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视野丨从“全球南方”崛起看万隆会议的启示意义

摘要：今年是万隆会议召开70周年。在“全球南方”经济体量赶超发达国家的历史拐点上，金砖扩容与G7式微昭示着多极秩序的重构。在新兴力量崛起与霸权护持的张力下，重新审视万隆会议这一“被压迫者首次自我赋权”的历史原点性事件，对解码南方国家演进逻辑、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有重要启

【作者简介】王经民，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

今年是万隆会议召开70周年。在“全球南方”经济体量赶超发达国家的历史拐点上，金砖扩容与G7式微昭示着多极秩序的重构。在新兴力量崛起与霸权护持的张力下，重新审视万隆会议这一“被压迫者首次自我赋权”的历史原点性事件，对解码南方国家演进逻辑、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背景下万隆会议的历史主体性与时代价值

当前“全球南方”呈现群体性崛起态势，但其发展仍深陷结构性矛盾与秩序重构的双重张力之中。一方面，“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版图”。2013年新兴经济体GDP总量首超发达国家（56.4%），2023年“全球南方”GDP占比升至58.8%。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22年金砖五国GDP占比（31.5%）已超七国集团（30.7%），而扩容后的金砖国家2023年GDP占比达35.7%，与七国集团（29%）形成显著发展差序。另一方面，尽管“全球南方”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力显著提升，但其振兴之路仍面临严峻挑战。在百年变局与秩序重构叠加的“临界点”时期，“全球南方”亟须构建基于历史主体性的战略认知新框架。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万隆会议作为首次由南方国家自主主导的国际会议，实现了从“他者定义”到“自我赋权”的政治话语权转换，标志着南方国家正式登上国际舞台，体现出被压迫人民“争取和维护独立自由、保障世界和平、促进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页〕。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万隆会议不仅展现出持久生命力与独特时代价值，更为“全球南方”的国际角色转型和行为模式调整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与现实指导。

二、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

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共生关系深嵌于殖民体系解构的历史进程中，在西方“分而治之”战略下更显本体论价值。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一论断根植于三重维度：历史维度的殖民压迫记忆、经济维度的价值链依附特征、政治维度的国际秩序边缘化处境。当前西方通过“分而治之”策略将“全球南方”概念工具化，其本质是新自由主义霸权体系对多极化趋势的制度性反制。中国需激活万隆会议的历史经验，找到合适的应对举措。1955年，中国秉持“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的参会方针，成功实现国际话语权从“他者规训”到“主体间性”的转换。新形势下，中国应延续“国际统一战线”精髓，在维护“全球南方”身份合法性的基础上，构建发展权平等的多边机制，破解西方“离散化”战略，推动国际体系向着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演进。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中国已基本解决“挨打”“挨饿”问题，但“挨骂”困境犹存。国际认知赤字主要源于西方霸权的策略性话语建构与跨文化传播效能不足导致的“无知误解”—对于西方的“有意曲解”需通过批判性话语解构提升国际话语权，根本性突破“西强东弱”舆论格局；面对“无知误解”则应保持君子风范，以万隆会议期间“申明立场、不为所动”的交往智慧为蓝本，通过构建解释性话语体系消弭认知鸿沟。在万隆会议期间，当泰国、菲律宾等国质疑中国可能利用傣族自治区或双重国籍华侨干涉内政时，中国代表未采取对抗姿态，而是作出欢迎各国访问中国的真诚表态和“中国决不向他们的国家进行任何侵略和威胁”的庄严保证，最终成功消除误解，在国际上树立起平等待人、谦虚平和的君子形象。当前中国需激活该历史记忆，以君子风范对待“无知误解”的南方国家，通过创新国际传播机制增强解释效能，降低“误解”的出现频次和影响范围。

“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大国对小国的影响不仅源于具体行动，其体量本身即构成小国威胁认知的关键变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许多人感到中国要威胁别人”的认知困境，本质上是国际政治中非对称性依赖引发的结构性焦虑。破解之道在于战略克制原则下兼顾国家核心利益与小国敏感性的“以仁事小”艺术。这种仁政逻辑具有双重实践向度：价值层面需超越“大国容易对小国忽视和不尊重”的认知惯性，通过制度性承诺消解小国的“权力恐惧症”；物质层面应摆脱“韬光养晦”心态，主动构建“正外部性”供给机制，将“一带一路”等倡议转化为南方国家的发展权保障体系。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依据“会上多提亚非国家的共同性问题，不突出我国的特殊问题；从大多数亚非国家的要求出发，再联系到我国的要求；中国支持他们，不要求他们支持中国”〔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39页〕等行事原则，主动同印尼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从根本上解决部分国家的疑虑，成功将体量优势转化为制度性领导力。中国当下应以“仁”为内核，重视他国合理关切，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三大全球倡议”等公共产品供给，使中国式现代化成果惠及世界，实现国际威望从“体量威慑”向“制度黏性”的转换。

三、“全球南方”当以万隆精神为镜鉴探寻现代化道路

在全球权力结构加速重构的进程中，“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正面临新殖民主义的柔性规训。南方国家当以万隆精神为镜鉴，通过主权完整性原则破解发展权让渡陷阱，依托团结自强机制消解依附体系，最终实现从国际规则接受者向秩序重塑者的角色跃迁。

坚持独立自主的政治底色。独立自主是“全球南方”生存与发展的政治基石，构成其掌握发展主权的根本保障。近年来，美西方出于维护世界霸权的需要，不断加大对“全球南方”的拉拢力度。面对美西方新殖民主义霸权护持策略的回归，南方国家亟须重审万隆会议确立的“反依附”政治哲学。该会议以“获致和保持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独立和自由”为核心目标，通过《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建构起抵制“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的制度屏障，并以闭幕式上“我们决心不受任何其他国家或任何其他洲的任何方式的支配……摆脱多年来不仅在政治上束缚着我们，而且在经济上束缚着我们的一切桎梏”（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11页）的坚定宣言，实现南方国家从主权诉求到发展权主张的范式升级。当前新自由主义秩序正通过发展援助、技术标准等新型依附机制重构支配关系。在此背景下，重拾“主权完整性”原则，既是对“选边站队”逻辑的否定，更是破解结构性依附困境的认知革命。历史表明，唯有以南方国家自身利益、事情本身是非曲直、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出发点，方能规避“发展权让渡”陷阱，实现从形式独立到实质自主的跃迁。

坚持团结自强的外交路线。“全球南方”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但是，“西强东弱”的态势依旧，南方国家仍深陷结构性依附困境：经济上被“中心—边缘”链条剥削；政治上承受“民主输出”干预；文化上困于“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破局之法在于深化南南合作，促进共荣发展。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万隆精神的“团结基因”展现创新价值：通过“从殖民主义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共同历史记忆建构集体身份认同；以反殖反帝、捍卫独立、发展经济的共同诉求形成制度性合作动力；在“求同存异”方法论指导下推动南方国家“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凝聚合作共识。当前南南合作需汲取万隆智慧，在承认制度差异的前提下，坚持求同存异、同心同德，以共同利益和相似目标为牵引，先团结起来，做好发展战略对接工作，建立起金砖机制、上合组织等一系列合作平台，既提升各国发展效能，又增强“全球南方”集体话语权，进而在发展进程中消解矛盾、削减分歧，不断增进南南合作的广度与深度。

正视力量对比变迁，接受国际角色转变，承担起随着实力提升和西方乱象而来的重大责任。历史传统要求南方国家始终明晰自身定位：茂物会议的联合公报明确指出，万隆会议的核心目的之一是“讨论亚非国家和它们的人民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它们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作出的贡献”。在正视自身角色的基础上，南方国家积极捍卫公义，通过《公报》将“反对征服与剥削”转化为国际法理共识，以“促请所有国家注意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的集体预警确立南方国家的安全治理主体性。当前，随着世界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一方面，全球治理赤字更加严峻，美西方没有意愿或足够能力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和政治重心加速南移，“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势不可挡，无论是全球治理还是发展繁荣，全球南方都不应该缺席”。值此之际，“全球南方”当坚守一以贯之的责任意识，逐渐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任，实现国际角色从国际规则被动接受者到国际责任主要承担者、世界秩序主要维护者、国际正义主要捍卫者的转变，为崇高的人类进步事业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四、“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正在重塑和改变世界

当代国际体系正经历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最深刻的秩序转型。传统霸权机制在新兴力量群体性崛起的冲击下显露出结构性危机，而“全球南方”作为承载世界79%人口的历史主体，其价值诉求与发展范式正重塑全球治理的底层逻辑。

“全球南方”在建构新型全球治理秩序进程中具有结构性优势。当今时代，战后形成的多边主义秩序已异化为西方“企图将‘全球南方’控制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和全球价值链的底端”的霸权机制。“全球南方”推进秩序变革既是突破依附的现实诉求，更是践行“在世界百年变局中逐梦现代化，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一历史使命的必然选择。该群体实现秩序转型的可行性植根于双重优势。其一是人口基数优势。“全球南方”占全球人口79%，其集体意志构成国际合法性的核心来源，正如万隆会议29国“证明和平愿望是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支持的，也证明战争是可以推迟甚至制止的”，其当代诉求本质上成为“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具象化表达。其二是历史正义优势。殖民苦难塑造的集体记忆赋予南方国家利益诉求的天然道义正当性。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揭示的“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催生出反对霸权体系、追求发展与和平、支持民族平等的价值共识。这种植根于被殖民经验的反霸权基因，使“全球南方”倡导的平等互惠秩序较西方中心模式更具进步性，其“团结、友谊、合作”的治理理念实质构成了全球治理体系演进的新范式，更为契合人类进步方向。

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需要大国担负起议题选择、倡议发起与力量组织的重要责任。国际秩序的本质是权力分配问题，大国凭借其结构性权力主导国际议程设置，并通过以身作则、奖励遵循者、惩罚不从者等机制，确立规则、塑造秩序。历史维度中，万隆会议的制度创设面临内部理念分歧与外部强权干预双重挑战，正是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运用“求同存异”的辩证思维，会前确立“尽力争取团结大多数与会国，使会议能就共同愿望和要求达成协议”的战略方针，会上以“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智慧表述，成功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升华为后殖民时代的国际规范体系。当前“全球南方”虽群体性崛起，但其制度性话语权与人口经济规模仍严重失衡。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通过创设“一带一路”等制度性公共产品，发起“三大全球倡议”等新型治理范式，实质构建起“引领维护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利益”的多维实践体系、肩负起“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历史重任”。这种基于历史经验与现实需求的大国责任履行模式，为破解“中心—边缘”世界体系提供了关键动能。

携手建设符合人类进步方向和时代发展潮流的安全、发展与文明新秩序。从全球治理体系重构的视角审视，“三大全球倡议”实质构成了文明演进维度下国际秩序转型的三维框架。这一框架以安全共同体建构为基底，将发展权理论具象化为实践路径，最终指向文明对话范式的革新。在安全维度，万隆会议确立的“集体和平”原则，通过《公报》实现制度化，其“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的规范遗产，在当今安全复合体深度交织的背景下升华为“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的实践要求。在发展维度，《公报》揭示的“在互利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实行经济合作”原则，经由“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等制度创新，重构技术转移机制与贸易规则体系，实质解构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造成的结构性不平等，推动“发展”重归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在文明维度，针对西方文化霸权以普世价值之名行文化压制之实的现状，《公报》关于“发展文化合作促进各国相互了解”和“殖民主义妨碍文化合作、压制民族文化”的批判性认知，已发展为“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的系统主张。通过构建智库网络与教育联盟等知识生产共同体，“全球南方”正将万隆精神转化为消解文明等级秩序的实践力量。这种三位一体的秩序转型路径，既是对“霸权稳定论”的根本超越，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制度实践层面的创造性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