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冷门绝学通常指那些研究难度大、关注度低但极具文化价值的学科方向或学科。西域是东西方文化荟萃之地，其历史文化研究的多个领域与之密切相关，如对出土简牍文书、古代西域多民族语言文字、文献、宗教、艺术、古代丝绸之路考古遗存研究等。这些学科或学科方向的研究，具有重要文化

编者按：冷门绝学通常指那些研究难度大、关注度低但极具文化价值的学科方向或学科。西域是东西方文化荟萃之地，其历史文化研究的多个领域与之密切相关，如对出土简牍文书、古代西域多民族语言文字、文献、宗教、艺术、古代丝绸之路考古遗存研究等。这些学科或学科方向的研究，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对于深刻领会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全面认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以下这组笔谈，从出土简牍、吐鲁番学、回鹘文文献、吐蕃文文献、古阿拉伯—波斯文文献、古叙利亚文献等方面，反映了西域研究在冷门绝学中的独特价值，也期待学界关注并支持相关研究。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

回鹘文文献虽存世体量庞大，却因多重研究困境被界定为当代“绝学”：其一在于在学界具备原始文献释读能力的学者屈指可数；其二则因该领域长期处于人文学科研究的边缘地带。自20世纪初，穆勒（F.W.Müller）出版回鹘研究专著算起，该学科已历经百余年的学术积淀，然迄今仍有大量散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写本尚未得到系统的整理、刊布与深度考释。值得关注的是，新世纪以来我国西域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使得新疆、甘肃等地不断出土新的回鹘文文书，这些珍贵材料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欧亚丝绸之路古代文明和文化互鉴的全新视角。

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重见天日，可以说是20世纪首年世界学术界最重大发现。然而遗憾的是，因种种原因，这批承载着丝路文明记忆的珍贵文献，在随后的30余年间遭遇了所谓西方“探险家”的劫掠，致使敦煌吐鲁番文书流散于世界各地。这种特殊的历史际遇，却意外催生了回鹘文献学研究的国际化格局。基于文献资料的优势，德、日、俄等西方学者在敦煌吐鲁番回鹘文文献研究方面成果颇丰。如德国学者连续出版了《柏林藏吐鲁番文献》（Berliner Turfan-Texte）、《玄奘的生平与事迹》（Xuanzang Leben und Werk）等书系，涌现出葛玛丽（A.v.Gabain）、茨默（Peter Zieme）、鲁本（K.Rörhborn）等知名学者。日本的庄垣内正弘、森安孝夫、百济康义等已故学者在回鹘文佛教、摩尼教以及世俗文献考证方面成果突出。现阶段威尔金斯（J.Wilkens）、松井太、橘堂晃一等中青年学者仍活跃于回鹘文献学的各个领域。

我国回鹘文献学的开创之人是冯家昇先生，先生早年针对国家图书馆藏回鹘文《慈恩传》、回鹘文《八阳经》所作的系统性研究，至今仍为相关领域的重要参考文献。耿世民先生作为学科承续的关键学者，成果卓著、著作等身，培养新一代研究人才，实现了学术脉络的薪火相传。

在文献发现方面，1988至1995年间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北区石窟开展了6次大规模考古挖掘，出土回鹘文文献逾百件。与此同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等国内诸馆收藏的回鹘文文献也陆续被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回鹘文文献，乃至回鹘佛教史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杭州庐江草堂与四川博物院等非传统收藏单位亦陆续披露了许多珍贵藏品，这些突破性发现不仅极大拓展了现存回鹘文文献的存量规模，更为重构回鹘佛教史提供了全新的文献支撑。

与出土文献的考证与刊布相比，回鹘佛教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稍显薄弱。目前学界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包括：德国学者茨默教授的《高昌回鹘的宗教与社会》（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 im Uigurischen Königreich von Qočo — kolophone und Stifter des alttürkischen buddhistischen Schrifttums aus Zentralasien，Wiesbaden，1992）、美国学者艾威斯克（Johan Elverskog）的《回鹘佛教文献》（Uygur Buddhist Literature，Brepols，1997）以及我国学者杨富学的《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等。近期，艾威斯克著《回鹘佛教史》（A History of Uyghur Buddhism，2024）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回鹘佛教信仰的认识，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值得重点参考。然而，近二十年，大量的回鹘文文献得以刊布，而美中不足的是，该著似没有深入关注新发现文献的特点和细节，留有些许遗憾。

回鹘文佛教文献多属译作，其源文本涵盖吐火罗语、汉语、梵语及藏语等多种语言体系。学界传统观点认为早期回鹘佛典主要译自吐火罗语，其中以《弥勒会见记》为典型代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回鹘文献译本中，却出现“家”“莲花”“僧”“笛”“罪”等不少汉语音译词。更有趣的是，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还出现佛教术语ey(i)n yatdačï一词，耿世民教授曾根据其字面意义，翻译为“彼此支撑”，然而庄垣内正弘教授在研究伦敦藏元代写本回鹘文《阿毘达磨俱舍论实义疏》时曾证实，eyin yatdačï为汉语佛教术语“随眠”之逐字意译（虽可考虑梵语平行语anuśaya，但回鹘佛教文献中，梵语词语基本采用音译是定律）。此种构造的术语在《弥勒会见记》中尚有kertgünč eyin yorïdačï，对应“随信行者”，nom eyin bardačï对应“随法去者”或“随法行者”，皆为汉语佛教术语的意译之法。以上例子表明，尽管《弥勒会见记》的底本确系吐火罗文，但在其翻译的年代，回鹘佛教界已着手从事将汉文作为底本的译经工作，而两个译经群体或译场形成了互动机制，在翻译实践中相互交流、切磋学习。

别失八里人胜光阇梨都统（Šïngqo šäli tutung）在回鹘佛教史上无疑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大概生活于公元10末至11世纪初，先后主持翻译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金光明最胜王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观身心经》等经典。其中《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回鹘文译本尤为特殊，作为该传记现存唯一的非汉文译本，不仅印证了玄奘形象及其唯识学说在西域佛教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还凸显了回鹘佛教对中土佛学思想的承继。

在胜光生活的年代，回鹘佛教初见规模，在西夏等周边势力的佛教信仰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史载：“［天寿礼法延祚十年（1047），元昊］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清〕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注：《西夏书事》卷18，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12页。）聂鸿音曾根据西夏语《无垢净光总持》中的西夏语不送气清声母字和汉语浊声母字对音，指出此种现象为回鹘汉字音的特点，佐证了史书所记载的“回鹘僧译经”。

笔者近期在考察国家图书馆藏回鹘文献时，新发现一页《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徧礼忏仪》（简称《华严忏仪》）。经考订，该残页为西夏遗僧一行慧觉所撰《华严忏仪》之回鹘文译本残页，系该经的首次发现。慧觉作为兼通汉藏佛教的西夏高僧，元代曾受皇室敕封“护法国师”尊号，任洛阳白马寺宗主，并参与至元九年（1272）至至元二十二年（1285）间《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简称《总录》）的编纂工作。同样参加《总录》“译语证义”工作的安藏，作为回鹘文《华严经》的译者，是否受到慧觉大师的影响，而组织翻译《华严忏仪》，值得进一步考证。

回鹘文献中的yang一词，该词显然来自汉语的“样”，但回鹘文献学界对该词的确切意义尚不甚了解。《华严忏仪》中的经名“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徧礼忏仪”回鹘语译为taluy tamγa atl(ï)γ nomluγ orun-ta on qatïn yorïγ qut qolunmaq üzä：uẓaṭï tüzü-kä yükünč yükünüp kšanti qïlγuluq yang nom bitig，其中yang字对应“仪”，表示“仪轨”。弹压孙译自藏文的回鹘语《四天王供物仪轨》以及柏林藏《吉祥胜乐轮本续》跋文（U557）、《观世音成就法》跋文（U 4124）中皆以yang形式表示“仪轨”。该词亦以yang kep形式出现在回鹘韵文中，而回顾胜光译《慈恩传》第七卷（Pek 23a）中，yang kep对应“仪表”，表示“典范”，实为“样板”“模版”等仪轨意义的比喻修辞，表明仪轨类文献早在胜光法师生活的11世纪就已经广泛流传于回鹘佛教社会。

胜光从汉文翻译《大悲心陀罗尼经》，说明回鹘早期就已接触密教。至蒙元时期，受朝廷主导藏传密教的政策影响，回鹘密教发展臻于鼎盛。参加上述《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回鹘人多达7人，分别为迦鲁纳答思、脱印、安藏、合台萨里、齐（斋）牙嗒思、弹压孙、牙识汉养阿。迦鲁纳答思师从八思巴学习藏文，负责将藏语、梵语经论译为畏吾字（回鹘文），译著有《文殊师利真实名经》。师从八思巴者尚有本雅失里和合台萨里。本雅失里译作有《观世音成就法》《吉祥胜乐轮本续》。合台萨里亦参与《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负责译语证议，其子阿鲁浑萨理亦为著名翻译家。必兰纳识里1302年曾替皇帝受戒出家，1331年获“普觉圆明广照弘辩三藏国师”称号，曾将《决定毗卢尼经》从梵语译为回鹘语，将《北斗七星经》从回鹘语译为蒙古语。弹压孙，翰林学士中奉大夫，担任藏文佛典的译经工作，将安藏译《旃檀瑞像中国渡来记》从回鹘语译成藏语，将收录《金光明经》第一卷的《四天王供物仪轨》从藏文译为回鹘文。未参与《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而从事密教文献翻译工作的译者尚有桑伽失里，译《胜军王问经》《文殊师利成就法》；圣阿闍黎，译《捺啰六法》之“中阴”、“拙火”修法有关的仪轨；阿令帖木儿译《北斗七星延命经》等。据沈卫荣教授研究，回鹘文密教文献与黑水城出土的汉文、西夏文密教文献以及见于《大乘要道密集》和其他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的内容较为一致。这种文本同源性反映了元代宫廷所传藏传密教的历史实态。目前刊布的回鹘文密教文献仅占原先密教文献回鹘语译本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伴随着大量新出写本和刻本的发现，回鹘文密教文献亟待深入关注，以观察西域回鹘，乃至元代宫廷的密教信仰之大概。

回鹘文佛教文献数量庞大，其译源语种构成多元，涵盖吐火罗语、汉语、粟特语、梵语及藏语等不同语系。现存文献不仅包含汉传佛教体系下的主体性经典，更囊括元代盛传的藏传密教文本，以及回鹘高僧独立撰著的韵文体作品及注疏文献。在文本传承方面，有的译本底本不详，或已丢失；有的译经具有多种底本，需通过梵、汉、藏等平行文本的对勘研究来厘清传译脉络。新近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回鹘佛教特点的认识。当前亟待通过多语种文献的考证与研究，重构回鹘佛教史的全貌。

来源：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