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本土信仰体系中，关公堪称独特的存在。历代帝王对关公的加封多达二十三次，从蜀汉后主刘禅追谥的“壮缪侯”，到北宋时的“忠惠公”“崇宁真君”“义勇武安王”，再至明代神宗敕封的“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清代光绪年间更累封为长达26字的“忠义神武灵佑仁

在中国本土信仰体系中，关公堪称独特的存在。历代帝王对关公的加封多达二十三次，从蜀汉后主刘禅追谥的“壮缪侯”，到北宋时的“忠惠公”“崇宁真君”“义勇武安王”，再至明代神宗敕封的“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清代光绪年间更累封为长达26字的“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其神格之隆，古今罕见。

在佛教体系中，关公被奉为护法神，称“伽蓝菩萨”。据载，关公英魂曾游荡至玉泉山，经天台宗智者大师为其开示解脱之理并授皈依戒，遂纳入佛教护法神系。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位汉地尊崇的武圣，亦为藏传佛教所奉护法，其信仰在藏地的传播与仪轨的形成，构成了汉藏宗教文化交流的独特篇章。

藏传佛教对关公的接纳，可追溯至格鲁派、宁玛派、噶举派等主要教派的认定与弘扬。格鲁派方面，章嘉国师认定关公为智慧护法，其仪轨修持方法收录于土观·洛桑曲吉尼玛所著《三界伏魔大帝关云长之历史和祈供法·激励事业雨流之雷声》。据该仪轨记载，关公曾为密宗本尊马头明王之眷属红面狱主，又称红司命主，亦示现过藏地护法“尚论多杰东都”等形象，其护法身份在藏传佛教的神格体系中得以确立。

宁玛派对关公的崇奉，以阿秋喇嘛的开示与仪轨撰造为标志。1999年，汉族弟子祈请阿秋喇嘛为宁玛派及汉族弟子撰造供祈略轨，喇嘛开示关公为古佛再来，早于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已是成就极大的大士，曾发愿守护佛法、护持修行人，以忠义之相与汉地众生结下深缘。基于此，阿秋喇嘛特开许显密修行者修持，并亲撰《关公祷祀所欲赐妙仪轨》，强调关公作为汉地殊胜护法，在遣除违缘、增上福报方面具有不共加持。

噶举派对关公的供奉历史更为悠久。第五世大宝法王德新谢巴于明代受明成祖迎请至南京传法，将汉地护法“伽蓝尊者”带回噶玛噶举祖庭楚布寺，称其为“噶玛汉神”，此为关公信仰入藏之重要缘起。现世十七世大宝法王噶玛巴，自幼受《三国演义》影响，感佩关公忠义精神，后于印度鹿野苑得关公示梦，亲撰《神州钟鸣——伽蓝尊者之供奉仪轨》，并于2005年颁布。法王在仪轨附录中阐释名称缘起，借“神州钟鸣”唤起关公护持汉藏佛法的悲心，该仪轨为显教仪轨，允许汉地释儒道弟子修持，无需口传。

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关公仪轨，虽传承不同，却共同体现了对关公护法身份的认可与修持实践。格鲁派土观大师的《降三界魔·嘉钦关云长前供养金汁法》，详细记载了供养仪轨：先备供碗注入浓酒或茶汁，掺入谷、药、珍宝粉末，通过咒语加持，将供品转化为“具足五欲德”的甘露，祈请关公及其眷属纳受供养，护持圣教、摧伏怨敌。仪轨中提及关公的诸多化身，如“金刚大伏魔”“命主手持铜棒”等，显示其神格在藏地的本土化演绎。

宁玛派阿秋喇嘛的仪轨虽未详录全文，但其开示强调关公的古佛本质与度生愿力，将其视为与汉地众生因缘深厚的护法菩萨，修持此仪轨可获无量慈悲与神力加持。噶举派大宝法王的《神州钟鸣》仪轨，则以“钟声”为象征，寄托对关公护持汉藏佛法、令“梵刹永安宁”的祈愿，体现了法王对汉藏文化共性的深刻把握。

关公信仰在藏传佛教中的传播，并非简单的神祇移植，而是基于宗教义理的融合与再创造。藏地高僧将关公纳入本土护法神系，既因其忠义形象与佛教护法的“护国佑民”精神相契，亦因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从格鲁派的智慧护法认定，到宁玛派的古佛示现说，再到噶举派的“噶玛汉神”传承，关公的神格在藏传佛教中呈现出多元面貌，却始终围绕“护持正法、饶益众生”的核心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藏传佛教对关公的供奉仪轨，既保留了汉地信仰中的忠义特质，又融入了藏密的修持传统，形成了独特的宗教实践体系。无论是格鲁派的金汁供养，还是噶举派的钟鸣象征，均体现了佛教本土化过程中对异文化元素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不仅丰富了藏传佛教的护法神体系，亦为汉藏宗教交流提供了生动例证。

关公从汉地的历史人物到藏传佛教的护法神，其信仰的跨文化传播，折射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藏地高僧以佛教义理为基，赋予关公新的神格内涵，使其成为连接汉藏信仰的文化纽带。直至今日，这些供奉仪轨仍在藏传佛教的修持实践中延续，见证着关公信仰超越地域与教派的持久生命力。

关公在藏传佛教中的供奉仪轨，是汉藏文化交流的结晶。它既彰显了关公形象在宗教传播中的适应性与延展性，亦体现了藏传佛教对多元信仰元素的吸纳与重构。这些仪轨不仅是宗教修持的指南，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映照着不同民族在精神层面的深层共鸣。

来源：弘扬关帝文化彭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