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赵一曼的独子给毛主席寄了封讽刺信，主席看后面露难色

摘要：赵一曼，本名李坤泰，出生在四川宜宾的一个传统地主家庭。虽然身处封建背景之中，她的心却早已归于革命。1927年，她获得了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的宝贵机会。

在1960年的一天，毛主席的秘书手持一封信步入了他的书房。“主席，您有一封信，刚有人送来的。”秘书边说边递上信件。

毛主席暂停了阅读手中的书籍，接过信仔细端详。

“这信是谁送的？”他瞥了一眼信封，上面并无任何文字。

“不清楚，那人未曾透露身份，只称信是给主席您的，必须由您亲自查看。”秘书如实回答。

毛主席没有多想，便打开信件开始阅读。但读到一半时，他突然勃然大怒，直接询问陈掖贤是谁？说他真是“好样子”。

身旁的卫士吓得不敢出声，急忙回想陈掖贤这个名字，同时也对信中的内容感到好奇，到底写了些什么才会让主席如此愤怒。

过了一会，卫士犹豫地说道，陈掖贤似乎是烈士赵一曼的独生子。

得知这一身份，毛主席顿时沉默了，沉思良久后深深叹息，只说了六个字。

那么陈掖贤为何要写这样一封挑衅的信，他的后续情况又如何了呢。

毛主席

虽然陈掖贤这个名字可能对许多人来说并不熟悉，但他的母亲赵一曼，却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赵一曼，本名李坤泰，出生在四川宜宾的一个传统地主家庭。虽然身处封建背景之中，她的心却早已归于革命。1927年，她获得了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的宝贵机会。

在前往苏联的旅途中，赵一曼有幸结识了陈达邦。陈达邦在当时并不广为人知，但他的妹妹——陈琮英，她是知名革命家任弼时的妻子。

他们两人的相遇完全是意外。虽然赵一曼出生在靠近长江的宜宾，奇怪的是，她竟然从未乘过船。当她第一次在船上站在甲板上眺望大海时，海浪的晃动让她感到晕船，不得不蹲下来呕吐。

恰好陈达邦就在她附近，见状立刻施以援手。这次偶然的帮助，让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在接下来的航程中，陈达邦无微不至地照顾赵一曼，从端茶递水到安慰关怀，这些细心的举动深深打动了赵一曼。经过几天几夜的相处，两人在船靠岸时已经确立了情侣关系。

1928年春，赵一曼与陈达邦走入婚姻的殿堂。婚后不久，赵一曼便有了身孕，这本是一件充满喜悦的事，但对于赵一曼而言，怀孕意味着她无法继续之前的激烈学习和革命活动。更让人忧心的是，赵一曼长期的肺病在这期间复发了。

陈达邦尽其所能地照顾赵一曼，可赵一曼的健康状况并未见明显好转。她内心充满了自责，认为自己过早的婚姻和怀孕可能妨碍了她对革命的贡献。

到了1928年，赵一曼获悉国内急需革命干部，于是决定申请返回国内参与更直接的革命工作。当她的申请迅速获得批准时，陈达邦这才知道她的决定。

陈达邦极力想要陪同她一同返回国内，但赵一曼坚持让他留在苏联深造。她向陈达邦解释了回国工作的多重好处：一是可以直接为组织分担压力，二是不会影响到陈达邦的学业，三是考虑到她的健康，国内的温和气候可能更适合她。

在1928年的11月，赵一曼孤身回到上海，根据地下组织的指示，她前往湖北宜昌秘密建立一个联络点。赵一曼忙碌地整顿着一切，然而不久后，她面临了一场意外的挑战。

赵一曼

1929年1月，房东是一位年长的妇人，因为迷信的原因，委婉地要求赵一曼搬出。房东认为赵一曼即将到来的分娩可能会影响到她家的“风水”。赵一曼虽感到身心俱疲，但理解房东的担忧，她担心搬家会影响与组织的联系，同时自己即将分娩，在这关键时刻找到新的藏身之处几乎是不可能的。

情急之下，赵一曼只好带着沉重的孕肚离开了房东的家。为了确保与组织的联系不中断，她没有远走，只是临时在附近一个废弃的谷仓中避难，那里冷风刺骨。

第二天，房东出门时惊讶地发现了在谷仓外冻得瑟瑟发抖的赵一曼，她的状况令人心酸。房东的心软了，急忙将她搀扶回屋内，尽力为她提供取暖和安慰。可房东仍坚持不让她在家中分娩。

这一情况被一位好心的邻居注意到了。这位邻居不顾迷信的顾虑，将赵一曼接到了自家。当天晚上，在这位邻居的帮助下，赵一曼顺利生下了一个男孩。在这动荡的时代，她为孩子取名“宁儿”，寓意希望他能有一个平静安宁的生活。

随着国内局势的日益紧张，赵一曼不得不带着尚未满月的陈掖贤辗转逃亡。意识到持续逃亡对一个婴儿极为不利后，她决定将孩子托付给其大伯，以保证孩子的安全和成长。

赵一曼与儿子照片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地区沦为战火纷飞之地，赵一曼响应组织的号召，加入了前往东北的抗日队伍。在临行前，她与年幼的陈掖贤拍摄了一张合影，作为离别时的纪念。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次前往东北的任务之后，赵一曼就再也没能回来。

赵一曼在抵达东北之后，立刻投入到了激烈的抗日斗争中。这个时期的东北，不光受到了日本建立的“伪满洲国”的控制，还有自九一八事变后就纷纷投降的伪军活动，复杂的局势给革命活动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为了应对严峻的形势，赵一曼多次深入到农村，致力于建立抗战的革命基地。她不仅组织当地农民和工人积极参与抗战，而且在这些活动中广泛传播红色思想。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赵一曼的敌人不光有日本军队，还有大量的伪满军力量。面对这些重重困难，赵一曼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领导力，甚至成功地收编了一些伪军。

赵一曼在东北的英勇战斗很快使她声名远扬，被誉为“白马将军”，常身着一件粗麻布的红衣，留着利落的短发，腰间挂着双枪，骑着白马，在战火与密林之间勇敢穿梭。

赵一曼

然而这也引起了日军的密切注意。为了对日军造成重大打击，赵一曼频繁带领她的队伍执行游击战术，她的每一次行动都取得了连连胜利。

看准敌军的犹豫，赵一曼立刻下令全军撤退。在撤退过程中，她不幸中枪，子弹击中了她的左手腕，鲜血直流。然而在剧痛中她仍坚持不发一言，继续果断地指挥部队撤离战场。在她的坚强领导下，部队最终成功摆脱了日军的追击，并在侯林乡的小西北沟找到了一处临时的休息场所。

但不久后，一个不忠的叛徒暴露了她们的藏身之地。得知消息后，日军迅速组织大规模部队，咄咄逼人地再次将她们团团围住。在接下来的激烈战斗中，赵一曼身陷重围，英勇抵抗。战斗中她身中多弹，由于失血过多，终于力竭陷入昏迷，不幸被日军俘虏。

当日军俘虏了赵一曼后，他们自信能迅速逼迫这位身形娇小的女性交出情报。他们以为只需施加少许严刑，赵一曼便会迅速屈服。但是他们严重误判了赵一曼的坚韧和中国人的坚强意志。

一开始，日军只安排两名士兵进行审讯，但赵一曼坚不可摧，迫使他们增加了审讯人员。在此期间，赵一曼的右腿已因枪伤严重受损，骨头碎裂为24片。日军在其伤口上撒盐并用鞭子残忍打击，试图通过肉体痛苦迫使她屈服。

赵一曼

遭受极端的身体折磨，赵一曼牢牢咬紧牙关，坚决不透露任何情报。日军愤怒之下，采取了更加残忍的手段。令日军惊讶的是，即使在遭受如此极端的折磨下，赵一曼依然紧闭嘴唇，不露半点信息。日军对此感到困惑不解。他们难以理解，赵一曼如何能承受如此巨大的痛苦而不屈服，如果换做是其他人，可能在几轮拷问后就已经屈服。

不甘失败，日军决定使用电椅对赵一曼实施长达七个小时的电刑。在电刑过程中，赵一曼数次因痛苦而昏迷，之后又被辣椒水唤醒但她依然坚持不透露任何信息。

日军对此感到极度挫败和愤怒，情急之下对她进行了殴打，致使她受到了严重的身体伤害，频繁吐血。在意识到赵一曼身为关键人物，如果能够撬开她的口，可能对日军控制中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并不想轻易放弃这一机会。

鉴于赵一曼的严重伤势，日军被迫暂时中止对她的折磨，将她送往哈尔滨市立医院接受治疗，同时继续监视，希望在她伤势有所恢复后继续审讯。赵一曼意识到这可能是她唯一的逃生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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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治疗期间，赵一曼利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坚定的爱国情怀，成功说服了负责看守的宪兵董宪勋和女护士韩勇义帮助她逃脱。

经过精心策划，1936年6月28日，赵一曼在董宪勋的背负下，从医院里神不知鬼不觉地逃离，他们找到了一个临时藏身地，在董宪勋叔叔的家中避难。

然而赵一曼的失踪很快引起了日军的注意，他们发起了大规模搜捕行动，誓言要将这位“大鱼”再次捕获。他们动用了大量资源和人力，决心将赵一曼这个重要目标再次逮捕归案。

在严密的日军封锁下，赵一曼仅在逃离两天后就在向革命区域逃亡的路上被重新捕获。帮助她逃跑的两位勇士也不幸被日军抓获并残忍处死。重获的赵一曼知道自己生还的希望渺茫，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求得一死。

日本军方对赵一曼实施了一系列极端残忍的刑罚，包括灌入辣椒水、使用老虎凳、将竹签钉入她的指甲下，以及连续电击。赵一曼的四肢、胸膛和背部在这过程中几乎被烧伤至碳化，整个身体遍布伤痕，但她仍然坚定不透露任何信息。

剧照

面对如此顽强的抵抗，日军最终意识到无法从赵一曼处获取情报。感到无奈之下，他们于1936年8月2日在珠河县城将赵一曼处决。

在赵一曼牺牲后，我党同志经过一系列隐秘行动，设法获得了她留下的遗物。其中最为人瞩目的是两封写给她儿子“宁儿”的遗书。

信中，赵一曼深情地写道：“母亲死后，我的孩子，你要继续母亲的斗争，茁壮成长。”另一封信里，她劝诫宁儿：“希望你成年后，永远记得你的母亲是为了国家牺牲的。”

赵一曼的身份对外界长期保持秘密，因此她的丈夫陈达邦和孩子陈掖贤对她的真实经历一无所知。“赵一曼”不过是她的化名，她的真实身份鲜为人知。陈掖贤虽然由伯父抚养，却并未知晓母亲的牺牲。同时陈达邦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杂局势，长时间滞留在法国，直到1942年方才归国。

归国后，陈达邦第一次在重庆见到了当时已是13岁的儿子陈掖贤。二人的关系相对疏远——陈掖贤已经习惯了在玉林塘边的生活，而陈达邦则有了新的家庭和其他子女。

陈掖贤

陈掖贤与伯父家的关系同样复杂。虽然他们把他当作自家人养育，但陈掖贤心里始终感觉这不是他真正的家。尽管如此，他在伯父家的生活还算不错，养父母鼓励他学习，并资助他前往上海接受大学教育——在当时，大学生是极为珍贵的。

1950年，一部以赵一曼为名的电影上映，使得这个名字迅速传遍大江南北，然而陈掖贤却未能将电影中的女主角与自己的母亲联系起来。毕竟赵一曼牺牲时，他仅七岁，对许多事情的记忆模糊不清。

直到1955年，组织上确认了赵一曼的真实身份后，才正式通知了她的家人。当陈掖贤的姑姑带着赵一曼的遗书找到他时，陈掖贤悲痛欲绝，情绪崩溃至晕厥。苏醒后，他情感仍然难以平复，于是用钢针和墨水在自己的胳膊上纹刻了“赵一曼”三个字，以此纪念母亲。

从小在外人家中长大，使得陈掖贤的性格逐渐形成了敏感和坚持己见的特质。这种性格也促使他对母亲抱有深深的敬仰和爱，对自己的要求异常严格。

例如在国家为革命烈士家属发放抚恤金时，虽然陈掖贤作为赵一曼的唯一子嗣名列其中，他却坚决拒绝接受。

当收到相关通知时，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我的母亲为国家和人民献身，我怎能接受这笔金钱？这完全背离了她的精神和遗愿。”

从幼年起，陈掖贤就是一个孤僻且内向的人，他很少与人建立深入的联系。他对自己的出身和家庭背景感到深深的自卑和不安，这种情绪也影响了他对周围世界的感知。他与父亲陈达邦的关系冷淡，因为他的父亲在他年幼时就远赴法国工作，并且后来有了新的家庭和其他孩子。

陈掖贤对于母亲赵一曼则有着复杂的情感。他敬佩她为国牺牲的英勇精神，但同时也无法释怀她没能像其他母亲那样陪伴在自己身边的遗憾和痛苦。

1956年，陈掖贤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随后被分配至北京工业学院任教。虽然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他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缺陷并未有所改变。他仍然不注重个人卫生，对自己的外表和形象毫不在意，也不善于管理财务和时间，处理人际关系和家庭问题的能力依旧有限。这些性格特点导致他难以找到愿意与他共度一生的伴侣。果不其然，1957年他与张友莲的婚姻很快因经济问题而结束，他们的两个女儿也被交给亲戚抚养。

1960年，中国遭遇了三年困难时期，导致全国范围内普遍发生饥荒和死亡。在这种困境中，陈掖贤经常面临食物短缺的困扰。然而，他注意到自己的父亲，陈达邦，作为国务院的官员，似乎享有一些特别的待遇。

赵一曼雕像

具体来说，有一次陈达邦来看望陈掖贤时，见到儿子生活窘迫，连基本的饮食都成问题，便决定带他稍作生活上的改善。

这次所谓的改善，实际上是在政协礼堂餐厅享用了一份狮子头，消费仅为七角钱。这对陈掖贤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

这种冲击的原因在于，当时市面上猪肉的价格是每斤0.81元，而且需要凭票购买。而他们在餐厅的这顿饭不光价格低廉，而且免票供应，显然享受了政府官员的特殊优惠。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可能只是小事一桩，但对陈掖贤而言，它却引发了深深的不安。在那个时候，国家和人民正经历极大的困难，而他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享受到了国家的某些便利，这让他感觉自己在占国家的便宜。

特别是当他离开餐厅，看到街上那些饥寒交迫的人们时，他的内心更是感到难以平静。正如之前所述，陈掖贤的性格中有着明显的偏执倾向，一旦某个念头扎根在他的思想中，便难以摆脱，并且情绪会愈发强烈。

这种由于享受了不应得的特殊待遇而引起的愧疚感，使得他的内心极度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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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被邀请参加了几次高层子女的舞会，那里的富丽堂皇和热闹场景与外面的贫困与饥饿形成了强烈对比，这进一步加剧了他的内心冲突。他无法理解这种差异，也无法忍受，心中充满了对不公的愤怒，并且在一次舞会中直言不讳地批评那些忘形于舞的人，质问他们怎能在国家如此困难的时候还心情欢畅。

这种直率的发言虽然触动了少数人，但更多的人却认为他偏激，渐渐地开始疏远他。这种被孤立的感觉使他更加闭塞和偏执。据他的同事回忆，有一段时间，陈掖贤几乎与人隔绝，除了必要的会议外，大多数时间都是独自一人，沉默寡言。

带着这种不解和愤怒，1960年，陈掖贤决定直接向毛主席表达自己的看法和不满。他挑选了《忆秦娥》作为词牌，撰写了一封信。

信件写就之后，陈掖贤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确保这封重要的信能够直接送达毛主席手中。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陈掖贤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因为他暂时居住在中南海内，他的姑姑陈琮英是著名的革命家任弼时的妻子。

利用这一家庭关系，陈掖贤没有经过复杂的官方渠道，而是直接委托可靠的人将信递交给毛主席，这封信最终成功地被送到了毛主席手中。

毛主席

一天，毛主席正沉浸于阅读之中，秘书突然递上一封信。初看时，毛主席并未对此信件给予特别关注，认为这不过是例行的信函。然而秘书特意强调信件的来源不明，且送信者特别嘱咐必须由他亲自查看，这引起了毛主席的好奇，他立即着手打开信件进行阅读。

阅读几行之后，毛主席的情绪迅速从好奇转为愤怒。信中作者不光隐晦地批评了国家政策，还利用《忆秦娥》这一词牌撰写了一首词，显然是在讽刺国家领导人。毛主席自己曾使用过《忆秦娥·娄山关》这一词牌来激励红军并表达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然而这封信中的诗作显然带有不同的含义，其批评和嘲讽的语气让他感到不悦。

毛主席注意到信件末尾的署名是陈掖贤，他立即询问秘书这个人的具体身份。秘书迅速回答，陈掖贤是赵一曼之子。了解到信件作者的背景后，毛主席陷入了短暂的沉思。在详细了解陈掖贤这些年的经历之后，特别是得知他拒绝领取抚恤金的行为，毛主席对这位年轻人产生了一定的敬意，并指示：“不必追究此事。”

事后，毛主席甚至有过一次与陈掖贤的私人会面。在会见中，陈掖贤向毛主席展示了他的新作《续陶渊明四百四十四字》。这段时间，国内对秦始皇的评价颇有争议，而荆轲则被一些文人视为非英雄。陈掖贤在作品中表达了对荆轲的同情与尊敬，认为他是真正的英雄，不应被轻视：“欲怜荆轲狂，敢扶燕弱抑秦强，捐躯自道酬桑梓，差胜当年秦舞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