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中，陈独秀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仅是五四运动这场伟大风暴的“领航者”，也是我党不可或缺的创立者之一，这两大壮举深刻地塑造了中国革命的轨迹。1937年，重获自由的陈独秀面临流离失所的困境，心中萌发了前往延安的念头。当这一意愿传至毛主席耳中时

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中，陈独秀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仅是五四运动这场伟大风暴的“领航者”，也是我党不可或缺的创立者之一，这两大壮举深刻地塑造了中国革命的轨迹。1937年，重获自由的陈独秀面临流离失所的困境，心中萌发了前往延安的念头。当这一意愿传至毛主席耳中时，他给予了肯定的回应，但同时也提出了三项前提条件。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全面侵略中国，半个月后的8月23日，京沪地区被日军大肆侵略，南京政府西迁。陈独秀当时作为政治要犯，因政府无暇顾及而被提前释放出狱，这是他第五次入狱后的获释，之前他还经历了四次入狱的经历。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出生在安徽怀宁。1913年，辛亥革命之后，他担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响应二次革命，因消息泄露入狱，这是他第一次入狱。1921年与1922年，他因为建立共产党而分别第三次、第四次被捕入狱，期间得到党组织同志的积极营救而获释。1932年，陈独秀因宣传抗日中表明反对蒋介石的言论态度，被国民党扣上危害民国罪的帽子被捕入狱，押送到南京途中毫无惧意，甚至酣睡到达南京站。1933年4月26日，南京人民法院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十三年整，剥夺公民权七年，他当庭上诉，最终判决为有期徒刑8年，取消剥夺公民权。在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服刑期间，出版社的人曾希望他写自传，但他只出版了两章内容便没了下文。

陈独秀出狱之后，面临多种选择。蒋介石曾邀请他出任政府劳动部部长，但他一直对国民党的态度是嗤之以鼻，十分厌恶，所以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同时，他也受到斯大林反托派浪潮的影响，因为他曾经是反托派的支持者，这一身份给他带来了困扰。不过，陈独秀第一时间联系了延安方面的叶剑英与林伯渠，诚恳地表达了自己想要再度回到党组织内工作的心愿，并且在自身选择上做出了很大努力，表明自己对抗日以及回归党组织的积极态度。

1.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陈独秀出狱后明确表示拥护国共合作，并且支持国民党领导抗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认识到日本侵略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危机，国共合作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关键。他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从侧面推动抗日力量的整合。他认为国民党在当时有一定的领导地位和军事力量，国共合作能够将共产党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国民党的军事力量等优势结合起来，共同抵御外敌。这一主张体现了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将抗日放在首要位置的政治态度。

2.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陈独秀出狱后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他这一主张是基于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对当时国内政治格局的判断。他可能认为国共两党虽然在合作抗日，但两党也有各自的利益和局限性，他希望通过组织第三势力，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既不偏向国民党，也不偏向共产党，而是站在一个相对中立的角度来推动抗日事业和中国社会的发展。然而，这一主张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并不容易实现，因为国共两党在抗日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他的这一想法也遭到了来自各方的反对，包括托派组织内部的反对。

3.后期主张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晚年最终的立场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他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原则的体现。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思考和思想转变后，他重新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他早期在共产党内就接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中间经历了诸多波折，但在晚年他又回到了这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上。这一主张表明他在生命的后期对中国革命道路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尽管他此时已经与中共彻底决裂，但他的这一思想依然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理解和对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持续探索。

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向陈独秀提出了三个条件：

要求陈独秀公开宣布自己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今后的行动中体现这种支持的态度，宣布自己和托派组织断绝联系，坚决摒弃且反对所有托派理论和行动，承认自己曾经加入托派的错误之举。当时苏联共产党在国际上进行反托派运动，陈独秀曾经的托派身份让党内一些人不放心，他的思想主张也引起了一些人的质疑。尽管陈独秀在出狱时已经因为认识到了托派思想的不成熟而对其予以放弃，但这一身份背景依然是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党中央提出这一条件是为了平息一些人对陈独秀的质疑，更加方便其前往延安。

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政策。陈独秀本就站在坚决抗日的一边，在狱中，他就曾多次斥责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政策，还撰写了诸如《抗日战争之意义》、《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到胜利》等文章，借此表达鲜明的抗日主张，所以这一条件对于陈独秀来说相对容易接受。

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诚意。这一条件也是为了确保陈独秀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支持，而是能够在实际的抗日相关工作和行动中，切实地遵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积极参与到抗日工作当中去，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回归党组织的决心和对抗日事业的积极态度。

对陈独秀想去延安及条件的分析

陈独秀性格倔强、直率、固执，从他的一些经历中可以看出，例如在法庭上反驳为自己辩护的章士钊，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应以自己的文件为根据，激昂陈词抨击蒋介石政府。这种性格使得他在面对毛主席提出的三个条件时，尤其是要承认自己加入托派是错误的这一条件时，难以接受。他认为自己过去加入托派是对革命的一种探索，不认为这是错误的，直言“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他的自尊心和自己坚持的理念让他在面对这一条件时产生抵触情绪，从而放弃了去延安的想法。

陈独秀在革命历程中有过辉煌的成就，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曾经担任中共的第一位中央局书记，在早期的革命工作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后期他也经历了诸多挫折，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面对国民党右派的攻势多次退让和妥协，导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后他选择辞职隐居，后来又被国民党逮捕入狱。这些经历可能让他在面对回归党组织的条件时，心态更为复杂，既有对过去错误的坚持，也有对自己曾经地位和贡献的考量，导致他难以完全按照延安方面提出的条件行事。

蒋介石虽然在西安事变之后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仍在言论方面想方设法打击共产党。他看到陈独秀身上可利用的价值，派出胡适、傅斯年等陈独秀的好友当说客，表示愿意出资10万让陈独秀组建新党，想借此从精神意志上达到分裂、战胜共产党的目的。并且在陈独秀未答应后，国民党方面仍大造声势，宣传陈独秀已经倾向于国民党，这使得一些人反对陈独秀前往延安。此外，国民党还将陈独秀列为等级最高的政治犯，允许他的夫人入狱陪伴，给他搬来两个大书柜，看似优待，实则也是一种拉拢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陈独秀的处境和外界对他的看法。

当时延安党中央的个别干部，如康生和王明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把一心爱国、支持抗日的陈独秀硬说成是日本间谍，甚至以陈独秀曾经在日本留学等事情为借口搜罗证据，将汉奸日特的帽子扣在陈独秀身上。在这种舆论影响下，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反对让陈独秀前往延安。虽然毛主席、周总理等党中央主要领导相信陈独秀的气节和革命态度，但这些负面舆论还是给陈独秀回归延安造成了阻碍。

来源：心随影动电影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