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要：此信札的书写者是时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大名鼎鼎的胡适；上款人则是当时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和交通部常务次长彭学沛。仅看这三位的职位，若于当下，一定是绝密。阅读信中的内容，果然涉及机密：近四百字的胡适亲笔，涉及当时的中美两国元首，即罗斯福和蒋介石，此外，还有时任
胡适 致王世杰、彭学沛重要信札（内容涉及抗战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力促法利与蒋会晤等）
1941年写本
1通1页 纸本 28.6×39 cm.
估价：RMB 250,000-280,000
提要：此信札的书写者是时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大名鼎鼎的胡适；上款人则是当时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和交通部常务次长彭学沛。仅看这三位的职位，若于当下，一定是绝密。阅读信中的内容，果然涉及机密：近四百字的胡适亲笔，涉及当时的中美两国元首，即罗斯福和蒋介石，此外，还有时任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长的法利和美国纽约州州长的史密斯。
这等级别的历史人物自然引起了笔者极度好奇，感叹当年胡适朋友圈的阵容竟如此强大。加之书信的篇幅较长，全文近400字，甚至中英文并用。释文如下：
雪艇、浩徐两兄，昨日到沪的James A Farley（詹姆斯·阿洛依修斯·法利），乃是多年的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长、罗斯福的纽约省长，罗斯福的第一二任总统，都是他办理全国竞选的大成绩。他是governor Al Smith（New York）（阿尔·史密斯）与罗斯福的崇拜者，故为此二公出死力，至1940的大选，他不赞成罗氏第三任竞选，始与罗总统脱离，但他的势力仍有未可忽视者。他是天主教徒，出身烧砖瓦业，以专办竞选得道做两任阁员，其人最熟悉美国政治内情。其所著书《Behind the Ballots》是一部自传，但我认为论述美国选举制度的最好教科书。
他在1936大选的前夕，预测四十六邦之中，罗斯福得四十六邦，Landon（阿尔夫·兰登）仅得三邦，人多不信，次日果然。他在1932-1940有“king-maker”之称。他是我的朋友，一个有主张的人，不是投机主义者。他在民主党代表保守一派，故应注意冷灶不可不烧也。
此人之来，兄等必须招待，最好让他一见主席，将来功效甚大。
卅晨，适之倚装。
胡适信中提到的James A Farley（中文译为：詹姆斯·阿洛依修斯·法利）、Governor Al Smith（中文译为：阿尔·史密斯）均为当时美国的政界要人，对于美国对华政策制定有着重要影响。
詹姆斯·阿洛依修斯·法利和阿尔·史密斯
James A Farley是纽约州民主党的竞选老板，1932-1940期间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23年结识富兰克林·罗斯福后，便一直为罗氏服务，是罗斯福竞选总统的核心人物；他与联合报业大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一起，于1932年和1936年成功地领导两次竞选活动，助力罗斯福连任总统。1940年Farley因反对罗斯福第三次连任总统而辞职。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成为总统，Farley重新成为民主党的重要幕后老板，直到1973年去世，James A Farley在美国政界有着持续性的影响。史密斯则是美国民主党成员、著名政治家，曾两度出任纽约州州长。
根据《胡适日记》考证，这篇长札，具体的日期应为1941年5月30日。1941年，中国抗战已经坚持了整整四年，“苦撑待变”的形势已然十分危险。当此之际，美国政要James A Farley作为美国的政要访问中国，先期抵达了上海。胡适闻讯，立即写信给在国民政府里任外交部长职的王世杰和交通部常务次长的彭学沛，凭借自己对美国政界的熟悉和对James A Farley的了解，叮嘱并希望两位老友予以重视，并且“最好让他一见主席，将来功效甚大”。
胡适一生游历广泛，特别是在美国政界、学界有着良好的人脉关系。在给两位老友的信中，胡适称James A Farley为自己的好友，并将此人的出身、履历、性格、政治倾向以及在美国政界的影响力，一一絮絮告知并谆谆嘱托。在完成信的正文部分后，似乎是怕两位老友不够重视，在眉头部分接着写了近200字的介绍，对James A Farley的政治倾向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作了进一步介绍，并引用了一句俗语“冷灶不可不烧”，嘱托一定要高度重视其访华之旅，切勿怠慢。
信尾，他甚至直接提议法利访华期间，安排蒋介石（时任民国政府主席）会见他，这也符合胡适在美期间，积极为国内争取国际支援的外交策略。
“卅晨，适之倚装”，意为胡适当天早晨，靠在行李上，临行前匆匆书成此信。想象当时的情景，国事乱如麻，或许他正在整装待发，前往下一个地方进行演讲、募捐，或许他正将公文包垫在底下，写完了这封信。函中无一字提及对两位老友的关切和问候，通篇俱是对国家民族安危的忧虑。抗日战争战略相持的艰苦阶段，国家命运前途未卜，个人辛劳和安危皆抛之脑后。书生救国，拳拳之心于此可见。这也是抗战面临国难中一代学人的集体写照。
打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胡适佚简钩沉
胡适
后世对于胡适进行口诛笔伐的罪状，主要是针对其“叛徒”“汉奸”行为和“消极的投降派”等，这些都与1930年代，九一八事变之后、全面抗战之前，胡适对战争的看法相关。
不过，看历史，不要只听旁观者怎么说，一定要看当事人怎么做。
如果只看一些营销号所列出的片面证据的话，我们完全不必怪当时人的批评，我们后来人，也可以尽情地批评胡适，因为胡适在某个时间节点之前，对外交求和与军事求战这两个路线的态度非常暧昧，并更加偏向于前者。比如，他在1937年8月6日的日记中提到：
回寓见蒋先生约谈话的通知，先作一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
主旨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理由有三：
①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
②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
③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和平外交的目标：
①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用外交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②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
步骤应分两步：
第一步为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状况，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
此时，已是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和《告抗战全军将士书》之后，蒋的“上谕”已经异常“高调”了，而陪着老蒋一起上庐山的胡适，既然“身在此山中”，为何还在不识“真面目”地“低调”呢？
这在他1937年7月31日致蒋廷黻的一封未寄出的信中，可以找到答案：
廷黻兄：
昨天（七月卅）始得读你六月八日的信。
在这个时期读此信，真有无限感概。你说的话诚然不错。苏俄预备了这么久，还不能不以避战为外交方针，何况我们这个国家呢？但事势虽如此，其中有一点重要区别：苏俄可以有避战的资格，而我们没有避战的资格。苏俄所以能避战，第一因为对外有抵抗力量，第二因为对内能有控制的力量。我们这两件都没有。对外力量太弱，故不能阻敌人深入，六年的避战只见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结果是因为无力抵抗，故终不能避战。第二个因素更重要。我曾说过，只有强固的政府能忍辱，能接受屈辱的和平。你在“九一八”之前所见，我在民廿、民廿三年所见，在当时所以不能实行，只为政府的力量不够实行。若政府在民廿能有民廿四的巩固，满洲问题还可以和平解决。至今想来，史实如此，不足怨悔。
今日政府比廿四年更强了，但恐怕还没有强到一个可以忍辱避战的程度——又无政治家能担负大责任——故至今飘泊（drifting），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
……
适之。廿六，七，卅一。
除正文部分，这封信还有胡适自己在十年后的批注：
此信似未寄出。
但此信很可以看出我的思想的开始转变。我在八月中，还做过一次（似不止一次）和平的大努力。但我后来渐渐抛弃和平的梦想了。
九月八日离京，那天我明告精卫、宗武、希圣三人，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
适之。卅七，一，十二夜。
确如批注中所言，胡适对于抗战态度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点点转变的，他在八月中做过的不止一次的劝和行为，便是前文所引1937年8月6日日记中的内容，在同月和之前7月的日记、信札中，另有若干次劝和、外交促和的记录，在此不一一援引，只将极有代表性的8月19日的日记摘录：
昨夜谈话的人——高、周、程——所谓“低调同志”，他们要我与希圣再去见蒋先生一次。陈布雷先生今早替我们约定下午去见。
希圣来谈。下午四点半我们去见蒋先生。谈话不很有结果。我们太生疏，有许多话不便谈。但我们可以明白，他是最明白战争的利害的，不过他是统兵的大元帅，在这时候不能唱低调。此是今日政制的流弊，他也不能不负其咎（他不应兼任军与政）。他要我即日去美国。我能做什么呢？
或许文人参与政治，很容易被人扣上一顶书生误国的帽子吧，虽然胡适当时并不知道他去美国能做什么，但在冥冥之间，他也避免了如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等“低调同志”日后的那般尴尬。好在，胡适有大量日记、信件电报、演讲内容留存到了今日，依照时间线阅读，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感受到，胡适对于战争和外交的认识与态度，是如何一点点变得“高调”的，以至于在1937年9月8日离开南京，辗转到达美国后，胡适很快便知道了，他“能做什么”。
以1937年9月26日下午，胡适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大中华戏院的演讲为例。
此时的胡适，在美国人和旅美华侨眼中，还是文质彬彬的胡博士，他来美国，是作为蒋介石的特使，面对的观众是旅美华侨和美国官员、大众，目的是宣传中国的抗日。他在当日的演讲中，聊到“日本能打多久、中国能打多久、国际上将有何种可能的大变化”时，有过这样的表述：
先说我们的敌人能打多久这一问题。有很多人对这个很抱乐观，尤其是外国人。一般人总以为日本的财政不巩固，如果长期作战，一定难以支持。有人说：日本的武力是预备对付俄国的，对于中国，日本以为“杀鸡焉用牛刀”，即是用不着最大的力量来对付中国。现在中国大规模抗战起来，日本把最好的军力都用在中国，这是日本极不愿意的，如果持久下去，日本恐怕无法应付俄国。又有人说：日本民众不满意战争，如果战争持久，日本人民痛苦加甚，会起革命。这三点就我个人看来，都未免太乐观，打太如意的算盘了。
乍一看，这确实像是之前“战必败”消极思想的积极倡导者、“低调俱乐部”的高级会员所说的话，里面透着注定失败的情绪。
但是，胡适在此时，话锋一转：
演讲的最后，在谈到国际援助时，胡博士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言：
并不是叫胡博士向美国多演演说，哀哀求，就可以迫美国帮助中国加入战团的，将来日本的海陆空军自会请美国加入战团的。
请注意，此时，距美国在珍珠港坐等日本碰瓷，倒计时还剩4年多。
不得不承认，胡适的预言是精准的。
而且这不是他第一次精准预判局势，早在1935年6月27日，他就对他的好友王世杰（雪艇）分析了中国和世界的局势：
雪艇兄：
……
我们必须准备：①沿海口岸与长江下游的全部被侵占毁灭，那就是要敌人海军的大动员。②华北的奋斗，以至冀、鲁、察、绥、晋、豫的沦亡，被侵占毁坏，那就是要敌人陆军的大动员。③长江的被封锁，财政的总崩溃，天津上海的被侵占毁坏，那就是要敌人与欧美直接起利害上的冲突。凡此三大项，当然都不是不战而退让，都是必须苦战力竭而后准备牺牲，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引起敌人的大动员与财政上的开始崩溃。
在这个混战的状态之下，只要我们能不顾一切的作战，只要我们在中央财政总崩溃之下还能苦战——我们可以在二三年之中希望得到几种结果：①使日本军队征发到多数人民感觉战祸的实在，②使日本军费加重到人民感觉财政的危机，③使满洲的日本军队西调或南调，使苏俄感觉到有机会可乘，④使世界人士对于中国表同情，⑤使英美感觉到威胁，使香港菲律宾感觉到迫切的威胁，使英美不能不调兵舰保护远东的侨民与利益，使太平洋海战的机会更迫近。
只有这样可以促进太平洋国际战争的实现。也许等不到三四年，但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的稀烂而敌人也打的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
对于国内国际形势如何发展、如何获得国际援助，胡适“苦撑待变”的见解中虽然略带几分书生的天真，但他又总能感受到时代的趋势。与他在1937年预判美国会被日本拉入战团类似，在与王世杰的信中，他认为1935年的中国，应尽力苦撑几年，就可以等到更大规模的世界级大战，继而获得相同阵营国家的支援。
四年后的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
1935、1937年的两次成功预判，足以说明胡适在国际政经领域超凡的审时度势能力。
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胡适继续发挥他的这种能力，边在美国和欧洲巡回演讲，边收集其所能接触到的各类信息，并在加以整理后，以私人名义回传至国民政府领导者和要员们的案头，以帮助他们了解海外局势与各方动向。
胡适与罗斯福
1938年9月17日，胡适被正式任命为中国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按流行的说法，蒋介石欣赏胡适在美的人望，希望他通过公共外交活动及自身的文化影响力，争取美国各界支持，打破美对中日战争保持中立的态度，积极推动对华军事援助及对日制裁。但从胡适遗存的日记、书信来看，胡适的信息工作能力，或许也是蒋氏决心启用他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胡适之前曾多次表示过自己不过一介书生，无心从政，但经过蒋介石、顾维钧等人的劝说，最终还是决定“伸头一刀”，在1938年7至9月间胡适致江冬秀、傅斯年、顾维钧等人的信中，都可以看到他关于即将赴美出任大使前的忐忑——像极了他在前一年，答应做蒋介石特使时的状态。
在此之后，胡适的大部分通信，都是帮助蒋介石、外交部和国府官员们进行的美国信息甄别与分析，政治风向、经济举措、军队动向、社情民意等等，包罗甚广。实事求是地讲，胡适虽然不是外交系统培养的专业外交干部，但其对信息的敏感程度、对信息整理的专业程度，丝毫不逊色于科班出身的外交官们。
除了《胡适全集》中收录的日记、信札可以证实这一点，未被收录的佚简也足以钩沉。
近年来，胡适在驻美期间的历史史料（含书信、电文、报告书等），不断有新的发现并公之于众。如2015年北京匡时拍卖公司就上拍过1938年9月17日至1941年9月18日，胡适与当时的外交部长王世杰汇报工作的电文、手札200余页（以公文电报为主）。
本次胡适致王世杰（雪艇）、彭学沛（浩徐）一信当属另外的一封，且内容同样具备较高的文献价值：
雪艇、浩徐两兄：
昨日到沪的James A Farley（詹姆斯·阿洛依修斯·法利），乃是多年的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长、罗斯福的纽约省长，罗斯福的第一二任总统，都是他办理全国竞选的大成绩。他是Governor Al Smith（New York）（阿尔·史密斯）与罗斯福的崇拜者，故为此二公出死力。至1940的大选，他不赞成罗氏第三任竞选，始与罗总统脱离，但他的势力仍有未可忽视者。他是天主教徒，出身烧砖瓦业，以专办竞选得到做两任阁员，其人最熟悉美国政治内情，其所著书《Behind the Ballots》（《选票背后》）是一部自传，但我认为论述美国选举制度的最好教科书。
他在1936大选的前夕，预测四十八邦之中，罗斯福得四十六邦，Landon（阿尔夫·兰登）仅得二邦，人多不信，次日果然！
他在1932-1940有“King-maker”之称。他是我的朋友，他是一个有主张的人，不是投机主义者。他在民主党，代表保守一派，故应注意。
冷灶不可不烧也。
此人之来，兄等必须招待，最好让他一见主席，将来功效甚大。
卅晨，适之倚装。
1941年，中国抗战已经“苦撑待变”整整四年，而美国仍然没有明确下场意愿，不过，美国政要James A Farley（詹姆斯·阿洛依修斯·法利）访问华并已先期抵达上海，则给时局走向注入了几分微妙。
胡适闻讯，立即写信给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和交通部常务次长彭学沛，凭借自己对美国政界的熟悉和对詹姆斯·阿洛依修斯·法利的了解，叮嘱并希望两位老友对罗斯福的两任精选经理予以重视，并且“最好让他一见主席，将来功效甚大”，言外之意，此人目前虽因与罗斯福不睦，暂无党内身份，但面对这位“King-maker”，“冷灶不可不烧”——这又是胡适的一次精准预言，罗斯福去世后，法利成了杜鲁门所倚重的幕僚。
詹姆斯·阿洛依修斯·法利和罗斯福
正如胡适信中所言，詹姆斯·阿洛依修斯·法利是罗斯福两次成功入主白宫的重要幕后推手，其对美国政治生态环境了如指掌，甚至曾精准预测美国大选的各州投票情况，其对罗斯福的运筹与主张定并不陌生。其著作《Behind the Ballots》（《选票背后》）也被胡适高度评价，盛誉其在自传之外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剖析。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很难量化胡适向两位友人引荐的美国朋友和荐书，对国民政府乃至中华民族的抗战大业做出了多少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一札故纸，足证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的尽职尽责——再微小的可能性，也蕴藏着转变的可能。
就像他1937年9月26日的那次演讲所说：“打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然后方能作最大的努力。”
显然，当事人胡适，在彼时，便已下定努力的决心。
胡适
来源：沐清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