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一别四十七年，至今我还特别想念有恩于我的张宝亮弟弟

摘要：人世间，总有一个人或一件事，一直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中。永远忘不掉的是回忆，生活还在继续，可我一直特别想念他，因为他有恩于我。这个人就是我特别想念的宝亮弟弟，一别四十七年，我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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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总有一个人或一件事，一直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中。永远忘不掉的是回忆，生活还在继续，可我一直特别想念他，因为他有恩于我。这个人就是我特别想念的宝亮弟弟，一别四十七年，我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

宝亮弟弟姓张，他叫张宝亮，比我小三个月。我俩虽然都是天津人，可我对他并不是太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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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9年4月11日乘坐知青专列离开天津的。知青专列抵达河北省的邢台后，我们在邢台住了一晚，第二天乘坐汽车继续前行，最终我们四名女知青和五名男知青被分派在内丘县李家洼七队插队落户，李广明队长安排我们临时住在了停课的小学校里，我们睡的是地铺，都在队部大院里一起吃饭。

当时正是春耕备耕的农忙时节，我们安顿好了吃住的地方，也没顾上休息，就跟着社员们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了。

李队长是一位很淳朴很善良的人，他对我们天津知青特别关爱，安排一名女社员帮教我们学习做饭，出工劳动给我们安排轻松的农活，手把手教我们干农活，还一再嘱咐我们刚参加生产劳动不要着急，要慢慢适应。李队长就像我们知青的家长，我们都发自内心地感激李队长，感激乡亲们。

那年初秋，队里给我们盖好了新房子，成立了七队知青点，置办齐了一应生活用品，我们就搬到知青点吃住了，居住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李队长还帮我们挖了菜地，种上了白菜萝卜，我们天津知青虽然远离父母远离家乡，但时时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经过了两年多的劳动锻炼，我们渐渐适应了农村生活的艰苦和生产劳动的繁重。我们的皮肤都晒黑了，也变得粗糙了，和社员们站在一起已经没有太明显的区别了。农闲时间，我们也和社员们一起说笑，跟着大嫂婶子学做针线活，刚来插队落户时的那种浮躁不安的心也开始渐渐平静了下来，也不惧怕扎根农村一辈子了。

到了1973岁年春天，厂矿企业开始优先在我们插队知青中招工招干，当时的城乡差别很大，虽然我们也做好了一辈子扎根农村的思想准备，可有了进城的希望，我们刚刚平静下来的心情又开始骚动了，大家都期盼着能早一天能招工进城。

那年秋天，我们李家洼大队得到了几个地区国棉厂的招工名额，我们生产队的社员和李队长都同意让我去邢台国棉厂工作。我顺利通过了体检，却没能通过政审，因为我祖父解放前经营过粮行，解放后划为资本家，文革期间遭到打压，我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后来的招工招干，队里就没再给我机会，是担心我不能通过政审白瞎了招工指标。到了1976年春天，我们李家洼七队的天津知青还剩下我一个人，其他生产队也没几名知青了。到了初秋，大队书记根据上级要求，把李家洼大队还没招工进城的四名天津知青都集中在了一队知青点，说是便于管理。

那年冬季，又有两名知青离开了李家洼，一人是病退回城，一人被招工到地区钢铁厂当了工人。那两名知青刚走不久，我们知青点又从其他大队合并过来两名男知青，一名叫张宝亮，一名叫杨树青，我们知青点还是四个人，两名男生两名女生。大家虽然都是天津知青，但彼此之间都不熟悉，特别是男生和女生之间，几乎不说话。

临近春节的时候，我准备回天津过春节，其他两名知青也说回天津过春节，就张宝亮打算不回天津过年了，他说他留下来看家。

回到天津后，我父母最关心的就是我能不能回城的问题，我妈说实在不行就托人在医院开一张诊断证明，也像别人一样办理病退回天津。说句实话，我也很想回天津，可我家没有在医院工作的亲戚，开一张医院的诊断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就笑着对我妈说：“先不急，再等等吧，我们知青点也不是我一个人，一共四个人还没招工进城呢。”

过完元宵节，我就一个人回到了邢台。到了知青点我才知道，其他两名知青还没回来，知青点就张宝亮一个人。我把从天津带回的糕点糖果送给张宝亮吃，还送给了他两副手套和一块肥皂。张宝亮很感激，张口就说：“谢谢春梅姐！”

听他叫我姐，我就问他：“张宝亮，你确定我比你大吗？”“我是1953年8月出生的，我也不知道比你大还是比你小。”被我反问了一句，张宝亮有点不好意思了，他红着脸说道。

我是5月出生的，正好比他大三个月，张宝亮叫我姐没毛病，只是我觉得被一个男生叫姐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从那天起，我和张宝亮算是熟悉了，虽然之前我俩没说过话，可那天我俩都知道了彼此的生日，应该算是比较熟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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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日子里，张宝亮天天抢着挑水做饭，刷锅洗碗也不用我干，他说他是男生，理应多承担。直到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以后，那两名知青也没回来。后来听大队书记说，那两名知青都病了，他们请了病假，在天津养病呢。

记得是春播生产结束的时候，我感冒了，浑身酸痛高烧不退，吃了退烧药也不管用。那天半夜的时候，我感觉头疼得快要炸裂了，就喊张宝亮。张宝亮听到喊声，拿着手电来到我门口，焦急地问我：“春梅姐，你退烧了吗？是不是还头疼啊？”“我感觉头快要炸裂了……”我几乎是哭着说。“春梅姐，你坚持一下，我去给你请医生。”张宝亮说完，就跑出去了知青点的院子。

大约十来分钟的时间，张宝亮叫来了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医）李吉安，村医给我测了体温，高烧四十度，他赶忙给我注射了安痛定和大青叶，还让张宝亮找来一块毛巾浸湿后搭在了我的额头上。到了快天亮的时候，我才退烧了。看我的体温恢复到三十八度多一点，村医才放心地回家去了。

那天早晨，张宝亮给我熬了小米粥，还叫来我们知青点后院的桂英嫂子，他觉得他是男生，不方便照顾我。吃过早饭后，张宝亮又叫来了村医，村医给我测了一下体温，三十九度，还是发烧，他又给我注射了安痛定和大青叶，还嘱咐我多喝水。夜里，张宝亮让桂英嫂子在知青点陪着我，怕我再发烧。

那次感冒挺重的，过了五六天我才好利索。为了给我增加营养，张宝亮跑到公社供销社给我买了麦乳精和白糖，还到老乡家买来了十多个鸡蛋。张宝亮对我的关爱和照顾令我很温暖很感动，我发自内心地感激他。

那年初秋，张宝亮的祖父去世了，接到电报后，他先去了桂英嫂子家一趟，然后给我打了一声招呼就回了天气。晚饭后，桂英嫂子来到了知青点，她说来给我作伴。说句实话，我天生胆小，夜里要是我一个人在知青点，还真有点害怕。后来桂英嫂子才告诉我，她说是张宝亮央求她来给我作伴的。那一刻，我心里暖暖的，张宝亮的所作所为，再一次感动了我。

桂英嫂子给我作伴的那几天，我俩闲谈的时候，桂英嫂子总是夸张宝亮，说他厚道人品好，还夸他长得好看。言外之意，桂英嫂子想给我俩牵红线。说句实话，我对张宝亮的印象也特别好，我也有过这方面的想法，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

一个星期后，张宝亮回来了，他的面容憔悴了，情绪也低落了很多。他说从小跟着祖父祖母长大，他对祖父的感情特别深。1957年张宝亮的祖父被打成了右派，临终才算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之前张宝亮也跟着受到了牵连。

过了几天，大队书记来到我们知青点，他说李家洼小学需要增加一名民办教师，想让张宝亮去学校当老师。张宝亮却说他是男生，干活有力气，就把去学校当老师的机会让给了我。

到了冬季，国家刚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张宝亮又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邢台拖拉机厂招工，他可以去拖拉机厂当工人。那时的邢台拖拉机厂可是人人羡慕的国营大厂，能去邢台拖拉机厂工作，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最终，张宝亮却没有去邢台拖拉机厂工作，他说想参加高考碰碰运气。其实我心里明白，张宝亮不想把我一个人留在知青点，他是放心不下我。

那年12月份，我和张宝亮一起到县里参加了高考，结果我考上了河北师范大学，张宝亮落榜了。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张宝亮祝贺我说：“春梅姐，祝贺你考上了大学！你放心去大学读书，我替你去学校当民办教师。”我鼓励他说：“宝亮弟弟，别灰心，好好复习一下，你一定也能考上，我等着你，我要一辈子和你在一起。”我那是第一次叫他宝亮弟弟，也是第一次对他表明心迹。

张宝亮却笑着说：“春梅姐，你都叫我弟弟了，我就做你的弟弟吧，你永远是我的亲姐姐。我不是考大学的那块料，我也考不上大学，咱俩不可能在一起。你离开了知青点，我也就放心了，再有招工的机会，我就进城当工人。”

1978年春天，我带着乡亲们的祝福，带着对张宝亮弟弟的不舍和感激离开了我插队落户生活了九年的李家洼，踏进了高校的大门。

那年冬季放了寒假，我再次回到李家洼的时候，张宝亮早就离开了张家洼，他没考上大学，也没招工进城，听大队书记和李队长说，高考结束后张宝亮就回了天津，他是办理病退手续回的天津。

第二年暑假期间，我费了很大周折总算打听到了张宝亮家天津的住址，可到了那一打听，他家早就搬走了，听说是搬到和平区去了，具体地址，谁都说不清楚。据说张宝亮的父亲是高干，但不知道他在哪个部门工作，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就这样，我和张宝亮断了联系。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石家庄的一所高中任教，后来在石家庄结婚成家，1989年调到政府机关工作，直到退休。

退休后我和我爱人回到了天津，和儿子儿媳一起生活。后来也打听到了张宝亮弟弟的消息，他家早就搬到北京去了。听说张宝亮弟弟一家生活得很好，我心里总算踏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