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4月初,美国知名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发表重磅长文《低估中国》,在小圈子里引起巨大反响。文章阐述,中国在国际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成就,强调中国规模与能力,对全球竞争格局影响。
2025年4月初,美国知名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发表重磅长文《低估中国》,在小圈子里引起巨大反响。文章阐述,中国在国际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成就,强调中国规模与能力,对全球竞争格局影响。
文章认为,当今世界处于规模决定战略优势的时代,中国具备这种优势,多项关键指标上,中国已经超越美国。美国若想在长期竞争中获胜,需通过强化与盟友、伙伴合作,构建与中国抗衡的规模优势。
1997年,《泰晤士报》前编辑威廉·里斯-莫格William Rees-Mogg,发表预言性《The Sovereign Individual》一书,提出数字技术将使未来世界更具竞争性、导致社会分裂,政府影响力逐渐减弱,对加密货币、电子战、智能手机等做出开创性预测。
随着时间推移,《The Sovereign Individual》中不少预测,逐渐成真或成为趋势,书中观点逐渐与现实政治现象产生关联,如脱欧运动、硅谷右翼自由主义思想等。《The Sovereign Individual》对英国政治,尤其对威廉·里斯-莫格之子雅各布,产生巨大影响,雅各布在政治立场与商业实践中,深刻体现书中思想理念。
本期科技博弈,选择《低估中国》、《The Sovereign Individual》未来预言与英国政治影响,不懂经、Nov发布,六合商业研选精校,分享给大家,Enjoy!
正文:
全文10,26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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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估中国
时间:2025年5月12日
字数:5,971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2025年3月底发表的一篇文章,写到在由谁定义规则的战争中,战斗至少目前已经结束,中国赢了。
4月初,《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杂志发表一篇重磅长文《低估中国》,在小圈子里引起巨大反响。
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外交事务》。可能对很多人华尔街日报分量已经足够,再高级一点,会看重经济学人与金融时报。相比之下,《外交事务》思想深度与读者层次还要更胜一筹。
这份杂志,由美国外交关系协会1922年创办,初衷是让更多公众了解当时仍属精英闭门讨论的国际与美国对外政策议题。
美国一位前国务卿说过,在政府里搞外交、与国家安全的,几乎人人都在读《外交事务》。
对美国意见领袖长期调查中,《外交事务》因权威作者、深度论证、精英读者三位一体的生态,多次位列最具影响力媒体榜首,领先《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大众媒体。
2023年期刊影响因子6.3,在166种国际关系期刊中排第2,仅次于纯学术期刊《国际组织》。
《外交事务》3月这篇文章《中国已经重塑国际体系》,作者迈克尔·B·G·弗罗曼,是奥巴马政府副国家安全顾问、国际经济事务副助理,2013~2017年出任美国贸易代表,主导TPP与中美BIT谈判,与中国打交道多年。
弗里曼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模仿中国,中国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获得成功。
不管美国是否能够在中国战场上与之竞争,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一个基本事实,美国现在主要是按照中国的标准运作,采用新的经济模式,特点是关税与保护主义、外国投资限制、补贴与产业政策,一种有美国特色的中国政策。
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美国与中国交往基于一个战略前提,西方将东方纳入全球体系,东方将变得更像西方。
事情的发展出乎美国人都预想,如今,两边有某种程度趋同,与其说中国开始像美国,不如说美国正在变得更像中国。
美国打造了上一阶段的规则体系,中国已经定义了它的下一阶段,民族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现在主导国际经济秩序,西方已经生活在东方的世界里。
当你按照对方的规则行事时,你已经输了。
《低估中国》Underestimating China,发表于《外交事务》2025年5/6月刊,作者库尔特·M·坎贝尔Kurt M. Campbell、拉什·多希Rush Doshi。
这篇文章认为,我们正处于规模决定战略优势的时代。中国具备这种优势,美国并不具备,至少独自一国时。多项关键指标上,中国已经超越美国。如果美国单枪匹马参与今后全球竞争,后果不堪设想。美国想赢,必须团结盟友。
以下是这篇文章的编辑版本。
在大国竞争中取得成功,必须依赖严格、冷静的综合战略评估。美国对中国的评估,长期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
美国人几十年来,目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国际贸易中主导地位、日益增长的雄心,预测终有一天,中国将超越战略上分心、政治上瘫痪的美国。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许多观察人士认为这一天已经到来。
没过几年,钟摆再次摇向另一个极端。
当中国放弃清零、却未能恢复经济增长时,种种问题接踵而至,令人忧心的人口结构、曾不可想象的高青年失业率,日益加剧的经济停滞。
与此同时,美国正通过巩固盟友关系,在AI与其他技术上取得突破,享受低失业率、高股市的繁荣景象。
由此,一个新的共识开始形成:一个老龄化、放缓、愈加笨重的中国,将难以超越正在崛起的美国。
华盛顿的态度,从悲观转向过度自信。正如过去对失败主义的屈从是错误的,今天的胜利主义同样危险。
这种态度,可能会严重低估中国这个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唯一一个GDP曾达到美国70%以上的竞争对手,所具备的潜在实力与现实力量。
关键指标上,中国已超过美国。
经济上,中国拥有美国2倍的制造能力;
技术上,从电动车、到第四代核反应堆,几乎全面领先,每年在活跃专利与高被引科学论文数量上超过美国;
军事上,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海军,造船能力是美国200倍,导弹储备远远超过美国,在高超音速技术上世界领先,这些都是历史上最快军事现代化的成果。
即使中国经济放缓、结构出现问题,在战略上的强大,依然不可小觑。
据说拿破仑说过:数量本身是一种质量。当生产率相当时,拥有更大人口、更广地域、更强经济体量的国家,就能实现规模扩展,压倒先发国家,这种历史规律屡屡出现。
20世纪,美国借助这个规律获益,搭上欧洲工业化的顺风车,凭借大陆规模与人口优势,最终超过英国、德国、日本,甚至苏联。
今天,中国正享受这一规律带来的红利,美国面临在技术上被超越、经济上去工业化、军事上被击败的风险,对手拥有远大于美国的体量与生产能力。
我们正处于规模决定战略优势的时代,中国具备这种规模,美国,至少独自一国时,并不具备。如果美国单枪匹马参与全球复杂竞争,后果将不堪设想。若美国退守西半球的势力范围,便等于将全球其他地区,拱手让给全球积极行动的中国。
承认盟友与伙伴的重要性,只能是起点,不是终点。美国沿用自冷战以来的联盟战略,已无法应对当前局势。
这一传统模式,长期将盟友视为受保护者,而非共同塑造力量的参与者;它视盟友为有用、沉重,甚至阻碍的负担。
如今,这种模式早已过时。
要实现战略规模,美国必须彻底改造联盟体系,使之从一组被管理的双边关系,转变为在军事、经济、技术领域,开展集成式、协同式能力建设的平台。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彻底转变战略思维,从指令控制式外交,转向以能力为核心的国家治理艺术。
美国必须学会在失去独有规模优势的世界中,以联盟为杠杆,重构自身力量。
正如富兰克林曾告诫的那样,我们要么团结一心,要么各自灭亡。
从尺寸到规模
并非所有大国,都能成为大国强者。尺寸指的是国家面积、人口等物理指标;规模是指利用这些尺寸,创造效率与生产力,进而战胜竞争对手的能力。
小国通过最大化有限资源的效率,往往也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但当大国依靠更庞大的基础,实施相同策略时,它们便能重塑世界。
更广阔的内需市场,能有效降低成本,使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占据竞争优势;更大的人口基数,能孕育更深厚的人才与研究资源。
大国的经济更不依赖外贸,这使它们在遭遇外部冲击时,拥有更强韧性。
大国也能组建更强大的军队。
英国领导者与战略家们,对这一问题有着清醒认识。
19世纪末,英国历史学家约翰·罗伯特·西利John Robert Seeley,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中,忧虑到更大规模的高度组织化国家崛起,他指出,随着技术普及,俄罗斯与美国的力量,将超越目前的强国,就像16世纪强国超越佛罗伦萨一样。
甚至在英国帝国崩溃之前,西利就担心,英国会被迫退化为纯粹的欧洲大国,比如西班牙。
西利并非孤单一人,他呼吁英国追求像大英帝国那样的规模与效率提升,通过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帝国殖民地更紧密结合。
这些努力因时机过晚、实施不力,最终失败。
殖民地逐渐走上独立道路,英国未能找到有效的规模扩展之路。
崛起、衰退、再崛起
美国长期竞争的成功,必须以准确的自我评估为起点。
近年来,《外交事务》杂志刊登大量文章,论证美国对中国的竞争优势依然清晰、持久。
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认为,中国经济相对美国经济正在萎缩,当前趋势正在巩固单极世界格局。
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与本·维格尔Ben Vagle宣称,美国依然拥有压倒性、持久的优势,这一优势将为美国在冲突中提供经济杠杆。
朱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与瑞安·哈斯Ryan Hass总结道,美国在经济活力、全球影响力、技术创新方面,依然拥有重要优势。
预测大国崛起或衰退,始终是充满风险的挑战,源于信息不充分、偏见的风险、当前事件影响、识别关键指标与时间框架的难度。
美国战略家们,曾对日本与苏联评估摇摆不定,对中国的评估未能避免同样弱点。
中国面临重大问题,老龄化社会、沉重债务、生产力停滞、房地产市场风险加大、青年失业率高企等。即便是严重的宏观经济挑战,也未必意味战略劣势。
两个事实可以同时成立,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另一方面,中国战略优势日益凸显。中国可能会通过未来几年合理决策,来应对这些经济挑战。过度强调中国弱点,可能会低估在大国竞争中,最为关键的规模与能力。
例如,许多人认为美国经济将始终高过中国,这一点与几年前的普遍预期相悖,这常被当作美国优势的证据。
经济学家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在分析这些GDP对比时所指出的,美国人不应因市场汇率下的总GDP超过中国而感到安慰。随着汇率波动,比较相对规模的结果也会变化。
如果人民币贬值15%,如过去3年所发生的那样,即便中国产出保持不变,它的经济也看起来会缩小15%。
通过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法,存在不完美之处,揭示中国经济大约在10年前,已经超越美国,今天比美国大25%,大约为30万亿美元,美国为24万亿美元。
购买力调整,反映国家实力的真实成本,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武器系统、制造业产品、政府人员,这些因素对维持长期战略优势至关重要。
按照这一购买力视角,如果只看商品、不含服务,中国生产能力是美国3倍,在军事与技术竞争中,这是决定性优势,甚至超过排在中国之后前9个国家的总和。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20年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占比,从6%增长到30%;同期美国占比,从30%减少到15%左右。联合国预计,到2030年,这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至45%对11%。
传统产业方面,中国大幅领先,水泥产量是美国20倍,钢铁产量是美国13倍,汽车是3倍,电力产出是美国2倍。在先进产业中,中国领先地位日益显现。
在生物技术与航空等传统上,属于美国强项的领域,中国仍在追赶。
在中国制造2025等雄心勃勃的产业政策推动下,已占据全球几乎一半化工产品、一半船舶、2/3以上电动汽车、3/4以上电池、80%消费级无人机、90%太阳能电池板与关键稀土矿物的提炼产量。
目前全球一半的工业机器人,都由中国安装,是美国7倍;中国在第四代核能商业化方面,领先全球约10年,计划未来20年内建成超过100座反应堆。
上一个在全球生产上,如此全面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是1870年代~1940年代的美国。
美国观察人士,往往低估中国创新能力,误以为中国只是模仿与复制西方创新。
正如英国、德国、日本、美国在发展初期那样,中国制造业基础,正为创新优势奠定基础。
国家投资,同样起到推动作用,中国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投资,现已与美国持平。
庞大的人口基数,为中国提供丰富的人才与规模竞争力。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最近一份报告,在未来十个关键产业中,中国在六个领域,处于创新前沿,甚至领先。
一些分析人士警告称,美国衰落论,本身是一种风险,可能会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这种警告不无道理,历史上,大国的衰落,往往始于错误的自我认知。
正如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冷战时期美国对手解体前,在《外交事务》中指出的那样,忧虑衰退,经常能催生国家的自我更新。真正的风险不是衰落论,而是自满症,这种态度,会导致战略意图缺失,最终无法动员集体力量应对中国挑战。
美国,特别是在特朗普总统时代,更大的风险在于,高估自己单边能力,低估对手反制的能力。
对美国而言,任何严肃应对长期竞争的战略,都必须正视三个现实。
第一,规模至关重要。
第二,中国的规模前所未有。美国从未面对过如此体量的对手,北京所面临的问题,在任何一个相关时间框架内,都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优势。
第三,美国构建自身规模的唯一可行方式,是通过全新的联盟战略。
美国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盟友与伙伴。它们不再只是绊线tripwires、遥远的被保护者、附庸国,或象征性的身份标签,而是实现大国规模所必需的能力提供者。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联盟体系,第一次不是为了投射力量,而是为了维系力量。
过去几十年里,美国联盟与伙伴关系,是在战略惯性、结构性等级制度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如今,这一体系,必须转变为一个可在所有关键领域,产生共享能力的平台,不仅是军事。这将要求美方与盟友之间,开展一种全新的协调方式,接受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这种转变既不熟悉,也会在某些时刻让各方感到不适。
军事层面,构建规模,意味着能力必须双向流动。这包括,在美国国防工业较为薄弱的环节,引入盟友投资,更加慷慨向以往未曾受惠的盟国提供先进军事技术。
经济层面,构建规模,意味着要在中国产能过剩的冲击下,联合构建共享的关税与监管壁垒;建立新的协调机制,以整合产业政策、集成市场份额。
技术层面,挑战同样重大,意味着必须建立共同的投资规则、出口管制、研究保护机制,防止技术流向中国,进行联合投资。
这些步骤,标志着一种根本转变,从原则一致,走向实践融合。这种基于共享能力的新战略,将使美国及伙伴在规模与速度上具备真正竞争力。
规模双向流动Scale Both Ways
美国若独自面对与东方的长期冲突,自身能力将难以支撑。
一些初创公司,在无人系统方面的创新令人鼓舞,但要实现真正规模化,尤其是在传统军事系统领域,仍需通过与盟友的联合生产、与更深层次的产业整合来实现。
这标志着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模式。
以往,美国主要是向盟友单向提供能力。
现在,规模的实现,需要能力双向流动,包括让盟友在美国本土投资与制造。
例如,拜登政府的一项初步尝试,是让日本承担美军驱逐舰的维修任务,这只是潜力巨大前景的一小部分。
更具雄心的举措,可以包括,与日本、韩国的造船企业建立合资企业,这些企业的生产效率是美国2~3倍;欧洲导弹制造商,与美国公司合作;吸引日本与在芯片生产制造领域的全球领先企业,在美国设厂,生产传统微电子元件。
特朗普对美国盟友提出尖锐的选择题,甚至是赤裸裸的威胁。
可以理解的是,许多国家如今不愿意再进一步与华盛顿捆绑在一起。几代人建立起来的信任,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被轻易破坏。
特朗普政府也许没料到,对盟友的轻蔑与胁迫,使美国核心盟友已经开始考虑脱离华盛顿体系,他们谋求核武器,推动区域新组织,挑战美元主导地位。
一些国家在国内反美情绪驱动下,正考虑转向中国。
美国正面临瓦解自由世界的风险,也可能正在自毁通向规模化合作的最佳路径。
如果美国不能与他国共谋规模,或者退回西半球、瓦解自身联盟,下一个世纪的竞争将成为中国只赢不输的战役。正如英国曾在20世纪衰落一样,美国也将被一个拥有前所未有规模的大国所取代。
世界将进入一个多极大国并存的格局,中国将是最强者,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越所有其他大国的总和。结果将是更弱、更贫穷、影响力更低的美国,由中国主导、制定规则的世界。
当下越来越多的声音,倾向低估中国力量、过度夸大美国复苏,这种乐观态度,是历史上误判周期的重演。
对美国自身轨迹的过分自信,正助长危险的单边主义幻觉,这种思维方式日益公开暗示,美国盟友与伙伴要么过时,要么高估他们价值。事实是,它们才是美国面对强敌时,实现规模化的唯一途径。
美国若想成功,必须迈出更大、更大胆的一步,走得比拜登政府时期的亲盟友政策更远,彻底摒弃美国优先,这种疏远盟友、独善其身的策略。
这种战略承诺,不仅是政策,更是一种展示,展示美国与盟友、伙伴真正能力的信号。
调动盟友与伙伴资源的能力,才是美国最大优势。
最有效的美国战略,是继续打造、强化、延续与这些国家的合作能力。
这种持续、跨党派的战略联盟升级计划,辅以在新兴领域的协作努力,是美国应对有史以来最强大竞争对手的最佳出路。
某种意义上,特朗普与美国优先,是中国的国运。
《The Sovereign Individual》:从未来预言,到英国政治的现实影响
时间:2025年3月28日
字数:4,297
威廉·里斯-莫格William Rees-Mogg,写了具有预言性的《The Sovereign Individual》一书,他对资本主义与混乱的看法,与儿子对脱欧的热情,有着引人入胜的联系。
1997年春天,在托尼·布莱尔上台前不久,《泰晤士报》前编辑、主要欧洲怀疑论者、雅各布的父亲威廉·里斯-莫格,出版了一本声称预见世界未来的书。
《The Sovereign Individual:即将到来的经济革命、如何在其中生存与发展》,一书开篇引用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戏剧《阿卡狄亚》中的一句话,未来是无序的The future is disorder。
在长达380页令人屏息的内容中,里斯-莫格勋爵、合著者美国投资大师与保守派宣传家詹姆斯·戴尔·戴维森James Dale Davidson预测,数字技术将使世界变得极具竞争性、更加不平等、更加不稳定,社会将分裂,税收将被规避,政府将逐渐式微。
他们写道,到2010年左右,福利国家将根本无法维持下去。在这样一个严酷的世界里,只有最有才华、最自力更生、技术最娴熟的人,才能茁壮成长。
这本书,混合悲观与幸灾乐祸的情绪,贵族式的确定无疑口吻,并未受到英国评论家的好评。
1997年,西方正进入相对繁荣、平等、政治乐观的时期,布莱尔的崛起,正是这一时期的象征,这本书似乎过于末世论。
几十年来,里斯-莫格一直在报纸专栏做出耸人听闻的预测。他许多预测都错了,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将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玛格丽特·撒切尔将在1990年针对她的政变中幸存下来,以至《私家侦探》杂志模仿占星家神秘梅格Mystic Meg,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神秘莫格Mystic Mogg。
2012年,他去世时,讣告更为恭敬,转而聚焦他多年来平步青云、服务于权势集团的经历。讣告只是简略提及《The Sovereign Individual》,在此之前出版、同样奇特、雄心勃勃的几本里斯-莫格著作,并未多加解释这些书的内容。
讣告作者们谨慎暗示,他作为作家的生涯,只是无足轻重的副业,或者说有点令人难堪。
如今,这一评价开始显得为时过早。
2018年8月,布莱尔前得力助手、著名的留欧派人士阿拉斯泰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在他博客上详细撰文讨论《The Sovereign Individual》,他称为从未听说过最重要的书。
他耐人寻味声称:读完这本书后,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雅各布如此热爱脱欧,它可能带来的混乱、无序,灾难资本主义与超级精英主义的机会。
大西洋彼岸,这本书已与现代政治中另一种颠覆性趋势,硅谷的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联系起来。
从一开始,这本书在美国就更受欢迎,在那里,未来学与反国家的论战,是更为主流的体裁。
2011年,该书出版近15年后,里斯-莫格仍被邀请到那里,向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们谈论这本书,斯坦福是硅谷的主要人才招募地之一。
2014年,思想活跃、极其保守的PayPal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告诉《福布斯》商业杂志,《The Sovereign Individual》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除了关于互联网革命潜力的空泛言论,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未来学家中,已是老生常谈,该书包含更具体、更具开创性的预测,关于加密货币、电子战、智能手机、在线机器人模仿人类的可能性,一些预测的准确性,至今仍令人惊叹。
例如,里斯-莫格与戴维森设想一种新的数字货币形式new digital form of money,它将由加密序列组成,独特、匿名、可验证,在一个无国界、数万亿美元的批发市场中,通过敲击键盘即可交易,换句话说,是比特币,这比它实际发明早了10年。
这本书,预见到一种对自由流动、国际化精英群体强烈反对,这些精英是数字技术帮助催生出来的;经济上的失败者,正如里斯-莫格与戴维森称,不擅长解决问题或不具备全球市场所需技能的人,将会转向民族主义与痛苦的怀旧情绪,他们将试图阻止资本与人员的跨境流动。
在当今这个联系日益紧密、又日益分裂的世界里,神秘莫格似乎笑到最后。
该书出版时,他已68岁。他漫长、时而古怪、鲜少被审视的思想历程,为我们揭示过去半个世纪,跨大西洋保守主义的重要信息,它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化。
里斯-莫格的历程,也有助于解释他那日益强大、仍相当神秘的儿子雅各布,不仅是作为脱欧支持者,是作为一个不动感情、灵活变通的The Sovereign Individual,正是他父亲所设想的那种类型。
与此同时,小里斯-莫格Rees-Mogg Jr,成功成为现代无国界金融行业的成功参与者,一位具有即时可辨识复古形象的民族主义政治家。
他用老派的举止,吸引一些工党议员;他在梅菲尔区Mayfair一家酒店,与国际极右翼的潜在领袖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私下会面。
这种对保守派权势集团如何掌握政治与经济权力毫不在乎的态度,在里斯-莫格家族中代代相传。
正如雅各布在2015年告诉《泰晤士报》的那样,我的父亲,我与他讨论政治与金融的方方面面,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影响。
威廉·里斯-莫格,1928年出生;父亲是萨默塞特郡Somerset地主,母亲是美国演员。从小,威廉就像雅各布一样,将守旧,他喜爱双排扣西装与古旧书籍,与现代自我推销技巧结合起来。
作为牛津大学备受瞩目的本科生,他告诉学生杂志《Isis》采访者,他每天早上都读《金融时报》。不久之后,他便被该报聘用。
在20世纪50年代,两次竞选保守党议员失败后,他转而通过新闻途径来获得政治影响力,1967年成为《泰晤士报》编辑,时年仅39岁,在当时算是年少得志。
在他任职的14年里,他变得越来越右倾。
在20世纪60年代,他还是相对平等的保守党人,在一份党内小册子中主张鼓励员工通过持有公司少量股份,来认同公司是合理的,这种资本主义方式,如今正由影子财政大臣约翰·麦克唐奈John McDonnell推广。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战后的经济繁荣与政治共识行将结束,里斯-莫格加入日益壮大的右翼末日论者行列。
1974年,他利用8月家庭假期,匆忙写了一本书《统治的错误:世界通胀的危机The Reigning Error: the Crisis of World Inflation》,书的基调既宏大、又恐慌。他写道,通胀是一种失度的疾病。
他乐于概括,使用炫耀性、古旧的语言,这一点,他书的读者,雅各布言论追随者,将会变得非常熟悉。
里斯-莫格继续写道,还有其他类似疾病,无政府状态与暴政,癌症。他认为,通过赋予黄金在世界经济中核心作用,可以恢复经济秩序,这项政策已经过时几十年。
他提倡货币主义,即限制货币供应,这是一个当时在英国右翼中日益流行的新观点,后来被撒切尔首相采纳,带来复杂的经济后果与毁灭性的社会后果。
里斯-莫格,用摇摇欲坠的一堆参考文献来支持他的论点,这些文献来自历史、哲学、精神分析与核物理等领域。整体效果参差不齐,《泰晤士报》社论那种流畅、自以为是的自信,与一种更个人化、离题、有点业余的语调,尴尬的混合在一起。
里斯-莫格并未却步,他是一位自信、并非特别勤勉的报纸编辑,晚上6:30之后,很少待在办公室。
在他任职3年后的1977年,他抽出时间,写了另一本宏大叙事、标题浮夸的书《一个更谦卑的天堂An Humbler Heaven》,内容关于他热忱的罗马天主教信仰、宗教的普遍价值。
他再次专注为混乱的当下,带来秩序的需求。他写道,一个失去信仰的世界,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在拼命挣扎。
4年后,1981年,在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成为《泰晤士报》老板后不久,他辞去编辑职务,此举似乎强调他对现代性中难以驾驭力量的反对。
在里斯-莫格对规则与传统的炫耀式尊崇背后,潜藏更为实际与强硬的冲动。
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了财产,一直对股票市场感兴趣。离开《泰晤士报》后,他在牛津一个共同朋友的家中,偶然遇到戴维森。
里斯-莫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们很快发现,彼此都认同低税收、与个人独立于政府的重要性,这是当时、及此后激进右翼的两大神圣事业。
1983年,两人成立一家公司,出版一份《战略投资Strategic Investment》的时事通讯。它利用他们,或者说他们自认为拥有的历史、商业、社会趋势知识,为富有的投资者提供长期建议。
里斯-莫格让他的每个孩子,都成为股东。雅各布当时只是十几岁的少年,已经热切管理自己的股票投资组合,这让右翼媒体十分欣喜。
1987年,戴维森与里斯-莫格,将他们时事通讯的部分内容扩展成一本书《街头喋血:在疯狂世界中获取投资利润Blood in the Streets: Investment Profits in a World Gone Mad》。
核心信息,可以用19世纪金融交易员内森·罗斯柴尔德Nathan Rothschild的一句话来概括,最好的购买时机,是血流成河之时。
书的文字,同样直白,被分割成易于消化的小块,配有引人注目的标题,仿佛是为了吸引时间宝贵的富豪们注意力。
世界正一天天变得更加危险,一个典型的句子宣称。另一句建议,你或许应该持有一些黄金。
1992年,在里斯-莫格与戴维森另一本耸人听闻的著作《大清算:世界在2000年前将如何变化The Great Reckoning: How the World Will Change Before the Year 2000》序言中,里斯-莫格透露,这两本书都不是他写的。
他说:我的贡献包括,提出观点,我们之间的持续讨论,发现相关的书籍。
1981年以来,他在伦敦拥有一家古籍书店 Pickering & Chatto。
无论他在这些合作中的确切角色是什么,从他钟爱的历史人物、与反复提及的论点出现的频率看,他的作用是巨大的,他的世界观已经发生转变。
他不再将社会与经济动荡,视为对保守主义与富裕阶层的威胁,而是将其视为他们机遇。千禧年后,许多英美右翼人士,将追随他,走上那条冒险的道路。
雅各布不怎么写作,他没有出过书,他可能政治与商业生涯而过于忙碌。
如果你知道从哪里观察,他父亲对他思想与行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2012年,成为议员2年后,他为右翼智库 Politeia 出版的一本论文集写了篇简短、略显生硬的前言。
他写道,他支持个人对抗国家,反对被棉花包裹的社会,意指过度保护的社会。
他总结道,选择在于集体主义与持续的平庸、自由与人类奋斗的伟大高峰之间,一个首先为个人成功而安排的世界。
1997年,在《The Sovereign Individual》中,老里斯-莫格Rees-Mogg Sr向身为企业家的读者推荐新加坡,认为它是对商业征收低成本的几个国家之一,该书建议读者利用避税天堂。
2007年,像他父亲一样在牛津学习历史之后,雅各布与人共同创立萨默塞特资本管理公司Somerset Capital Management,这个名字是典型的里斯-莫格风格,混合舒适安逸与精于算计,此后该公司成为一家利润丰厚的伦敦公司,为客户在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投资。
该公司也在新加坡运营,并在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s设有一家子公司,两者都是避税天堂。
2018年夏天,萨默塞特资本,在爱尔兰为投资者开设两只基金,而就在几个月前,该公司一份招股说明书曾警告称,英国的投资,可能会受到脱欧带来相当大不确定性的影响,作为政治家,雅各布总是淡化这种可能性。
被指责虚伪与不爱国行为时,他坚称这些爱尔兰业务与脱欧毫无关系,只是对客户兴趣的回应。
与他健谈的父亲不同,雅各布具备政治家的能力,在必要时尽可能少说话,平息棘手的问题。
他拥有一种他那不谨慎父亲所不具备、运用威胁与委婉语的狡猾方式。
2018年9月,在特蕾莎·梅Theresa May即将面临领导权挑战的传言中,雅各布告诉PoliticsHome网站,她是一位非常尽职的首相,我支持她。我只是希望她改变一项政策,他指的是她整个脱欧方针。
20年前,《The Sovereign Individual》预言,在21世纪,许多最有能力的人,将使用清醒的成本效益分析,来评估什么最符合自身利益,他们将不再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一份子。如果里斯-莫格成为首相,这或许是爱国的脱欧支持者,以及我们其他人,需要思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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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六合商业研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