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ICU医生余一生说，在每个床位都是用来救命的ICU病房，准妈妈们永远是最高优先级的收治对象，不管当时ICU有没有病床、不管病人有没有钱、不管家属的态度是否积极。

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天的故事和这句话有关——“你的生日也是妈妈的受难日”。

我们都知道，生育子女是一件遭罪的事，但大家真的知道妈妈到底会冒多大的风险吗？

ICU医生余一生说，在每个床位都是用来救命的ICU病房，准妈妈们永远是最高优先级的收治对象，不管当时ICU有没有病床、不管病人有没有钱、不管家属的态度是否积极。

今天，余一生将带你完整经历一场对产妇的生死抢救，回想当时抢救的细节、产妇身体频发的状况，她至今心有余悸。

对方是一位42岁的高龄产妇，来到医院的时候，她的心脏已经到了停跳的边缘。

医生都惊叹地说：“这么严重的心脏病，还能撑到这个孕周，不知道是妈妈保护了孩子，还是孩子保护了妈妈。”

我永远记得去见云霞的那个深夜。

走廊上大部分的灯已经关了，几个无处可去的家属打着地铺在睡觉。外面是初春夜色下新开的蔷薇，芬芳隐隐约约地飘在我的周围。

我被紧急通知会诊，独自从ICU向产科走去。

到了产科的医生办公室，眼前如同大白天一样，闹哄哄地坐满了人。等着手术谈话的准爸爸；不停询问情况的婆婆和妈妈；还有一步步慢慢踱进来的焦虑无比的大肚子产妇。

产科的医生已经没时间一一回答这些人的问题了，在我和其他医生到齐后，他们统统被赶了出去。

此时，会议室里聚集着医疗总、行政总、麻醉科住院总、心脏科住院总、妇产科值班主任，以及一众妇产科医生，还有我这个ICU住院总。大家急匆匆地从各自科室的鸡飞狗跳中抽身，第一时间奔过来了解云霞的病情。

巧合的是，参加这次多学科联合会诊的全是女同事。忙碌的夜班工作让大家头发和衣服都很凌乱，但眼里依然有光，看不出一丝疲惫。

我听到一个医生说：“42岁还生娃？”

“不稀奇，上次还有个50岁的做了试管呢。”妇产科的医生说。

我们乱糟糟地坐下来，开始看云霞那厚厚的一摞化验单。心脏科的医生脱口而出：“这样的人怎么敢生孩子？”

云霞的情况让我们无比沉重，怀孕已经38周，却查出来严重的心功能不全，已经到了危及生命的紧要关头。当地的县医院根本不敢接手，连夜让她转到我们医院。

了解过基本情况，我们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向病房走去，要亲眼看看云霞。

妇产科安排云霞一个人住双人间，为了腾出足够空间，隔壁床歪着推到了一边，上面的被褥被草草叠了起来。刚走进病房，我就听到一台陈旧的监护仪爆出了尖锐的报警声。

大口大口呼吸的云霞，已经疲惫到极致，但她完全不能躺下来，甚至不能斜靠在床头，只能拼尽所剩不多的力气，维持着端正坐在床上的姿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减少血液回到她不堪重负的心脏中，让她稍稍舒服一点点。

云霞喘着粗气问我们：“是不是孩子太大了，我才会气喘？”

“应该是的，生完娃会好的。”我们不能说得太直白，只好这样安抚云霞。

云霞的老公看着很显老，他黑瘦、矮小，穿着皱巴巴的黑色T恤，衬得人似乎更黑了。他穿着烂兮兮的塑料拖鞋，鞋子太小，两个大脚趾完全伸到了地上。

他的双手不停搓着裤边，手足无措地看着云霞，似乎想帮她舒服一些，却不知道该干些什么。

云霞此时的面容苍老憔悴，我再次仔细看了一下她的床头牌——42岁。毫无疑问的高龄产妇。

这么大年纪，还有严重的心脏疾病，云霞生孩子简直就是在用自己的命去赌博。

我们一群人再次浩浩荡荡地回到产科办公室，开会讨论方案。这种发生在深夜的多学科会诊很少很少，大多数是因为病人身份特殊，谁都不敢轻易下医嘱。

而云霞，一个来自农村的普通妇女，惊动了这么多科室在此刻能找到的最权威的医生，原因只有一个：她是重症产妇，背负着两条人命和三个家庭。

即使床位紧张如我们ICU，都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重症产妇永远是最高优先级的收治对象。不管当时有没有病床、不管病人有没有钱、不管家属是否积极。

影视片里的多学科会诊往往高端得不像样子，一群大佬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男的戴领带穿着锃亮的皮鞋，女的化全妆踩着高跟鞋，还有人手上拿着平板电脑，把病历投影到大屏幕上一张张展示。

实际上的此刻，我们用最舒服的姿势半躺着，投屏的电脑由于长时间不关机不重启，已经卡顿得令人发指，每一步操作都需要等上半天。这医院的电脑，和我们一样天天不堪重负。

大家反复翻看着云霞的病历，麻醉科医生感慨：“这么严重的心脏病，还能撑到这个孕周，不知道是妈妈保护了孩子，还是孩子保护了妈妈。”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自己的看法，基本没有异议，云霞的情况太重了。“必须马上做剖宫产，术后去ICU。”

考虑到她的心脏太差了，可能很难逆转，“所有人做好最坏的打算吧”。

云霞的丈夫被叫进办公室，看着我们这群坐在会议桌两边的医生，他怯生生地坐在角落，似乎更加手足无措了。

我想，他带着云霞从县医院到市医院，从急诊又来到妇产科，已经听过很多次大人和小孩可能都保不住的告知了。

但现在，是要签字的时候了。因为此时的云霞，除了手术拼一把，别无选择。

半小时后，云霞被送入手术室进行剖宫产手术。我一边走在回ICU的走廊上，一边打电话通知护士，立刻准备床位接受病人。

这是一条漫长又孤寂的走廊，我常常会在走路时猜测病人的病情，模拟怎么样和家属谈话，脑补病人的家庭情况。此刻，我脑海里全是关于云霞的一切。

她能顺利下手术台吗？病情是加重还是好转？为什么云霞会在42岁选择生产？她之前有孩子吗？她之前的孩子能接受妈妈为了弟弟或者妹妹，而离开人世吗？

今夜是没有任何时间睡觉了，我翻开手机里的相册，看着我七岁的女儿。她留着齐刘海，圆嘟嘟的像个洋娃娃，每次我夜班时抽空和她视频，她都要仔仔细细地问我收了什么病人，干了哪些活，吃了什么夜宵，点了什么饮料。

我想，如果下夜班后和女儿说起云霞，她能够理解有人会为了生娃而失去生命吗？

凌晨2点30分，我在ICU接到了手术室打来的电话，云霞预计半小时后下手术台。

我听到电话那头，监护仪的报警声响个不停，产科医生和麻醉医生一直在焦躁地对话。麻醉医生似乎是急了，不停地重复着各项注意事项：

深静脉穿刺要接上中心静脉压……动脉穿刺困难……一定要保护好动脉置管……要准备三个泵……在走各种血管活性药物……

“心跳又到160了！”手术室的护士忽然惊叫起来。

电话被匆忙挂断……

过了半小时，云霞并没有像麻醉医生预判的那样来到ICU。

我和ICU的同事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干净的垫单铺在病床上，床单没有一丝皱褶，一排崭新的输液泵整齐地排列在床头，细长的管路一直拖到床上，输液泵上星星点点的指示灯已经亮起，在ICU昼夜通明的病房里微弱得不易察觉。

我们都明白，这张等待着云霞的病床，很快将变成一片嘈杂的战场。

云霞的剖宫产手术比预计的多做了20分钟。当电梯门打开，里面被一群穿着绿色手术衣的医生护士挤得满满当当，我根本看不到云霞，只能听到转运床上的监护仪发出此起彼伏的警铃。

云霞被抬到了ICU的病床，刚接上监护仪，就蹦出一连串高耸尖锐的波形。她的心脏如同即将脱轨的火车般极速跳动着，心率足有一分钟一百五六十。

有创血压、脉氧饱和度监测陆续被接上，报警声和护士们的交班声混在一起，隔壁床的老头从睡梦中惊醒，一时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终于有了细细观察云霞的机会。她怀孕前应该不算胖，骨架很娇小，但孕晚期过快增长的体重和全身的水肿，让她脸上一下子多了很多赘肉。终于可以平躺下来的她，脸越发的大了。

她的头发大概是孕前烫染过，半截是已经枯萎的焦黄色，散乱地披在床上，被汗水浸湿了大半。身上那件有些破旧的病号服，只扣了中间几个扣子，虽然刚生下孩子，但肚子还是隆起着的。

戴师傅十分八卦地问产科医生：“生的男孩女孩？”

还没等产科医生回答，云霞自己先说了：“是个小女孩。”

由于做了腰麻，云霞的下肢完全不能动弹，但她仍在奋力配合着我们查看皮肤以及各种置管。她的血气分析结果差得让我害怕，严重的高钾血症、酸中毒，乳酸值极度升高，这意味着她体内的酸碱平衡完全被打破。

她的心率持续在每分钟150次，这意味着心脏功能已经衰弱到极度，心脏必须拼命地加快速度以维持全身的血液供应。我看了一眼床边超声的黑白屏幕，云霞的心脏犹如一个松松垮垮的破口袋，每次收缩都是那么的有气无力。

我一边做着超声，一边看着云霞的肚子，灰白色的腹带一层层包裹着她的肚子，如果没有这腹带，她的肚子可能也像自己的心脏一样松松垮垮吧。

抗心律失常的药物一个个加上去了，搭档在10分钟之内建立了血滤管道，护士也把血滤机冲好，准备上机。我抽个空档，去找云霞的家属签署各种同意书。

同意书上面记录的，是接下来的治疗方案，也是云霞为了生下这个孩子，所付出的代价。

谈话间里，云霞的家人陆续到齐。云霞的老公不再是孤单一人，云霞的婆婆是个年纪很大的老太太，此刻站在角落；一对年轻的男女是云霞的小姑子和姑父。

谈话间的门半开着，桌子上散乱地放着之前家属遗漏下来的病危通知书，每一张上都满满当当地写了一大堆诊断。

外面有些陌生的家属探头探脑地往里看，我关上门，一一确认他们的身份，发现云霞自己的父母不会到场。

“他们还在老家，没赶过来。”小姑子十分淡定地回答。

我们医院是全省乃至邻近省份的重症产科救治中心，有相当一部分的产妇来自近郊和偏远地区。有些地方的习俗好像停留在几个世纪之前，还遵循着“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一旦嫁了人，好像就和娘家无关了，所有事情都由婆家人负责。

一开始我根本不能理解这种做法，难道这个女人不是父母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吗？

我甚至见过一个孕期脑肿瘤破裂出血的女人，婆家埋怨娘家把一个有病的女儿嫁过来，还花了好几万的彩礼。娘家说女儿嫁人了就是婆家的人，不愿意出一分钱看病。

那个女人被婆家人放弃治疗，带回家了。直到出院那天，她都没有醒。最后的结局，是和肚子里的孩子一起，离开了人世。

在很多年以后，我依旧不明白这种做法，女人的生死完全交给没有血缘关系的一群人，而与之并列的，是女人父母的疾病、晚年的照顾，也统统与女儿无关。一场婚姻，就意味着与原生家庭的完全割裂吗？

云霞的整个孕期产检，都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她老公一直在外地打工挣钱，唯独这次临产是老公陪着的。

云霞的婆婆和小姑显然不能理解云霞的状况，她们觉得云霞在孕期一直正常打工，能吃能喝能照顾其它孩子，怎么会一下子就到了死亡的边缘？

我整个孕期，产检也都是自己去的。因为一来我在医院工作，二来可能一直看上去活蹦乱跳，我老公一点没有因为我怀孕而降低工作强度。

我闺蜜实在看不下去了，跟他说：“你们家里晚上还是要有个人，万一有个风吹草动呢。”

我到了孕后期，还是晚上独自带着老大在家里，老公总是加班到很晚，丝毫不觉得我的健康会有问题。

我回答云霞的婆家人问题时，云霞的婆婆一直在问我：“有没有生命危险啊？”

小姑子的电话响个不停，被她一遍遍掐掉。最后她接了，只应付了一句：“医生在和我们谈话呢，等会跟你说。”再次掐掉电话。

云霞的老公在一张张知情同意书上签下名字，他的字歪歪扭扭，仍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慌张。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十分破旧的钱包，抖抖霍霍地找身份证。

我想了想，再次告诉他：“你们还是要通知云霞自己的父母。她的情况非常不乐观，虽然孩子生完了，还是随时有生命危险。”

产后24小时，云霞的情况没有任何改善。

她的心率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提速到每分钟180次。超声机的屏幕上，可以看到云霞的心脏几乎不收缩了，感觉下一秒就会直接停跳。

产科医生那边传来的消息也让人失望，孩子出现了严重的黄疸，现在在蓝光和药物治疗。黄疸持续下不来的话，需要转院进行换血治疗。

在一阵几近疯狂的快速心律失常后，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死了：云霞的心率直接从180迅速下降到120……90……70……50……到了停跳的边缘，有创血压监测波形接近一条直线。

下一秒，云霞的心脏彻底耗竭，停止了跳动。

还没等我们说话，护士们立刻推来了抢救车。那辆火红的抢救车是所有ICU医生的噩梦，它出现在哪里，意味着那张床的病人距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

戴师傅迅速按下了床上的按钮，把床调节成平卧，他甚至比ICU以外的普通病房的医生更熟悉抢救流程，患者平卧可以直接气管插管、胸外按压。

我在下口头医嘱，护士执行时大声重复着医嘱，各种机器的报警声也交织在一起。床边的治疗车上堆满了升压药和强心药的空安剖瓶，在灯光的照耀下，无数小小的透明瓶子闪着奇异的光芒。

我来不及戴上帽子，从口袋里拿出个皱巴巴的口罩戴上，拿着可视喉镜走到床头，准备气管插管。床两边的年轻医生一刻不停地按压着云霞的胸腔，我几乎没办法稳定地打开云霞的嘴。

“停一下！”我大声喊，乘着这个间隙，我看到了云霞肿得只剩一条直线的声门。那里不停地有粉色的血水冒出来。

我定了定神，稳稳地把气管插进去。“接着按压！”我再次喊。

五分钟之后，云霞的自主心率恢复，但她的血压低得可怕。经历了一次心脏停跳，她的心脏还是和停跳前一样，几乎无法收缩。

我们判断，云霞的心脏马上还会再次停跳。江主任决定启动人工膜肺（ECMO），用机器支撑云霞的心肺度过这一劫。

ICU是收治全院最危重患者的地方，任何科室、任何时间、任何情况病人出现生命体征难以维持，都会联系ICU的医生会诊收治。等我们决定使用人工膜肺，这就意味着，病人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有经验的团队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启动人工膜肺，我们科室也一样。江主任负责左侧的股静脉穿刺，我带着师弟负责右侧。备皮、消毒、洗手、穿手术衣、打开手术包、铺无菌单，给超声探头套上长长的无菌套。

对面的江主任很顺利，她迅速地穿到血管，置入导丝，扩张皮肤和皮下组织，置入导管。而我这边，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需要在云霞的股动脉里放置人工肺膜的导管。超声机上，云霞的皮下组织水肿得很厉害，原本圆溜溜的股动脉被扩张的股静脉和水肿的组织挤得成了一条线，再加上心脏搏动极差，我几乎看不到股动脉的血流。

我反复穿了好几针，根本探不到血管，手术衣很不透气，我能感觉到身上的汗就没停过，眼镜已经被汗水打湿得不停往下滑。我一手扶着超声探头，一手拿着注射器，“再试一次吧”，我自言自语地鼓励自己。

超声机下，细长的针头在皮下组织里一点一点地前进，形成一个极细的窦道，带着负压的注射器被我死死地捏住。终于，一股鲜红的血流涌进了注射器，周围的人一片惊呼：“穿到了！”

我的右手一点点也不敢移动，生怕针尖从血管中跑出来。我一边警告着周围的人不准碰到我一下，一边扭着腰拿过导丝准备置入，可是导丝放到10厘米左右，再也放不进去了。

这是所有ICU医生的死穴——穿刺失败！

常见的解决方法是更换穿刺部位，继续尝试。但云霞的情况，根本没有时间留给我反复尝试。

在我准备最后再试一次的时候，江主任叫来了外援，血管外科的小陈主任。他二话不说，直接在床边切开皮肤、分离皮下组织，在一片血肉模糊中努力找着血管。

床边的条件不如手术室，所有的灯都打开了，还是需要更强的光来看清楚组织和血管。于是，周围的人都把手机的手电筒打开，一起照着手术部位。

我一时有些愣神，这一幕似曾相识，但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久到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实习生。那个呆头呆脑的我，应该和此刻的围观群众一样，很想帮忙，却不知道该干些什么。

那也是一个产妇，22岁，第一胎，产后大出血。根本来不及送去手术室止血，妇产科、普外科在ICU病房直接手术，也是灯光不够，也是情况紧急，也是周围无数的人用应急灯和手电筒在照明，也是很多人把病房挤得满满当当。

手术止血成功，半个月后，产妇和孩子一起出院。而我在那之后，下定了要一辈子干ICU的决心。

云霞的动脉置管终于成功，床边的护士早已把人工肺膜机器预充完毕，连接血管，松开所有的夹子，一点点地提高运行速度。

云霞的大腿上，拇指般粗细的静脉管从静脉里引出暗黑色的血液，经过离心泵，再通过膜氧合器，变成鲜红色的动脉血，在从另一根拇指般粗细的动脉管输入到云霞另一条大腿的大动脉里，血液片刻不停地在流动着，代替着她松松垮垮的心脏，给她全身输送着氧气和血液。

我和大家一样，略微松了口气。云霞的命，暂时保住了。

我搬了张舒服的椅子，守在云霞的床边，上人工肺膜的第一天，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病床上，云霞的头发已经被戴师傅梳得整整齐齐，塞到了蓝色的帽子里。她水肿在消退，肚子看上去已经瘪下来了。

我不由得想起自己七年前生女儿的样子，我的闺蜜来看我，第一个问题不是问疼不疼，而是问：“为什么你生完跟没生一样，肚子还是那么大？”

七年过去了，我的肚子没有恢复到怀孕前的样子，但那个从我肚子里出来的小小人儿，已经褪去了幼年时的稚气，有点大姑娘的样子了。

我呆呆地看着云霞，她身上连接了好多仪器，人工肺膜、血滤机、呼吸机、无数的注射泵……它们一刻不停地运转着，支撑着云霞熬到和女儿团聚的那天。

我正式工作快十年了，遇到过很多高龄产妇，但病情恶化到云霞这一步的不多。我几乎能记得自己经手的每一个重症病人。

第一次接触围产期心肌病，还是我刚工作的时候，我永远记得那个无比苍白纤弱的姑娘。她挣扎了很久，最终还是走了。

几个月后，她的丈夫抱来了她的女儿，一样的苍白纤弱。他告诉我们，孩子取名叫“念珊”，“珊”是死去的妈妈的名字。

许多年过去了，我依然会被这一刻震撼。我有时会想，她的孩子上中学了，应该早就知道自己名字的来历了吧。我不知道这个孩子过得怎么样，在她的眼里，她未曾见过的妈妈是什么样的？

或者，她还记得生育自己的妈妈吗？

还有那个脑胶质瘤的孕妇，从我接手到她出院去做康复，她始终是昏迷的。而我，始终没有机会问问她，后不后悔听了父母的话。

她18岁时就患上了脑胶质瘤，做了开颅手术。26岁时，胶质瘤复发，再次手术。这样的人，本不适合怀孕生子。

父母觉得她可能活不了多久，一定要她生个孩子，给家里留个后。于是她随便找了个男人，并没有结婚，直接怀孕。

怀孕中期，她出现了剧烈的头疼，双目失明，颅内肿瘤复发。做完手术后继发了严重的肺部感染，低氧血症,最后孩子流产，她一直是植物状态。

还有个傻姑娘，确诊渐冻症后决定马上怀孕，到七个月时，四肢已经接近瘫痪。她的目的很明确，需要有个孩子照顾逐渐走向瘫痪的自己。

但她应该没想到，她的渐冻症会进展那么快，快到她根本没有能力抚养孩子。

还有那一个个先天性心脏病、红斑狼疮控制不佳、重度肺动脉高压的女人，她们有人为了延续生命而生育，有人为了更稳固的婚姻而生育，有人为了有个男孩子撑门面而生育，有人为了给自己年老之后找一个依靠而生育……

她们冒着巨大的风险，有成功，也有失败。我想问云霞，她的原因是什么，这一切值得吗？

云霞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每次醒来她都会看到我们这一组的医生站在床尾翻看病历，她的眉头总是紧锁着。

我们讨论着“射血分数”、“终末期心衰”、“心脏移植”这些可怕的词汇，声音压得很低，我不确定云霞有没有听到。

直到一个星期后，云霞的心脏，不再是杂乱无章的颤动，而是规律强健的节律。超声机下，我清楚地看到，那个曾经濒临停跳的心脏正在有力地收缩着。

到底还是年轻啊，心脏恢复的快，我们查房时不由感叹。但这个年纪对于产妇来说，又不算年轻了。

妇产科把35岁以上定义为高龄产妇，大人和孩子的并发症发生几率都大大增加。我们都很清楚，这是无法改变的客观规律。但医院的女同事们，竟然大部分是高龄产妇，我也一样。

我家老二和我同一属相，差了36岁。我到怀孕中期，妊娠期高血压开始发作。我没有头晕头痛，没有心慌胸闷，只是每次产检时血压都爆表。妊娠期可供选择的降压药很少，只有一种药效缓和的药物，我每天要分次吃下一把的降压药。

我像门诊常见的老人家一样，用一张纸把每次血压的监测结果记录下来，每次产检我都要做尿常规，到了后期，胎心监护也是每次必做。

作为医生，我们比任何人都知道风险，但我们只能被生活推着走，没有多少停下来调整的机会。

我们在三十岁前拼命奔跑，临床、科研、教学、文章、基金，所有人都怕落后于其他人，怕被科室淘汰。医院的工作不会为生育暂停，升职考试不会为卵子质量等待，自然科学基金在四十岁之前会终止青年基金的申报。

我们在上门诊前迅速灌下一杯冰美式，在深夜加班时吞下维生素，在体检报告前沉默。等终于站稳脚跟，回头想找那条“该走的路”时，才发现卵子的库存早已悄悄打折。

我们怕失去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一切。最终我还是和同事们一起，站在产房门口，像迟到的考生，握紧拳头，迎接对自己身体和意志的考验。

我们不是不知道风险。只是，没有更好的选择。云霞也和我一样吗？

云霞的血管活性药物在逐渐减量，人工肺膜的参数下调直至撤离。我看云霞老公的脸上，开始有了一点点笑容。孩子的黄疸指数在慢慢下降，情况也稳定了下来。

这段时间，他在ICU病房和新生儿病房之间奔波，在老家和城市之间奔波，在各个亲戚朋友家奔波，筹来一笔笔救命钱。

他也终于有了时间，和我们述说云霞选择在42岁生育的原因。

我从妇产科的医生和护工戴阿姨那里，听说的云霞和她老公的故事。

云霞和她老公是再婚家庭，云霞和前夫有个22岁的儿子，是早婚早育所以这个大儿子已经结婚了。我知道大儿子在云霞刚入院的时候来看过一次，不过之后再也没有来过了。

云霞在35岁时和现在的老公结婚，她在这段婚姻中一共流产过5个孩子，直到现在她拼了命生下了女儿。

她下决心生孩子的原因和老公有关，云霞老公和前妻也有个儿子，而且即将高考。那段时间云霞的老公频繁和这个孩子联系，许是要弥补孩子多年来缺失的父爱，许是不愿缺席孩子人生的关键阶段。

云霞的老公对这个亲生儿子很好，钱、情绪价值、陪伴都做得足足的。云霞开始慌乱，没有安全感，和老公吵架。她觉得，一定要有一个属于他们俩的孩子。

而云霞的父母也在多次谈话中提到，云霞是个十分固执的女人，重要决定总不和家里商量。无论是这次冒死生育，还是年轻时执意要和前夫未婚先孕。

云霞父母说，云霞结婚十几年来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她为了孩子不愿离婚，直到老公执意要求离婚。

ICU里，云霞拔除了气管插管，换成了高流量吸氧，她的心脏稍稍好转了一点，但无法耐受过多的氧耗。翻身、吸痰甚至进食、饮水，都会引起明显的气喘。

她一定不敢相信，一次妊娠会把自己弄得狼狈不堪。她反复地问我：“产检时一直都没有问题，为什么会这样？”

是呀，为什么会这样？许多年过去了，我也弄不明白。云霞不知道的是，就连我大学的同班同学，也有同样的遭遇。

我的同学同样没有任何基础病，同样产检时没有任何异常，甚至她比云霞年轻很多。

她毕业之后去了家乡工作，很少和大家联系。我再次听到她的消息，还是她老公登录她的微信，在班级群里说她在分娩时候死于大出血。

我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我去看了她的朋友圈，即使怀孕她还是那么漂亮、阳光、神采奕奕。

我记得大学时，她是个运动健将，一直是大大咧咧的，如同男孩子一样的性格。她很少穿裙子，总是穿着海魂衫、牛仔裤、运动鞋，蹦蹦跳跳的。她头发又黑又浓密，随意扎了个马尾辫，眼睛仿佛小鹿一样水汪汪的。

后来她在一线城市的一家私立医院工作，是内科医生，怀孕时一直坚持上班，怎么会由于大出血死亡？

听说她是觉得自己孕期一直没什么大事，选择在自己医院生产，产后出现大出血。医院没有应急预案，血库里也没有足够的血，她最后因为输不上血而死。

我们全班都是从事医疗行业的人，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为她的死感到不值和悲哀。

我们班级成立了个基金，打算每年给她的孩子捐点钱。直到得知她老公很快再婚，我们就不提捐钱的事儿了。而这个阳光的姑娘，也彻底退出了班级群。

老公和孩子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她却再也看不到这一切了。

云霞也在思考，为孩子付出健康、快乐甚至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但她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得到自己的答案，因为她的病情，再次严重了起来。

云霞出现持续的高热，右腿腹股沟处穿刺的部位，出现了大量脓性分泌物。我时常盯着这块创面看，想象那些微小的生命在如何忙碌。

有的在分解食物，有的在抵御外敌，还有的或许在谋划着什么我无法理解的阴谋。这里成了它们的战场，它们的殖民地，它们的宇宙。

很快，这些入侵者从腹股沟进入血管，再随着血流播散到全身。云霞的分泌物培养、血培养，都培养出了病原体，这是所有ICU人再熟悉不过的细菌——“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

这名字听来颇有些学问，却不过是一种极微小的生物罢了。它寄生在ICU病房里，在那些苍白的人体上，在洗必泰的气味中，在医生的叹息里。

偏是它，竟学会了抵抗人类最精良的药物。它不动，亦不逃，只在云霞的血液、伤口渗出液里迅速增殖，像一场无声的叛乱。

为了控制局部感染，我们用上了创面持续负压吸引装置。在云霞的创面填充多孔海绵，再贴上防水防菌的“透明帐篷”--半透膜贴片，连接负压泵的“吸液通道”持续吸引创面分泌物。

我们还给云霞使用了多种抗生素加大剂量联合治疗，但效果差强人意。云霞的腹股沟创面，开始持续不断地渗血。

这是个极其恐怖的征象，意味着局部的感染在一点一点侵蚀云霞的大动脉，血液开始慢慢渗到血管外面。

更恐怖的是，我们可能无计可施。

严重的感染使云霞的血管无法缝扎，更无法更换人工血管。除了加压包扎和全身应用抗生素，我们能做的可能和云霞的家属一样，只有祈祷和观望。

我祈祷血管上的破口能慢慢长好，祈祷全身细菌能慢慢被抗生素打败，祈祷云霞自身的免疫力能够慢慢恢复，帮助她打败敌人。她应该会像我们接诊的那么多重症产妇那样，经历无数艰难险阻，最终和孩子一起回家吧。

以前有个产妇在产过程中，突然出现羊水栓塞休克昏迷，产科医生当机立断将一盆碘伏泼在产妇的肚子上，然后直接剖开肚子把孩子取出来，大人和孩子都保住了。

还有个前置胎盘大出血的产妇，先是做了水囊压迫止血，之后又结扎了子宫动脉，最后无奈之下切除了子宫。虽然受了好多罪，但听说孩子最近考上了全市最好的初中。

那个妊娠期高血压，HELLP综合征的产妇，七个月时早产双胞胎，虽然在保温箱里抢救了接近3个月，但现在长得比同龄的孩子还要壮实。

但云霞没有他们幸运，间断渗血两天后的夜里，那个可怜兮兮的创面，出现大量出血。随之而来的，是恶性心律失常，血压、血色素迅速下降。检查结果显示，左侧髂外动脉破裂。

和二十天前我第一次见到云霞的时候一样，又是深夜，又是一堆医生，又是直接决定生死的会诊和谈话，又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会诊的会议室离云霞所在的20床很远，离ICU大门却很近，我们几乎听不到病房里的嘈杂声，但一直能听见ICU的门铃响个不停。运送血制品的师傅一路小跑着把一批又一批的红细胞和血浆送到云霞的床边。

大动脉出血，按压，输血，根本止不住！

云霞可能会活生生地流干身体里的最后一滴血，直至死亡，和我那个可怜的同学一样。

云霞的血管破裂是感染导致的，无法使用任何人工材料修复血管，只能做左股动脉结扎术来控制出血。但云霞的状态太差，手术麻醉风险大，结扎了左股动脉，意味着左下肢失去血供，出现左下肢缺血坏死，感染加重，严重时必须截断左大腿。

但此时此刻，为了救命，除了上台手术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

ICU的病房和手术室是门对门，推床的轮子碾过门槛时颠簸了一下。云霞的老公、父母从一出门就扑到床边开始呼喊、哭泣，周围其他病人的家属，也凑上来围观。

我一边走一边调整输液泵上升压药的速度，床头的输液架上，浓稠的血液几乎成了一条直线，从血袋里不停地输入到云霞的体内。

护士不停地喊着：“让一让，让一让！不要耽误抢救！”

云霞进了手术室，我和护士、云霞的老公、父母，一起被关在了门外。云霞的病床上，呼吸机还没关，还在按照固定的频率孜孜不倦地送着气，床单上有大块的血迹和云霞脱落的大把头发，皱巴巴的。

云霞的老公扶着她的父母，三个人都哭得不能自已。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安慰他们，只好和护士们一起清点着床上的东西。我把呼吸机迅速关掉说：“别浪费电，等会手术结束还要用呢。”

我真的希望云霞能顺利下手术台，再回ICU慢慢恢复。

两个小时之后手术结束，凌晨04:55，云霞回来了。

她的血管结扎成功，但持续的循环恶化、严重的感染、凝血功能异常、内环境紊乱，对任何治疗都没有反应。

云霞这次可能真的撑不下去了，我悲哀地想。

早交班到一半的时候，云霞再次出现心跳呼吸骤停，所有人匆匆结束了交班，又是一轮抢救。

整组人扑到床前，手掌迅速贴上云霞的胸口——那里已经没有了起伏，水肿得有些发亮的皮肤泛着一种冰冷的青灰色，下肢是密密麻麻的淤紫和花斑，像是被雨水淋湿后的油画。

几个高大的男医生立刻开始按压，云霞的骨骼在掌根下发出细微的断裂声，像是冬日枯枝被踩碎。几个实习的护士坐在云霞的病房里，专门帮她配置升压药。垃圾袋里，药物的空瓶堆得密密麻麻，床边是一排整整齐齐的注射泵，持续不断地给她输注着维持生命的药物。

一只接着一只的肾上腺素被推进静脉，透明的液体消失在苍白的血管里，像一滴水坠入干涸的沙漠。一次又一次的肾上腺素推入，几个男医生交替不断地交换着按压，每一个人持续的时间不超过1分钟，还没等上一个人休息，下一个已经做好了按压的姿势，谁都不想放弃。

谁都不想看到产妇的死亡，谁都不愿意初生的婴儿，无法见到母亲哪怕一面。

赶来的产科医生、血管外科医生站在床尾，死死盯住闪烁不停的监护仪，大家都在期待奇迹出现。然而抢救了接近4个小时，监护仪上的直线依旧冷酷地延伸，没有任何波动。

云霞的老公和父母决定终止抢救。病房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只剩下呼吸机徒劳的机械声，像一场无人回应的祷告。

云霞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科的年轻女医生不敢怀孕生孩子了。

她们总觉得自己身体不够强健，觉得自己有很多小毛病，觉得这份工作太辛苦，可能会影响妊娠和分娩。

她们想着，要把身体调理好了再生。可是怎么调理，有没有时间调理，调理到什么程度适合生孩子，谁都没有正确答案。

她们总觉得，还有好多事情没去做，还不到生孩子的最好时机。她们在害怕，害怕这些坏事落到自己头上，害怕不能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可是我想，我们最害怕的是，我们还不能负责自己的人生，却要去负责另一个人的人生。

医院里有两个极端的科室，一个是我们科，这也许是送走病人最多的地方；另一个是妇产科，他们迎接着无数新生命的到来。

许多年前，我无比艳羡地跟我妇产科的闺蜜说：“你们科接触的都是喜事，医患关系应该很好吧。”

但她很无奈地跟我说：“工作这么多年，很少收到病人的喜蛋。”

后来我渐渐明白，对于我们来说，生孩子也许并不是喜事，尤其对于妇产科医生，那两条人命的守护，那三个家庭的期望，那所有人都认为“只是生个孩子”的想法，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压力。

外行人根本不明白，有些人并不适合生孩子。也没有人在妊娠前会想，产妇一旦合并其它疾病，诊断和用药都很困难。即使医学发展到现在，分娩相关的并发症发病率都不算低。

妊娠期高血压、子痫、脂肪肝、妊娠期糖尿病，都会严重影响一个本来健康、快乐、自由自在的女性。云霞就是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围生期心肌病发病率虽然不高，但极其凶险。

后来我听说，云霞没有被埋进祖坟，当地有风俗，生产时死亡的女人属于“横死”，埋进祖坟对全家都不吉利。

云霞死亡后一周，她素未谋面的女儿出院回家了。

许多年过去了，我们依旧在不断地收治重症产妇，她们有着相似的面容，相似的身材，相似的心理状态。更一致的是，直到她们从ICU转出的时候，好像也没有真正弄明白，生孩子到底为了什么。

结婚、妊娠、分娩、养育孩子，似乎是一场接着一场的战役，马不停蹄地出现在我们的人生中。

我是过来人，也依然在迎接着新的挑战。

我发现，这是一场持续一生的盛大历险——它像同时打开多个平行宇宙，让我在尿布与PPT、孩子的啼哭与早上七点的闹铃、黏糊糊的小手与写论文的键盘之间不断切换频道。

这种体验既是肉身的困局，也是灵魂的拓荒。

直到老大进入青春期，开始离我渐行渐远，开始不对我说心里话，开始有自己的小世界，我才明白，慢慢地失去自我，是养育孩子的代价之一。

我很清楚怀孕、生产、养育孩子的过程，也是逐渐失去自我的过程。

但年幼时的孩子会给我很多很多的安慰，比如孩子第一次对我笑的瞬间，像有颗星星在胸腔里爆炸。当孩子用自创语言和我聊天时，我仿佛听见了伊甸园最原初的密语。当职场挫折让我怀疑自己时，孩子毫无条件的依恋成为最坚硬的救生筏。

她对我说：“妈妈是世界上最美的人。”

如果可以在孕前遇到那些重症产妇，我可以告诉她们，生育不是任务，不是义务，不是社会期待下的“应该”，而是一个女性对生命可能性的主动选择。

生育不是为了延续家族、满足长辈、维系婚姻……但真正的生育动机应当回归到“我是否渴望这个体验”。

生育是创造，不是牺牲，孩子的存在不是我的负债，而是我主动选择参与的一场壮丽冒险。生育不是女性的天职，但可以是女性的权力——我们创造生命，不是为了延续谁的姓氏，而是为了拓展自己的宇宙。

孩子不是我的续集，而是我的外传。他们的存在，让我的故事有了更辽阔的版本。

这年头有一种说法叫“不生不育保平安”。

我不评价对错，但可以理解这句话背后的复杂情绪。大家需要安全感，需要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确定性。

余一生作为一个ICU医生，治愈过许多病情危急的产妇；同时她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经历过生育的苦。

她说，请相信现代医学，相信科学，也相信自己。

绝大多数人只要健康地生活，积极检查和治疗，是可以母子平安的。不要被发生在ICU的极端个例吓到。

余一生之所以想讲述云霞的故事，是因为她觉得云霞冒死生育的理由，是希望通过生一个孩子来让家庭稳定。这件事，不值得用一条命来换。

其实所谓的安全感，确定性，核心还是在我们对自己的观察和理解。

只有明确了自己为何生育，为何要开始一段新的冒险，这一切的苦与甜，才会拥有真正的意义。

来源：左右图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