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抬头看了眼手里的地址条，正准备开口，却没想到这次错误指引，会成为我人生中一段难忘的际遇。

＂闺女，你去哪儿找？＂大娘站在小巷口，手里还拿着半截葱。

我抬头看了眼手里的地址条，正准备开口，却没想到这次错误指引，会成为我人生中一段难忘的际遇。

1991年的夏天，我刚从大学毕业，回到县城工作。

那时候的县城，还没有现在这么多高楼大厦，街道两旁是低矮的平房，树荫下常有人摆着小板凳纳凉，收音机里播放着《东方红》和《春天的故事》。

那天，我受领导委托送一份资料到县电视台。

对于刚回到家乡工作的我来说，县城的许多地方都很陌生，尤其是这些错综复杂的老巷子。

手里捏着一张领导草草写下的地址，我背着那个时髦的帆布包，挎着单位刚配的＂大哥大＂传呼机，走进了老城区迷宫般的小巷。

七月的阳光毫不留情地烤着地面，柏油路面软塌塌的，脚踩上去有些粘连。

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我一边用手背擦汗，一边调整背包的位置。

这份资料关系到单位下半年的宣传计划，领导千叮咛万嘱咐要亲手交给电视台的张主任，说是必须在十一点前送到，因为下午他们要开重要会议。

＂唉，这鬼天气，热死人了！＂一位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的中年人从我身边经过，车把上挂着两个塑料袋，里面装满了刚从早市买的蔬菜。

街道两旁小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冰棍儿，两毛钱一根的冰棍儿！＂

＂凉白开，一角钱一杯的凉白开！＂

我摸了摸口袋，眼馋那冰棍，可惜零钱不够，只能忍着继续找路。

拐过一个弯，我看到了一条狭窄的巷子，两边是青砖灰瓦的平房，门前挂着竹帘，有的屋檐下晾着刚洗的衣服，滴答的水珠打在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巷子深处传来收音机里戏曲的声音，那是《梁祝》里十八相送的唱段，时高时低，像是在跟这闷热的天气较劲。

＂劝你休言行路难，望你保重把家还…＂那熟悉的曲调让我驻足片刻，想起小时候奶奶最爱听这段。

就在我犹豫要不要进去问路的时候，一位头发花白的大娘从巷子里走出来，手里拿着刚从菜摊买回来的葱和茴香，脚上穿着那种老式的黑布鞋，走路有些许蹒跚。

我赶紧迎上去：＂大娘，打扰您一下，请问县电视台怎么走？我要送东西过去。＂

大娘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些复杂，像是闪过一丝痛苦，又像是有些恼怒。

她放下手中的菜篮子，眯起眼睛仔细打量了我一番，目光落在我肩上的单位工作证上。

＂哪个单位的？＂她突然问道，声音有些沙哑。

＂县文化馆的，＂我有些局促地回答，＂领导让我送材料给电视台的张主任。＂

听到＂电视台＂三个字，大娘的眼睛明显地暗了一下，她的手指无意识地紧了紧菜篮子的提手。

＂往那边走，＂她指向了另一个方向，＂过了小石桥，第二个路口左转，看到一栋红砖楼，那就是。＂

＂谢谢大娘！＂我连声道谢，按照她的指引匆匆走去，丝毫没注意到她嘴角那一抹若有若无的苦笑。

那时候，我哪里会想到，大娘指的完全是相反的方向。

路上，我经过一家国营照相馆，橱窗里展示着各种照片：穿着簇新的中山装的男士，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还有结婚的新人站在＂永结同心＂的背景布前拍的合影。

一辆播放着《辣妹子》的三轮宣传车从我身边驶过，喇叭里播报着什么＂积极响应计划生育政策＂的内容。

日头越来越毒，我的步子也越来越快。

走了约莫二十分钟，汗水已经浸透了我的衬衫后背，手表指向了十点半。

街道越走越偏，房子也越来越矮旧，连个问路的人影都没有。

我开始感到不安，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四处张望，希望能找到什么标志性建筑。

终于，我在一片空地前停下了脚步，满头大汗，四处张望。

这里没有什么红砖楼，只有几栋正在建设的毛坯房，工地上传来水泥搅拌机的轰鸣声，几个戴着草帽的工人正在忙碌。

＂姑娘，你找谁呢？＂一个扛着木板的工人问道。

＂我找电视台，＂我急切地问，＂这附近有电视台吗？＂

工人摇了摇头，指了指身后：＂电视台在老城那边呢，你得往回走，至少四五条街那么远。＂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看了看表，已经十点四十分了。

＂怎么会这样？＂我自言自语道，＂那位大娘明明告诉我...＂

＂哦，你是问路过来的啊？＂工人放下木板，擦了擦额头的汗，＂你是不是问的李家大娘？就是南街巷子口那个总穿蓝布褂子的？＂

我努力回想了一下：＂好像是吧，她拿着葱和茴香...＂

＂那准是她了，＂工人叹了口气，＂你可别怪她，她有苦衷。＂

我愣住了，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在这时，一位骑着自行车的老大爷从巷口转了出来，他停下车，看了看我困惑的样子。

＂姑娘，你看起来很着急啊，是不是迷路了？＂老大爷关切地问，他戴着一副老式的圆框眼镜，脸上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痕迹。

我点点头，把事情的经过简单说了一遍。

＂哦，我明白了，＂老大爷摇摇头，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怜悯，＂你遇到的是李大娘，住在南街巷子口的李大娘。＂

他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她儿子小军去年在电视台工作时出了意外，从电视塔上摔下来，才二十八岁啊...＂

听到这里，我心里的埋怨顿时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情绪。

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大娘眼神中的复杂，那不是恶意，而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痛苦。

＂电视台每次请她去领抚恤金，她都不去，现在看到去电视台的人，就指错路，＂老大爷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城里人都知道这事，也就由着她了。＂

＂可我这材料必须在十一点前送到啊...＂我焦急地说，看了眼手表，已经十点四十五分了。

老大爷见我发愣，停了自行车，拍了拍后座：＂上来吧，我带你去，我就住电视台对面，正好顺路。＂

我感激地点点头，小心翼翼地坐上了后座。

老大爷骑得不快不慢，自行车＂吱呀吱呀＂地响着，像是在讲述着一个古老的故事。

＂李大娘以前不是这样的，＂老大爷一边骑着车，一边回忆，＂她是纺织厂的先进工作者，退休前是车间主任，在街道上很有威望，那会儿遇到什么事儿，街坊四邻都爱找她帮忙拿主意。＂

＂我记得有一年，她还帮着街道办起了个读书班，教那些没上过学的老太太认字呢，多热心的一个人啊！＂

我听着老大爷的讲述，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慈祥又能干的大娘形象，与刚才那个指错路的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她儿子是独生子，从小聪明，考上了邮电学校，毕业就进了电视台，是技术员，＂老大爷继续说道，＂去年冬天，电视台的信号出了问题，他爬上电视塔检修，不知道怎么回事就...＂

老大爷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我已经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他刚结婚不久，妻子怀着孩子呢，＂老大爷的声音有些哽咽，＂那孩子现在都快一岁了，叫小军军，长得跟他爸爸一模一样。＂

我的心被这个故事揪紧了，想象着一个新婚的妻子，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和一位失去独生子的母亲，生活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

在老大爷的帮助下，我终于在十点五十八分赶到了电视台，险而又险地完成了任务。

张主任接过资料，随口问道：＂怎么这么晚才到？路上耽搁了？＂

我本想解释，却不知从何说起，只是点了点头：＂嗯，问路时走错了。＂

＂下次来记清楚路就好了，＂张主任没在意，翻看起资料来，＂今天谢谢你送过来，有心了。＂

任务完成了，但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

回单位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那位李大娘，想象着她的痛苦和无助。

＂小陶，回来啦？东西送到了吗？＂单位里，刘主任见我回来，连忙问道。

＂送到了，＂我应了一声，犹豫了一下，又问，＂刘主任，您认识电视台的小军吗？就是去年从电视塔上摔下来的那个技术员。＂

刘主任放下手中的茶杯，叹了口气：＂认识啊，那小伙子多好啊，技术一流，人也热心，我们单位的放映机坏了，是他帮忙修好的。＂

＂他妈妈现在怎么样了？＂我轻声问道。

＂唉，还能怎么样，想不开呗，＂刘主任摇摇头，＂听说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连最爱的花也不浇了，看谁都像是仇人似的。＂

我沉默了，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

那天下班后，我特意绕道去了南街，想再看看那个巷子，可当我走到巷口时，却不知该如何面对可能再次遇到的李大娘。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被李大娘的事情困扰着。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单位提前下班，我做了个决定。

我去市场买了一些新鲜的水果和点心，还从家里带了妈妈腌制的咸菜，按照老大爷描述的地址，找到了李大娘的家。

那是一栋普通的老式平房，青砖灰瓦，门前有个小院子，墙角原本应该种着花，但现在只剩下几棵枯萎的月季，光秃秃的枝条像是被刻意遗忘。

院子里堆满了杂物，旧自行车、废旧的收音机、晾衣架，显得很是凌乱，与周围其他收拾得井井有条的院子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深吸一口气，敲了敲门，喊道：＂李大娘，有人在家吗？＂

等了好一会儿，才听到屋里传来拖鞋的声音。

门吱呀一声打开，李大娘站在门口，显然有些惊讶，眼神中充满警惕。

＂您好，大娘，还记得我吗？＂我微笑着说，＂我是前几天问您电视台路的姑娘。＂

李大娘的眼睛眯了起来，似乎在回忆，然后脸色突然变得有些尴尬：＂哦，是你啊...＂

＂我是特意来感谢您的，＂我说着，把手中的礼物递上前，＂如果不是您的指引，我也不会有机会认识张大爷，也不会知道您儿子的故事。＂

李大娘明显愣了一下，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

＂感谢我？我指错路了，你不怪我？＂她的声音有些沙哑，似乎很久没有说话了。

我摇摇头：＂不，大娘，我不怪您，我很理解您的心情。＂

李大娘的眼睛湿润了，她犹豫了一下，侧身让我进了屋。

屋子里简陋而整洁，却散发着一种久未通风的闷气，夹杂着一丝药味。

一台老式黑白电视机静静地立在墙角，上面落了一层薄灰，似乎很久没有打开过了。

墙上挂着一张年轻人的照片，用红布装裱着，照片旁边是一束已经干枯的菊花。

照片中的小伙子留着八十年代流行的分头，穿着一件格子衬衫，笑得阳光灿烂，眼睛里写满了对未来的期待。

我不用问也知道，这就是她的儿子小军。

＂小伙子长得真精神。＂我由衷地说。

李大娘的目光柔和了下来，她端来了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水放在我面前。

＂是啊，他从小就聪明，上学时年年拿奖学金，＂李大娘说着，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旧盒子，里面装满了奖状和证书，＂这些都是他的，从小学到技校，没断过。＂

＂他小时候就喜欢摆弄电器，七八岁就能修收音机了，＂李大娘边说边翻开一本相册，里面是小军从小到大的照片，＂你看，这是他十二岁时做的收音机天线，整个街道都能收听到香港的电台呢！＂

照片中，一个瘦瘦的男孩骄傲地站在房顶上，手里举着自制的天线，脸上洋溢着成就感。

我静静地听着李大娘讲述她儿子的故事，从一个好奇心强的孩子，到一个有志向的青年，再到一个负责任的丈夫，每一个片段都满载着母亲的骄傲和思念。

＂那天早上，他还特意回来吃了我蒸的豆沙包，＂李大娘的声音哽咽了，＂说是有急活儿，台里信号不好，他得爬上去检修，让我别等他回来吃晚饭...＂

李大娘的话没有说完，但我能想象到那天的场景：一个母亲等待着永远不会回来的儿子。

＂他媳妇儿小张，怀着七个月的身子，接到消息就晕过去了，＂李大娘继续说道，声音里满是痛苦，＂要不是抢救及时，孙子都保不住。＂

＂小军军现在在哪儿？＂我轻声问道。

＂跟他妈在婆家，＂李大娘叹了口气，＂小张娘家远，婆家条件好些，能照顾他们母子。＂

看着李大娘略显憔悴的脸，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握住她的手，陪她一起沉默。

就这样，我开始经常去李大娘家里坐坐，有时候帮她做些家务，有时候只是陪她说说话。

起初，院子里的人对我投来奇怪的目光，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和这个＂怪老太太＂走得这么近。

＂小姑娘，你小心点儿那李大娘，＂有一次，一个坐在树荫下编草鞋的老大爷悄悄对我说，＂她现在不大正常，谁去电视台她都指错路，上次害得王家小子差点儿误了考试。＂

我笑了笑，没有解释，只是继续我的＂拜访计划＂。

渐渐地，街坊们开始理解，有些甚至会主动问候李大娘，给她送些自家种的蔬菜或者新做的点心。

＂陶姑娘，我闺女从北京回来了，带了些茶叶，你带给李大娘尝尝吧，＂一位常年有腿疾的王奶奶拉住我说，＂她以前可喜欢喝茶了，每次我腿疼，她都会泡茶来看我。＂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去李大娘家，发现她正在院子里浇花。

那些原本枯萎的月季竟然冒出了新芽，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生机勃勃。

＂大娘，您的花真漂亮，又活过来了。＂我惊喜地说。

李大娘笑了笑，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真心的笑容：＂这是小军生前最喜欢的花，说开了像火一样热闹。＂

她轻轻抚摸着那些嫩绿的新芽，继续说道：＂我这些日子想通了，他那么爱生活的人，不会希望看到我这样的。＂

李大娘告诉我，她决定不再给去电视台的人指错路了。

＂小军走了，但电视台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年轻人，他们也有家人在等他们回家，＂她握着浇花的壶，声音坚定，＂我不能因为自己的痛苦，就去影响别人的工作。＂

听到这句话，我心里一阵温暖，看着眼前这位坚强的母亲，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成长和宽容。

＂大娘，我过几天要去看望一位同学，她刚生了孩子，＂我试探性地说，＂您想不想一起去？小军军应该也差不多大了。＂

李大娘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放松下来：＂好啊，我去看看，顺便给你同学带点儿月季，小孩子看了喜欢。＂

就这样，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我和李大娘一起去了小军的家。

那是一栋位于机关家属院的楼房，比李大娘的老房子宽敞明亮得多。

小军的妻子小张，是个温柔的姑娘，看到李大娘时先是惊讶，随即忍不住眼眶红了，却强忍着没哭出来。

＂妈，您怎么来了？＂小张迎上前，小心翼翼地扶着李大娘的胳膊。

＂我来看看我孙子，＂李大娘的声音有些发抖，目光越过小张，落在了屋内摇篮里的小婴儿身上，＂他长得像小军吗？＂

＂像，特别像，＂小张含着眼泪笑了，＂您看，他的眼睛和鼻子，完全是小军的样子。＂

李大娘走到摇篮前，俯下身看着熟睡中的小军军，那是她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孙子。

婴儿小小的脸蛋红扑扑的，呼吸均匀，小嘴巴还在做着吮吸的动作，梦中有奶香。

李大娘伸出手，轻轻碰了碰孩子的脸，然后突然失声痛哭起来。

那一刻，仿佛堵塞了几个月的情绪终于找到了出口，李大娘抱着小军军，哭得撕心裂肺，却又小心翼翼，生怕惊醒了这个小生命。

小张也泣不成声，我们三个女人就这样抱在一起，无声地流泪，用眼泪洗涤着共同的伤痛。

那天晚上，在小张的坚持下，李大娘留宿在她家。

我告别她们时，李大娘拉着我的手，轻声说：＂谢谢你，闺女，如果不是你，我可能永远不敢面对小张和孙子。＂

我握紧她的手：＂不，大娘，该说谢谢的是我。＂

从那以后，李大娘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开始每周去看望小张和孙子，有时候会把小军军接到自己家住两天，院子里那些复活的月季花成了小军军最喜欢的玩具。

李大娘还重新参加了街道的活动，用自己的经历帮助那些同样失去亲人的家庭。

她常说：＂伤痛不会消失，但我们可以学着与它共处，并从中找到继续生活的力量。＂

在我的鼓励下，李大娘甚至主动去了电视台，参加了台里为小军和其他因公殉职员工举办的纪念活动。

电视台的领导得知她的变化后，专门去拜访了她，并在台里设立了＂小军安全基金＂，用于加强工作人员的安全保障。

有一次，李大娘拉着我的手，眼睛亮晶晶的：＂闺女，你知道吗？台里那个安全基金，已经帮助了三个技术员的家庭了，要不是你当初不计前嫌来看我，哪有这么多好事啊！＂

我笑着摇摇头：＂这都是您自己的功劳，大娘，是您用宽容和坚强感染了大家。＂

三年后，我调到市里工作，临行前一晚，李大娘特意做了一桌子菜给我送行。

＂大娘，您别送了，来市里玩我去接您，＂我不舍地说，＂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李大娘笑着点点头，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拿着，这是小军最喜欢的万花筒，你从小到大没玩过吧？＂

我接过盒子，打开一看，是一个做工精良的万花筒，筒身上刻着精美的花纹，一头是彩色的玻璃碎片，一头是小孔。

＂这是小军十六岁时做的，他说世界就像这万花筒，有时候看着乱七八糟的，但换个角度，却能看到最美的风景，＂李大娘的眼中闪着光，＂你留着吧，到了新地方，遇到难处了，就看看它，说不定能让你换个角度思考问题。＂

我郑重地收下了这份礼物，它成了我此后人生中最珍贵的宝物之一。

离开县城前，我写了一篇题为《一次误导的谢意》的文章，讲述了我与李大娘之间的故事，以及她如何从悲痛中走出来的经历。

这篇文章发表在市报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人被李大娘的经历所感动，甚至有人专程去看望她，向她学习面对生活困境的勇气。

更让我欣慰的是，李大娘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自己也得到了疗愈，她的笑容越来越多，眼里的光也越来越亮。

＂闺女，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有一次她在信中这样写道，＂小军虽然离开了，但他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不仅是在他儿子身上，也在那些因为他的故事而得到帮助的人身上。＂

多年后的一天，我已经在市里工作了将近十年，偶然回到县城，路过那条曾经的小巷。

巷口的平房已经被新建的楼房取代，但我依然能回忆起当年那个夏天，一位手拿葱和茴香的大娘，和她给我指的那条错误的路。

巷子口已经找不到当年的痕迹，但站在那里，我依然能闻到那种特有的味道：晾晒的衣物、烹饪的油烟、门前石板路上洒的水，还有夏日里特有的闷热气息。

我掏出包里那个已经有些旧的万花筒，对着阳光看了看，里面的彩色碎片依然能组成美丽的图案，随着我的转动不断变化。

那条路，让我迷失了方向，却也让我找到了人生中的一段珍贵情谊。

人生有很多分叉路，每一个转弯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际遇，就像李大娘说的，有时候换个角度，困境也能变成风景。

如今想来，生活中的很多＂错误＂，或许并非真正的错误，而是带我们走向不同风景的岔路。

就像那天，如果不是李大娘的误导，我可能永远不会了解她的故事，也不会有机会帮助她从痛苦中走出来。

每当我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误会时，我都会想起李大娘院子里那些重新绽放的月季花。

它们经历了冬天的凋零，却依然能在春天迎来新生。

人生亦是如此，再深的伤痛，也挡不住希望的力量。

那次误导，成了我人生中最值得感谢的一次迷路。

它教会我，有时候，正是那些看似错误的转弯，才能带我们遇见最美的风景和最值得珍视的人。

这大概就是命运的奇妙之处吧，它不动声色地安排着每一次相遇，让原本陌生的生命，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交汇，然后彼此温暖，共同成长。

在那个物资还不算丰富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却如此丰盈。

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我们靠着一颗真诚的心去连接彼此。

或许正是这些简单而真挚的情感，才是我们这代人最宝贵的财富。

想到这里，我不禁驻足回望那条已经面目全非的小巷，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夏天，那个迷路的自己，和那位指错路的大娘。

人生路上，谁又能说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有时候，迷路也是一种幸运。

来源：留住美好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