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同志，忘带钱了？＂我掏出皱巴巴的两块钱，递给了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拿着吧，下次记得还我。＂
＂小同志，忘带钱了？＂我掏出皱巴巴的两块钱，递给了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拿着吧，下次记得还我。＂
那是1983年的夏天，我刚从农场回城不久，在县城一家国营玻璃厂当了名车间工人。
月初发了三十六块八毛钱的工资，我揣着单位刚发下来的粮票，特意跑到县城最大的供销社去买些米面油。
那时的供销社，是县城最热闹的地方之一，木质的老式柜台前常常排着长队，人们手里攥着票证和钱，等着买紧俏的商品。
柜台上方悬挂着白底黑字的标语牌：为人民服务，实行文明买卖。
整个供销社闷热异常，只有两台老旧的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驱散不了堆积的汗味和粮食的陈香。
队伍缓慢移动着，我的衣背已经被汗水浸透。
前面的姑娘低着头翻找钱包，急得脸都红了。
＂对不起，我可能把钱忘在单位了...＂她小声对售货员说，声音里满是窘迫。
戴着老花镜的女售货员板着脸，头也不抬：＂没钱就别占着地方，后面还有那么多人等着呢。＂
身后有人不耐烦地嘀咕：＂哎呀，耽误大家时间。＂
＂现在的年轻人，办事就是丢三落四的。＂
我看着姑娘窘迫的样子，心里一动，不知哪来的勇气，向前一步，掏出两块钱递了过去：＂同志，给，你先用着。＂
姑娘愣住了，抬头看我时，我才发现她有一双很明亮的眼睛，像秋天的湖水。
＂这...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她摇头。
身后的人已经开始催了：＂赶紧的吧，大家都等着呢！＂
＂没事，你先拿着，改天还我就行。＂我坚持道，＂我叫秦启明，县玻璃厂的。＂
最终，她接过钱，匆匆记下了我的名字和单位，抱着米袋离开了。
那会儿我三十二岁，在农场呆了十多年后好不容易返城，一个人租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
宿舍是上下铺，一间住六个人，每个人只有一个木头小柜子放私人物品。
窗户上钉着木棍，晾晒的衣服像旗帜一样飘来飘去。
散工后，大家围坐在水泥空地上吃饭，铝饭盒里盛着食堂打来的菜，几毛钱一份，大都是白菜土豆，很少见荤腥。
父母还留在农场，我每月省吃俭用，寄些钱回去，平时舍不得买件像样的衣裳，更别提上饭馆吃顿好的。
说实话，那两块钱对我来说也不是小数目，但看到姑娘着急的样子，我就是没多想。
没想到，第二天下班后，宿舍管理员老李喊住了我：＂老秦，有个姑娘来找你，说是还钱的。＂
老李是个爱管闲事的老头，嘴角挂着意味深长的笑：＂长得挺俊的，看你小子艳福不浅啊！＂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心里却有种莫名的期待，一路小跑到门卫室。
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确良衬衫，下身是一条深色裤子，马尾辫上系着一根白色的缎带，显得清爽干净。
＂秦师傅，昨天谢谢你。＂她从口袋里掏出两张崭新的一元钱，递给我，＂我叫徐小萍，县印刷厂的排字工。＂
门卫老张故意咳嗽了一声，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在盯着人家看。
＂小事，不必客气。＂我不好意思地摆摆手，接过钱，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徐小萍好像也有些拘谨，但她很快镇定下来，从挎包里拿出一个纸包：＂这是我自己做的桃酥，不值什么钱，请你尝尝，算是感谢。＂
＂这太客气了...＂我想推辞，可看到她认真的样子，又不忍拒绝。
纸包里是几块金黄色的桃酥，散发着淡淡的香气。
她又补充道：＂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以前在家常做给我爸妈吃，他们都说好。＂
回到宿舍，舍友们起哄着要分享我的＂艳遇＂，我没搭理他们，躲在被子里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块桃酥。
外皮酥脆，内里松软，甜而不腻，比供销社卖的好吃多了。
那晚，我在嘈杂的宿舍里久久不能入睡，脑海中全是那个叫徐小萍的姑娘。
接下来的日子，我常想起她，甚至改变了回宿舍的路线，故意从印刷厂门口经过。
几次都没遇见，我有些失落，却也不好意思主动去找。
直到一个星期天，我正在供销社买肥皂，又一次遇见了她，正在布料柜台前挑选着什么。
她穿着一件碎花连衣裙，淡绿色的底子上零星点缀着小白花，像春天里的一株嫩柳。
＂徐小萍！＂我硬着头皮喊了她一声，声音因紧张而有些发颤。
她回头，眼睛微微睁大，随即露出笑容：＂秦师傅！＂
那一刻，供销社嘈杂的声音仿佛都消失了，我只看得见她。
＂你...你也来买东西啊？＂我问了句废话，恨不得给自己一个耳光。
＂嗯，想买点布料做件衣服。＂她拿着两种布料比较着，＂你说这个蓝色好，还是灰色好？＂
我哪懂这些，但还是认真地看了看：＂蓝色吧，像天空的颜色，适合你。＂
她低头笑了：＂好，我也觉得蓝色好。＂
从供销社出来，我鼓起勇气问她：＂下个礼拜天，咱们放映院有部新电影，你...有兴趣吗？＂
当时电影票很紧俏，得提前好几天去排队买，但为了这个机会，我不惜早起两小时去排队。
徐小萍略带惊讶地看着我，思考了一下才点头：＂好啊，谢谢你邀请我。＂
回宿舍的路上，我走得飘飘然，仿佛脚下踩着的不是坑坑洼洼的土路，而是软绵绵的云彩。
那是1983年7月的一个周日，我穿上唯一一件没补丁的衬衫，提前半小时到了放映院门口等她。
放映院其实就是县文化馆的大院子，露天支起一块白布幕，观众席是木条凳，没有遮阳棚。
早来的人已经占了好位置，三三两两地坐着，吃着瓜子花生，等着电影开场。
我在门口来回踱步，每次有人过来，心就跳得厉害。
终于，我看到她了，远远的，提着一个小竹篮，向我走来。
＂等很久了吧？＂她笑着说，打开竹篮，里面是小心包裹的点心，＂自己做的，带来尝尝。＂
这是《少林寺》的重映，虽然已经看过，但我还是装作第一次看，认真地指给她看每个细节。
她坐在我旁边，安静地看着，偶尔惊讶地轻呼一声。
电影中间，忽然下起了雨，观众们纷纷散开寻找避雨的地方。
我匆忙脱下外套，撑在她头顶：＂快，我们跑到那边的屋檐下去！＂
雨越下越大，我们挤在狭小的屋檐下，衣服还是湿了大半。
她看着我湿漉漉的头发，忍不住笑出声：＂你像只落汤鸡。＂
＂你不也是吗？＂我也笑起来，心里却担心她会着凉。
雨后的县城空气格外清新，我们沿着街道慢慢走着，聊着各自的工作和生活。
她告诉我，她是城里人，父母都在机关工作，家里有三个姐妹，她排行老二。
＂我爸妈其实想让我考大学，当老师或者医生，可我从小就喜欢摆弄小东西，觉得做技术工种有意思。＂她说。
我点点头：＂挺好，自己有一门手艺，走到哪都饿不着。＂
＂你呢？为什么会到玻璃厂？＂她问。
我简单地讲了自己的经历，十七岁被招去农场，干了十二年才返城，本想考个大学改变命运，却因年龄错过了机会。
说起这些，我有些自卑，但小萍没有任何嫌弃，反而说：＂你能从农场回来，又在厂里站稳脚跟，已经很了不起了。＂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断断续续的约会。
有时候是看电影，有时候是在公园里散步，有时候只是在江边长椅上坐着，看着对岸的灯火，聊一些有的没的。
那个年代，年轻人相处特别单纯，拉个手都要鼓足勇气。
我每次见她，都会偷偷把自己的衬衫洗得干干净净，虽然洗旧了，但至少是整洁的。
她也总是梳着清爽的马尾辫，穿着简单大方的衣服，身上有淡淡的肥皂香。
夏天过去，秋天来了，厂里发了一批自行车票，我抽中了一张。
那会儿，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要一百多元，相当于我两个多月的工资。
同宿舍的老王听说我抽中了票，主动提出高价收购：＂老秦，我表弟结婚急用，多给你十块钱，票卖给我得了。＂
我摇头拒绝了，咬牙掏出存折，取出一百二十八元，买下了那辆崭新的黑色自行车。
同事们都笑话我傻：＂钱不容易挣，买自行车干啥？厂里有班车，上下班多方便。＂
只有我知道，我买车不只是为了上下班，更是为了能接送小萍。
第一次骑着新车去接她下班，我特意提前了半小时到印刷厂门口。
那辆黑色的＂凤凰＂自行车在太阳下泛着光，车把上还系着一个红绸带，那是我从市场上专门买的。
小萍出来时，看到我和车子，愣住了：＂这...这是你买的？＂
我得意地拍拍车座：＂嗯，抽到票了，新车子，带你兜风去！＂
她犹豫了一下：＂这不好吧...让人看见...＂
＂有什么不好？上来吧。＂我向她伸出手。
她看看四周，最终轻轻扶着我的肩膀，坐上了后座。
我载着她在县城的街道上骑行，秋风拂过脸庞，带着桂花的香气。
她轻轻扶着我的腰，隔着薄薄的衬衫，我能感觉到她手掌的温度。
不知何时，我和小萍的关系成了两个厂里的公开秘密。
有人说我好运气，城里姑娘竟看上了我这个农场回城的。
＂徐家丫头眼光也太差了，放着城里那么多干部子弟不找，偏偏看上个农场户口的。＂
这些闲言碎语，我们都听在耳里。
小萍比我还不在乎：＂他们不了解你，不知道你有多好。＂
但我心里其实很忐忑，尤其想到要面对她的父母时，更是紧张不已。
一个秋雨绵绵的傍晚，我骑车送小萍回家，忽然听她说：＂秦启明，我爸妈想见见你。＂
我的心猛地揪紧了，自行车差点歪到路边的水沟里。
＂别紧张，他们人很好的。＂她在我背后轻声说，＂就是想认识你一下。＂
徐家住在机关分的两室一厅里，窗明几净，家具齐全，墙上挂着全家福和几幅山水画。
比我那间合用的宿舍显然是强太多了。
徐父是粮食局的科长，个子不高，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徐母在百货公司当会计，一头齐耳短发，笑容和善。
他们家甚至有一台14寸的＂牡丹＂牌黑白电视机，是当时不少人家梦寐以求的物件。
那顿饭，徐母做了红烧肉、清蒸鱼、炒青菜，还有一碗浓香的紫菜蛋花汤。
我紧张得筷子几次从手中滑落，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
徐父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我，偶尔问些简单的问题：＂听说你从农场回来？那边条件艰苦吧？＂
＂还行，比起老一辈知青，我们已经好多了。＂我擦擦汗，实在不敢多说。
饭后，徐父单独把我叫到阳台，点了支＂大前门＂。
＂小秦啊，我们家小萍从小被宠着，没受过苦，性子倔了点。你家情况...她能适应吗？＂
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咬了咬牙：＂叔叔，我父母虽然还在农场，但都是好人，待人和善。我自己也会努力，不会让小萍吃苦的。＂
徐父深深吸了口烟，烟雾在灯光下缭绕：＂现在年轻人都讲究自由恋爱，我们做父母的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是...＂他停顿了一下，＂你得向我保证，会给她一个安稳的家。＂
＂我保证！＂我几乎脱口而出，语气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坚定。
从徐家出来，小萍送我到楼下。
夜色中，她小声说：＂我爸其实很满意你，虽然嘴上不说。他说你眼神诚恳，不像那些油嘴滑舌的。＂
＂真的？＂我惊喜地问。
她点点头，忽然提起我的手：＂你的手好粗糙。＂
＂在农场干惯了粗活，回城后也是一样...＂我不好意思地想抽回手。
＂我不是嫌弃。＂她紧紧握住，＂我是说，这样的手，很踏实。＂
那个瞬间，我第一次鼓起勇气，轻轻回握住了她的手。
那一刻的温暖，穿过秋夜的凉意，直达我的心底。
然而，现实的波折很快就来了。
1984年初，受国家经济调整政策影响，玻璃厂效益大幅下滑，开始精简人员。
我作为最晚进厂的工人之一，名列下岗名单的前茅。
厂长在大会上讲：＂同志们，形势所迫，我们必须减员增效，优化结构，这是大势所趋...＂
听着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我只感到一阵阵眩晕。
这意味着我可能要重新回到农场，或者去建筑工地当临时工，那微薄的收入，怎么可能撑起一个家？
我怎么向小萍交代？又怎么向她父母交代？
那段日子，我整宿整宿地睡不着，眼睛布满血丝，精神恍惚，连最基本的工作都容易出错。
同事们投来同情的目光，却也帮不上忙。
我没敢立刻告诉小萍，每天还是照常骑车接她下班，只是话少了，笑容也勉强了。
她很快察觉到了异样：＂启明，你怎么了？是不是工作上有事？＂
我本想再瞒一阵子，可看着她关切的眼神，终于坦白了：＂厂里要精简人员，我...可能要下岗了。＂
说完这话，我不敢看她的表情，只觉得一座大山压在肩上。
出乎意料的是，小萍没有表现出任何退缩或嫌弃。
她反而紧紧握住我的手：＂没事的，我们一起想办法。现在不是鼓励自主创业吗？要不，你先去学个手艺？修钟表、修自行车，都是好营生。＂
她甚至瞒着父母，从自己的积蓄里拿出两百元钱塞给我：＂这是我存的钱，你先用着。＂
两百元在那个年代可不是小数目，是普通工人三四个月的工资。
看着她恳切的眼神，我心里一阵阵发热，却坚决推辞了：＂钱我不能要，但你的心意我记住了。我会想办法的。＂
＂傻瓜，我们都要结婚的人了，还分什么你我？＂她第一次这么直白地说起我们的将来。
我心里既感动又愧疚，恨不得立刻能变出一个金饭碗来。
就在我忐忑不安的时候，车间主任李大山找到了我。
李主任是个实在人，四十出头，留着板寸头，说话直来直去：＂老秦，听说你会修机器？上次那台坏了的压模机，是你修好的？＂
原来，一个月前车间里一台老旧的压模机出了故障，我凭着在农场修拖拉机的经验，摸索着修好了。
当时没人注意，我也没往心里去。
＂会一点皮毛，不成体系。＂我不敢贸然承认。
李主任不以为然：＂民间有句老话，＇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咱厂正好要组建一个设备维修组，负责全厂机器设备的保养和维修。我看你手脑并用，反应快，要不要试试？＂
＂工资比车间工人高两级，但责任也大。出了问题，直接影响生产。＂李主任严肃地补充道。
我没多想就答应了：＂我愿意试一试！＂
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从此，我成了厂里的维修工，每天背着工具箱穿梭在各个车间。
虽然累，经常一天到晚满身油污，但我心里踏实多了。
更重要的是，我保住了城里的工作，还是技术岗位，比过去的普通工人要体面不少。
当我把好消息告诉小萍时，她高兴得跳了起来，像个孩子似的抱住我转了一圈，然后突然意识到失态，红着脸松开了手。
＂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她眼睛亮晶晶的，＂你手这么巧，修机器一定没问题。＂
看着她单纯的笑容，我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干，不辜负她的信任。
有了稳定的工作，我和小萍的婚事也提上了日程。
徐父徐母虽然不说，但显然对我这个未来女婿的转变颇为满意。
84年国庆前，我正式向厂里申请了结婚分房。
很快，我被分到了厂区边上一间两十平方米的平房，虽然是旧房子，水泥地面，外墙斑驳，但好歹是我们自己的小家了。
房子很简陋，除了一扇木门和两扇小窗户外，几乎什么都没有。
我和工友们一起动手，刷白了墙壁，修补了裂缝，铺上了木地板。
小萍也来帮忙，做饭给大家吃，指挥着如何布置家具。
看着她忙碌的身影，我忽然觉得，再简陋的房子，有她在，也会变成温暖的家。
1984年11月21日，我和小萍领了结婚证。
那天，天气格外晴朗，我们穿着新衣服，骑着擦得锃亮的自行车去了民政局。
工作人员给我们拍了一张黑白合影，作为结婚证的照片。
照片中，小萍穿着一件粉色的褶皱衬衫，头发烫成了当时流行的短卷发；我则穿着一件深色的确良衬衫，左胸口甚至别了一朵小红花。
我们的婚礼很简单，在厂里的食堂摆了十桌酒席，请了双方亲友和同事。
那天，小萍穿着一件淡红色的的确良旗袍，头上别着一朵人造花，笑得比花还美。
我穿着一套崭新的蓝色中山装，系着红领带，紧张得手心直冒汗。
徐父徐母送了一台上海牌缝纫机和一套整套的玻璃茶具作为嫁妆；我父母从农场寄来了一袋自种的花生和一块自家纺的棉被，还有母亲亲手绣的一对枕套。
婚礼上，我和小萍端着茶，挨个给长辈敬茶。
轮到我父母时，他们喝了一口，都红了眼眶。
母亲握着小萍的手，声音哽咽：＂闺女，委屈你了，跟着我们启明...＂
＂妈，别这么说。＂小萍亲切地叫着，＂我和启明在一起很好。＂
宴席上，大家举杯庆贺，说着各种吉利话。
最后，我和小萍手挽着手，一一给客人敬酒，脸上红扑扑的，既是害羞，也是微醺。
婚后的日子，清贫而充实。
我每天早出晚归修理设备，一双手总是沾满机油；小萍在印刷厂干着排字的活计，手指上常有墨渍。
下班后，她总会变着花样做些可口的饭菜：清炒青菜、红烧肉末茄子、西红柿鸡蛋汤...虽然简单，但总是香气四溢。
我则负责修修补补家里的一切：修水龙头、补门框、换窗玻璃...家里的家具几乎都是我用废旧材料拼凑出来的，虽然粗糙，却很结实。
每月发工资那天，我和小萍会把钱放在桌上，仔细计划如何支配。
一部分寄给远在农场的父母，一部分存起来准备将来添置家具，剩下的才是我们的生活费。
小萍很会过日子，知道哪个市场的菜便宜，哪个供销社的布料质量好。
她常常利用下班时间，用缝纫机做些简单的衣物和家居用品。
我的背心、短裤、枕套，都出自她的巧手，针脚细密，做工精良。
她还用零碎布料自己缝制漂亮的窗帘和桌布，让我们简陋的家顿时温馨起来。
我常对她说：＂就算让我找遍全县城，也找不到比你更好的姑娘了。＂
她会装作不屑：＂少贫嘴，赶紧去把漏水的龙头修好。＂
婚后第一年，我们俩省吃俭用，攒够了钱，终于买了一台收音机。
每天晚饭后，我们就坐在小板凳上，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新闻和戏曲，小萍时常跟着哼唱两句。
1986年初，小萍告诉我，她怀孕了。
得知这个消息，我高兴得一整天都晕乎乎的，干活时差点把手指砸伤。
回到家，我小心翼翼地摸着她还没显怀的肚子，傻乎乎地问：＂他能听见我说话吗？＂
小萍掐了我一下：＂傻瓜，才两个月呢！＂
徐父徐母得知要当外公外婆了，也十分欣喜，开始为即将出生的孙辈准备各种东西。
徐母更是三天两头来我们家，带来营养品和孕妇读物：＂小萍啊，这个阶段要多补钙，对孩子骨骼发育好...＂
我父亲专门从农场赶来，给我们带了一筐自家种的蔬菜和水果。
＂早年，你妈怀你时也没能吃上这么好的东西。＂父亲看着小萍的肚子，眼睛湿润了，＂闺女，辛苦你了。＂
孕期的小萍特别喜欢吃酸萝卜，我每天下班后都会去市场买些回来。
有时候半夜，她会突然想吃烧饼，我二话不说，骑着自行车到夜市去找。
厂里知道我要当爸爸了，特意调整了我的工作，减少了高空作业和重体力活。
＂小秦，多陪陪嫂子，孩子是咱们厂的接班人呢！＂车间师傅们打趣道。
1986年夏天，我们的儿子出生了，足足七斤二两，取名秦小河。
当护士把襁褓中的婴儿递给我时，那种幸福感几乎要溢出胸口。
红通通的小脸蛋，皱巴巴的，像个小老头，却又那么可爱。
小萍虽然因为生产累得脸色苍白，躺在产床上，却依然对我微笑。
＂启明，看，他的眼睛像你，嘴巴像我。＂
我握着她的手，内心充满感激：＂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好的礼物。＂
孩子的到来，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负担，但也带来了更多欢乐。
小萍休完产假后，孩子暂时送到徐家由徐母照看。
每天下班，我们都会骑车去接孩子，然后再一起回家。
有时回家太晚，干脆在徐家吃饭，徐母总是变着法子做些好吃的，说是＂给小萍补身子＂。
秦小河一天天长大，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每一个进步都让我们欣喜若狂。
他第一次喊＂爸爸＂时，我激动得抱着他在屋里转圈，把他逗得咯咯直笑。
小萍则忙着记录他的每一个＂第一次＂：第一次翻身、第一次坐起来、第一次走路...
就这样，我们的小生活在平淡中前行。
虽然有过争吵，有过困难，但从未动摇过彼此的感情。
偶尔回想起那个在供销社帮她付米钱的下午，我总觉得那是命运的巧妙安排。
不是我救了她，而是她给了我一个完整的人生。
改革开放的浪潮渐渐涌来，社会日新月异。
我们的小县城也在悄然变化，马路拓宽了，楼房多了，自行车渐渐让位给摩托车。
1988年，我被派去省城参加技术培训，学习新型设备的维修。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小县城，坐着绿皮火车，怀揣着领导签发的介绍信，忐忑不安地去了省城。
那段日子，我每晚都给家里打电话，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回来后，我带回了一套新买的《十万个为什么》和一条丝巾，分别送给儿子和小萍。
小萍把丝巾系在脖子上，转了个圈：＂好看吗？＂
我由衷地说：＂好看，比省城那些时髦姑娘还好看。＂
厂里看中了我的学习能力，提拔我做了维修班长，负责培训新人和技术攻关。
小萍也从排字工升为校对组长，负责印刷品的质量检查。
我们的生活水平慢慢提高，添置了电风扇、收音机，甚至购买了一台崭新的＂红灯＂牌彩电。
小河上小学那年，我们搬进了厂里分的新楼房，虽然只有两室一厅，但宽敞明亮，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比原来的平房好太多了。
搬家那天，邻居们都来帮忙，热闹非凡。
整理东西时，小萍从一个旧木盒里翻出一个泛黄的纸包，里面赫然是十多年前我给她买米时用过的两块钱。
＂你竟然一直留着？＂我惊讶地问。
小萍笑了，眼角已经有了淡淡的纹路，却比当年更加明媚：＂这可是我们缘分的见证啊。如果不是那天在供销社遇见你，我可能就嫁给别人了。＂
＂那我也会找到你的。＂我半开玩笑地说，＂就算找遍全县城。＂
她小心翼翼地把钱放回纸包，又放进了新家的抽屉里：＂以后儿子大了，我要告诉他，他老爸当年是怎么追到他老妈的。＂
＂什么叫＇追＇啊，那叫＇英雄救美＇。＂我故意纠正她。
＂切，你少得意了。＂她轻轻在我额头上弹了一下，＂要不是我主动去还钱，你敢来找我吗？＂
我一时语塞，随即大笑起来：＂好吧，是我捡到宝了。＂
看着她认真的样子，我忍不住上前拥抱了她。
在这平凡的瞬间，我突然明白，幸福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是柴米油盐的日常，是同甘共苦的陪伴，是相濡以沫的坚持。
时光飞逝，转眼间儿子已经上初中了。
1990年代的中国，一切都在高速发展。
我所在的玻璃厂改制成了股份公司，我被聘为设备部副主任；小萍所在的印刷厂也引进了先进设备，从排版到印刷都实现了电脑化。
我们家添置了新家具，买了彩电、冰箱，生活条件比起当年简直是天壤之别。
有一次，儿子正在写作业，突然抬头问我：＂爸，你和妈妈是怎么认识的？＂
我看了眼正在厨房忙碌的小萍，笑着回答：＂一袋米，两块钱，一段缘分。＂
儿子皱起眉头：＂啊？什么意思？＂
小萍从厨房端出一盘刚做好的桃酥，仍是当年的配方，金黄酥脆。
＂尝尝看，这可是我当年追你爸的秘密武器。＂她半开玩笑地说。
儿子一头雾水地看着我们相视而笑，大概怎么也想不到，父母之间会有这样的故事。
春去秋来，日子在平淡中变得丰富多彩。
我始终记得，在那个物资还不那么丰裕的年代，是一袋米和两块钱，让我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而那段缘分，已经延续成了我们共同的人生。
现在，每当我和小萍经过改建后的大型超市，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和不再需要的粮票，我们会相视一笑。
那个需要排队买米的年代已经远去，但那份初心和情感，却永远珍藏在我们的记忆里。
就像小萍常说的那句话：＂启明，无论生活怎么变，我们的米缘不会变。＂
是啊，一袋米，系起一段情；两块钱，换来一世情。
这大概就是生活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不是轰轰烈烈的浪漫，而是细水长流的相守。
来源：天涯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