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家好，我是猫叔儿，喜欢人文历史，换一个视角为大家解构历史故事【上方点击关注】
大家好，我是猫叔儿，喜欢人文历史，换一个视角为大家解构历史故事【上方点击关注】
管仲，大家都知道的，春秋时期齐国的第一贤相。
他是齐桓公霸业蓝图的总设计师，太史公司马迁称其“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先圣孔子更是赞其“民到于今受其赐”。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被后世奉为“法家先驱”和“华夏文明保护者”的政治家，却与色情行业深度绑定，一度成为青楼女子焚香叩拜的“祖师爷”。
如此巨大的反差，令人咋舌。
这桩“历史误会”的起点，源于《战国策·东周策》的寥寥数语之中。
书中这样写道：“齐桓公宫中女市七，女闾七百，国人非之。”
文中所谓的“女闾”，就是齐国开办的官营妓院。
七百名女子同时集体上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营色情产业”。
这个“壮举”比古希腊政治家梭伦设立雅典国家妓院还要早半个世纪，难怪西方学者调侃管仲是“世界官妓之父”。
如果这样想的话，那便小看了这位经济学鼻祖的格局。
我们都知道，管仲搞钱那是有一套的。
通过整理史料，大致可以拼凑出管仲当时的两大战略考量：
财税革命：齐国的“第一桶金”春秋时期，华夏处在变革之际，是大争之世。
各国纷纷抛弃周礼的军备限制，开始扩军。
诸侯们将原来的一军，扩展至三军，甚至像晋国更是扩展至五军。
扩充军备，是要花大钱的，你得有足够的经济支撑。
于是，管仲算盘一响，首创“花粉税”。
就是，官办妓院的嫖资按比例充公，夜合之资变成了齐国军费。
依据《周礼》中的说法“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以此计算的话，七百女闾对应的大概就是1.75万户纳税单位，这不妥妥的古代版“夜总会连锁上市”。
清代褚人在《坚瓠续集》中也直言：“此即教坊花粉钱之始也。”
社会维稳：光棍危机与“泄洪区”齐国作为一个重商的国度，自然而然，民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会更加严重，社会上就会出现很多不安定因素。
《韩非子·外储说》“富者钟鸣鼎食，贫者老而无妻”。
官办妓院为底层男性提供了低成本满足生理需求的途径，间接使得“奸淫类犯罪率大幅下降”。
因为男性更倾向于选择合法交易而非暴力犯罪，人都不傻，都会理性权衡“花钱消遣”与“死刑风险”的性价比。
同时，管仲将战争中俘获的女奴、以及罪犯家属编入女闾。
这样既能安置弱势群体，又可以避免其流落街头成为治安隐患。
管仲的创举不止于行业的合法化，更在于制度层面的创新。
首先，他将这些散落的贵族“家妓”、街头流莺，集中化管理。
统一挂上“国营”招牌，杜绝恶性竞争，结束整个行业的无序状态。
同时，要求这些青楼女子需学习琴棋书画，官方统一进行才艺培训，让服务升级为“色艺双绝”。
最后，按姿色才艺给服务明码标价，分级收费开启差异化竞争。
管仲的这波操作直接让齐国的GDP飙升，一跃成为春秋时期最富裕的国家。
《史记》记载，国都临淄“车毂击，人肩摩”，列国商贾纷纷带着钱袋慕名而来，一半买盐铁，一半花在女闾。
可谓是：齐国挣钱，齐国花，一分休想带回家。
管仲用“荷尔蒙经济学”，硬生生把齐国建设成了春秋第一商业中心。
当然，站在历史长河中回望，管仲的女闾制也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它让青楼女子首次获得法律身份，摆脱任人宰割的奴隶命运。
同时让齐国通过税收反哺民生，国都临淄也发展为“摩肩接踵”的国际大都会。
但是，将女性物化为“战略资源”，最终演变成“三寸金莲”式的制度性压迫。
要知道，这种“维稳”机制是建立在压迫女性权益的基础上，且长期存在疾病传播、人口贩卖等隐性问题。
管仲本人或许料不到：他为解燃眉之急设计的临时政策，竟被后世统治者固化为“祖制”。
汉武帝设立营妓，隋炀帝设立教坊，皆效此法。
在古代，青楼女子奉管仲为神，本质上是弱势群体为自己寻求精神庇护。
就好比，古惑仔们拜关二爷，象征自己的忠义；盗墓贼拜曹孟德，讲究一个专业对口。
同样的，色情行业也需要一个“体制内靠山”。
管仲的宰相身份与行业开创者地位，恰好满足了他们这种心理需求。
给见不得光的行业镀层金，给风尘女子找个“组织”，如此造神之举，不失为一种黑色幽默。
若管仲在天有灵，我想他肯定更愿意被供奉于稷下学宫的知识殿堂，而非青楼香案的世俗角落。
毕竟，情色产业永远上不了台面。
然而，历史的笔触从不循个人意愿，就像关羽从汉寿亭侯蜕变为财神爷，英雄的形象总是随时代的变迁而被赋予新的定义。
评价历史人物，要摒弃非黑即白的史观。
跳出道德审判，管仲的“女闾”藏着古代社会的基本生存逻辑。
对国家来说，它是财政工具；对社会，它是维稳方案；对性工作者，它是乱世中唯一的“合法生存空间”。
女闾制既是用制度文明替代丛林法则的进步，也是男权社会对女性剥削的升级。
这是历史荒诞的注脚，也是文明进化过程中最真实的胎记。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