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你想发动一场成功的军事政变，具体要怎么做？军事政变的成败，又取决于哪些要素？

如果你想发动一场成功的军事政变，具体要怎么做？军事政变的成败，又取决于哪些要素？

大家好，我是热带榕树，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在网上颇具热度的话题。

基于个人的理解，我认为，想要把上述问题彻底讲透，需要依次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剖析。

即：军事政变的实质、政变前的准备工作、政变的行动要领，以及政变的善后事宜。

一、实质

先从实质讲起。什么是军事政变？

毫无疑问的是，军事政变，首先是一种动用武力夺取国家统治权的行为。

然后呢？所谓“事必有法，然后可成”。

想要顺利夺取国家统治权，就一定得提前弄明白，国家的统治，是如何运转、维持的。

类似问题其实也不难回答，毕竟很多先贤，都曾对此进行过论述。

比较典型的，像是春秋时期的《左传》，就曾将之高度概括为八个字，曰：

“国之大事，在戎在祀。”

戎就是战争、军事，这很好理解，不言而喻，暴力是一切国家赖以生存之基础。

外敌来了要抗击，内部不服要镇压，没有暴力的政权，是一天也维系不下去的。

至于祀，含义则相对更抽象些，以至于部分人可能会望文生义，将之简单理解为带有迷信色彩的祭祀，甚至会据此抨击古人的落后。

但实际上，祀在此处的含义，更应当被解读为统治合法性，或者是意识形态。

毕竟人类这个物种，个体的力量是十分有限且均等的。

一切统治者，都需要依靠大量听话的下属，才能将军队和其他组织架构指挥、调度起来。

因此，假如一个社会仅靠暴力说话，任何人只要掌握了军队，便能践踏一切规则君临天下。

那么接下来，请问这个人的下属，会不会也想黄袍加身？下属的下属，会不会也有野心？

社会上上下下的各个节点，都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人不是只知服从的机器，是有自己的想法、判断与图谋的。

所以，除非是有一些可以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观念，持续不断地引导大众。

让绝大多数人打心眼里认为，某个统治者的存在是天经地义的，他确立的秩序是应被服从的。

否则别说外力，国家内部就会不断地自我瓦解，甚至用于维持稳定之暴力机关，本身就会成为最大的混乱源。

这便是祀，或者说是意识形态与合法性存在的意义。

好了，讲到这里，可以先进行一次段落总结了，国家的统治，是如何运转、维持的？

简而言之，就是同时依靠两种力量。

暴力机关在物质世界中让敌人不敢妄动，意识形态在思想观念上使人们服从秩序。

暴力机关需要意识形态加以约束，不然难免祸起萧墙，走向丛林法则式的武人政治。

意识形态也需要暴力机关彰显威严，不然一纸空文，天长日久必不会再为大众所尊崇。

那么，我说了这么多，以上内容和军事政变的实质，又有何关联呢？

很简单，各位只要将军事政变，与当下常见语境中的革命、起义，做下对比区分就能明白了。

两者虽然都是要夺取国家统治权，但革命、起义，例如汉末黄巾之乱、唐末黄巢之乱，往往在各种矛盾极其尖锐的国家中爆发。

其说到底，乃是大量走投无路的民众，试图在正面对抗中，用武力掀翻整个国家机器的暴动。

此类情况下，由于朝廷腐朽，民不聊生。

暴力方面，叛军通常能在贫民之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力量，官军反倒可能因为国家机器运转不灵，而无法得到有效补充。

意识形态方面，民众既已揭竿而起，那便等同于不再认可统治者的合法性，此时他们与官府作战，是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的。

换言之，这些人不会质疑自己叛乱的正当性的，因此战斗意志一般也有保障。

然后再对比军事政变呢？大家传统印象里的军事政变，像是唐代玄武门之变，或者近现代印尼翁东中校发动的930事件等。

基本跟百姓普遍活不下去，成千上万人振臂一呼的情况，是不怎么沾边的。

其通常在社会局面总体稳定，或者虽然矛盾重重，但统治机器仍能有效运转的国家内发生。

行事流程，也往往遵循少数人密谋，然后率领兵马突然发难，杀死措手不及之政敌，最后夺取最高权力的步骤。

或者归纳的再清晰明了些，军事政变，乃是少数武装人员，试图用一场出其不意的袭击，斩首统治机器的指挥层，并取而代之的行动。

此时，暴力方面，显而易见，日子还过得去的民众，是不太可能去共情、支援叛军的。

同时国家机器，因整体组织框架未遭破坏，所以至少在理论上，还是能够有效履行镇压叛乱之职责的。

而在意识形态方面，由于绝大多数人依旧认可统治者之合法性。

别说广大民众了，甚至政变者想动员本人手下的武装人员起事，都会面临许多问题。

士兵们会怀疑自己行动的正当性，从而很容易变得软弱、缺乏战斗意志，这个后文会给出具体案例。

总之，讲到这里，在将军事政变与当下常见语境中，夺取国家统治权之起义、革命进行明确区分后，接下来我们便可以更进一步，对其实质进行精确描述了。

军事政变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总结起来：

即是一种在某个统治机器尚能有效运转的国家里，依赖缺乏群众基础的一小撮武装人员，通过毫无合法性的暴力手段，夺取统治权的行为。

看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军事政变，难度简直堪比登天？

那么历史上靠此种方法成功夺权的大人物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就要从第二个方面，政变的准备工作开始讲起了。

二、准备工作

根据个人阅读史料的感悟，我认为，所谓准备工作，最重要的莫过于人员。

何谓人员？很简单，想要发动军事政变，最起码的，请问，谁愿意赌上身家性命跟你干？

例如我们假设某个野心家是军官，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因为他是团长、营长，所以全团、全营的士兵，都必须得无条件听他的？

当然不可以了，上文已经讲过了，士兵不是机器，他们是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感情，能够判别是非对错的人。

如果军官有合法性背书，例如外敌入侵，土匪作乱，国家命令军队上前线，大家自然会理所应当地听指挥。

否则一道明显有问题的命令传达下来，士兵们必然会产生疑虑，从而缺乏斗志，乃至抗命。

典型案例，隋朝江都兵变前，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由于隋炀帝长期滞留江东不返。

其多由关中人士组成的禁卫部队骁果军，思乡心切，军心动荡，逃亡不断。

此等情况下，想鼓动军队叛乱，是不是要比平常容易得多？

但当骁果军统帅司马德戡也想逃回家乡时，宇文智及劝他：

“主上虽无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窦贤取死耳。”

翻译过来，即是在士兵们眼中，隋炀帝虽然昏庸残暴，却仍是应当被服从的合法天子。

正如不久前的郎将窦贤，组织部下成建制逃亡，很快被皇帝下令追击诛杀一样。

现下哪怕司马德戡贵为骁果军统帅，倘有不轨，圣旨一到，也得落个被士兵杀死的下场。

还有汉朝的巫蛊之祸，刘据为什么会失败？

关键原因在于，他是趁着皇帝不在，利用自己太子，以及母亲皇后的合法身份，通过假传旨意的方式调兵的。

这等于将军事政变成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汉武帝无所作为的基础上。

根据《汉书》记载，当时汉武帝在甘泉宫养病，长期处于失联状态，所谓：

“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

于是太子一方面矫诏，逮捕江充等人，曰：

“乃使客为使者收捕充等。”

另一方面派人持符节面见皇后，调度皇后的兵马卫队，曰：

“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日江充反。”

随后还打出了汉武帝已被奸臣控制，急需清君侧的旗号，曰：

“太子既诛充发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变，奸臣欲作乱。”

结果呢？很多人一看这个情况，觉得太子才是在谋反吧？于是不肯跟着干。《汉书》记载：

“长安中扰乱，言太子反，以故众不附。”

再之后，汉武帝并没有真的失联，而是迅速亲自坐镇指挥，所谓：

“上于是从甘泉来，幸城西建章宫，诏发三辅近县兵。”

至此，巫蛊之祸的结局便毫无悬念了，太子刘据很快失败。

那么，说了这么多，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士兵们心甘情愿地跟着政变者起事呢？

下面列举几种方法，一是散播谣言，制造恐惧氛围。

还是以上文提到的江都兵变为例，骁果军最后怎么就暴起弑君了？《隋书》记载司马德戡：

“恐以人心未一，更思谲诈以胁骁果。”

具体来说，就是收买了两个隋炀帝御医，散播谣言，说皇帝听到骁果军想要谋反。

于是酿造了好多毒酒，准备把大家都杀了，只和江都本地的南方人共享权力。

骁果军本就人心惶惶，被人因势利导这么一引诱，万分畏惧之下决心发起叛乱。

二是蓄养私兵，掌握一支只知有主上而不知有朝廷的武装。

相比江都兵变需要用欺诈手段，诱使军队起事，此类方法的可控性就高很多了。

很典型的像是三国曹魏的高平陵之变，司马懿哪来的兵马？《晋书》曰：

“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

三是凭借威望，加以利益之类的因素，在军队中构建一个忠于个人，胜过忠于朝廷的小团体。

这种操作难度较大，对政变者个人能力、魅力有着一定的要求，著名案例如玄武门之变。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李世民在发动兵变前，其实是被压制的很厉害的。

当时秦王府的旧部亲信，基本都被遣散调离，以至于程知节万分忧虑地进言道：

“大王股肱羽翼尽矣，身何能久！”

此时，如果是一般的政治家，最好结果，也只能是激流勇退，看看能不能当个富家翁了。

但李世民不同，他在平定天下的战争中，积累了崇高威望，招揽了大量堪称国士的人才。

这些人对秦王才能、品格的折服，更胜于对整个大唐合法性的依从。

因而哪怕朝廷将他们拆散到不同岗位，制度上不再归秦王府管辖，但只要李世民有令，大家仍愿效死。

李渊将程知节调到地方上当刺史，程知节禀告李世民：

“知节以死不去，愿早决计。”

李建成拿一车金银招揽尉迟敬德，尉迟敬德拒绝道：

“若私交殿下，乃是贰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

此时随着太子的步步紧逼，秦王府里的僚属们也愈发的恐惧，房玄龄与长孙无忌商量：

“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

于是，崇高的个人威望，再加上小团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李世民想要发动军事政变，自然也就毫无阻碍了。

四是当一个国家内，同时并存多种意识形态时，可以利用不同的思想观念鼓动士兵。

例如印尼1965年，由翁东中校发动的930政变。当时印尼国内的意识形态是什么？

根据《苏加诺和印尼独立斗争》一书中的说法，就是“纳沙贡”。

何为“纳沙贡”？简而言之，即：既要民族主义，又要康米，还要伊斯兰教。

不言而喻的是，上述三种思想，底层逻辑存在严重冲突，彼此是很难弥合兼容的。

强行拼接在一起，必然导致其各自的信仰者互相对立，持续斗争。

于是在印尼共的旗帜下，翁东中校能带领一批官兵起事，也就不奇怪了。

好了，讲到这里，关于政变者聚集叛乱士兵的方法，本文已经列举了较为常见的四种。

至于更多的手段、技巧，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展开了。

总之，长篇大论说了这么多，大家只要抓住一个核心要点就行，即：

任何发动军事政变的人，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没有合法性的，自己被朝廷所授予的合法官职、权力，是不能在政变中使用的。

想要成事，就必须通过另外的途径，争取士兵跟你走，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军心可用，是军事政变的前提条件和第一要务。

三、行动要领

说完这些，以此为基础，本文的第三个部分，政变的行动要领，也可以开始陈述了。

我们假设一个有野望的政客，已经成功拉拢了数百，甚至数千名同仇敌忾，随时准备对朝廷发难的士兵，然后呢？

具体到行动中，要在什么时机，什么地点，做什么事情，才能成就大事？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不过在讲解之前，我认为有必要把前面的一个结论，在此处重新复述强调一遍。

军事政变的实质是什么？总结起来：

即是一种在某个统治机器尚能有效运转的国家里，依赖缺乏群众基础的一小撮武装人员，通过毫无合法性的暴力手段，夺取统治权的行为。

这个结论换个角度，其实也可以这么解读：

政变集团属于少数派，所以其力量，从绝对值上看，是远远无法与正统朝廷相抗衡的。

朝廷只要能把暴力机关正常动员起来，那么镇压此类叛乱，基本是十拿九稳的。

由此，继续往下推导，军事政变成功的契机到底在哪里？

显而易见，作为政变者，既然没有多少可能在正面对抗中，堂而皇之地击败合法统治者。

那采用一些偏招、怪招，以奇巧之术来博取胜利，便是仅有的选择了。

具体来说，大家不妨先试着进行如下设想，政变集团能否利用有限兵力，让国家的统治机器临时瘫痪一段时间？

毕竟合法朝廷哪怕再兵多将广，再力量强大，面对敌人如若动员集结不起来，也等于白搭。

这当然是有可能做到的，甚至就我个人阅读史料后的感悟，差不多所有成功的军事政变，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原则来采取行动的。

再具体到本段开头，什么时机、什么地点、做什么事这三个要素中。

第一，军事政变在时机的选择上，无论面临什么情况，都必须以突然性为前提准则。

这很好理解，要知道作为力量对比上的绝对弱者，政变集团的谋划一旦提前泄露，是绝无生存可能的。

届时被统治者三两下消灭掉，后续手段便是再奇、再巧，也没有机会用出来了。

相关案例，史料中比比皆是，像是《三国志》中记载的衣带诏事件：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谋泄，皆伏诛。”

军事政变只要没做好保密工作，那基本可以提前宣告失败了。

第二，军事政变在地点的选择上，必须瞄准朝廷统治集团所处之中枢区域，当然了，一般就是首都。

这也很好理解，不言而喻的是，任何组织，无论多强大，都是要依赖管理框架中，各节点对命令、信息的上传下达，来进行指挥调度的。

所以政变者，如果想要临时瘫痪国家统治机器，该把有限的兵力投入到哪里？

是核心节点云集，拥有最高决策、指挥之权限的首都，还是无重要节点设立的地方？答案呼之欲出。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军事政变要做什么事，或者说要如何行动，才能成功？

关于这点，个人在对史料中的大量案例，进行了广泛归纳后，得出的结论如下。

假如政变集团可以凭借行动的突然性，在各方力量反应过来之前，做到以下两件事，即：

一、控制或诛杀所有非己方阵营，且有权调度武装力量的核心官僚及其死忠，使他们无法与自己的军队沟通联系。

二、挟持最高统治者，例如皇帝，逼迫他发布赞同、支持政变的诏令，再利用其名义，接管首都各军队的指挥权。

当然，此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想做到以上两件事，在不同生产力、生产关系下，难度也不一样，近现代明显要比古代更困难，这个后面再详细说。

总之，如此一来，国家的统治机器将会立刻瘫痪，再也无法动员集结任何力量展开反击了。

这里的逻辑在于，军事政变属于“事起肘腋之间”，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冲击，与敌人从外面打过来，是完全不同的。

正统朝廷所掌握的军队，突然发现自己人打起了自己人，仓促间必然是不明敌我、不知所措的。

此时除非有皇帝、大将军这样的合法统帅，明确指出谁是叛军，并坐镇指挥。

否则全军上下，在既没有上级命令，又不知道敌人是谁的情况下，短时间内一般都会茫然而无所作为。

所以，控制、诛杀有兵权的核心官僚，是为了让不明敌我的军队，因丧失指挥而无法行动。

挟持皇帝，则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用合法掩盖非法，让群龙无首的军队，接受政变集团的控制。

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只挟持皇帝而不控制官僚，军队主心骨仍在，难保有将军会组织反击。

只控制官僚不挟持皇帝，到时候勤王令一下，举国共击之，大事也必然不能成功。

现在，让我们结合一些具体的例子，做进一步的说明。

首先是高平陵之变，众所周知，当时魏国的朝堂，曹爽三兄弟统帅首都军队，几乎是大权独揽，至于司马懿，都被逼的在家里装病了。

那政变是怎么发生的？很简单，曹爽三兄弟带着皇帝和众亲信，一起出城拜谒先帝陵墓。

这事实上，导致了整个曹爽集团，与军队隔离了开来，或者说短暂地失联了。

司马懿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封锁城门，以太后的名义，迅速控制军事指挥机关，《三国志》曰：

“太傅司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诏召柔假节行大将军事，据爽营。”

面对叛乱，首都军队有人反抗吗？没有，各级将官毫无波澜地接受了高柔，这个司马氏任命的新统帅。

那军队是死心塌地跟着高柔，跟着政变集团走了吗？也不是。

他们只不过是因为合法皇帝曹芳，以及老上级曹爽兄弟都被堵在城外，无法下达明确指令。

且太后又有诏书，于是才在茫然之中，接受了这个人事变动。

证据是《三国志》中的记载，大司农恒范察觉事态不对，在洛阳已经被封锁的情况下：

“举手中版以示之，矫曰：“有诏召我，卿促开门。””

最终成功以矫诏，让驻守城门的军官放他外出。

所以，和司马懿没什么特殊关系首都军队，在当时的乱局下，事实上就是不知所措，无人主事，于是才遵从了太后的旨意。

相应的，若是曹爽集团还在城内，只需一纸调令，便能轻松组织反击，镇压叛乱。

这也是后来司马懿听闻桓范出城，急忙安抚同党，说曹爽必不能用这位智囊的计谋，桓范也因自己谋划不被采纳，痛骂曹爽蠢笨的原因。

毕竟当时魏国合法皇帝还在高平陵，若能挟制天子到许昌，下圣旨号召天下兵马勤王。

到时候除了三千死士，没有人会继续跟着司马懿干的，首都军队甚至会二次倒戈，司马家一定死无葬身之地。

第二个案例是玄武门之变，这实际上是一场很凶险的，差点失败的军事政变。

对照本文论点，李世民挟持李渊，逼迫其发布利于自己的诏令。

这属于以合法掩盖非法，无疑很成功。

李世民还在玄武门设伏，杀死李建成、李元吉。

这属于诛杀能调度军队的核心官僚及其死忠，虽然也成功了，却留下了一个隐患。

因为李建成、李元吉的亲信还在府邸，没有跟着一起来，其指挥系统理论上仍能正常运转。

当然了，这应该不是李世民计划不周，毕竟当时秦王府力量薄弱。

偷袭落单的太子、齐王能做到，但想直接攻击清洗兵强马壮的东宫、齐王府，明显不现实。

但也正是因为这个隐患，最后差点酿成大祸。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得知玄武门生变后，太子亲信冯立叹息道：

“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乎！”

随后迅速组织军队展开反击，李世民的兵马一度被压制，玄武门守将战死，秦王府也遭围攻。

若不是尉迟恭将李建成、李元吉的头颅带到阵前，使太子、齐王的军队因丧失斗志而溃败。

双方继续交战下去，兵力薄弱的李世民处境绝对不容乐观。

毕竟有冯立这种主心骨坐镇的东宫武装，是不太可能仅凭被挟持之李渊的一道命令，而轻易放下武器的。

第三个案例是一个失败的案例，印尼1965年的930事件，翁东中校为什么没有成功？

因为他行事不周密，在控制一众军方将领时，居然漏掉了陆军战略司令部司令——苏哈托。

与此同时，被翁东中校挟持总统苏加诺，也死活不肯发表讲话，为此次政变背书。

于是当苏哈托组织军队展开反击后，政变队伍很快就失败了。

第四个案例也与之类似，旧日本的“二二六”兵变为什么没有成功？

关键原因在于，皇道派在清洗完一众高官后，居然止步于皇居门口，没有冲进去控制天皇。

反而放任裕仁在三天时间内，毫无阻碍地调动军队反击，最终被镇压自是理所当然。

好了，到这里，既然已经提到了近现代的案例，本段最后，我们也顺水推舟，再来补充解释一下前面提到的，近现代政变比古代更困难的问题。

事实上，就我个人在阅读了大量史料后的看法。

古代、近现代的军事政变，核心逻辑并未发生本质变化，具体行动，均是要围绕上文论述的两件事开展的，即：

一、控制、消灭有兵权之官僚，使军队不知所措，无法组织反击。

二、挟持最高统治者，凭借其合法性，接管不知所措之军队。

不过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不断发展，近现代以来，有两方面变化，是必须加以重视的。

一方面是随着技术的进步，通讯系统、传媒工具正变得越来越便捷，越来越大众化。

这意味着政变中，军政要员只要没有被杀、被抓，他们就可能通过电话、网络去联系自己的支持者反击，去宣布政变的非法性。

譬如高平陵之变，假如曹爽有一部能联络城内手机，司马懿的偷袭将与笑话无异。

所以，在近现代搞军事政变，想达到让军队不知所措，最终服从接管的效果。

除了要袭击有权调度军队的官僚及其死忠，还必须设法接管电台、广播、网络等通讯传媒设施，否则可能会被翻盘。

另一方面是近现代国家比之古代国家，一个重要区别，是人民对政治的参与度大幅提升。

因此古代政变，只要瘫痪了合法朝廷的军队，便基本不会再遇到什么抵抗了。

而近现代政变，有组织的人民，却可能给叛乱者带来意想不到的阻碍。

所以，近现代的政变集团，在对付有兵权的官僚及其死忠时，也有必要把对民众有重大号召力的人物，一并控制起来。

以上，我将以大家都见证过的，2016年土耳其715未遂政变为例，做进一步的对照说明。

当时，政变集团的起事是非常突然的，地点也选择在了首都安卡拉，这没有问题。

政变军袭击了议会大厦、总参谋部等关键部门，试图瓦解军队指挥体系，这也没有问题。

政变者在电视台发表宣言，指责总统违法，这是争取合法性，为接管国家做准备，流程也是对的。

那政变集团最终为什么失败了？因为他们忽略了当时新兴的，网络媒体的力量。

孤身在外却逃过一劫的埃尔多安，居然通过推特，联系到了支持者，宣布了叛乱的非法性。

反政变的声明很快如雪片般飞来，这位总统还在网上利用自己在宗教界的影响力，号召大量民众上街，阻碍了政变军的行动。

这就是理论正确，实践却硬套老经验，导致行动达不到预期目的，最终失败的典型案例。

四、善后事宜

好了，最后，本文再来讲一下政变的善后事宜。

所谓善后事宜，其实就是当一个政变集团，已经通过上述步骤，成功控制了首都后，接下来要怎么面对地方势力的问题。

对于叛乱者来说，这里最直观的危险在于，指挥系统仍然完整的广大地方，在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后，会不会起兵勤王？

类似的忧患，其实是很好消弭，不必太过担忧的。

因为从古今史料中的大量案例来看，地方势力对于政变这种，与自身利益无直接关联的，上层人间的内斗，应激程度是很低的。

事情发生后，他们基本只在乎程序合法，即当叛乱尘埃落定后，原先合法的最高统治者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

李世民挟持李渊，下旨宣布太子谋反，天下兵马现归秦王节制，大唐地方上皆无异议。

司马懿控制曹芳，下旨诛灭曹爽集团，政归司马氏，大魏地方上也平静地服从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军事政变，无论最后如何给自己披上合法外衣，其非法的实质是瞒不过大家的。

众人心目中权力合法交接的神圣性一旦被破坏，无论是出于恐惧或利益，以武犯上的政治实力派都会接二连三的出现。

一次成功的玄武门之变，会引来更多的玄武门之变，这种回旋镖是无法避免的。

参考资料：

来源：热带榕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