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朋友看我常往世界上最大的书店街神保町跑，还不时陪同国内来的朋友一起逛，就开玩笑，给我起了个“神保町案内人”的外号。日语里“案内”是导游、带路的意思。找我一起逛，当然是想知道哪里有好书店，可以节省时间。我把朋友带到他们最想去的书店后——通常就是我自己常去的——

有朋友看我常往世界上最大的书店街神保町跑，还不时陪同国内来的朋友一起逛，就开玩笑，给我起了个“神保町案内人”的外号。日语里“案内”是导游、带路的意思。找我一起逛，当然是想知道哪里有好书店，可以节省时间。我把朋友带到他们最想去的书店后——通常就是我自己常去的——也顺便逛个痛快，既当案内人，也可以淘书，倒也两全其美。慢慢地似乎这个“神保町案内人”的绰号就传开了，有人还真以为我是当书店街导游的，甚至就住在神保町。有几次收到熟人的微信，说某月某日有朋友来东京，希望你能在神保町陪朋友逛书店。我哭笑不得，只能如实回复：鄙人住在乡下，离都心很远，进城一趟不容易啊。

说起来逛东京旧书店的时间早已超过四分之一世纪，来留学后不久就开始了。更准确地说，最早是在正式留学之前，跟国内南北几所大学日语系年轻教师一起到神奈川县参加短期进修时，就一个人从横滨来东京逛过神保町。那时二十刚出头，一个人逛东京分不清东西南北。正式来留学后，去的次数最多的当然是神保町，因为旧书店最多。尽管早已过了鼎盛期，好些以前逛过的书店都不见了，但现在还有约一百三十家。书店多，专业分得很细，东西方书籍都有，自然逛起来很方便，大多数时候不会空手而归。不过自从近代有中国留学生以来，包括大名鼎鼎的知堂在内，已经有那么多人写过东京的书店了，我还有什么好写的吗? 所以编辑命题以后，我迟迟动不了笔，因为觉得应该写点不一样的东西，毕竟我的感受跟走马观花是很不一样的。虽然客居东瀛的年数已经超过我在上海住过的年数，但对东京很多好玩地方的熟悉程度，我敢保证绝对比不上来日本观光的国人，自愧弗如。可论书店，真的比我熟悉的应该不会很多，这是我这个资深书虫唯一敢夸耀的事情。这么多年来，跟好几家东京旧书店老板都成了老朋友，有一段时间不去，还会收到电子邮件问“近来无恙?” 于是我就有了逛书店的理由了。虽是客居者，但说得上既有外部视角，也有内部角度，也许可以写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吧。

想来想去，决定写写东京旧书店的变化，因为这些年看到一些熟悉的书店消失了，并且有的是非常棒的旧书店，让人觉得好可惜。逛那些书店的次数都数不清了，家里有很多从那些书店搬回来的书。半夜摩挲旧书，想到那些熟悉的面孔，难免一阵感伤袭来。

先说说我读研究生时最常去的都丸书店吧。坐落在高圆寺的这家老铺是一九三二年开业的，据说那个时代就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去高圆寺逛书店，因为那一带有很多旧书店，今天依然如此。虽然没有精确统计过，感觉高圆寺旧书店跟东京第二大旧书店街早稻田大学旧书店街不相上下。遗憾的是以前我最常去的都丸书店在疫情期间关门了，一眨眼四年过去了，算起来一共坚持了八十八年。每次看到身边贴着都丸书店标签的那些旧书，就会想起读研时几乎每周要去淘一次书的这家老店，大多数时候都会从那里拎着两大袋书回宿舍。现在放在书桌左侧的《纯粹理性批判》是新康德学派主将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主编的《康德著作集》里的一卷，就是在都丸买到的。看内封是一九二二年出版的，那时魏玛共和国还在，卡西勒正活跃在德国学界，成为德国乃至世界哲学界的一代宗师。那时他肯定没有料到自己十多年后会被迫离开他深爱的德国吧。

闭店中的都丸书店

知道都丸书店的存在，说起来很偶然，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刚读博士那年。一天坐在东京交通大动脉中央线上往外看，经过高圆寺时看到了都丸书店屋顶的大看板，心想什么书店挂那么高的大看板。好奇心发作，过了几天就从大学宿舍附近的吉祥寺坐车去了高圆寺，想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书店。去了后吃了一惊，发现原来是家规模很大的书店，不仅有总店，还有支店，相隔也就二三十米，就在一条街上，更惊讶的是旁边就是风俗店，彼此相安无事。第一次看到风俗店和著名旧书店并排开着，难免感觉怪怪的。

当时总店和支店都有西文书和日文书卖，总店西文书更多，外面的书架上有很多便宜的旧书，我去时总是先在那里扫一下。比如“企鹅经典丛书”和“牛津世界名著丛书”一本也就两三百日币，最多四五百块日币吧。二楼全是人文社科的西文书，很多书以前都没有听说过书名，价格也不算很贵。我记得在二楼看到过霍布斯拉丁文著作集里的数学卷，整套格拉斯哥版亚当·斯密全集，还有德国著名学术出版社祖尔坎普（Suhrkamp）出的包括齐美尔、哈贝马斯著作在内的各种好书，真有如入宝山的感觉，每次都觉得钱带得太少。我至今难忘在二楼买到第一本“牛津古典丛书”时的兴奋，那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下册，才八百日元。想到新版大都要四五千日元以上，大呼便宜。后来有了亚马逊网站后，补了上册。在上海时就读过很多知堂的著作，想到知堂在日本留学时掌握了古希腊语，后来成为二十世纪中国译介古希腊经典最多的大家之一，自然让人有见贤思齐的冲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福柯在日本还很流行，读书时很多日本同学都福柯不离口，我当然也会很关注，毕竟来读书前国内就已经翻译过一点他的著作，略有所知。福柯去世后没多久，著名的伽里玛出版社出了他的《话文集》（Dits et Ecrits），厚厚的四大卷。不知为何没过几年都丸书店二楼就有了。说是旧书，其实有八九成新，当时我还没有开始学习法文，却斗胆买了下来，也是为了逼自己学习。想来惭愧，法语书是早就开始阅读了，那套书至今还在书架上蒙尘。

有了这些快乐的淘书经验，不时会想起在上海时买外文书的情形。除了外文书店的那些英文普及读物外，很少有学术书，所以感到高圆寺对我来说像是圆梦之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文人学者享受过的那种淘书快乐，我竟然在异国他乡享受到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高圆寺一带除了没有线装书，西文书和日文书真是令人眼花缭乱。像我这种书虫到了那里，仿佛是“老鼠掉进了米缸”。

跟一些有名的旧书店一样，都丸书店当年还发行书目，我每次拿到书目后总是迫不及待地翻阅，看到有什么廉价学术书，马上给书店打电话。因为动作不快的话，很快就会被别人买走，我经历过几次，不敢大意。那个时代互联网刚开始普及，买旧书还是主要靠自己跑旧书店。记得书目里有稀觏书一栏，列出的大都是欧洲十八、十九世纪出的书。最贵的是《纯粹理性批判》初版，是在康德的学生赫尔德传过教的里加印的第一版，德文版通常都会把那一页书影附在书里。我记得要两百万日币，实在令人咋舌。还有其他一些稀觏书，也都是上百万日元，记忆中有《国富论》第一版。穷学生既没有财力买，也从来不垂涎珍本，所以也就“熟视无睹”了。目录上一直都有的《纯粹理性批判》初版，现在也不知道花落谁家了。

都丸书店的支店也有不少好书，日文书居多，岩波文库、讲谈社学术文库、筑摩学艺文库等著名文库排成好几排，找起来很方便。门口柜台后面有一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法国出的大文豪瓦莱里（Paul Valéry）的Cahiers（笔记）影印本，堆成一座小山非常醒目。一共二十九卷，每本都比砖头还厚，记得要二十五万日元。我曾麻烦店员取下来翻阅过，那些漂亮的字迹，真是过目难忘。瓦莱里每天凌晨起床，记录对包括数学在内的各种问题的思考，数十年如一日，真是毅力过人。那套书一直没有人买，虽然喜欢，可哪里敢奢望。没想到好多年后在田村书店以不到两万日元的价格买到了一套，那是后话了。

都丸的支店西文人文书也有不少精品，我的那些福柯、德勒兹、德里达的原著大都是在那里买到的。我最喜欢的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的四大本《神话学》也是在支店淘到的，看价格比日译本便宜很多，当即拿下。有一次在那儿还看到了五卷本《歌德谈话录》，是当今德国流通的最详细的歌德谈话录。翻开来看，稍微有点划线，但不影响阅读，就买下了，店员还给打了一点折扣。去买书的次数多了，都丸的老板和伙计都记住了我的脸，所以会经常性打点折扣，搞得我挺不好意思的。比如买一套卡西勒主编的“哲学文库”(Philosophische Bibliothek)版《莱布尼茨代表作》可以便宜一两千日币，对阮囊羞涩的博士生来说当然不无小补。

有段时间逛得太满足了，我简直忘记了神保町的存在，想淘书了就往都丸书店跑，因为货源充足，好书太多，我在那里都买不过来，每次都嫌“弹药”不够，加上距离大学宿舍也近，就不太想往神保町跑了。就这样持续了数年，真的不经常逛神保町了，偶尔想起来才会去一次。即便去了，也主要是去田村书店、北泽书店等几家；再有就是一年一度的“古书祭”——一个是日文书，另一个是西文书的，通常都在十月份举办，那是读书人的盛事，自然不会错过。

进入新世纪后，因为搬家，渐渐去都丸的次数少了，去神保町的次数则增加了。但偶尔去一次，照样很有收获。不久支店盘给了原来的支店长。听说老板原来想关掉支店的，但支店长说让他经营吧，于是总店附近就多了一家叫蓝书店的新店，其实经营的人文书种类都差不多，因为新店长把老板的书都买下来了。记得店长姓铃木。从那以后，感觉总店没有了往昔的活力，每次去只看到老板一个人在张罗，好书也远远没有以前多了。只有外面的橱窗里的那套“牛津古典丛书”版《路吉阿诺斯全集》(Luciani Opera)提醒我这家书店昔日的辉煌。不过毕竟历史悠久，老板还在做，我还是能不时买到一些如今很难见到的好书。比如卡尔·施米特的古稀贺寿论文集就是在都丸书店买到的。德国一共出过两本施米特贺寿论文集，一本是古稀之年出的《卡尔·施米特古稀贺寿论文集》（Festschrift für Carl Schmitt: Zum 70. Geburtstag），另一本则是八十岁的时候出的《卡尔·施米特伞寿贺寿论文集》（Epirrhosis. Festgabe für Carl Schmitt zum 80. Geburtstag）。八十岁正是施米特出版一生最后的代表作《政治神学续篇》的时候。前几年读德国学者扬·穆勒写的《危险的心灵》，才知道雷蒙·阿隆也曾经被邀请为八十岁贺寿论文集写稿，但是阿隆婉拒了，因为阿隆不想为施米特背书。这位法国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当然明白施米特在纳粹上台后干过什么，虽然对施米特的卓越才智称赞有加，在自传里还把施米特跟他的老师韦伯并列评价，也跟施米特通过不少信，有新著也赠送给他。阿隆的朋友伯林说施米特是自己的honourable enemy（可敬的敌手），其实对阿隆来说也是如此。施米特八十岁时出的贺寿论文集也是在都丸看到的，遗憾价格不菲，我就只要了古稀贺寿论文集。毕竟不是专家，看看玩玩。

在买到施米特古稀贺寿论文集后不久，就在网上看到消息，说都丸书店要关门了。那时人心惶惶，东京都数次宣布紧急状态，我也就没有去告别，就这样跟读研时最常去的好书店断了缘分。后来从别的旧书店老板那里听到一些都丸老板近况，大家都惋惜那么好的旧书店就这样走进了历史。不过都丸书店也不能说完全消失了。在日本旧书店当过店员的，在熟悉了进书、定价等一套做法后，过若干年有的人会独立出去，自己开旧书店。除了刚才提到的铃木外，我还遇到过两家那样的旧书店，老板都是在都丸当过几年店员的。偶遇后彼此都感觉很亲切，还会聊起以前买书时的情形。有意思的是他们进的书和定的价都会让我想起都丸书店，以后有机会再写他们吧。

接下来想说说消失了一半的北泽书店。这家书店也是老铺，历史比都丸更悠久，是一九〇二年开业的，就是明治三十五年，是我们的光绪二十八年。书店里有清末民初报人狄平子题写的店名。北泽最初是给大学和研究机构供应图书的，一九五五年改为西文书专营店，除经营新书外，也从事旧书的买卖。我刚来留学时听熟人说北泽书店的新西文书是全日本质量品位最高的，就想去逛逛看。我当时买西文书，通常去鲁迅和知堂也去过的日本桥丸善书店，也是战后日本最著名的思想家丸山真男去买西文书的地方。我曾看到过一张他晚年逛丸善书店西文书部的照片。新宿三丁目的纪伊国屋书店有一层专卖西文书，也不时光顾，有一次还在那里邂逅了当今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泰斗子安宣邦先生，看到他在西文书架前聚精会神地找书。这两个地方对当时还在读研的我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每次去也是只嫌自己钱太少，而不是店里书少。

第一次去北泽书店就感觉很高大上，因为书店的建筑漂亮而有气势，是历史悠久的大店的感觉。进去看了后更感到震撼，因为有那么多从来没看到过的西文新书。从“洛布古典丛书”、“牛津古典丛书”到当代西方人文社科的各种名著佳作，应有尽有，感觉就是博尔赫斯喜欢的图书馆的模样了。那时我在法政大学当客座研究员，有一点点图书费。第一次领到图书费我就全部奉献给了北泽书店，买了一套祖尔坎普版《黑格尔全集》和几本德国“哲学文库”里的康德的单行本，不用说有三大批判。在国内时读蓝公武从诺曼·坎普·史密斯（Norman Kemp Smith）的英译本转译的《纯粹理性批判》，读得我痛苦不堪，虽然耐心读到了最后，还做了很多笔记，但也让我发愿哪一天一定要读原汁原味的康德。

在北泽书店买到的“哲学文库”版《纯粹理性批判》

之所以买黑格尔全集，是因为当时参加过一位专攻德国哲学的前辈学者主持的读书会，读的就是黑格尔的书。那位学者后来成了日本最著名的黑格尔专家之一。有位参加者跟我说明黑格尔著作的版本，最好的是费利克斯·迈纳（Felix Meiner）出版社出的全集，仅次于这套的是“哲学文库”里的单行本，因为基本上都是根据全集版印的。顺便说一下，德国的这个“哲学文库”创立于一八六八年，也就是清朝同治七年，那时我们的洋务运动正在展开。出版“哲学文库”的迈纳出版社是哲学书的专业出版社，至今还在出版包括经典在内的各种哲学书。第一次去北泽书店时看到这套绿皮书，顿时肃然起敬。当然价格不是我支付得起的。记得薄薄一本就要两三千日币。所以北泽书店对当时的我来说，跟丸善和纪伊国屋书店一样，基本上是看看有哪些新书，可以了解西方学界新动向。除非有很想读的书，一般不会在那里浪费银子，还是在旧书店淘合算得多。记忆中在那里买过的最贵的一本是以赛亚·伯林的《现实感》初版。那是一九九七年，出了不少伯林著作的查托·温达斯出版社（Chatto & Windus）出的精装本。书也就两百多页，却要六千多日币。要知道当时住的大学宿舍一个月房费也就一万多日币，真是咬咬牙买下的。

在北泽书店买过的最贵的一册书，伯林的《现实感》

在国内时读过伯林的好友麦基根据他为BBC做的同名节目编辑的《思想家》，里面第一章就是伯林谈何谓哲学、哲学为何重要，从那以后就一直想读伯林的原版书。看到伯林写康德友人哈曼的《北方的博士》（The Magus of the North）的出版消息后，我就打电话给北泽书店，请他们给我预订，但不知为何最终说无法进货。所以第一次看到伯林的新书就在眼前的兴奋可想而知了。难过的是带去的五千日元图书券被告知不能用，在书架前犹豫了许久，才走到了柜台前，买下了人生中第一本伯林的精装本新书。不过这本书对我来说很有纪念意义，因为不久以后知道伯林去世了，这本就成了他生前我买过的唯一一本新书了，为此我在书里空白的地方还写了长长一段感想。那是一九九七年底，我在当时订阅的英文报纸上知道了伯林去世的消息，在大学宿舍里剪下了那条报道。记得那篇报道对伯林的介绍写得很好玩，作者说伯林的专长是“自由的概念”——He specialized in the concept of liberty！竟然还有这样的说法。不知道伯林是何许人的读者，也许真的会因此把一位对西方哲学有深厚造诣的大师想象成只会研究概念的学者了吧。

没过几年，有次在逛北泽书店时看到通知，说西书部要关门了，吓了一跳。第一次看到有百年历史的老店要结束一个部门的营业，那是在亚马逊网站进入日本四年后，原因当然是亚马逊网站出现造成的冲击。我记得进入新世纪后的第一年日本亚马逊网站开通了。我第一次尝试在网上购书，看着只要点击一下就能买书，那种兴奋感真是难以言喻。其实一边是兴奋，一边却是恐惧，生怕自己控制不住手指，不停地买下去，导致没有隔夜粮了。就是在那个时候买到了我最喜欢的文化史大师雅克·巴赞的《从黎明到衰落》等一批好书。

比较一下书价就可以知道，亚马逊网站要比北泽书店等日本的西文书店便宜三分之一还多。虽然那时亚马逊网站外文书只有英语书，但也足以冲击北泽书店新书部门了。虽然我不常在北泽买，但去的次数也不算少，所以店员的脸孔大都记得。现在也能回忆起几个人的脸孔，当时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我不仅经他们手买到了第一套《黑格尔全集》等好书，有些版本知识也是他们告诉我的。在关门之前，新书部门开始打折卖书，平均要便宜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左右，对我来说当然是利多的好消息，于是连续去了很多次神保町，也打过好几次电话请他们帮我留书，趁机买了很多刚来留学时不敢买的好书，寒斋的“洛布古典丛书”不少就是那时买的。

身居二楼的北泽书店

不久，北泽书店一楼的新书部分正式落下帷幕，只剩下二楼旧书部门继续营业。一楼的员工听说都被遣散了，二楼由老板和老板娘两个人自己看店。第一次知道有全部雇员被解雇的事情，就想，他们被遣散后会去哪里高就呢？自己也是不知道明天的漂泊客，不久也就忘记了这件事。如今再去神保町时偶尔顺便去北泽书店看看，但很少买书了。难得看到好书便宜也会下手，比如疫情前有一次看到书架上放了好几本红色封面的精装本《黑格尔全集》，原价都要一两万乃至三万日币的，但我买的那本《精神现象学》只花了新书价格的一个零头吧。记得伯林曾对刚到牛津读书的G.柯恩说过，你要研究马克思必须读《精神现象学》。当然对我这个读哲学的人来说，黑格尔的这本名著也是必读书，多一个版本也是值得的。

还有一家我忘记不了的旧书店是大岛书店，倒不是因为跟自己年龄相仿的两位女士经营的缘故，而是这家店堪称神保町一带价格最便宜的书店。一眨眼关门整整六年了，至今对她们决定关门觉得好可惜。当时听她们说因为房租上涨，销售额下降，难以为继了。

大岛书店

这家书店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两位女店员在价格设定上没有一般西文书店那么精明过人，所以对我这种人来说就觉得很有魅力，每次去神保町是必去打卡的。好些学术名著、文学经典几百日元到上千日元就可以买到，“洛布古典丛书”、法国的“七星文库”、德国的“哲学文库”等都便宜得难以置信，难怪有的同业者说她们不懂书。不过我看到过店主研究书志，在网上查资料，不能说不懂，而是走的薄利多销的路吧。现在已经很少看得到的旧版“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等当年在那里淘到不少，都很便宜。虽然书的种类很杂，但只要你有耐心，每次大都能有收获。很多爱书者喜欢去大岛书店淘书，不时也可以看到外国访客去淘书。我在大岛书店还偶遇过来短期访学的上海学者，在东京大学开会时认识的，彼此都惊讶怎么会在书店里碰到了。

如今东京没有了都丸书店、大岛书店等经营西书旧书的好书店，对整个都市来说无关痛痒，可于我而言，东京的旧书店变得似乎没有以前那样有魅力了。虽然神保町还有两家很棒的经营西书旧书的老铺，东京大学附近也有几家很不错的也卖西文书的旧书店，老板也都认识二十多年了。发生这些变化跟整个阅读环境有关系吧。一个是大家可以很方便地利用网络买书了；另一个也是因为学习英语以外西文的人数剧减，比如学习德语的人数已经大不如前了。

逛了这么多年东京的旧书店，自然不时会想起当年在上海逛书店的情形。我记得在出来留学之前，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海书店举办过一次大规模旧书展，卖的都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的旧书，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国学基本丛书”和“丛书集成”等。好多古书我连书名都没有听说过，成堆的旧书放在那里，我从杨浦区的家里骑自行车去买，每次总是买一大堆回家。有的“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国学基本丛书”里的书我至今都还带在身边，每次看到就会想起那些逝去的岁月。也许因为平时享受了东京旧书店的种种好处，总希望哪一天我的故乡也有同样的书店，这是我的中国梦了。我想如果我们的大城市也像东京一样，有很多西文书供大家挑选，对我们的软实力的发展，对国人吸收外国文化该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

我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也相信肯定会有那一天的。因为我们要建设一个书香社会，不仅要多读中国书，也应该多读外国书。鲁迅先生说的拿来主义，现在也没有过时。

原刊于《书城》2025年4月号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