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初，伴随着三大战役以我军胜利而告终，老蒋也在桂系和美国的双重压力下选择了暂时引退下野，将权力象征性移交给“副总统”李宗仁。
1949年初，伴随着三大战役以我军胜利而告终，老蒋也在桂系和美国的双重压力下选择了暂时引退下野，将权力象征性移交给“副总统”李宗仁。
不过，李宗仁虽有心利用和谈来做一番事业，奈何老蒋的“退而不休”始终在背后形成掣肘，这让他苦不堪言，却也无可奈何。
影视作品中的李宗仁与蒋介石
当年7月16日，在我军南下部队陆续进军中南、西南和宁沪杭的关键节点，不甘寂寞的老蒋也开始向李宗仁公开摊牌了。他在广州组织部分“中常委”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了所谓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央非常委员会”，自己和李宗仁分别担任正、副主席一职。
这样一来，名义上已经下野的老蒋，又重新以另外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来达到重新出山的目的。不过，这样欲盖弥彰的操作无疑使他和李宗仁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
老蒋从幕后走到台前之初，蒋、李二人的关系似乎是大家都能预见的。每次“非常委员会”会议，二人都处于一种“冷战”状态，彼此不置可否，让参会人员也都无所适从。
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朱家骅为缓和这种僵持局面，向李宗仁建议主动宴请老蒋，以缓和彼此间的矛盾对立关系。
其实，抛开长期以来的派系之争，李宗仁和老蒋都清楚“合则有利，分则两害”的事实，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即便二人貌合神离，对外也会尽量表现出一团和气。
因此，李宗仁接受了朱家骅的建议，向居住在广州梅花村陈济棠旧公馆的老蒋发出邀约，另一边收到邀请的老蒋也欣然接受。当然，李宗仁或许是出于真心改善关系的考虑而行此诚意之举，但老蒋的言行举止却更像是在例行“走过场”。
广州陈济棠公馆旧址
与李宗仁这边按部就班、井然有序的宴会筹备程序相比，老蒋的出行阵仗就显得有些“隆重”了，不仅临来之前就通过便衣形式封锁街道，自己的卫队刚一抵达宴会迎宾馆便将整个大楼团团围住。
种种“如临大敌”的举动虽然令李宗仁心中颇有微词，但毕竟自己又是东道主，不好表现的太过明显，索性也就一切照常进行。
关于二人这次宴会的具体细节，在以往史料中记载和披露的并不多，后人所参照的也大都来源于《李宗仁回忆录》中的情景再现。
据李宗仁回忆，宴会刚一开始他便发现随同老蒋前来的蒋经国不见了踪影，在他向老蒋示意请蒋经国一同就餐后，老蒋却直接回绝了：
“不用管他了，我们吃我们的就好了。”
尽到地主之谊的礼节，李宗仁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但当宴会结束后，他从副官口中得知，蒋经国专门带一部分人在后厨逐一品尝每道菜品，而后再端上餐桌。
蒋介石夫妇与蒋经国
这让李宗仁颇为愤慨，以至于多年后撰写回忆录时，他依旧毫不掩饰自己对蒋氏父子的不懑：
“此次我请蒋先生吃饭，本来是出于一番好意，没想到他生性多疑，更因惯于暗算他人，担心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此授意经国严为防范，以致造成类似‘鸿门宴’的紧张场面，使我有啼笑皆非之感。这种做法，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当然，这也不能怪老蒋过度紧张，本就通过权术斗争起家的他，对“鸿门宴”这种事情极为敏感，加之多年前“西安事变”的阴影仍历历在目，让他不得不对每一次赴约保持一种高度警惕。
早在大革命时期，老蒋借助“廖仲恺遇刺”一事将胡汉民、许崇智等实权人物剔除出局，借以收编了整个粤军部队。
此后，他陆续通过“中山舰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自己积蓄了嫡系力量，在政治联姻后又取得了江浙财团的支持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扶助，最终通过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方式，完成了对地方军阀的统一。
解放战争时期的蒋介石
在这一过程中，老蒋虽然是表面的“胜利者”，但其阴鸷毒辣的手段和反复无常的做派引起了各方势力的一致反感，最终也为自己的败亡结局埋下了深刻伏笔。
颇有意思的是，得知老蒋重新到广州视事的消息后，向来与之积怨较深的粤系将领张发奎曾主动建议李宗仁，效仿昔日西安城中的张、杨二人对蒋进行扣押。
被李宗仁婉言谢绝的张发奎并不甘心，继行政院长何应钦辞职后，他又同薛岳、余汉谋和白崇禧等人联合主张实行“军人内阁”。
结果，不仅这一主张再次被李宗仁拒绝，另一边感受到风吹草动的老蒋，也暗中将嫡系部队调离广东。为此，张发奎主动向李宗仁发泄着内心的不满情绪，以至于说到激动处竟直言对方“太过胆小”。
事实上，李宗仁并非不愿拿下老蒋，实在是此时即便拿下对方，对桂系和国军整体颓败的形势而言也无济于事。当然，对张发奎的解释中，李宗仁的态度还是略显保守一些：
“向华（张发奎字），你不在其位，可以这么想，你要是在我的位置上，断不会这样行动。如今我们最需要的有两样，一是兵，二是钱……我们就算把蒋介石扣起来，能把兵调回来，把钱运回来吗？处理国家大事，应该从国计民生出发，不可逞一时之私愤，在败亡前夕做出这样无济于大局的事情，为天下所笑。”
粤军将领张发奎
随着两广地区的朝不保夕，以及西南军阀刘文辉、邓锡侯、卢汉等人频频与我军接触，李宗仁和老蒋均意识到局面严峻程度已到不可控的地步。
最终，老蒋将全部精力放在经营海峡对岸的孤岛上面，而李宗仁则抛下“代总统”的虚职头衔，独自飞往美国养病。
至此，桂系与老蒋的明争暗斗才算正式落下了帷幕……
值得一提的是，李宗仁在这次宴请老蒋后不久，即主动提出与对方面谈。按照李宗仁回忆录中记述，这次会面一开始，他是占据明显“话语权”的：
“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蒋谈话。我之所以要郑重提出这一句，是因为蒋先生独裁专制数十年，平日所见所闻都是一片奉承之态，阿谀之言！只有他教训别人，断无人敢对他作任何箴规，更谈不到疾言厉色地教训他了。”
为此，李宗仁从解放战争初期国军在东北战场节节失利，到后期徐蚌会战全军覆没，再到经济领域发行金圆券引起社会恐慌等等现实境况，言辞犀利的遍数老蒋的失当之举。
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
出乎他意料的是，老蒋这次并没有暴跳如雷，也没有针锋相对，自始至终都沉默寡言，未留下一句有效的答复。直至他提到对方授意汤恩伯接替朱绍良，任福建省主席一事时，老蒋的脸上才泛起了一丝波澜。
用李宗仁的话讲，老蒋对自己这段“越权行事”的经历深表歉意，当面含笑向自己道歉：
“德邻弟，关于撤换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一事，是我的错误，请你原谅。”
在当时的情况下，老蒋说出这样的谦卑之词，大概率是基于木已成舟的事实下一种故作姿态的表示罢了。
此后不足一个月时间里广州即获解放，李、蒋二人也走向分道扬镳。
1965年夏天，定居美国近16年的李宗仁接受周总理邀请，正式踏上祖国故土。在响应号召积极撰写回忆录时，李宗仁依然坚信自己当初在广州对老蒋的一番话语令对方愧疚汗颜。
回国后的李宗仁
当然，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分析看待这件事，不难发现老蒋淡定态度的背后，一是出于对自己重掌大权后足以碾压桂系势力的自信，同时也包含了对李宗仁话语的部分反思与认同。
这一点，似乎从他后来在宝岛上重新洗牌，对白崇禧、胡宗南、孙立人等人高压控制的手段和措施也不难看出。
昔日的功过是非，也终究还是要留待后人去评说的。
来源：漫步者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