为45至90天之间，大大降低中小国家使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准入门槛”。

中国此次的做法没有“宣誓式动员”，也没有把“制度对立”挂在嘴边。更多的是一种技术供给与服务逻辑。正如中国2023年在中东斡旋沙特与伊朗复交所展现的，“不插手内政、不提出价值指令，只解决实际利益冲突”的姿态正在获得更多国家认可。

老挝代表团成员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坦言：“我们申请美签要6周，香港方面不到48小时就发出会议许可。”入境便利并不是小事，它是国际机制运行效率的基础之一。许多亚洲国家都与香港有互免签证协议，而美方的签证系统在安全与政治问题上频频卡人，实则成为联合国机制失灵的另一根“钝刀”。

归根到底，国家选择合作平台，从来不只是因为制度设计得多精美，而是看这个平台“是否可用”。联合国强调“程序正义”，调解院则致力于“解决能力”。如果你在A地提交材料半年都排不上号，而在B地三天后就能坐下来谈，那你还会选A吗？

联合国的会议还在安排议程，美国的签证还在审查流程中，但香港的调解室里，代表可以在48小时内完成入境、用母语表达诉求、通过远程翻译和电子证据链提交完整材料。一个说“程序正义”的机制还在路上，一个已经让“当事方讲完就能进实质程序”。这不是谁挑战谁的问题，而是效率开始自证存在的合理性。

中国没有在国际场合对联合国发难，也没对现有机制指指点点。它只是把争议的当事方请到一个没有签证障碍的场所，安排好同步翻译、调解官常驻、会后归档流程，用一套比“程序正义”更快触达“结果可信”的方式告诉大家：与其争辩机制谁更先进，不如先让问题有人解决。

写到这里我们必须承认，国际调解院不是完美的机制，也不可能替代联合国。但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国际事务并非只能由大国会议厅中拍板决定，也可以在一个中立空间内，以当事国为主导，以多边技术为支撑，把问题讲清楚，把局面谈下来。

这不是制度革命，而是操作转向。

它或许没有改变权力结构，但它正在重塑：谁能提出可行的方案，谁就有了话语权。

2025年5月底的这个签署仪式，没有镁光灯，但它的后果，也许会像一颗深水炸弹，慢慢在国际秩序的池底泛起回响。

来源：羊肉胡萝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