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价值引领。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价值引领。

确立主体性

所谓根脉，就是我们从哪儿来，我们的本质是什么。中国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从先秦子学到宋明理学，中华文明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它们是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构成了今天我们日用而不觉的、与西方思维有重要区别的价值观念。比如，在对文明概念的理解上，东方与西方就有明显的差异。在西方语境中，文明一贯被用来表达与野蛮或原始状态相对立的开化状态。它的词根源于古拉丁文，本义是指享有一定权利的、生活状态更为优越的“城市居民”，与非城邦人尤其是蛮族相区分。在这个文明叙事中，全世界人群被划分为野蛮、蒙昧、半开化、文明、明达五个等级。其中，文明就等于欧洲文明，基督教则是最高文明的代表。然而，中华民族对文明有自身独到的理解。从东方语境视野看，文明不是强调差异和等级，而是指向生命的圆满。中华民族把文明看作天人合一的产物，意在追求天、地、人如何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共同体。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炼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其中居首位的就是“连续性”。“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突出的连续性是中华文明最为鲜明且最为基础的特质。

注入新意涵

从人类历史发展看，由于工业化进程加快，原先保持相对独立的民族和地域逐渐成为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现代化的转型挑战。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常常都会走上大规模的对外学习之路。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对外学习，我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瞩目的现代化成就。中华儿女在救亡图存的努力中，不断吸纳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奋力推进传统文化的自我救赎和浴火重生。中华民族找到了最适合自身发展的世界性文明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

现代性的概念起源于西方，但并不意味着西方的话语就垄断了对现代概念的解释。从文明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是对传统主义文明观和资本主义文明观的双重超越。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其中，“封建的社会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不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同样，在马克思看来，“现代”也是需要被审视和反思的。西方文明的现代性以资本、工具和技术理性为主导，这种现代性有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难以克服的重大缺陷。针对西方文明的内在矛盾，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文明发展的全新范式，即以“平等相处”的实践原则代替“主客二分”的思维局限，以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摆脱普适价值观与狭隘民族性，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良性互动超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互斥逻辑。

有机统一

新的文化生命体不是硬凑，不是“拼盘”，而是包含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经过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两者结合而形成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也构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念内容和理论特质上有诸多一致性。在理念内容上，二者在做事、成人、待物和社会追求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做事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尚躬行，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知行合一”是二者的重要交汇点；成人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反对把人看作抽象、孤立的个体，倾向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去把握和塑造人的本质；待物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马克思主义也擅长从辩证的角度寻求发展之道；社会追求方面，马克思主义展望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为公的社会追求内在相通；在理论特质上，二者都具有强大的应变能力和包容属性。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把自身看作教条，对其基本原理的运用要随时随地以具体的条件为转移，因而它不会如“全盘西化派”那样对传统文化完全否定，在理论逻辑中为传统文化的传承留有充足空间。而我们的传统文化也能够接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展现出兼容并蓄的柔性智慧。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促成了二者的有机结合。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人们常常使用比附的手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相近概念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奥义。比如，面对社会主义这一源自拉丁语的全新概念时，梁启超和孙中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井田制”来比附。随着马克思主义被作为救国救民、改造世界的实践理论，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容层面相结合的尝试，从根本上超越了以往将马克思主义单纯作为一种西方学说来对待的境界。比如，毛泽东把古代治学的实事求是概念改造和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工作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价值层面的融合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和制度发展的深层动力。

立足相互契合的基础，经历有机结合的过程，不断向“相互成就”的目标前进。从成就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第二个结合”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容、方式和方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获得了新的认识与启发；从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看，“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既秉持了我们党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又极大提升了人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境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地位也随之彰显。从传统文化而非外来文化中汲取理论自信，充分折射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自强姿态。重教化重体悟的中华传统与重制度重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相互融合，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前途必然一片光明。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