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1年3月8日，北京中南海的灯光依旧亮着。毛泽东伏案疾书，手中的笔在信笺上划出遒劲的字迹。这封写给秘书陈伯达、田家英的信件看似普通，却在字里行间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建设上的严谨态度与哲学思考的深邃智慧。当时正值《毛泽东选集》编纂的关键时期，作为党的理论

毛泽东给陈伯达、田家英的信

伯达、家英同志：

《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

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

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他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毛泽东

三月八日

1951年3月8日，北京中南海的灯光依旧亮着。毛泽东伏案疾书，手中的笔在信笺上划出遒劲的字迹。这封写给秘书陈伯达、田家英的信件看似普通，却在字里行间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建设上的严谨态度与哲学思考的深邃智慧。当时正值《毛泽东选集》编纂的关键时期，作为党的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矛盾论》修改工作，在春寒料峭的三月掀起了思想淬炼的波澜。

《矛盾论》创作于1937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讲坛，是毛泽东系统阐述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著作。十四载春秋流转，当这部哲学著作面临收入选集的历史时刻，毛泽东展现出令人钦佩的审慎态度。信中“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的要求，折射出作者对理论表述精准性的执着追求。在彻夜审阅后，毛泽东更做出暂缓收入选集的重大决定，理由是“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这种对理论传播效果的深谋远虑，恰如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的“实事求是”精神的具体实践。

历史细节往往最能映照时代精神。从“须作小的修改”的细致要求，到“在月半”再议的工作安排，字句间跃动着理论建设的严谨节奏。田家英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负责人，与陈伯达共同承担着理论文稿的整理重任，他们不仅要准确领会毛泽东的修改意见，更要在铅字排印的技术层面确保思想表达的完整性。这种集体协作的工作模式，正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机制的生动写照。

值得关注的是，毛泽东对理论著作传播效应的考量超越了单纯的文本完善。他敏锐意识到《矛盾论》与《实践论》作为姊妹篇的内在关联，担心前者过于教科书式的体系性可能削弱后者作为独立论文的思想穿透力。这种辩证思考，恰如其分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深刻把握。直到1952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问世，《矛盾论》才以更加精炼的面貌与读者见面，次年调整至第一卷时，其理论地位与逻辑结构已臻完善。

回望这段思想淬炼的历程，毛泽东在信末“时间大约在月半”的日程安排，恰似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进程的缩影——既有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又保持着循序渐进的科学态度。从窑洞里的哲学讲稿到影响深远的理论经典，《矛盾论》的修改过程见证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升华。这种将理论创新视为动态过程的认识论，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七十余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读这封不足三百字的书信，依然能感受到理论工作者字斟句酌的严谨态度。在信息传播日益迅捷的当代，这份对思想表达的审慎、对理论深度的追求、对传播效果的考量，依然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传承的宝贵精神遗产。正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所言：“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这或许就是历史留给当代理论工作者的永恒启示。

来源：视角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