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退休金有七千，我每月给你四千做生活费。＂他说这话时眼神闪烁，手指不安地摩挲着茶杯边缘，像是在酝酿一个我不知道的秘密。

＂退休金有七千，我每月给你四千做生活费。＂他说这话时眼神闪烁，手指不安地摩挲着茶杯边缘，像是在酝酿一个我不知道的秘密。

那是我和李建国同居的第四十三天，窗外的梧桐叶已经泛黄，阳台上晾着我刚洗好的衣服，电视里播着《今日说法》的片尾曲。

我叫徐秋兰，今年五十三岁，是北纺织厂下岗后在社区当了十几年保洁员的普通女人。

丈夫因肺病去世五年，儿子在深圳一家电子厂上班，每月打电话回来嘘寒问暖，但终究隔着千山万水。

人到中年，我习惯了独处，习惯了每天清晨五点起床，习惯了一个人吃饭看电视，习惯了睡前对着老伴的照片说说话。

没想过这把年纪还能有新的可能，直到去年九月，刚过秋分那阵子。

那天，我正戴着草帽在小区花坛边清理落叶，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滑下来，沾在已经洗得发白的工装上。

＂秋兰，歇会儿吧，这么热的天。＂王阿姨提着一个印有＂北京百货大楼＂的老式购物袋走过来，身后跟着一位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的男人。

＂这是我表弟，李建国，刚从省建工退休回来，一个人住着呢。＂王阿姨边说边用胳膊肘碰了碰那男人，眼里闪着掩不住的心思。

李建国穿着一件浅灰色的中山装，胸前别着一枚小小的建筑师徽章，面料看着挺括体面，不像是那种一百多块钱地摊货。

＂秋兰同志你好。＂他的声音低沉有力，带着一点北方人特有的憨厚，目光温和地看着我，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像扇子一样展开。

我有些不好意思，匆忙脱下沾满泥土的手套，把额前零散的头发别到耳后，嘴里嘟囔着：＂哎呦，这么大热天的，让李同志看笑话了。＂

＂秋兰干活麻利，人也实在，家里收拾得跟个小饭店似的干净。＂王阿姨滔滔不绝地说着，那点小心思谁看不出来。

我们三个人站在初秋的阳光下，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的尴尬和期待，就像八十年代末我和老伴相亲时的感觉。

后来的日子，李建国总能在我值班的时候＂恰巧＂路过，有时候递上一瓶北冰洋汽水，有时候就是帮我扛扛工具。

＂徐大姐，你这活儿太累了，要不换个轻松点的岗位？＂他关切的语气让我这颗久未被人呵护的心微微颤动。

＂干惯了，不累。＂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像十八岁的姑娘一样泛起了涟漪。

记得有一次，他帮我把垃圾车推到收集点，路上聊起了各自的过往。

＂我爱人走得早，孩子也不在身边，一个人住东城那边的老房子，冬天屋子冷清得很。＂他的话语里透着孤独，＂人老了，就怕一个人。＂

我对这种感觉再熟悉不过了。

自从老伴走后，我的世界里仿佛少了颜色，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对着电视发呆。

家里的老座钟＂滴答滴答＂响着，仿佛在提醒我时间一点点流走，而我的生活却像那秒针，转了一圈又一圈，始终原地踏步。

十一月的一个周末，李建国约我去颐和园散步。

初冬的湖面上飘着薄雾，远处的十七孔桥若隐若现，游人不多，我们沿着长廊慢慢走着，脚步声在木板上发出＂咚咚＂的回响。

＂徐大姐，有件事我想和你说。＂他突然停下脚步，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小盒子，＂这个送给你。＂

我打开一看，是一枚老式的搪瓷胸针，上面画着一朵盛开的牡丹，边缘已经有些磨损，但花色依然鲜艳。

＂这是我娘留下的，说是给我未来的爱人的。＂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想和你说，咱俩年纪都不小了，也都是一个人，我觉得挺投缘的，要不...试着处处看？＂

我愣住了，手里捏着那枚胸针，感觉它烫得吓人。

几十年来，我习惯了做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从未想过自己还会成为＂女朋友＂。

但面对李建国真诚的眼神，我听见自己说：＂好。＂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迟来的恋爱。

他会带我去附近的公园，会记得我爱吃的北京小吃豌豆黄，会在我加班时等在社区门口，手里拎着刚从四季青买的水果。

＂秋兰，你尝尝这个橘子，我特意挑的，皮薄多汁。＂他的体贴让我久违地感受到了被重视的温暖。

冬去春来，我们见面的频率越来越高。

有时候，我们就坐在小区的石凳上，看着孩子们打闹，听着大爷大妈们的京剧票友会，静静地憧憬着未来的日子。

＂秋兰，你看人家李师傅多好，退休工资七千多呢，人还这么讲究，头发虽白了，可是精神头儿一点不比年轻人差。＂王阿姨在楼道里拉着我的手叨叨，＂这年头，找个经济条件不错又顾家的男人不容易啊。＂

＂净瞎说，什么七千，我也没打听过人家工资。＂我假装生气地白了她一眼，＂我看中的是人品，不是钱。＂

但我心里明白，在这个物价飞涨的年代，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确实是一种保障。

只是在我心里，李建国的吸引力不在于他的退休金，而是他身上那种沉稳与善良。

我们都是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人，从知青上山下乡到城市改革大潮，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票证时代到电子支付，我们赶上了这个国家所有的巨变，也承受了所有的风雨。

所以我们都懂得，平淡中的相互扶持有多珍贵。

春节后，李建国提出了同居的建议。

那天，我们刚从菜市场买完菜回来，他帮我择着白菜叶，突然说道：＂秋兰，你住西城，我住东城，来回折腾太麻烦了，要不我搬过来和你一起住？＂

我手里的菜刀停住了，心里七上八下的。

同居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意味着更深的牵绊。

记得当初跟老伴结婚，是先领的证，后来才住在一起，一切都按部就班，规规矩矩。

而现在，我和李建国这样直接同居，总觉得有些不合规矩。

＂左邻右舍会不会说闲话？＂我有些担忧。

＂这年头谁还管这个，关键是咱俩舒坦。＂他笑着打消我的顾虑，＂再说了，结婚的事儿我也考虑过，等过段时间吧，别着急。＂

最终，我点了头。

毕竟，这个年纪的爱情来之不易，我们都不想浪费时间了。

李建国搬来的那天带了两个行李箱，不多不少。

一个装着换洗衣物，一个装着一些老物件——几本泛黄的建筑设计手册、一台老式收音机、一盒七八十年代的老照片。

他在玄关处站了好一会儿，像是在适应新环境。

＂你这屋子比我那老房子亮堂多了。＂他环顾四周，目光在我的缝纫机和墙上的全家福上停留了几秒。

我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把拖鞋摆好，把外套挂在衣架上，把那台收音机放在客厅的柜子上，心里泛起一阵温柔。

同居的日子比想象中和谐。

早晨起来，李建国会煮一锅小米粥，切好咸菜和小菜。

＂徐大姐，多吃点，我这粥熬了一小时呢。＂他总是这样催促我。

我打扫完小区回来，常能闻到饭菜香。

他的厨艺不错，尤其是红烧排骨，肉烂而不散，汤汁浓郁，是我最爱吃的一道菜。

我们会一起看新闻联播，一起在小区的广场上散步，一起计划着去哪里旅游。

＂等攒够了钱，咱们去趟青岛吧，听说那边的海特别蓝，沙滩特别软。＂他美滋滋地描绘着，那神情像个孩子。

这样简单的生活，竟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我们俩像是两棵老树，在晚年终于找到了依偎的对象，岁月的沧桑在彼此的陪伴下变得温柔。

直到那天晚上，我们聊起各自的退休金。

＂我每月有两千八，虽然不多，但够我自己用了。＂我一边整理衣服一边说。

＂纺织厂的退休工人都是这个水平，知足常乐吧。＂我用老伴生前常说的话安慰自己。

李建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清了清嗓子：＂我退休金有七千，每月可以给你四千做生活费。＂

他说这话时眼神闪烁，手指不安地摩挲着茶杯。

我心里＂咯噔＂一下，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怎么，嫌少？＂见我不说话，他有些紧张地问。

＂不是，我自己有退休金，不需要你养活。＂我放下手中的衣服，＂只是好奇，你剩下的三千够用吗？＂

＂够用，够用。＂他笑得勉强，＂我花销不大。＂

我点点头，但心里的疑惑没有消散。

记得他刚搬来那会儿，我发现他抽的是＂熊猫＂，二十多块钱一包的烟，可没过多久就换成了＂利群＂，七八块钱一包的。

还有他那件呢子大衣，袖口都磨白了还舍不得换，说是什么＂老物件有感情＂。

要说李建国节约，我是信的，可七千的退休金给我四千，自己只留三千，这算盘怎么打都不合理啊。

第二天早上，李建国说要回东城的老房子拿些东西。

＂那边还有几本设计图册，挺有纪念价值的。＂他穿戴整齐，还特意刮了胡子。

＂中午回来吃饭吗？＂我问。

＂不一定，你别等我了。＂他的回答有些模糊。

我趁他出门后，开始整理他的衣柜。

这并非出于不信任，只是想为他腾出更多空间，把我那些过时的棉袄挪一挪。

当我移动他放在柜子深处的公文包时，一张银行卡和几张收据掉了出来。

我本想装回去，却无意中看到了收据上的数字——每月一万五的转账记录，收款人是＂李萍＂。

我愣住了，手中的收据仿佛突然变得烫手。

李萍是谁？为什么李建国要每月给她一笔不小的钱？

七千的退休金，给我四千，剩下三千怎么可能再拿出一万五？

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海中成形：李建国的退休金根本不只七千。

我坐在沙发上，脑子里一片混乱。

电视里播着的《今日说法》成了背景音，主持人循循善诱的声音听在耳朵里却格外刺耳：＂当事人隐瞒了重要事实...＂

我的目光落在墙上的老照片上——那是我和前夫年轻时的合影，我们笑得那么真诚，没有隐瞒，没有心机。

想起认识李建国这几个月来的点点滴滴，他的体贴，他的关心，他的笑容，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吗？

我忽然注意到，从公文包里掉出来的还有一张医院的处方单，上面写着＂肿瘤科＂三个刺眼的大字。

＂这又是怎么回事？＂我的心揪得更紧了。

厨房的挂钟＂滴答滴答＂响着，每一秒都像是一把小锤子敲打着我的心。

下午三点，李建国回来了，手里提着两袋水果。

＂秋兰，我买了你爱吃的车厘子。＂他笑着走进来，随即注意到我的表情，＂怎么了？＂

我把收据放在茶几上，直视他的眼睛：＂李萍是谁？＂

他的笑容凝固了，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像是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你翻我东西？＂他的语气有些责备，但更多的是慌乱。

＂我只是在整理衣柜。＂我平静地说，＂李建国，你到底有多少退休金？这张医院单子又是怎么回事？＂

他沉默了半晌，终于坐下来，双手不停地搓着膝盖，那是他紧张时的习惯动作。

＂一万六。＂他的声音很低，像是认罪的犯人，＂我的退休金是一万六。＂

＂李萍是谁？＂我追问道。

＂是我前妻。＂他叹了口气，＂我们十年前离婚了，但她后来生了病，肺部肿瘤，需要长期治疗。＂

＂所以你每月给她一万五？＂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没有工作，家里也没什么积蓄，全靠我这点钱维持治疗。＂他解释道，＂虽然我们离婚了，但毕竟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眼看着她病成那样，我不能不管啊。＂

＂为什么要骗我？＂我问，心里既悲伤又失望。

＂我怕你知道实情后，会觉得我亏待你，或者会误会我和前妻还有什么。＂他辩解道，＂我是真心喜欢你，秋兰，真的。＂

我摇摇头，一种深深的疲惫感涌上心头。

不是因为钱的数目，而是因为这份关系竟然建立在谎言之上。

＂我需要时间考虑。＂我说，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冷漠。

那晚，李建国睡在了客厅的沙发上。

我辗转反侧，想起了我们相处的点点滴滴，试图分辨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窗外，月光如水，照在地板上，形成一道银色的界限，仿佛也将我们的心隔开了。

半夜，我听见客厅传来压抑的咳嗽声。

我蹑手蹑脚地起床，看见李建国缩在沙发上，身体不时颤抖，额头上布满细密的汗珠。

＂你怎么了？＂我走过去，本能地伸手去摸他的额头，烫得吓人。

＂没事，可能是着凉了。＂他虚弱地笑笑，＂我包里有药，吃了就好。＂

我翻出他包里的药盒，才发现不是感冒药，而是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处方药。

盒子上的说明书密密麻麻，唯有＂抗肿瘤＂几个字清晰可见。

＂你也病了？＂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

＂去年查出来的，肝上有个小肿块。＂他轻描淡写地说，＂医生说问题不大，定期复查就行。＂

＂那你还...＂我说不下去了，想到他每月给前妻的那一万五，又想到他自己也需要治疗。

＂她比我严重多了，已经是晚期了。＂他咳嗽了几声，＂我还能扛几年。＂

那一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面前这个固执的老男人，把大部分钱给了病重的前妻，自己省吃俭用，甚至连治病的钱都舍不得花。

他对我的那些好，那些关心，原来都是真的，只是隐瞒了这个沉重的背景。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时发现李建国已经走了，茶几上留着一张字条：＂秋兰，对不起，我不该隐瞒。给我个机会解释好吗？晚上我来接你吃饭。＂

我把字条放在一边，开始机械地打扫房间。

扫到沙发下时，我发现了一张照片，是李建国和一个中年女子的合影，背面写着＂与萍合影，2020年＂。

照片中的李萍看起来比我年轻，但脸色蜡黄，头发稀疏，一看就是重病之人，嘴角却挂着勉强的笑容。

这不是一张旧照片，而是近期的合影，看背景应该是在医院的病房里拍的。

我把照片夹进了抽屉里的相册本，心里百味杂陈。

这张照片印证了李建国的话，他确实在照顾生病的前妻。

但这样一来，我和他的未来该怎么规划？

他的退休金大部分给了前妻，剩下的钱要维持自己的治疗，还想给我四千生活费。

这样的安排不仅不现实，更让我感到被轻视——他以为我是为了钱才和他在一起吗？

我把手里的墩布狠狠拧干，水珠顺着指缝流下，就像我此刻复杂的心情，怎么也理不清。

邻居老赵路过我家门口，隔着窗户喊道：＂秋兰，听说你家来了个对象啊？＂

＂哪有的事，就是个老朋友。＂我假装不在意地应付着。

＂那天我看见他在楼下抽烟，问他几点了，他说他表不准。＂老赵嘿嘿笑着，＂现在谁还戴表啊，都用手机看时间。看来是个老古董。＂

我没接话，心里却想起李建国那块舍不得戴的老手表。

那是他爹留给他的唯一遗物，表盘都有些发黄了，但他每周都会小心地给它上发条。

＂我爹临终前说，做人要像这表一样，走得再慢也不能停，走得再难也要准。＂他曾这样告诉我，眼睛里闪着光。

晚上七点，李建国准时敲响了我家的门。

他刮了胡子，换了一身整洁的衣服，手里捧着一束康乃馨，看起来有些疲惫，但很郑重。

＂秋兰，我们谈谈好吗？＂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我打开门，他站在门口，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眼神中带着期待和忐忑。

＂进来吧。＂我侧身让他进门。

他坐在沙发上，正要开口，我打断了他。

＂李建国，我不在乎钱。＂我直截了当地说，＂我在乎的是真诚。＂

＂我知道，我不该隐瞒。＂他低着头，＂我只是怕你误会我和前妻还有感情，其实我们早就...＂

＂不是这个问题。＂我打断他，＂医院的单子我也看见了，你自己也病了，是不是？＂

他愣了一下，随即苦笑：＂瞒不过你。＂

＂你把大部分钱给前妻治病，自己省吃俭用，还想着给我生活费。＂我的声音忍不住颤抖，＂你把我当什么了？拿钱就能打发的附庸吗？＂

＂不是，不是这样的。＂他急忙解释，＂我只是想对你好一点，想让你知道，我虽然没啥本事，但至少能让你生活无忧。＂

＂可你自己呢？你的病需要治，需要钱。＂我看着他消瘦的脸庞，心疼又生气，＂你以为你是谁？超人吗？＂

他沉默了，眼睛湿润了。

＂秋兰，我这辈子没求过谁，但我求你相信我，我对你是真心的。＂他声音颤抖，＂我知道自己做得不对，但请给我个机会。＂

我看着眼前这个倔强的男人，突然明白了一件事：他不是不信任我，而是太习惯了一个人扛所有责任，习惯了不麻烦别人，哪怕自己累得喘不过气来。

＂李建国，感情不是施舍，也不是负担。＂我轻声说，＂是平等的付出和分担。＂

＂你说得对。＂他点点头，＂我以后不会再有隐瞒了。＂

＂你的病，需要怎么治疗？＂我问。

＂定期化疗，吃点药，医生说还能活个七八年没问题。＂他笑了笑，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我陪你一起去医院。＂我说。

＂这...＂他有些犹豫。

＂不是商量，是通知。＂我的语气不容反驳。

就这样，我接受了李建国的道歉，也接受了他的全部现实——一个月一万六的退休金，一个需要赡养的重病前妻，一个自己也需要治疗的肝部肿瘤。

这一切都很沉重，但我决定和他一起面对。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安排。

每月，李建国依然给前妻一万块钱，比之前少了些，但仍能保证她的基本治疗。

剩下的钱，我们一起规划着用在他的治疗和我们的日常开支上。

我主动增加了工作时间，周末在附近的超市帮忙整理货架，每月能多挣七八百块钱。

＂你别太累了。＂他心疼地说。

＂我这身子骨硬朗着呢，才不像你，动不动就喘。＂我佯装生气地瞪他一眼。

每个月的固定日子，我会陪他去医院做检查，然后顺路去看望住院的李萍。

刚开始，李萍对我有些防备，大概是担心我会抢走她的经济来源。

＂大姐，你放心，我不会让建国少给你一分钱的。＂有一次趁李建国去交费的空档，我对她说，＂你安心养病就是。＂

她愣了一下，眼泪突然涌了出来：＂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们。＂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之间的隔阂渐渐消失。

有时候，我会给她带些自己腌制的咸菜，或者熬的养胃粥。

＂秋兰姐，你对建国真好。＂她虚弱地笑着，＂我瞧着他这几个月气色好多了。＂

＂彼此彼此。＂我笑着回应。

生活就这样继续着，我和李建国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活的重担。

我们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的表白，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有的只是平淡日子里的相互理解和扶持。

有时候，当我看着他在阳台上小心翼翼地给花浇水，或者专注地修理坏掉的水龙头时，我会想：这就是爱情最朴素的模样吧。

冬去春来，李萍的病情时好时坏，李建国的肿瘤暂时稳定。

我们的生活节奏逐渐形成——每周一次医院，每月一次大扫除，每天一起看新闻联播，每晚临睡前互道晚安。

＂等我们都老了，走不动了，就坐在阳台上晒太阳，看着楼下的孩子们打闹。＂他常这样憧憬着。

我笑他：＂现在已经够老的了，还想怎样？＂

他摸摸我的头发：＂不管多老，只要能在一起就好。＂

那年夏天，李萍的病情突然恶化，不得不住进重症监护室。

李建国每天往返于医院和家之间，脸上的皱纹似乎一夜之间加深了。

＂你也要注意休息。＂我心疼地看着他疲惫的背影。

＂没事，我扛得住。＂他依旧这样回答，倔强得像头老牛。

一个月后，李萍走了，走得很安详。

临终前，她拉着我的手，艰难地说：＂秋兰姐，谢谢你们这些年的照顾，以后建国就拜托你了。＂

我点点头，泪水模糊了视线。

李建国站在病床另一侧，眼睛红红的，但没有流泪。

他只是紧紧握着前妻的手，像是要把一生的温暖都传递给她。

葬礼很简单，李萍的几个朋友，我和李建国，还有社区的几位老邻居。

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仿佛天空也在为这个命运多舛的女人哭泣。

回家的路上，李建国一言不发，像是整个人被抽空了力气。

我知道，不管他们之间早已没有爱情，但二十多年的夫妻情谊，不是说忘就能忘的。

那晚，他坐在阳台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眼睛直视着远方，不知在想些什么。

我坐在他身边，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陪着他。

过了很久，他终于开口：＂秋兰，谢谢你。＂

＂谢什么？＂我递给他一杯热茶。

＂谢谢你的理解和包容。＂他的声音里带着疲惫和感激，＂换了别的女人，早就跑了。＂

＂我又不是别的女人。＂我笑着打趣，＂我是徐秋兰。＂

他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是啊，你是徐秋兰，是我的秋兰。＂

后来的日子，我们过得更加珍惜。

没有了前妻的医药费负担，李建国的日子也宽裕了些，但他依然保持着节约的习惯。

＂人这辈子，钱不是最重要的。＂他常这样感叹，＂健康和相互理解才是。＂

我们开始规划着一些小小的旅行——去趟青岛看海，去承德避暑，去杭州感受江南的温婉。

＂咱们攒够了钱，明年去一趟海南，听说那边冬天暖和，对你的关节炎有好处。＂他认真地研究着旅游手册。

我看着他专注的侧脸，心里满是温暖。

这个曾经对我有所隐瞒的男人，如今把所有的真心都摊在我面前，不再有任何保留。

那年冬天，李建国的病情有些反复，不得不增加化疗次数。

他的头发掉了不少，人也消瘦了一圈，但精神状态却出奇地好。

＂没事，过了这一关就好了。＂他乐观地安慰我，＂再说了，头发少了还省了洗发水呢。＂

我白他一眼，心里却暗自祈祷着他能早日康复。

在一次化疗后的深夜，他突然拉着我的手，语气认真：＂秋兰，我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我困倦地问。

＂我们结婚吧。＂他说，＂正式一点的那种。＂

我一下子清醒了，看着他苍白的脸上那坚定的表情，突然笑了：＂这算是求婚吗？也太敷衍了吧。＂

＂我明天去买戒指。＂他急忙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别瞎花钱。＂我拍拍他的手，＂明天去领证就行。＂

第二天，我们穿戴整齐去了民政局。

工作人员看着我们这对年过半百的＂新人＂，笑着说：＂现在像你们这样年纪的人来领证的不少呢，挺好。＂

我和李建国相视一笑，在结婚证上郑重地按下手印，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

这一步，我们走了很远的路才终于迈出，但值得。

结婚后的生活和之前没什么两样，只是多了一份法律上的保障和心理上的安定。

我们依然每天清晨一起吃早饭，依然一起去公园散步，依然在夜深人静时分享彼此的心事。

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开始规划更远的未来，甚至是彼此离去后的安排。

＂秋兰，我想把我的退休金账户加上你的名字。＂有一天他突然说，＂万一我先走一步，你也不至于为钱发愁。＂

＂胡说什么呢。＂我佯装生气，但心里明白他的考虑。

我们年纪都大了，不得不面对这些现实问题。

＂还有我东城那套老房子，我打算卖了，换成钱放着，以后你要是不想住这了，也有选择的余地。＂他继续说着。

我没有反对，因为我知道，这是他表达爱的方式——用最实际的行动保障我的未来。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和李建国的感情越来越深厚。

我们不是没有争执，不是没有误会，但每一次风波过后，我们都能找到更好的相处之道。

世界上最难得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激情，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

今年春天，我们终于实现了去海南的计划。

站在三亚的海边，看着碧蓝的大海和金色的沙滩，李建国拉着我的手，眼睛里闪着光：＂秋兰，值了。这辈子能认识你，值了。＂

我笑着点头，五十三岁时遇见他，经历了隐瞒、揭露、理解、包容，最终换来的是这份踏实而温暖的爱情，确实值了。

回到北京后，我们的生活又回到了熟悉的轨道。

每天清晨，我们一起在社区的小广场上打太极；每周末，我们一起去菜市场采购一周的食材；每月的固定日子，我们一起去医院做检查。

这样的日子，平淡却充实，简单却幸福。

有人说，爱情是年轻人的专利，但我知道，真正的爱情不分年龄，它可以在任何时候降临，只要你的心还年轻，还能为他人跳动。

那天晚上，看着窗外的月光，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最大的幸福，不是得到了什么，而是在漫长的岁月中，找到了那个愿意与你同行的人，无论贫穷富贵，无论健康疾病。

李建国就是我的同行者，虽然我们相识得晚，但余生的每一天，我们都会珍惜彼此的陪伴，直到时光的尽头。

我五十三岁时遇见他，发现了他的隐瞒，知晓了真相后选择离开，又因为真心的理解而重新接纳了他。

如今回首，那七千元退休金和四千元生活费的背后，我看清了一段感情的真相，也找回了自我的价值。

在这个年龄，我依然相信爱情，只是更懂得如何去爱，如何被爱。

＂秋兰，别发呆了，过来吃点水果。＂李建国的声音从厨房传来，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微笑着起身，向那个正在认真切苹果的老人走去，心中满是暖意。

人生的下半场，有他相伴，足矣。

来源：浮生一场清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