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二十年，补全了费孝通的“政治这一块”

摘要：这本传记很不错。你下了不少工夫，也有不小长进。这个事很妙，不是我找你，也不是你找我。历史到了一定时候，总要有人出面写文章。我写《江村经济》，就是当时历史的需要。现在需要我的传记，碰巧你来写，我是看好的。现在证明写得不错，只是缺了我的政治这一块。当然现在也不是写

《斯人斯土：费孝通的一生》是作者“一个人的仪式”。他以此祭奠费先生仙逝二十周年。

撰文丨姚峥华

2000年前后，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指着群言版《费孝通传》嘱助手张冠生：

这本传记很不错。你下了不少工夫，也有不小长进。这个事很妙，不是我找你，也不是你找我。历史到了一定时候，总要有人出面写文章。我写《江村经济》，就是当时历史的需要。现在需要我的传记，碰巧你来写，我是看好的。现在证明写得不错，只是缺了我的政治这一块。当然现在也不是写的时候。我人还在，还在看，还在跑路，还在写文章，还没有结束。将来时间合适了，就有把我的一生写完整的条件了，那时候再写一本全的，也不迟。

于是，有了约定。

费孝通先生于2005年4月去世，张冠生2005年开始动笔，用二十年时间，写了“一篇长长的作文（张冠生语）”，调结构，添史料，改写法，最终于2025年呈现出这本三部曲，即《斯人斯土：费孝通的一生》（下称《斯人斯土》），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4月出版发行。

张冠生与《斯人斯土》

这是我这两年中一直期待的重要作品。

▲张冠生在作品扉页上的签名

2023年“五一”，张冠生老师及其夫人娅妹姐、大侠和我在汕头度假时，我在张老师的电脑里看到此书稿的部分内容。其时，我正为深圳《书都》杂志采访他，聊他与深圳的书缘。文章有一节内容“带一本书回深圳”，写的正是张冠生与这部书稿的关系。

这里原文摘录——

带一本书回深圳

2023年春末，张冠生携夫人来到深圳。他带回一部沉甸甸的书稿——《费孝通传》（修订版）。他说，把当年费老有所遗憾的传记中的一部分，带着兑现先生遗嘱的心愿，最终完成书写。

这部书稿之所以令人期待，是因为动笔之前，张冠生重读了费老文集，并手工检索了他全部著述中的问号。“把所有的问号放一起，来看这位老人一生心中的问题。”

书中的问号远远少于心中的问题。张冠生试图借助这些问号和问题，和读者一起，更深入地理解费孝通这位老人。

书中有一个重要话题，费老在山东调研时，看到开着凌志车的人，家里没有书。于是，他说，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即富了怎么办。他希望这个话题能在深圳观察、记录、研究，甚至找到答案。

张冠生说，“上一代学人对后生晚辈的爱护帮助和理解，我是从费沈二位前辈那里深切感受到的。但现在我要作进一步拓展，即拓展到我和我同辈，我和我的朋友。前辈与深圳的联系，可由费、沈，经由我，到胡洪侠，还有其他人，比如王绍培，还有很多人很多人。费老对深圳读书会此类文化建构颇有热情，愿参与其中，来了解和理解深圳的经济文化发展，同时关注文化需求，把这样的题目收进他所研究的宏观大题目中去找答案。从这个层面讲，深圳在费老面前也是一部大书。”

在费老的学术视野中，关于深圳他有大段的谈论。比如京九铁路这条线上深圳的位置，以及深圳拥有这一位置而应有的眼光……

书稿的最后，张冠生是这么结尾的——

“1993 年 2 月 16 日，费孝通写《的书生私见》一文，留下一句话，两个问号：‘让这台戏演下去吧，留个问号给它的结束不是更恰当么？更好些么？’这台戏，是人类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活剧，是其中的天人之际，古今之变。费孝通留的问号，是一位人类学者对‘人类究系何物’的永恒追问。”

因有了费老的眼光和视角，张冠生意识到要关注“历史的长程（许倬云语）”。藉由费老的问号，张冠生在修订中试图寻找答案。

如果说，当年张冠生离开深圳，这本书的传主是促其北上的原因，那么，张冠生之前三十年的研究、思考和写作，是这部书稿的某种预习、积淀和准备。三十年后的书稿修订，是一份完美的结果。

如果深圳曾经给过张冠生一张考卷，三十年之后的这部书便是考卷上一份打勾的答案。（文章刊发于2023年6月《书都》）

从“问号”到“问题人生”

2000年前后，费孝通曾对张冠生说，“将来时间合适了……”

2025年的此时，书摆放在桌前，按我的理解：

一，时间合适了。此时距费老去世已二十年。

二，在此传中，作者有意识地触及和呈现费老“政治这一块”，结合费老的亲身经历、著作、会议纪要，并以自己多年在费老身边工作、生活所形成的对费老的感知和理解，提炼出“政学两栖”概念，书写了一本新的“费孝通传”。

三，《斯人斯土》的出版，是填补“我（费孝通）的政治这一块”空白的有益尝试。

要想涉及“政治这一块”，不容易。如何做？张冠生很早就敏锐地注意到“费氏问题”。

“十六卷本的《费孝通文集》中，字里行间，大约可见六千七百个问号。《费孝通晚年谈话录》中，问号在一千五百个以上。考虑到其中或有少许重复，也考虑少量问号没有实质意义，没有问号的地方却提出实质问题，保守些说，费孝通一生著述蕴含有‘八千问’。”他的最后两年在北京医院病床上，曾对亲属说，脑筋里还有大量问题，没有记录于纸。所以，说费氏问题有八九千个，不算过分。这八九千问贯穿了费孝通的整个人生。

从“为什么我们到瑶山去”，到此后七十年里，社会怎么变，时局怎么变，个人命运怎么变，人类学、社会学学科怎么变……费孝通留意、思索的问题，从柴米油盐到人类命运、宇宙演化，从家乡江村到无穷的远方，从定西老农到无数世人，直至生命末期“这叫我去问谁呢”，“他知道那是乌托邦，问号只是自忖，并不曾想真去问谁。（张冠生语）”

梁漱溟自视为“问题中人”，费孝通的一生则可视为“问题人生”。他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同时他因学术成就而有政治身份，他在1945年加入民盟，20世纪80年代后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张冠生说，“费孝通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留下的八九千个问题，看一遍，或看一半，哪怕只看十分之一，也能多少有所领悟。”

从“问号”看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极佳的视角。它让很多不可解或难解的问题，至少有了答案。问号本身就是回答，“不可说”本身就是言说。

三个人生阶段看费孝通

费孝通近百年人生中自然形成的三个时段，在《斯人斯土》中呈现为三部曲（伴以序曲和尾声）。1910—1949年；1949—1978年；1978—2005年。

①1910—1949年人生第一阶段：学术与政治挂钩的起点

费孝通成名于《江村经济》，一部至今影响巨大的社会学调查范本。

早在1935年，费孝通与妻子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调查时遭遇意外，王同惠身亡，费孝通受伤。1936年他返乡休养期间在开弦弓村（“江村”）作田野调查，掌握了宝贵的一手资料。之后赴英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撰写博士论文《江村经济》。

导师马林诺夫斯基评论说：“费博士著作中的原理和内容，向我们揭示了现代中国社会学派的方法论基础是多么结实可靠。……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他将费孝通此作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的里程碑”。

大瑶山和江村调查，是费孝通认识中国的起点，也是他的学术与政治挂钩的起点。瑶山调查有地方政府的背景，江村调查有中国农耕文明如何在西方工业介入后如何自处的背景。他说，“中国是‘被土地束缚的中国’，我是‘被乡土束缚的费孝通’。”其中的“束缚”因素，有经济，也有政治。

1938年，28岁的费孝通回到中国，开始云南三村调查，起讫时间是1938年至1941年，历时三年。禄丰-楚雄-昆明-云南-中国-世界……费孝通视战时云南为“自由中国最重要的根据地之一。与从占领区涌入内地的无数难民一起，许多大学也搬迁到云南，现代化的工厂也建立起来了。公路延伸到至今仍然封闭孤立的地区，铁路也正在修筑。这一地区的社会变迁快速的步伐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所从未有过的。”

在《云南三村》中，费孝通预言：

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我一向认为要解决具体问题必须从认清具体事实出发。对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应是解决怎样建设中国这个问题的必要前提。

为了认识中国社会，费孝通绕不开社会治理，他的观察和思索因此而自然进入政治领域。

1943年，费孝通写道：

我们短短几十年中政治上的变动并不能说少，而实际上，变来变去，有多少改革，谁也不敢估计得太高。我们是不是应当反躬自问，这是什么原因？若是我们把现中国的基本问题看成一个文化的转变问题，而把文化看成人民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态度，也许就可以扩大一些我们应当努力的对象。我们得多注意一些生活的各方面，多养成一些现代生活中做人处事所必需的观念和态度。这样或比整天高呼政治改革更基本些和更切实些，至少也是相互为辅的。

成立于1941年3月的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是当时国共两党之外中间政治力量的聚合。费孝通1945年加入民盟，用张冠生的话讲，“学术活动因民盟成员身份而产生政治影响，其政治身份和学术名望的叠加，又促进其学术成果和思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费孝通一生的立言、立功和立德，由此进入亦政亦学两栖状态。（张冠生语）”

从费孝通履历看，留学归国到加入民盟数年间，他经历了云南调查、魁阁团队协同研究和初访美国的过程，从一位相对纯粹的学者转变为一位著名的民主教授。张冠生说，“这段历史中，政治因素或隐或显，一直伴随着费孝通的学术工作。”

1947年费孝通返回北平，继续在清华任教，直到政权更替。

费孝通告诉张冠生，清华两年，英国两年，联大五六年——这十年时间里边他下了点工夫，出了东西。从成果角度看，这是费孝通学术生命的一个高峰期、高产期。

在学术工作方面，主要是整理讲稿，有1948年出版的《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翻译方面有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雷蒙德·弗思的《人文类型》、梅岳（即“乔治·埃尔顿·梅奥”）的《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此外他还写了许多政论、时评文章，在国内多家刊物发表（许倬云先生说，那段时间，他曾追踪《观察》杂志逐期看费孝通的文章），结集出版的有《初访美国》《重访英伦》《内地农村》《乡土重建》《美国人的性格》《皇权与绅权》《民主·宪法·人权》等。

也是这一时期，费孝通对共产党人的了解，有了一个自然变化的过程。对这一过程，《斯人斯土》写道：

从西南联大开始，经西柏坡得到确认和强化，在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继续升温，因“改造”遇冷，因取消社会学致若有所失，又因“论十大关系”回暖。曲折过程中，费孝通见证了毛泽东真懂民主党派，懂得“忠实的对立面”是和共产党人殊途同归，得政党生命大限所在，不求“万岁”，有超越气象。晚年费孝通曾明白表示，一生中真正佩服的人不多，毛泽东算是一个。

如果说，1910—1949年，为费孝通人生的第一阶段，那么，这是费孝通成长、留学与以学术扬名海内外的黄金时段。这一阶段，他倡导社会学本土化，推重实地调查，提出“差序格局”理论，首次将中国乡村经济纳入国际学术视野，为初出茅庐的中国社会学界赢得国际声望。这一阶段，也是他在政治上逐渐认知、理解共产党的思想转变阶段。

②1949—1978年人生第二阶段：在政治运动中被中断了的学术生命

1949—1978年，费孝通从清华园到西柏坡，接受全国院系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其间参与“民族识别工作”，在西部许多少数民族中留下印记。他带动和培养了一批民族学研究者，在学界提出并试图解决许多学术和现实问题。但这段时期，也是他被中断个人学术生命的阶段。

从1947年到十年浩劫结束，中国经历的“考验”连绵不断。据研究者统计，1949年政权鼎革之后，“文革”结束之前，曾有五十多场政治运动。每场政治运动，费孝通都是亲历者。

费孝通的老师潘光旦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落难，费孝通力排众议，为老师辩护。再后，师徒二人一同被打为“右派”。

1957年，费孝通深切地体会了受误解的滋味。直到1998年12月21日，费孝通说起当时，“晚上还会做梦，那东西还来。好像一下子给人家……说不出来了。受冤了”。

潘光旦在十年浩劫中被红卫兵折磨到气息奄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是费孝通抱恩师入怀，“无力拯援，凄风苦雨，徒唤奈何”。

在那个特殊时期，费孝通也曾被迫害到考虑自杀的地步。他写道：

我的学术研究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有个高峰，后来就低下去了。不光是低，而且丑化。不光是别人丑化我，我也变得丑化我自己。后来又有机会“行行重行行”，是在一定限制下出来的。利用可以给我的一点条件去做事情，可是不太可能回到当年的高峰状态了。

这一阶段的人生细节，很多地方张冠生只得隐去或一笔带过。这是颇为遗憾的事。但有时，历史的断裂处，学术的空白处，本身也是一种呈现。

③1978—2005年人生第三阶段：轰轰烈烈再次焕发的学术与政治生命

1980年6月，费孝通的“右派”问题终被“改正”。他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沉寂多年，重现学界。

从1980年“改正”，到2003年最后一次外出调研，村寨、市场、企业、社区、贫困地区、边区、少数民族地区……费孝通每年用于实地调查的时间多在160天以上，研究题目从乡镇企业、小城镇到区域发展、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到“全国一盘棋”“富了以后怎么办”……为实践和发挥社会科学对文化变迁的指导作用，他不遗余力地“行行重行行”。

在《九访江村》一文中，费孝通说：

在初期短短几年里，苏南的社队工业到处蔓延，落地生根，历经艰险而不衰。社队工业的这种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应性，不能不使人联想到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草根深深地扎在泥土之中，一有条件它就发芽，就蓬蓬勃勃地生长。这种社队工业，可以称作草根工业。

费孝通甚至觉得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中国的农民却发自一股自身内在的动力，……他们有力量冲破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初期的老框框，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去改变工业的性质，让工业发展来适应自己。

其时邓小平表态“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下一言九鼎，“草根工业”因此赢得正名——乡镇企业，可以放胆、放手去干了。

这是经济，也是政治。改革开放初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升综合国力、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是最大的中国政治。费孝通曾对张冠生说：“我和小平两个人，是一个思路，两套语言。”

顺着乡镇企业星火燎原的势头，费孝通从长江三角洲到珠江三角洲，从“苏南模式”到“珠江模式”，他追踪着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变化。

从《小城镇，大问题》，到《小城镇再探索》《小城镇苏北初探》，再到《小城镇新开拓》系列调查报告，费孝通认为小城镇可以成为中国走出的一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

1986年3月19日，费孝通参加民盟中央执行局总结会议，在会上说：

民盟究竟要做些什么工作？我的想法是，民盟要协助党做工农和知识分子联盟的工作。现在战略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搞经济建设，就不能没有知识分子。而民盟是知识分子政党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知识分子愿做事，觉得条件不够，有力无处使，潜力大。要有使他们发挥力量的政治和物质条件。我们民盟就是为他们创造这些条件去工作。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对于费孝通此番倡导，《斯人斯土》说：“（他）既有学术兴趣，也有政治考量。他主张，作为中上层知识分子政治集团的民盟，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是一种社会服务职责。”

同时，他要求民盟同人注意“拾遗补缺”，话虽诚朴，大有深意。

1948年，面临政权更替，费孝通就在《乡土重建》中表达自己观察到的中国社会中的余和缺：

简单地说：我所希望的是：皇权变质而成向人民负责的中央政权，绅权变质而成为有效率的文官制度中的公务员，帮权变质而成工商业的公会和职业团体，而把整个政治机构安定在底层的同意权力的基础上。

这一阶段的费孝通，是学术厚积薄发的阶段。他的社区研究，从1935年大瑶山调查开始，经江村、云南三村、苏南乡村、江苏全域小城镇，追随着中国社会变迁步调，研究地域逐渐扩大，题目也在扩展。乡土、家庭、农民生活、工农相辅、继替、草根、民间活力……从村庄扩大到小城镇后，费孝通在追踪观察小城镇发展变化的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留意研究区域发展问题，进入更大范围的实地调查。这一阶段，也是他试图承担起一种社会服务职责，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有效更身体力行的智力支持的阶段。

“圈外人物”与未了心愿

对费孝通的一生，张冠生有一句很精彩的总结：“少年早慧，青年成才，中年成器，盛年成‘鬼’，晚年得道。”

更精彩的还在后边——“暮年回首前尘，费孝通一生劳作，记录于十六卷本《费孝通文集》代表的等身著述，也有到老未曾化解的心底遗憾。”

是什么遗憾呢？

张冠生说，“他始终没有感受到他期盼的、他应得的历史信任。”“他有足够的参与热忱，却碰上意外的冰凉。”

且看费孝通的几则发言——

1987年10月31日，费孝通在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说：“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惟上、惟书、惟经、惟典？”

1990年8月16日，费孝通在莫斯科十月广场科学院招待所写《红场小记》，“久仰的‘圣地’果真出现在眼前。摆弄了我一生的风暴，不就是从这里起源的吗？”

1995年4月25日，费孝通在漯河市郾城县黑龙潭镇半截塔村访问农户，想起多年存疑的问题。“我们是站在什么地方？……我们摸着的石头是什么？？”

1997年7月1日，费孝通在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现场见证历史切换，“中国国旗升上去，英国国旗降下来，一升一降，历史都在里边了。我在那里一边看一边想，为什么会有这一天？”

1999年9月30日，费孝通回顾重建社会学历程说：“我们这一代人，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一次最激烈和最巨大的社会文化变革，它正在发生些什么变化？怎样变化？为什么这样变？”

……

费孝通感慨“我们这个社会总教人做好人，可是总不准备奖品”。

他甚至感慨，“我能不能划在人的圈子里也成了问题”。在《费孝通散文》序言里，他说自己“和‘正道’格格不入”，“入不了世人所规定下的圈子，不能甘心在别人划下的框框里做个顺眼的角色，成了圈外人物”。

《纪念黄药眠》一书出版时，费孝通题写道：“踏着荆棘饮着苦酒勇敢地面向光明。”

1998年9月20日，在苏州南园宾馆，费孝通又向张冠生说起“圈外”话题。他说：

我就是这一辈子没有嫁出去。“圈外人语”，这个话意思很深。我一辈子没有进圈子。唱戏要有台子，我没有，只是清唱。清唱一生。别人不为我搭台子，我自己搭。搭来搭去，快搭好了，别人就拿去了。

我写了这么多年，六十多年，好像还只是在表面，不是深层的。深一层的东西还不敢碰它，适可而止了。超过了当时的文化高度，人家也不能接受你的东西。

只有在身边工作的人，才能追踪到并真正深刻地理解费孝通时不时只言片语的感慨。幸亏助手张冠生，每天细心地记录，留下了可贵的文献资料。

▲在费老的家里（左一为张冠生，左二为“大侠”胡洪侠）

张冠生说，费孝通未了心愿中，属于著述的，至少有五个题目。

一个是，“储安平先生暑假里到北平来，他希望我把在《乡土重建》后记里所预告的《中国社会结构》早一点整理出来，我对这件工作着实踌躇，因为这件工作要做到自己能满意的程度决不是这几年内可以完成的。”（费孝通写于1948年8月28日）

一个是，“我准备写一篇文章，……叫《有朋自远方来》。钱穆对于我，很远啊。可是他对事情的看法有些地方和我很接近”。（1998年1月21日，费孝通对张冠生谈读《史记》心得，从司马迁的“天人之际”说到钱穆）

一个是，“绅士阶级’这么一种人，gentry，是怎么分化的，怎么消失的，我想写出来。”（1998年1月23日，出版家沈昌文登门拜访费孝通，两人长谈。说起身世，谈到绅士）

一个是，“有关文化的死活我一直想写成一篇专门的文章，但现在精力不行了，你今后发挥发挥写出来。”（1999年1月15日，费孝通与方李莉谈话）

一个是，“现在是在公务活动的缝隙里边抓时间写，等我从民盟和人大退下来以后，就有时间好好写文章了。把已经想好的这个大文章系列一篇篇写完，最后再写一本，叫《传外杂俎》或是《传外札记》，从家庭写到最高的政治，写出我看到的、我经历过的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社会，我经历过的一些历史大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比如反右，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把自己知道的都写出来，留下来，让后人知道更多的真相。反正我快要死了，死前把它说出来，也是一种责任。”（1996年10月13日，费孝通对张冠生谈写作计划）

……

以上“圈外人语”和未了心愿，是否可以更真实地“看见”费孝通，以及费孝通的“政治这一块”？

《斯土斯人》写，《云南三村》序言提到抗战胜利的问题，七年后就解决了。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按照费孝通的设想和主张，七十年后也还没有真正解决。由于多种历史因素、现实因素，“对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本身，也成了一个有待解决的严重问题。费孝通说：“我衷心希望，未来的一代会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称赞我们，正视我们时代的问题。”

未来一代正视时代的问题，也是费孝通的心愿。

作为曾经的助手，张冠生郑重地写道：

费孝通一生著述，留下丰富的文化历史信息，是百年中国社会变迁的费氏记录。循其一生行迹，留意社会变迁过程中个人与社会的交集、互动，可看到时势如何影响一介书生，这位书生又是怎样回应‘中国这段历史’对他的要求的。

也因此，书稿写就，“既已印出，完成了约定，愿已还，心可安。（张冠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