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长儿子考上的大学，我考的分明明比他高啊！＂妈把信甩到桌上，眼中含着泪，我一下子懵了。

＂村长儿子考上的大学，我考的分明明比他高啊！＂妈把信甩到桌上，眼中含着泪，我一下子懵了。

那是1986年的夏天，一个注定要改变我命运的夏天。

我叫陈志强，出生在湖北一个叫枫林的小村子，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山脚下，炊烟袅袅，鸡犬相闻。

父亲是乡办砖厂的工人，每天天不亮就骑着那辆吱呀作响的老凤凰自行车去上班，直到太阳落山才回来，手上的老茧厚得像树皮。

母亲在生产队干农活，夏天被太阳晒得皮肤黝黑，冬天手上的冻疮开裂得像桃花。

家里的老式木柜上摆着一个黑白电视机，那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几台电视之一，经常有邻居来我家看《新闻联播》和《西游记》。

日子虽然清苦，但父母一直把我的学习看得很重，常说：＂咱家就指望你一个，读书改变命运啊！＂

记得高考前那段日子，我每天早上四点多就起床，在煤油灯下复习，母亲总会默默地给我端上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说：＂多吃点，脑子才有力气。＂

高三那年我的所有课本都翻得卷了边，笔记本密密麻麻写满了公式和重点，枕头下面还压着一本《高考必备1500词》。

高考那天，父亲请了假，骑自行车送我去县城考场，一路上叮嘱我：＂别紧张，发挥正常水平就行。＂

考完最后一科，我心里有底，觉得至少能上个二本。

没想到分数出来，我考了483分，这在我们县里已经是数一数二的了，按往年录取线来看，进入重点大学没问题。

村里传来消息说我考了全村第一名时，家里乐开了花。

父亲难得喝了两杯二锅头，红着脸对着院子里的邻居们说：＂我陈家祖上是教书的，隔了三代，到我这断了传承。今儿个志强能考上大学，也算是光宗耀祖了！＂

母亲坐在门槛上，低着头偷偷擦着眼泪，那是喜极而泣的泪水。

左邻右舍都来祝贺，带来自家种的新鲜蔬菜或者自家养的鸡蛋，王婶还特意蒸了一笼香甜的枣馒头，说：＂好日子来了，沾沾喜气！＂

然而，喜悦只持续了短短一周，录取通知书迟迟不来。

每天放学，我都要去村口等邮递员老吴，他每次都摇摇头：＂志强啊，还没有，别着急，可能是邮路远。＂

眼看着八月过半，通知书还是没来。

父亲按捺不住，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去了县城邮电局打听，一路上车链子掉了两次，他也不嫌麻烦，擦擦手上的油继续赶路。

奇怪的是，就在这时，村长儿子李建国却收到了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所大学原本是我填报的第一志愿。

＂不对劲，建国那小子平时考试哪次比过你？＂父亲皱着眉头说，嘴角紧绷。

村里马秀才家的儿子和我是同班同学，他悄悄告诉我，说李建国高考只考了430多分，比我足足少了50多分，你说奇怪不奇怪？

人们开始窃窃私语，说是村长李大山利用关系，把自己儿子的名字顶替上去了。

村里的老支书赵伯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抽旱烟，摇着头叹气：＂现在的干部，啧啧，有些事啊，不敢说，不敢说。＂

村里的收音机广播里正播着＂发展教育事业，振兴中华民族＂，听着格外刺耳。

母亲拿着那本早已备好的《大学生活指南》，默默地放回了箱底，上面压上冬天的棉被，好像要把这事也一起埋了。

为了查清真相，父亲东奔西走，到处找关系，甚至卖了家里的公鸡和十斤大米，就为了请县里一个干部吃顿饭。

父亲嘴上的烟袋锅子一天要掏三四次，眼睛里的血丝越来越多。

终于在县教育局一个老同学的帮助下，父亲看到了那年的高考录取名单原始文件，那是用蓝墨水钢笔写的，后来用红笔做了修改。

果然，最初的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和学号，后来被划掉，旁边用红笔添了李建国的名字。

＂冤枉啊！＂父亲回家一把鼻涕一把泪，瘫坐在门槛上，腿脚抖得像筛糠。

＂人家能量大，咱小老百姓斗不过啊，村长亲戚在市里当官哩。＂

母亲坐在门槛上，望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树上的知了正在大声鸣叫，她轻声说：＂命啊，这就是命。＂

那个夏天，我常常一个人坐在村后的小山坡上，看着远处金黄的麦田和袅袅升起的炊烟，心如刀绞。

我的旧书包里装着高中三年的奖状和那本写满理想的日记本，现在看来都像是一个笑话。

那一刻，我十八岁的心碎了，像那年秋天打落的高粱，零零落落地撒了一地。

深夜里，我趴在用煤油灯照明的桌上写下一行字：＂天不公，人更不公。＂然后默默撕碎，扔进了灶火里，火舌舔舐着纸片，发出轻微的＂噼啪＂声。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多了几分怜悯，李村长见了我却总是躲闪，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好学习＂了。

最难熬的是，开学那天，看着李建国穿着崭新的白衬衫，背着大挎包，拖着木箱子，坐上了开往县城的拖拉机，村里人敲锣打鼓地送他去车站，热闹非凡。

那天我躲在家里，用被子蒙着头，不敢出门，怕听见村里人的议论和李建国离别时得意的笑声。

失去大学梦的我，按照当时的分配政策，被分配到了县煤矿当了工人。

第一天去报到，我穿着村里的老裁缝给我赶制的＂的确良＂衬衫和＂的确凉＂裤子，背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两双手套、一件旧棉袄和母亲给我缝的被褥。

煤矿招待所是那种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灰砖房，四人间，铁架子床，水泥地，公共水房在走廊尽头，冬天洗澡得排队去几百米外的澡堂子。

煤矿工作苦，一天下来全身漆黑，像是从地狱爬出来的鬼，嘴里、鼻孔里、耳朵里都是煤灰，用肥皂使劲搓，皮肤都要搓破了，还是灰蒙蒙的。

第一次下井，昏暗的矿灯照着狭窄的井道，滴答的水声和沉闷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我害怕得全身发抖，手脚冰凉。

老工人王师傅拍拍我的肩膀，黝黑的脸上露出一口大黄牙：＂小伙子，大学没考上不是世界末日，好好干，这里也能出人头地。＂

他递给我一根＂大前门＂，＂抽一口，提提神，下井的人都这样。＂

我接过烟，学着他的样子点燃，呛得直咳嗽，眼泪都出来了，王师傅哈哈大笑：＂没出息！＂

就这样，在漆黑的矿井里，我开始了新生活。

每天回到宿舍，我都会写信给家里，报平安也报喜讯，即使喜讯是编的。

＂爸妈，矿上伙食不错，有肉吃。＂实际上，食堂的饭菜清汤寡水，只有周日中午才有一块小肉片。

＂我已经习惯了工作，很顺利。＂实际上，我刚开始干活时，经常因为动作慢被老工人骂。

＂这里有很多同龄人，大家关系很好。＂实际上，宿舍里的工友们大都比我大七八岁，喜欢打牌赌博，对我这个＂准大学生＂有些嘲讽。

每次收到家里的回信，都会附带一些腌菜、风干的腊肉，冬天还有母亲亲手缝的厚袜子和手套。

信封里总会夹着父亲的几句叮嘱：＂好好干，别惦记那些过去的事，人往前看。＂

每天回家，母亲看我满脸煤灰的样子，眼里都是心疼，手指抚过我的脸，却不敢用力，怕把我擦痛了。

她从不多言，只是默默地准备热水让我洗漱，然后把饭菜热好，保温壶里永远装着热乎乎的大米粥。

父亲更是自从那件事后，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头发一夜白了一大片，很少说话，有时对着墙角发愣，不知在想什么，烟袋锅子点了又忘，烟丝撒了一地。

而李建国每年寒暑假回村，总是穿着城里流行的喇叭裤和的确良衬衫，手腕上还戴着一块上海产的手表，走路时手插裤兜，领口敞着，大谈大学生活多么多么好。

＂大学食堂啊，顿顿有肉，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他坐在村口的石磨上，翘着二郎腿。

＂我们宿舍条件好着呢，四人间，有暖气，冬天热得只穿一件毛衣就行。＂他吹着口哨说。

村里人见了他，总要恭维几句：＂建国啊，有出息！将来能分配到城里工作吧？＂

村长李大山更是逢人就夸自己儿子如何如何优秀，还说：＂我家建国交了个女朋友，还是大学里的高干子弟呢！＂

每当这时，我都选择绕道而行，明明知道这些话是对着我来的，但我无力反驳，也不想去反驳。

心里那道伤口还在隐隐作痛，就像村里那口枯井，表面看不出什么，但投下一块石子，能听到很深很深的回声。

1990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外面下着鹅毛大雪，气温骤降到零下十几度，矿上的设备都结了一层薄冰。

那天我和王师傅他们正在井下作业，突然听到一声巨响，接着是一阵阵灰尘扑面而来。

＂塌方了！快跑！＂有人大喊。

人群乱成一团，有的往外冲，有的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

王师傅突然转身往回跑：＂老张和小刘还在里面！＂

我几乎是本能地跟了上去，心里不知哪来的勇气。

浓烟中，我们摸索着找到了被落石堵住的通道，王师傅伸手去搬石头，我也跟着用力。

几分钟后，我们找到了两名被困的工友，其中一人腿部受伤，另一人已经失去知觉。

＂你先背老张出去，我带小刘。＂王师傅对我说。

我刚背起老张，头顶又是一声闷响，一块巨石朝我砸来。

王师傅见状猛地推了我一把，我和老张滚到一边，躲过了大部分，只是右腿被石块砸中。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腿像是断了一样，钻心的疼痛让我差点晕过去。

忍着剧痛，我继续背着老张，一步一步地往外走，直到看见救援队的灯光。

矿上发生了一次小型塌方，我救出了两名被困的工友，自己却被落石砸断了右腿。

在县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和护士急促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医生说我的腿落下了终身残疾，再也不能下井干活了。

手术那天，父母赶来医院，母亲一夜未睡，坐在床边一直掉眼泪。

父亲拿着烟袋在走廊上来回踱步，嘴里不停地嘟囔：＂苦命的孩子啊，这是什么命啊！＂

那一刻，我的人生似乎跌到了谷底，躺在病床上，望着斑驳的天花板，我甚至想过放弃。

但是，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矿上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舍己救人，英勇无畏＂。

矿长亲自来看望我，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陈，你是好样的！矿上不会亏待你的。＂

出院后，矿上给了一笔不多的补偿金，并安排我去办公室做文书工作。

这对我来说是个转机，虽然腿脚不便，但我的文化水平比其他工人高，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我开始管理矿上的档案和报表，每天早早来到办公室，认真整理文件、撰写报告。

我的桌上永远放着一个小本子，记录着每天的工作内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矿上领导看我勤恳，慢慢给了我更多的责任，甚至让我参与一些技术改造的讨论。

与此同时，我开始自学会计知识，那时候没有网络，全靠一本一本的教材和参考书自学。

县图书馆成了我的第二个家，每周六我都坐公交车去那里，借阅各种会计、经济方面的书籍。

每天下班后，点一盏昏暗的台灯，一页一页地啃教材，有时困得眼睛睁不开，就用凉水泼脸，把自己激醒。

记得有一次看书到凌晨，手脚冰凉，母亲起夜看见了，二话不说，拿出她自己缝的暖水袋，倒上热水，放在我脚下。

从那以后，母亲常常半夜起来，悄悄地把一杯热茶放在我的桌边，有时还会放一碟她腌制的萝卜干，说是下饭也解渴。

＂儿啊，再难也别放弃，咱家人不认命。＂她拍拍我的肩膀，粗糙的手像一块砂纸。

1993年，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和无数次模拟考试，我终于通过了会计资格考试，那天拿到证书，我激动得差点哭出来。

矿上财务科缺人，我被调过去当了会计助理，开始接触账目和财务报表。

那个年代，用的还是算盘和手写账本，记账要一笔一画工整地写在大本上，出错了就要重新来过。

我的字写得好，算账也快，很快就受到了科长的赏识。

那时的煤矿属于国企，能进办公室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何况是进财务科这样的＂关键部门＂。

有人背后嘀咕我是靠着＂伤残＂才得到这个机会的，但我从不在意，只是把工作做到最好。

父亲听说后，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在村里抬起了头，走路的腰板也直了。

邻居们不再用同情的眼光看我们一家，而是带着几分羡慕。

＂老陈家娃娃有出息，进了国企办公室，那是铁饭碗啊！＂王婶夸着。

与此同时，从南京大学毕业的李建国被分配到县里一家国营纺织厂当技术员。

这在当时是个不错的工作，但比起他当初吹嘘的＂进市里机关＂，差得远了。

村长到处宣扬儿子如何如何有出息，还说马上就要结婚了，对象是县城里一个干部的女儿。

李建国回村的次数少了，不像以前那样趾高气扬，听说是因为工厂效益不好，工资发得不准。

1995年，国企改革浪潮来临，像一场无情的风暴，席卷了全国的国营企业。

我们煤矿被一家大型能源公司收购，开始了现代化改造，管理层大换血。

那段时间，矿上人心惶惶，很多人开始担心自己的工作不保。

会计室里，几个年纪大的会计整天愁眉苦脸，说自己年龄大了，怕被裁掉。

我知道自己必须抓住这个机会，证明自己的价值。

我主动加班整理账目，学习电脑操作和财务软件，甚至自掏腰包去县城参加培训班。

那时候一台家用电脑要三四千元，几乎是我半年的工资，但我还是咬牙买了一台二手的486电脑，装上DOS系统，每天晚上练习打字和使用Lotus 1-2-3电子表格。

因为我工作认真负责，又有财务专业知识，加上电脑操作比老会计们强，被留了下来，甚至还得到了提升，成为财务科副科长。

改制后第一次发工资，我的工资条上显示的数字比以前多了一倍多，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

回家的路上，我特意去市场买了一条鲜鱼和半斤猪肉，还有一瓶西凤酒，准备晚上和父母好好庆祝一下。

然而，李建国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所在的纺织厂效益不好，设备老化，产品滞销，最终在改革浪潮中破产重组。

听村里回来的人说，李建国被裁员了，拿了一小笔补偿金和一些厂里的布料，灰溜溜地回到了村里。

村长李大山不再像以前那样趾高气扬，见了人也少了几分傲气，背也驼了，脸上的皱纹也深了。

有次在集市上碰见他，他只是远远地点点头，再不像以前那样大声嚷嚷着打招呼了。

同年秋天，我在矿医院做例行体检，认识了护士长赵明珠。

她比我小两岁，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说话温温柔柔的，但做起事来雷厉风行。

第一次见面，她抽我的血，动作轻柔得几乎没感觉到疼。

＂你怕疼吗？＂她微笑着问。

＂不怕，都是从煤矿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人了。＂我笑着回答。

＂那为什么额头上全是汗？＂她递给我一张纸巾。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尴尬地笑笑。

从那以后，我总是找各种理由去医院，什么头疼脑热的，就为了能见她一面。

终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约她下班后一起吃饭。

我带她去了县城最好的饭店—＂红星饭店＂，点了当时最流行的＂四喜丸子＂和＂锅包肉＂，还点了一瓶汽水。

那顿饭花了我半个月工资，但我觉得值得。

她温柔善良，不嫌弃我的残疾，还常常鼓励我继续学习提升自己。

＂其实你比很多人都优秀，只是机会来得晚一些。＂她握着我的手说。

我们相知相恋，很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礼很简单，在矿上的俱乐部举行，同事们凑了一面大鼓和一些彩带，做了简单的装饰。

新房是单位分的两室一厅小楼房，四十多平米，虽然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

墙上贴了喜字，床上铺着新买的红色被面，窗台上放着几盆她精心挑选的绿植。

父母脸上的笑容是我见过最灿烂的，母亲甚至哭了，但这次是幸福的眼泪。

＂儿啊，这些年你受苦了。＂母亲在婚宴上偷偷对我说，拍着我的手背。

＂现在好了，有个知冷知热的人陪着你，妈也就放心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在公司步步高升，从财务科副科长到财务部经理，负责整个矿区的财务管理。

每天早上七点半准时到办公室，晚上常常加班到八九点，回家路上买点菜，给妻子一个惊喜。

赵明珠也从护士长升为了医院副院长，负责医院的行政管理工作。

她的办公桌上永远放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记录着各种管理想法和待办事项。

1998年，我们攒够了首付，买了县城里的第一批商品房—＂阳光花园＂小区的一套87平米的两室两厅。

那时候房价才两千多一平，月供近千元，占了我们收入的三分之一，但我们觉得值得。

房子装修简单，木地板，白墙，简约风格的家具，客厅里放了一台29寸的彩色电视，那在当时已经是很不错的配置了。

我们把父母也接了过来，父亲退休后喜欢在小区的花园里遛弯，认识了不少老伙伴，每天打打太极，下下象棋。

母亲则负责家里的烹饪，她的手艺在小区出了名，经常有邻居来家里蹭饭。

2000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取名陈向阳，希望她像太阳一样明媚向上。

记得她出生那天，我在产房外来回踱步，紧张得手心全是汗。

听到婴儿的啼哭声，我冲进去，看到妻子满头大汗却笑着的样子，和那个皱巴巴红彤彤的小生命，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我突然想起十多年前那个高考被顶替的夏天，如果那时候我真的去了大学，命运会不会完全不同？

但看着怀里的女儿，我心里只有满满的幸福和感恩，命运的轨迹就是如此奇妙。

女儿的到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也更忙碌。

每天早上，我负责给她冲奶粉、换尿布，然后把她送到母亲房间，匆匆赶去上班。

晚上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抱抱女儿，看她咿咿呀呀地对我笑，疲惫感一扫而空。

与此同时，李建国的生活却每况愈下。

据乡亲们说，他回村后靠着那点补偿金开了个小卖部，但因为经验不足，很快就关门了。

之后他去城里打工，干过装卸工、保安、送外卖，换了好几份工作都干不长。

2005年，他父亲李大山因肺癌去世，没留下多少积蓄，反而是一堆治病的欠条。

再后来听说他回了村，靠着种几亩地为生，娶了邻村一个寡妇，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2010年，煤矿所属的能源集团进行了股份制改革，作为中层管理人员，我有幸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股票期权。

那几年，国家大力发展能源行业，公司发展迅速，股票节节攀升。

每天早上，我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股票行情，看着那条红色的曲线一天天上升，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2015年，当我卖出部分股票时，账户里进账七十多万，这在当时的县城，绝对算是一笔巨款。

女儿向阳那年上高中，成绩优异，是班级的尖子生。

她遗传了我的学习能力和妻子的温柔性格，老师都夸她既聪明又懂事。

向阳知道我年轻时的经历，常常对我说：＂爸，我一定会考上好大学，实现你的梦想。＂

我却告诉她：＂爸爸的梦想已经实现了，就是看到你健康快乐地成长。＂

在女儿上大学那年，我把积蓄的一部分用来在县城最繁华的商业街买了一个小超市，交给妻子经营。

＂忙了一辈子，该享享清福了。＂我对妻子说。

超市位置好，很快有了固定客源，每月都有不菲的收入。

妻子把超市经营得井井有条，还专门开辟了一个＂爱心角＂，放一些临近保质期的食品，半价出售给需要的人。

2018年，我从公司退休了，退休金过万，这在我们县城，已经算是高收入了。

退休后的生活悠闲自在，早上陪父母在小区的花园里打太极拳，白天帮妻子看看超市，算算账，晚上和老友们小聚，喝喝茶，聊聊天。

女儿大学毕业后，在省城一家外企工作，每个月都往家里打电话，假期就回来看看我们。

就在去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天空飘着小雪，我在超市整理货架，门铃响了，进来一个裹着破旧棉袄的老人。

定睛一看，居然是李建国。

他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老了许多，头发花白，背有些驼，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的一样深，手上的老茧厚厚的，穿着褪色的老棉袄，正在挑选最便宜的挂面。

＂志强，是你啊！＂他认出了我，有些尴尬地打招呼，声音沙哑得像是很久没说过话。

＂建国，好久不见。＂我强作镇定地回应，脑海里却闪回那个被顶替的夏天。

＂听说这是你家的店啊，生意不错。＂他环顾着宽敞明亮的超市，目光在各种货品上扫过，带着几分羡慕。

＂还行吧，退休后的消遣。＂我淡淡地说，心里却翻江倒海。

沉默了一会儿，他低声说：＂我现在靠低保过日子，儿子在外地打工，很少回来，老伴身体也不好，常年吃药。＂

说这话时，他的眼神游离，不敢看我，脚尖在地上画着圈。

我心里五味杂陈，当年那个顶替了我命运的人，如今竟然落魄至此。

三十多年前那个炎热的夏天，我们的人生轨迹被强行调换，如今却是如此不同的结局。

想起这些年的苦辣酸甜，我不知该恨他，还是该同情他。

恨，是因为他占据了本该属于我的位置；同情，是因为即使占了先机，他最终还是输给了生活。

＂拿着吧，这些。＂我帮他结了账，又额外装了一些米面油盐，＂天冷了，多保重。＂

他愣了一下，眼中闪过复杂的神色，羞愧、感激、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最终只是低声说了句：＂谢谢。＂

看着他缓慢离去的背影，佝偻的身影在暮色中显得那么孤独，我突然明白，生活从不会亏待每一个努力的人。

那些曾经的不公，或许只是命运给我们设下的绊脚石，绕过去，依然能走出属于自己的坦途。

回到家，妻子看我眉头紧锁，问：＂怎么了？一回来就不说话。＂

我把遇见李建国的事告诉了她，包括三十多年前那段被顶替的往事。

＂你恨他吗？＂她问，眼睛里满是关切。

＂说不恨是假的。＂我叹了口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年轻时，每每想起这事，我都恨得牙痒痒，恨不得他倒大霉。＂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那种恨也变淡了，变成了一种

来源：留住美好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