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国大革命，特别是1793—1794年的“恐怖”之后，新政权的反对者大举流亡海外，总数约有18万人，他们越过边境来到科尔马（Colmar）、布鲁塞尔或伦敦。正是在这个时期，“移民”(émigré)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法语以及其他语言当中。

作者：[英]彼得·伯克 译者：周兵

革命与流亡

法国大革命，特别是1793—1794年的“恐怖”之后，新政权的反对者大举流亡海外，总数约有18万人，他们越过边境来到科尔马（Colmar）、布鲁塞尔或伦敦。正是在这个时期，“移民”(émigré)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法语以及其他语言当中。

这些人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如移居海德堡的博纳尔子爵（Viscount Bonald）和选择伦敦定居的夏多布里昂子爵（Viscount Chateaubriand），后者还在霍尔本区（Holborn）的一个阁楼里暂住过一段时间；移居瑞士后又前往英国的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还有先后在洛桑、卡利亚里和圣彼得堡避难的约瑟夫·德·梅斯特（Joseph de Maistre）。正如常常发生的那样，移民的流动总是伴随着思想的流动，至少对于其中一部分人而言，流亡就是一种教育形式，从爱尔兰到俄罗斯，他们在一路之上了解到欧洲的多样性，因而留下了满满一书架的旅行记录。如果认为他们对寄居国所产生的影响似乎并不太明显，这可能是因为法国的文化在当时早已享誉海外了。

波兰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在1789年或1793年之后，欧洲离散史的下一个重要时刻是1830—1831年，发生在波兰反抗俄国统治的斗争失败后。在波兰人所称的“大移民潮”（Wielka Emigracja）中，有7万多人离开波兰，主要目的地是巴黎。其中包括弗雷德里克·肖邦（Frédéric Chopin）、亚当·密茨凯维奇和约阿希姆·莱勒维尔。早已以诗人而闻名的密茨凯维奇，改行当了记者和法兰西学院的讲师，法国政府为他专设了一个斯拉夫语言和文学的教席。历史学家莱勒维尔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833年，莱勒维尔因从事政治活动而被勒令离开巴黎，步行来到比利时，在那里生活了近30年。密茨凯维奇和莱勒维尔都堪称波兰文化的大使，密茨凯维奇的授课讲义被结集为5卷出版，而莱勒维尔用法语所著的波兰历史于1844年出版。费尔南·布罗代尔曾将自己在国际上受到的推崇与他天才的波兰同事维托尔德·库拉（Witold Kula）之间的反差做对比，解释其中的原因是由于其所使用的法语在交流中较之波兰语更为有效。基于同样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巴黎也为大移民潮中的波兰反抗者们提供了语言、出版社和其他有助于其在欧洲各地传播思想观念的种种必需。

欧洲流亡历史上接下来的一个重要年份是1848年，也就是“民族之春”的年代，革命在法国、德意志各地、哈布斯堡帝国和其他地区风起云涌。随着1848年革命的失败，来自中欧各国的移民离散至世界各地。有的人远走美国，有的人去往南美（例如巴西或智利），但大多数人留在了欧洲境内相对和平的地区，定居在苏黎世、布鲁塞尔，尤其是伦敦（伦敦的部分地区曾一度被称为“小德国”）。当时的伦敦被形容为“可能是欧洲的难民之都”。

继在巴黎生活多年后，卡尔·马克思成为许多新伦敦人中最有名的一位，其他做出同样选择的革命知识分子，还有：路易·勃朗（Louis Blanc），基于在大英博物馆的研究他完成了其法国史的写作；东方学家西奥多·戈德斯泰克（Theodor Goldstücker），于1852年任伦敦大学学院的梵文教授；弗里德里希·阿尔特豪斯（Friedrich Althaus）翻译了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作品，后来也成为伦敦大学学院的德语教授；艺术史家戈特弗里德·金克尔（Gottfried Kinkel）从施潘道监狱（Spandau）成功越狱后也来到了英国，任教于伦敦大学学院和贝德福德女子学院（Bedford College for Women），之后移居苏黎世；还有匈牙利人古斯塔夫·泽尔菲（Gustav Zerffi），他曾任民族主义领袖拉约什·科苏特（Lajos Kossuth）的秘书，来到英国后在位于南肯辛顿（South Kensington）的国家艺术培训学校（National Art Training School）教书。

这些流亡者以及其他客居者作为转介调和者的作用显而易见，不论是翻译卡莱尔等英国作家的论著，还是向英国人引介德国艺术史研究的新方法，都是如此。在自然科学方面，化学家奥格斯特·威廉·冯·霍夫曼（August Wilhelm von Hofmann）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的帮助下，他于1845年应邀来到伦敦担任新成立的皇家化学学院院长。霍夫曼在英国生活了20年，传播德国的科学研究方法，用英文发表文章介绍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的化学实验室。意大利人安东尼奥·潘尼兹（Antonio Panizzi）原是一名革命者，后成为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长，不仅使博物馆的意大利文藏书大为丰富，同时对编目进行了改革，帮助设计了新的阅览室，并促使英国政府为国家图书馆增加经费投入。

反过来看，至少也有一部分流亡者从他们的东道主那里得益良多。例如，有人认为，“法国的历史使得马克思转而思考革命的性质、政治改革的局限性以及经济因素在历史变革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样，在英国长达34年的生活，马克思经历了伦敦博览会（1851年）、印度“土兵起义”（Mutiny）和反英起义（1857年）、兰开夏“棉荒”（1861—1965年）等事件，让他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到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帝国主义的发展进程。

3位拉美人的海外经历，也再一次证明了流亡即教育的观点。1810年，安德烈斯·贝略受西蒙·玻利瓦尔的委派来到伦敦为独立运动筹措经费，一住就是19年。如其主编的刊物名称《美洲文荟》（Biblioteca Americana, Repertorio Americano）所示，在此期间，他开始将整个南美洲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而不是局限于自己的家乡（即后来的委内瑞拉）。如1830年后生活在巴黎的波兰人一样，来到伦敦的贝略进入到一个当时主要的印刷出版中心，从而使其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开去。伦敦的出版商鲁道夫·阿克曼（Rudolf Ackermann）本人也是一名客居的德国侨民，也在这一时期决定在墨西哥、危地马拉、哥伦比亚、阿根廷和秘鲁等地开设书店，销售由居住在伦敦的流亡者翻译成西班牙语的教科书。

智利历史学家本杰明·维库纳·麦肯纳（Benjamín Vicuña MacKenna）在19世纪50年代流亡欧洲，有评论认为，海外岁月里“形成的重大问题，促使他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展开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哥伦比亚记者何塞·玛丽亚·托雷斯·凯塞多（José María Torres Caicedo）在19世纪50年代流亡巴黎和伦敦，正是在流亡期间，他创造了“拉丁美洲”（América Latina）一词。这个时间点说明，要将如此幅员辽阔的地区视为一个整体，凯塞多首先需要远离开去。

当然，关于1789年、1830—1831年和1848年这三次移民离散在知识领域所产生的后果，还有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但本章将集中在20世纪的两个案例上。第一个案例，是在十月革命后离开俄罗斯的知识分子。第二个且篇幅更长的案例研究，聚焦于被学者们描述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逃亡”，尽管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他们的第三次大逃亡，而劳拉·费米（Laura Fermi）则称之为“巨浪”。

俄国移民

1685年，法国的新教徒们曾面临着不改变信仰就要被驱逐的命运选择，而在流亡者的历史上，1917年比前一个年份更让人刻骨铭心。不过，如果只关注于这一个年份，是有误导性的。因为一直要到1919年俄国内战结束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反对者们才开始大规模逃亡。对这一时期俄国难民人数的估计差异巨大，从70万到300万不等。他们的足迹遍布“从巴拉圭到中国东北（Manchuria）”的许多地方，但最主要的落脚点是柏林、巴黎和布拉格。

尤其是在这些城市里，难民们得以抵制同化，而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特定街区，如巴黎的格雷内尔（Grenelle）和克利尼昂库尔（Clignancourt），他们经常光顾专门的咖啡馆，如位于柏林诺伦道夫广场（Nollendorfplatz）的莱昂咖啡馆（Leon），出版自己的报纸，开办自己的学校和教堂。对于难民来说，找工作非常困难，尽管所谓俄国亲王在巴黎沦为出租车司机的故事多为坊间戏说，但确也有真实的例子。特别是在初期，许多流亡者还奢望于布尔什维克政权不久就会失败，也许很快就能够回归故土。

受权刊发，选自《16至20世纪知识史中的流亡者与客居者》，[英]彼得·伯克 著，周兵 译，商务印书馆 2025年3月。

就知识分子而言，尽管有些人在内战中加入了白军，因而在失败后不得不离开，其中包括文学评论家格莱布·斯特鲁夫（Gleb Struve）及历史学家埃利亚斯·比克曼（Elias Bickerman）和阿纳托尔·马祖尔（Anatole Mazour），但1922年才是离乡潮的关键年份。在这一年里，有150多名学者遭到驱逐，其中不少人是乘坐臭名昭著的“哲学船”来到德国的。这些被驱逐的哲学家，包括尼古拉·别尔嘉耶夫（Nikolai Berdyaev）、谢苗·弗兰克（Semyon Frank）和尼古拉·洛斯基（Nikolai Lossky）等，其他的学者还有社会学家费奥多尔·斯捷潘（Fyodor Stepun）、生物学家米哈伊尔·诺维科夫（Mikhail Novikov）、神学家格奥尔格·弗洛罗夫斯基、经济学家谢尔盖·普罗科波维奇（Sergei Prokopovich）和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基泽韦特（Aleksandr Kizevetter）等。

其中一些学者在索非亚和贝尔格莱德获得了教席，但移民知识分子的中心是布拉格，它也因此被称为“俄国人的牛津”。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邀请下，大约有70名教授来此定居，在诸如俄罗斯法律学院、俄罗斯人民大学、俄罗斯商学院和乌克兰自由大学等新成立的机构从事教学工作。1939年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这一群体再次四散开去。由于政治或经济等原因，一些难民知识分子过着类似游牧的生活，在一座又一座城市之间迁徙。例如，生于乌克兰的经济学家保罗·巴兰（Paul A. Baran），在1921年离开了即将宣告成为苏联的故土，历经波兰、德国、法国、英国，最后来到美国，并（在斯坦福大学）成为据说是全美国唯一的一位信奉马克思主义且获得终身教席的经济学教授。埃利亚斯·比克曼在离开俄国后，先后去了柏林、巴黎、马赛和纽约，最后选择在以色列定居。格奥尔格·弗洛罗夫斯基于1920年被驱逐出俄国，之后在索非亚、布拉格、巴黎、纽约以及哈佛和普林斯顿等地生活工作。类似的“再移民”，在20世纪30年代的离散潮中也屡见不鲜。

与胡格诺派的离散学者不同，俄国人需要面对语言的严重挑战。如果用俄语写作，那么只有他们自己的难民同胞才能读到，因为其作品在苏联获得出版的机会微乎其微。在柏林等地由俄罗斯流亡者创办的许多小型出版社，便主要以其他流亡者为服务对象。

另一方面，如果流亡者选择用外语来写作，那他们首先需要掌握该种语言。至少对部分年轻时曾在德国求学的学者来说，德语并不是很难，如社会学家费奥多尔·斯捷潘或文学史家德米特里·齐泽夫斯基（Dmitry Chizhevsky）。而英语则有一些问题。1918年来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任教的古代史家米哈伊尔·罗斯托夫采夫（Mikhail Rostovtzeff），是其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但当他讲课时，学生们纷纷抱怨说听不懂他的英语。几年后，当他试图提携以前的学生格奥尔格·韦尔纳德斯基去耶鲁大学时，罗斯托夫采夫提醒他，不仅要说英语，而且要用英语去发表。至少在语言方面，其他流亡者的适应能力要比罗斯托夫采夫更强一些。艺术史家安德烈·格拉巴尔（André Grabar）在法国生活时能用法语写作发表，后来在美国则用英语发表。历史学家罗伯特·维珀（Robert Vipper）在1924至1941年间生活在里加（Riga），当时拉脱维亚仍是一个独立国家，他学会了用拉脱维亚语讲课和写作。

尽管存在着种种问题，难民学者们至少对部分寄居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俄罗斯的损失成为其他国家的收获，其中以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最为明显。例如，随着诺维科夫及其俄罗斯同事们的到来，布拉格查理大学动物学研究所在动物学研究领域有了重要的突破。同样，语言学和文学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逃亡来到布拉格的天才学者们，如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Nikolai Trubetzkoy）和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等，而精神分析学则经由俄国人尼古拉·奥西波夫（Nikolai Osipov）和费奥多尔·多苏兹科夫（Fyodor Dosuzhkov）而被引入到了捷克斯洛伐克。

对于流亡者来说，转介调和至关重要，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在捍卫受到布尔什维克威胁的俄罗斯传统。这种转介工作在法国、英国和美国尤为突出，因为这些国家对于俄罗斯文化所知相对有限。在耶鲁大学，韦尔纳德斯基将俄国史介绍给美国学生，而前外交官米哈伊尔·卡尔波维奇（Mikhail Karpovich）以及阿纳托尔·马祖尔分别在哈佛和斯坦福做了同样的工作。在巴黎和哈佛大学，安德烈·格拉巴尔向其听众讲授东正教艺术。在伦敦大学，德米特里·米尔斯基（Dmitri Mirsky）向英国学生介绍了俄罗斯文学。在牛津，早在1921年自幼就来到英国的以赛亚·柏林潜心研究19世纪俄罗斯思想史，尤其是更早时期即流亡英国的俄罗斯人亚历山大·赫尔岑的思想，而且在政治哲学方面公开讲学。柏林的英语讲得比大部分英国人都要流利，但始终带有俄国口音。

流亡的经历也给难民们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最明显的影响体现在年轻人身上，如迈克尔·波斯坦，他成为研究其寄居国英国历史的专家，但对年长学者的影响也同样如此。曾在哈佛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神学家格奥尔格·弗洛罗夫斯基，使自己重新转型为一名俄罗斯文化史家。格奥尔格·费多托夫（George Fyodotov）原专长于法国中世纪史研究，后在流亡期间以《俄罗斯宗教思想》（The Russian Religious Mind）的研究而闻名，而康斯坦丁·莫丘利斯基则从罗曼语言和文学转到了俄语的研究，并著有一部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传记。

眼见和亲历的灾难，激发起流亡者们对因果解释的探求。在索非亚，语言学家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和地理学家彼得·萨维茨基（Pyotr Savitsky），以及弗洛罗夫斯基和韦尔纳德斯基等人一起，提出“欧亚主义”（Eurasianism）的理论来解释布尔什维克革命。根据其理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必然的西化形式，因为它出现在西方衰落和欧亚大陆崛起之际，在这一总体趋势之下，在文化和地理上都位于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注定要发挥主导作用。包括历史学家帕维尔·米留科夫（Pavel Miliukov）和政治家兼经济学家彼得·斯特鲁夫（Pyotr Struve）在内的其他流亡者，也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崛起的原因进行了思考和写作，而罗斯托夫采夫则从20世纪的危机出发，去认识公元3世纪时所发生的危机。

这些回应在立场上远远称不上疏离超然。尽管有所局限，但仍可以说，且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来自外来者较为超然的取向是所谓“流亡者和移民对东欧和中欧现代文学理论的诞生具有重大作用”这一论断的基础。文学评论家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是这一情况的典型例证，他强调所谓“去陌生化”（ostranenie）的艺术价值，即以文学或艺术的技巧鼓励读者或观众以新颖的视角看待日常所熟悉的周边环境。什克洛夫斯基在德国生活多年后回到俄罗斯，他的理论很可能是受到了其在德国的经历的启发，因为许多流亡者都曾对在国外所经历的文化冲击有所感悟，发现过去自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对于他们的东道主来说却是陌生的，而在其东道主们看来司空见惯的事物却常常让新来者叹为观止。

在1919—1922年的大流亡之后的几十年里，融合的迹象变得日益明显。诺维科夫被誉为促进了“德国与俄罗斯生物学传统的有效结合”，尽管早在其离开俄罗斯之前，这种结合就已经开始了。另一个更为有力的例子来自语言学。20世纪20年代的布拉格学派以创立符号学研究而闻名，其成员中包括俄罗斯移民（雅各布森、特鲁别茨科伊、民俗学家彼得·波加特列夫［Pyotr Bogatyrev］）和捷克学者，如在1926年共同创立该学派的维莱姆·马修斯（Vilém Mathesius），以及扬·穆卡洛夫斯基（Jan Mukařovský)等。布拉格学派的历史，证明了新思想的产生，可能就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和不同立场的观点之间的碰撞。

与此同时，匈牙利的历史出现了与俄国截然相反的进程。1919年，由库恩·贝洛领导的苏维埃红色政权在短暂执政后，即被霍尔蒂·米克洛什海军上将的白色政权所取代，后者对共产党和犹太人发起了一场“白色恐怖”运动。许多匈牙利人因此流亡国外避难，特别是去往德国。其中包括物理学家利奧·西拉德、化学家乔治·德·赫维西（George de Hevesy）、社会学家奥斯卡·贾希（Oskar Jaszi）和帕尔·森德（Pál Szende）、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几年后，其弟迈克尔也步其后尘），以及以格奥尔格·卢卡奇为中心而形成的学术圈的一些主要成员，他们经常在周日去他家中聚会。在这个“周日会社”的成员当中，卡尔·曼海姆、他未来的妻子心理学家尤利娅·朗（Júlia Láng）、艺术史家阿诺德·豪泽尔（Arnold Hauser）和哲学家贝拉·福加拉西（Béla Fogarasi）都在德国避难，而另一位艺术史家弗雷德里克·安塔尔（Frederick Antal）则流亡去了意大利。当纳粹和法西斯主义兴起之后，福加拉西转去了苏联，而曼海姆、朗、豪泽尔和安塔尔等又都再次流亡英国。卢卡奇本人曾担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部长，于1919年逃往维也纳，后在1930年移居莫斯科，直到“二战”后才重新回到匈牙利。

本文节选自《16至20世纪知识史中的流亡者与客居者》一书第五章 “大逃亡”。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