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并非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也非平等主义的极端主张。它是对西方社会真正成就的承认：并非杰夫·贝索斯或伯纳德·阿尔诺的个人财富，而是普通人如今所享有的“平凡财富”——相比之下，他们的祖辈生活在没有抗生素、中央供暖或大学教育的时代。在试图诊断危机之前，政策制定者应铭

更平等的社会

作者：Daniel Waldenström

编辑：阿K

花几分钟浏览政治评论或翻阅社交媒体，不难发现一个看似无可争议的观点：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中产阶级正在被掏空，民主制度正濒临寡头政治的边缘。这一叙述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它契合了许多西方国家民众的日常焦虑——住房成本不断攀升，亿万富翁财富以难以想象的速度积累，而新冠疫情则暴露了社会安全网的严重漏洞。

然而，有关不平等最具影响力的论断，往往建立在对历史的片面解读和对生活水平的不完整测量之上。当我们全面审视现代经济体系的“账本”——涵盖税收、转移支付、养老金福利、住房拥有率，以及个体在一生中穿梭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动态现实——则会勾勒出一幅与流行叙事截然不同的图景。西方社会的真实不平等程度，远不像普遍想象那般严重。

这绝非对现状的辩护或对问题的否认。集中化的经济权力确实可能扭曲市场与政治结构；即便是在富裕国家，依然存在深度贫困的地区；在美国，收入分配的顶端确实已远远领先于其他群体。但如果公众的关注仅停留在科技公司创始人或对冲基金经理的耀眼财富之上，就会忽视一个更为深远且广泛的变化：如今，不同收入阶层家庭所拥有的资本规模，已超出以往几代人的认知；而西方社会的核心福祉指标——包括预期寿命、教育水平与消费能力——几乎对所有人而言均有所提升。

事实的准确性至关重要，因为错误的诊断将导致错误的政策方向。若政府误以为资本主义正不可避免地重现“镀金时代”式的极端收入分化，便可能诉诸于财富没收、价格管制，或通过不稳定的税基支撑不断膨胀的公共部门开支。而若有证据表明，自由市场经济体通过扩大资产所有权，实质上令中产阶级得以积累财富，企业家的成功亦与公众共享的繁荣密切相关，且1980年后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受方法论偏差驱动，那么政策取向应当截然不同：国家应当鼓励雄心与奋斗，保护市场竞争，拓展财富积累的机会，并确保公共服务与私人繁荣相辅相成，而非相互冲突。简而言之，在将不平等视作生存危机之前，我们必须先校准手中的“温度计”。

逃离的平等

有关不平等的流行叙述——由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2014年畅销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广为传播——构建了一条“U形曲线”。该理论认为，20世纪初，收入与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精英手中，这一格局仅被两次世界大战与高额资本税所打破。至1980年，市场自由化的浪潮引发了第二波寡头主义复兴。收入分配图表似乎印证了这一说法：自1980年以来，前1%人群的税前收入份额持续上升，尤以美国与英国最为显著。伴随着亿万富豪的涌现、中位数工资停滞、高调企业丑闻的曝光，这一图景看似已然自洽。

该叙述主要基于三类证据：其一，是纳税申报数据所描绘的税前市场收入，包括工资、股息及已实现资本利得。这些数据表明，高收入群体因全球化与数字技术的红利，获益远超其他人群；其二，是家庭财富调查数据，用以衡量股票与房地产的持有结构——资产价格的上涨极大地扩张了富裕家庭的资产组合；其三，是那些激发公众愤怒的统计指标，如首席执行官收入与普通员工的数百倍差距，或“八人财富总和超过全球一半人口”的极端说法。

然而，上述证据存在结构性局限。将时间起点设为1980年固然在修辞上便利，但彼时的不平等水平本身就处于异常低位，主要得益于此前数十年高税收与强监管政策对创业和职业抱负的广泛抑制。尽管当前的不平等程度高于1970年代末，但仍远低于二战前时期，而当时税负水平显著低于当前。此外，过去二十年来，大多数对收入不平等的测算显示其增幅趋于平稳。与此同时，若仅关注税前收入，便忽视了累进税制的调节效应；更重要的是，这种视角未能纳入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公共支出的再分配作用——这些支出主要惠及中低收入群体。另外，财富调查往往排除强制性养老金资产，并低估自有住房的市场价值，而这恰恰是中产阶级财富的两大核心支柱。

美国税收经济学家杰拉尔德·奥滕与戴维·斯普林特近期对美国收入分配进行的研究表明，若对底层收入的申报漏项、递延至退休账户的收入以及各类福利转移予以校正，所得分配的趋势将显著趋于平缓：美国顶端1%人群的税后收入份额目前仅略高于1960年水平，远未达到皮凯蒂及其合著者所估算的“翻倍”程度。欧洲的不平等趋势更为温和，这得益于更强的收入再分配机制以及企业高管群体中“赢家通吃”现象的相对缺位。

涨潮

官方数据所揭示的，仅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而且往往是最具争议、最不光彩的部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尝试补全此前研究中被忽视的重要因素，从而对长期财富分配状况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再评估。其中，三个关键发现尤为值得关注。

首先，尽管私人财富呈现爆炸式增长，但其所有权的广泛化同样显著。通过对法国、德国、西班牙、瑞典、英国和美国等国资产负债表的历史重建可以发现，自1980年以来，人均财富大致增长了三倍；若自1950年算起，则增长超过七倍。关键在于，这一财富增长并未局限于精英阶层，而是越来越集中于普通家庭所持有的住房与养老金账户。

1900年，私人财富主要集中于少数精英持有的农业地产及工业、金融企业股份；而在当下，住宅不动产和养老金账户已成为私人资产的核心组成。这一结构性转变，与多数西方国家住房拥有率的提升密切相关——当前约有60%至70%的家庭拥有自有住房，这是他们的曾祖父母一代难以企及的经济地位。同时，多数劳动者通过共同基金或指数基金间接持有养老金权益，从而以相对较低的风险，分享股市带来的高回报——这标志着金融民主化的实质性进展。

其次，财富集中度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总体呈下降趋势，而非上升。在欧洲，当前最富有的1%人群所持财富份额，仅为1910年同期的约三分之一。彼时，世界大战的前夜、民主政治的兴起及国家财政能力的增强，正推动着现代经济体制的转型。更重要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即便在实际财富因资产价格上涨而翻了两番的背景下，这一集中度的下降趋势依然保持相对稳定。美国的情况略有不同，自上世纪70年代起，财富集中度确有上升，尤其体现于科技与金融行业中少数巨头的显著财富积累，其增长幅度超越了中产阶级财富的提升速度。然而，即便如此，美国当前的财富集中度水平依然更接近1960年，而非1914年以前的极端峰值。因此，与“新镀金时代”的叙述相对立，本世纪最为突出、可量化的事实，恰恰是由大众资产所有权所推动的财富平等化进程。

第三，人们在一生中会经历不同的收入阶层，这一事实应促使我们对传统的收入不平等衡量标准持更为审慎的态度。同样，社会福利支付对资源分配的再平衡作用，也应纳入考量。年度收入“快照”容易将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个体划归同一类别——如将尚未就业的研究生与依靠储蓄生活的退休人员归为低收入群体，从而使收入与财富差距显得比其一生中的消费能力差距更为极端。

当跨期追踪不同国家个人收入变动的数据展开分析时，通常会发现：仅在短短几年内，底层收入十分位中的约半数家庭已晋升至更高收入阶层。与此同时，许多位于顶层的家庭也可能因企业或投资挫折而下滑至收入分布的中下段。此外，政府福利制度对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同样显著。在瑞典，当将公共养老金权益资本化并计入个人财富时，仅此一项即可将财富不平等的衡量值（如基尼系数）几乎减半。在美国，尽管市场机制的再分配效应相对较弱，但若将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及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障视为实物收入，中位数家庭的经济状况远优于单纯工资数据所反映的水平。

上述事实动摇了“财富鸿沟不可逆转地扩大”的刻板印象。不可否认，超级富豪的财富积累达到了数十亿美元的规模。但这种积累的背后是市场机制的正向反馈：他们提供了数以百万计消费者自愿购买的商品与服务，他们创建的企业则带来就业机会、提高工资水平，并通过利润与工资直接缴纳税款，间接扩大整个税收基础。在过去四十年间，发达经济体——即便包括备受关注的美国“绝望死亡”问题——的预期寿命平均延长了约六年；高中毕业率几近普及，个人电脑也从精英专属品转变为大众生活必需品。

许多对收入不平等上升表示担忧的声音，并未准确衡量“蛋糕”的实际大小及其分配机制。实际收入与资产价值的增长，是实现大众繁荣与保障公共财政的先决条件。即便是主张政府更强干预的立场，也应以高效增长为基础：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便能为政府带来数十亿美元的额外财政收入。因此，西方实现更持久公平的路径在于扩大普通家庭获取资产的渠道，包括扩大可负担住房的供给、推广可携带式养老金账户及低费用指数基金投资，并保持市场的开放性，让新兴企业有机会挑战现有巨头。

这一视角亦应对当前部分政界与学界对净财富存量征收年度税的主张，起到降温作用。尽管这些所谓“财富税”在G20和联合国等多边会议上被反复提出，但其实践问题重重。其核心弊病在于：这类税收往往对流动性差的资产形成打击，迫使企业家或农户借贷或变卖资产以纳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实践表明，此类税制带来的财政收入有限，行政成本高昂，且易引发资本外流。若需对资本进行课税，更高效且更具公平性的方式是征收资本所得税，包括股息、已实现资本利得与公司利润等。

灾难的诊断

对不平等现象的误读可能带来多重风险。首先，它会转移公众对西方经济面临的真正挑战的注意力，如生产率增长乏力、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需求。这些问题将对公共预算构成长期压力。过度的国家中心主义与掠夺式财富税政策，不仅不能解决这些挑战，反而可能阻碍资本形成，使必要的公共融资更加困难。

其次，对不平等的误解也容易导致政策倒退：例如，对住房财富实行一刀切的征税，可能打击资产较多但流动性不足的退休人群；对私营企业征税，可能迫使本地公司向融资成本更低的跨国巨头出售资产。更广泛的后果是对制度信任的侵蚀：当公民被告知资本主义只对精英有利——哪怕他们自身生活水准正在改善——他们就可能质疑官方统计，并转而支持民粹主义者提出的“药效更差于病症”的激进方案。

更精确的数据解读支持一种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政策议程。应明确指出，财富过度集中确实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最严重的是对政治廉洁的威胁。因此，透明的竞选资金制度与政党捐款规则至关重要，有助于最大程度减少金钱对政治过程的扭曲。核心公共服务，如教育与医疗，不应过度依赖私人资金，否则将使其质量与个人财富挂钩，从而进一步加剧不平等。解决之道不是遏制财富本身，而是维护制度廉正性，确保公共资源的公正分配。

各国应通过降低不必要的监管门槛（尤其是针对小型与初创企业的限制），以鼓励创业精神与市场竞争。劳动收入税率应保持足够低，以激励工作积极性并允许合法财富积累；而资本相关税收则应主要针对收入，而非净财富或遗产。公共投资应聚焦于提升家庭成为经济参与者的能力——涵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一个以法治为基础、鼓励合理冒险的政策环境。这一政策议程承认：不平等可以与广泛繁荣共存，甚至是后者的自然结果。对特权的失望应转化为扩大机会，而非限制成功的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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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丹尼尔·瓦尔德斯特罗姆（Daniel Waldenström）是斯德哥尔摩国际经济研究所（IFN Stockholm）的经济学教授，著有《更富更平等：西方财富的新历史》（More Rich, More Equal: A New History of Western Wealth）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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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日新说Copernicium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