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刚发的工资,就全给了你媳妇?"母亲站在门口,眼睛盯着我手里的信封,脸上带着半是怀疑半是不满的神情。
"刚发的工资,就全给了你媳妇?"母亲站在门口,眼睛盯着我手里的信封,脸上带着半是怀疑半是不满的神情。
我看着母亲布满皱纹的脸,想起十年前的那个夏天。
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怀揣着梦想却囊中羞涩。
弟弟学费紧缺,我跪在母亲面前,求她借我十万应急。
十年过去,这笔债就像一粒沙子,卡在我们母子之间,越磨越疼。
1994年的夏天,我从省城大学毕业回到河阳小县城。
彼时国企改革风潮正起,"下岗潮"一词开始在街头巷尾流传。
父亲所在的纺织厂效益下滑,连年亏损,车间里的纺织机不再日夜轰鸣。
父亲那个月刚被迫内退,拿着微薄的生活费,整日愁眉不展,坐在家门口的石凳上,手里攥着烟袋锅,烟丝塞得满满的,却舍不得一次点着。
我们家住在厂区的筒子楼里,青砖灰瓦,两室一厅,窗户上糊着发黄的报纸,墙角处老化的水泥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
"哥,你回来了!"弟弟周明从屋里跑出来,还是那副憨厚模样,只是比上次见面又长高了些。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格子衬衫,袖口都磨出了毛边,这是我上大学时留下的旧衣服。
他考上了省城医学院,全家都为他高兴。
父亲说:"明明有出息,将来当个医生,再不用受工人这份罪。"
母亲在腌菜缸前忙活着,听到父亲的话,欣慰地抹了抹额头的汗珠。
可高兴过后便是忧愁。
医学院学费昂贵,再加上住宿费、生活费,全家积蓄都不够支付六年的花销。
那天晚上,母亲坐在昏黄的40瓦灯泡下,手指翻动着存折,眉头越皱越紧。
厂里的老式电风扇"吱呀吱呀"地转着,却吹不散夏夜的闷热和我心头的焦虑。
"明明的学费还差两万。"她叹了口气,粗糙的手指在算盘上拨弄着,发出清脆的"啪嗒"声,"周大,你刚工作,工资又低,能不能跟你单位预支点?"
我摇摇头。
分配到县广播站做记者,每月只有三百多元工资,单位效益也一般,连收音机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老古董,哪来的钱预支?
"妈,不然我先不上学,等攒够了钱再说?"弟弟怯生生地说,手里攥着录取通知书,那张红色的纸被他捏出了褶皱。
母亲猛地抬起头:"胡说!大好前程,耽误一年就是耽误一生!咱们周家就指望你一个读书人光耀门楣呢!"
她停顿了一下,突然说,"我找你姑姑借钱。"
姑姑家在县城开了家小百货店,柜台上摆着各色日用品和糖果零食,生意还算红火。
但母亲跟姑姑关系一直不冷不热,自打爷爷去世,家产分割那会儿就有了嫌隙。
找她借钱,必是下了决心。
第二天,母亲穿上那件留了多年的蓝色旗袍,已经洗得有些发白,但依然是她最体面的衣服。
她对着镜子抹了点雪花膏,那是她唯一的"化妆品",用手指沾了一点,仔细涂在脸上和手背上。
"周大,你也换件干净衣服,跟我去趟你姑姑家。"母亲一边整理着头发,一边嘱咐我。
姑姑家的百货店就在县城中心的十字路口,店门口挂着一个"友谊商店"的招牌,红底金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刚进门,就闻到一股混合着塑料制品、肥皂和糖果的特殊气味。
姑姑正在给一个小姑娘称水果糖,看见我们进来,脸上露出意外的表情。
"弟妹,大周,稀客啊!"姑姑把糖装进纸袋,找给小女孩几枚硬币,才转过身来招呼我们。
母亲尴尬地笑了笑,搓着手说:"有段日子没来看你了,店里生意好吧?"
姑姑耸耸肩:"马马虎虎,勉强糊口。"
她的眼神却不自觉地瞟向店里的电视机——那可是全县城为数不多的彩电之一。
寒暄几句后,母亲终于开口道明来意:"姐,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借十万?"姑姑惊讶得茶杯差点掉到地上,从柜台后的马扎上猛地站起来,"弟妹,你知道我这小店一年赚多少吗?十万可不是小数目啊,咱们全家老底子都不值这个数!"
母亲红了脸,手里的搪瓷茶缸捏得紧紧的:"明明上学要用,等大周工作稳定了,我们一定还。"
姑姑看了我一眼,上下打量着:"大周,你工作几年能还上这十万?"
我低下头,不敢回答。
以我当时的工资,不吃不喝也要攒七八年,还不算利息。
最后姑姑还是借了钱,但她提了个条件:"借钱可以,但要写借条,约定三年内必须还清,否则按月息一分计算。"
她把这话说得斩钉截铁,就像当年在分家产时那样不容讨价还价。
回家路上,母亲一言不发。
我知道她心里难受,但为了弟弟,她什么都能忍。
走在县城的土路上,尘土扬起来,沾在母亲的蓝旗袍上,我想帮她拍掉,却看见她眼角有泪光闪动。
弟弟顺利进了医学院。
那几年,家里省吃俭用。
父亲戒了烟,那个陪伴他二十多年的烟袋锅被收进了抽屉;母亲把退休金几乎全部攒下来还债,连过年买件新衣服都舍不得;我每月工资只留一百块生活费,其余全部交给母亲。
冬天里,我和父亲穿着带补丁的棉袄在厂区转悠,遇到同事投来异样的目光,父亲总是笑呵呵地解释:"这棉袄结实,穿十年都不坏!"
转眼三年过去,我们勉强还了一半债务。
姑姑倒也通情达理,没有计算利息。
每次去还钱,她都会拿出一个塑料皮的账本,认真记下数目,然后在我们的借条上盖个戳,表示已还部分。
那戳是个火漆色的"已"字,每看一次,我心里就轻松一分。
但那时候我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二个难题——我恋爱了。
她叫林小雨,是县医院的护士。
温柔贤惠,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穿着白大褂的样子像极了八十年代港剧里的女主角。
我们是在一次县里组织的联谊会上认识的。
那天,我去采访县里的"五一劳模",在医院食堂里偶遇了她。
她给我倒了杯水,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说是广播站的记者,她眼睛一亮:"那你会不会经常播我爱听的那首《外婆的澎湖湾》?"
就这样,我们聊了起来,从歌曲到电影,从工作到理想。
我们相处两年,她的父母开始催婚。
"大周,你什么时候把小雨娶回家?"林叔叔有天晚上找到我,我们坐在医院旁边的小茶馆里,"小雨都二十六了,再不结婚就晚了。单位里好几个小伙子都来问过了。"
我支支吾吾,不敢说家里还有债务。
那个年代,男方没有房子、没有积蓄,是很难娶媳妇的。
林叔叔是医院的老职工,家境殷实,自然看不上我这个囊中羞涩的小记者。
林叔叔看出了我的窘迫,皱着眉头:"你要是钱不够,我们可以商量。但你总得拿出诚意来吧?现在又不是五六十年代,两个人拍拍手就能结婚了!"
他的话里有话,我听得出来。
回到家,我跪在母亲面前,说出了自己的难处。
跪在那张缝了又缝的旧花布沙发前,说出这件事时,我声音都在发抖。
母亲起初很惊讶,随后沉默良久,终于说:"你姑姑那边的钱,我来想办法。你的事,我支持。小雨那姑娘我见过,是个好的。"
她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就像小时候我发烧时那样充满温情。
第二天,母亲去找了姑姑。
回来时,脸色很难看,但她说:"你姑姑同意延期两年,你先把婚事办了。"
后来我才知道,姑姑提出了新条件:延期两年,但利息翻倍。
母亲答应了,却没有告诉我实情。
1998年初春,我和小雨结了婚。
因为家境困难,婚礼很简单,在镇上的小饭店办了十桌酒席。
那天,小雨穿了件淡粉色的旗袍,朴素却很衬她的气质。
林家给了八万元彩礼,在当时算是很大方了。
我们租了套小房子,添置了简单的家具:一张二手的双人床,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还有一个老式缝纫机,那是母亲送的嫁妆。
"有了缝纫机,以后孩子的衣服就不用买了,自己做多省钱。"母亲这样说,眼里透着疼爱和心疼。
婚后不久,小雨怀孕了。
本该是喜事,却给我们捉襟见肘的生活雪上加霜。
小雨因为孕吐严重,不得不请长假在家休养,家里收入锐减。
我每天两份工,白天在广播站,晚上还要去县报社写稿子,一个月能多挣一百多块钱。
回到家,常常看见小雨在昏暗的灯光下缝制婴儿的小衣服,那些花布是她从旧衣服上拆下来的。
"别太累了,对身体不好。"我心疼地说。
小雨只是笑笑:"没事,反正在家也是闲着,多做些准备。"
这时候,弟弟打电话回来说要考研究生。
"考研好啊,将来更有出息。"父亲欣慰地说,在电话那头,声音里充满了自豪。
"但是考研费用..."我欲言又止,捏着话筒的手心全是汗。
母亲一把抢过电话:"你弟弟的学业不能耽误,钱的事我来想办法。明明,你安心复习,有什么需要尽管跟妈说!"
她说这话时中气十足,但挂了电话,整个人就像漏了气的皮球,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
那个夜晚,我听见母亲在房间里小声啜泣。
隔着薄薄的墙壁,那啜泣声如同一把小刀,一下一下刺进我的心里。
第二天清晨,她眼睛红肿,但精神却出奇地好,说要去趟省城看弟弟。
"你留在家照顾小雨,我去去就回。"母亲收拾着简单的行李,塞进那个用了十几年的帆布包里。
一周后,母亲回来了,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子。
我悄悄看了一眼,里面是一沓钱。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把她珍藏多年的金镯子和玉佩当了。
那金镯子是她结婚时外婆给的,那玉佩是爷爷留下的传家宝。
"不要紧,东西总有一天会赎回来的。"母亲安慰我,脸上挤出一丝勉强的笑。
弟弟顺利考上了研究生,又读了三年,终于成了一名医生。
他回到县医院工作,很快在系里崭露头角。
那些年,我在广播站也慢慢有了起色,从普通记者升为编辑,工资也涨到了七八百。
小雨生了个儿子,满月后就回医院上班了。
我们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住进了单位分的两室一厅小楼房,虽然简陋,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家。
2004年,弟弟说要结婚了。
那天他回家吃饭,穿着笔挺的白大褂,胸前口袋里插着钢笔,言谈举止已经全然是个体面人。
"对象是同事,一个漂亮的女医生,家里条件不错。"弟弟有些炫耀地说,但眼神飘忽,不敢直视我的目光。
饭后,弟弟拉我到院子里,吞吞吐吐地说:"大哥,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什么忙?"我掏出一支"红塔山",递给他一支,自己点上一支。
在那个年代,递烟已经成了男人间沟通的方式。
"嫂子娘家要十二万彩礼...我手头紧..."弟弟低着头,烟灰掉在他的白大褂上,留下一个小黑点。
我听了心里一沉。
这几年我和小雨省吃俭用,好不容易存了两万块,原本打算给姑姑还债。
但看着弟弟恳求的眼神,看着他有些发皱的白大褂——那是他唯一的一件——我心软了。
"行,大哥帮你。"我说,拍了拍他的肩膀。
弟弟猛地抬起头:"真的?大哥,你太好了!这个人情我记一辈子!"
小雨知道后,没说什么,只是叹了口气。
那天晚上,她比平时早早入睡,但我知道她没睡着,枕头湿了一大片。
我轻声说:"对不起,小雨。"
她翻了个身,背对着我:"没事,都是一家人。帮就帮吧,但我想问你,这钱弟弟什么时候能还?"
我哑口无言。
弟弟说等他工作稳定就还,可"工作稳定"是个模糊概念,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第二天,我把存折里的两万取出来,给了弟弟。
"大哥,等我工作稳定了,一定还你。"弟弟感激地说,双手接过钱,小心翼翼地放进内兜。
我勉强笑笑:"自家兄弟,说这些干嘛。"
谁知这事被母亲知道了。
她从街坊邻居那儿听说弟弟结婚的彩礼钱是十二万,比我当年高出好几倍,便找到我,语气异常严厉:"你给明明多少钱?"
"两万。"我如实回答,有些疑惑母亲为何这样问。
"两万?"母亲惊讶地看着我,眼神里有些难以置信,"明明跟我说你给了十二万!"
我愣住了。
弟弟为什么要撒这个谎?
母亲继续说:"他说你工作这么多年,攒了不少钱,一下子就解决了彩礼问题。我还纳闷呢,你哪来那么多钱?"
她的眼中有疑虑,但更多的是对弟弟的维护:"肯定是你们兄弟之间有什么误会。明明不会骗我的。"
我哑口无言。
难道弟弟怕女方嫌彩礼少,硬把数字抬高了?
还是他借机向母亲炫耀,说明哥哥很疼他,给了他这么多钱?
无论真相如何,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弟弟很快结了婚,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他的婚礼在县城最大的酒店办的,摆了二十桌,宴请了县里的各路领导和医院同事。
婚礼上,弟弟穿着定制西装,新娘穿着雪白的婚纱,在亲友的祝福声中互相依偎。
我和小雨坐在角落的桌子上,有些局促。
我们依然住在出租屋里,为房贷发愁。
姑姑的十万元债务像座大山,压在我心头。
眼看还款期限将至,我鼓起勇气,去找弟弟借钱。
弟弟家住的是医院分的两室一厅,装修得很气派。
木地板铮亮,墙上挂着大幅水墨画,客厅里摆着一套红木家具,看起来价值不菲。
弟媳妇见到我,脸上笑容有些勉强:"大哥来了啊,快请进。"
她穿着绸缎的家居服,手上戴着几个金戒指,走路时发出轻微的"叮当"声。
"大哥,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弟弟倒是热情,从冰箱里拿出几罐冰镇啤酒和一盘卤味。
我直接说明来意:"明明,哥手头紧,想借点钱还姑姑的债。你还记得当初你上学,姑姑借了十万吧?"
弟弟脸色变了,啤酒罐在手里转了几圈:"大哥,我现在也不宽裕啊。刚结婚,家里还有贷款要还..."
弟媳妇在一旁插嘴:"就是啊,我们还等着攒钱买车呢。再说,那不是你们家欠的债吗?关我们什么事?"
她说这话时语气生硬,眼神有些轻蔑地扫过我略显陈旧的衣服。
我心里一阵酸楚,但没说什么,默默离开了。
回家路上,我路过街心公园,看见母亲正在广场上跳舞。
她穿着一身鲜艳的红色舞衣,脸上化着淡妆,跟着音乐节奏,笑得无比灿烂。
这是她退休后新培养的爱好,说是能锻炼身体,也能交些朋友。
看着母亲在人群中欢快的身影,我心如刀绞。
当年为了弟弟上学,全家省吃俭用;为了弟弟考研,母亲当了首饰;为了弟弟结婚,我掏空了积蓄。
如今他生活安定了,却忘了这些恩情。
走到家门口,我看见母亲已经回来了,不知怎么比我先到了家。
她站在院子里,目光炯炯地看着我,头上的发卡还没有取下来,在夕阳下闪着光。
"你去找明明借钱了?"她似乎已经知道了结果,声音里带着几分责备。
我点点头,心里忐忑不安。
母亲叹了口气:"明明说你胡搅蛮缠,说当初彩礼是他自己凑的,你一分钱都没给..."
她的话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
我气得浑身发抖:"妈,您信他的话?"
母亲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若有所思地看着远处:"你弟弟说你当初给他的不是两万,是十二万。现在又去找他要钱,是不是有点过分?"
她的态度已经说明了一切。
在她心里,始终是弟弟更重要,弟弟的话更可信。
我苦笑不已,没有再辩解。
那个充满了老房子气味、挂着泛黄全家福、摆着缝纫机的家,突然变得那么陌生。
最终,姑姑的债务是我和小雨省吃俭用,靠着单位年终奖和我兼职写稿的收入还清的。
还清债务那天,我和小雨抱头痛哭,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姑姑收到钱,冷笑一声:"我就知道,还是你们有良心。那个读书人,整天穿白大褂,架子端得高,却不记得是谁供他读的书!"
她撕碎了借条,又拿出一瓶老白干:"来,喝一杯。这钱你们还得不容易,姑姑心里都明白。"
弟弟结婚后,很少回家看望父母。
家里的老照片墙上,贴满了他从小到大的照片,从蹒跚学步到穿上白大褂,母亲总是骄傲地给邻居炫耀:"这是我儿子,县医院的大夫呢!"
父亲生病住院那年,高血压引起的脑血栓,弟弟来看了一次,匆匆留下一千元就走了。
说是有急诊,走时还特意嘱咐护士长多关照。
母亲每次提起弟弟,总是满脸骄傲:"我们明明工作忙,医生嘛,救死扶伤的,哪有那么多时间回来。你们看,上次县报还报道他抢救病人的事迹呢!"
她把那张报纸小心翼翼地剪下来,贴在相册里,每天都要拿出来看一遍,好像这样就能弥补儿子不在身边的遗憾。
2006年春节,全家难得聚在一起吃年夜饭。
母亲特意做了一桌子菜,有弟弟爱吃的红烧肉,有我爱吃的炖鱼。
电视里放着春晚,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屋子。
酒过三巡,父亲突然对弟弟说:"明明,你大哥为你付出不少啊,当年上学的钱,还有你结婚的彩礼..."
他的话还没说完,弟弟就放下筷子,脸色一变:"爸,那都是小事,不值得提。"
母亲赶紧打圆场:"是啊,一家人别说这些。大周有出息,明明也有出息,你们都是我的好儿子。"
她夹了块红烧肉放进弟弟碗里:"快吃吧,这是你最爱吃的。"
饭后,小雨悄悄对我说:"老公,别想那么多了。钱财是身外物,亲情才最重要。"
她摸了摸我的手,那双因为长期在医院工作而变得粗糙的手,传递着无言的安慰。
"你说得对。"我挤出一丝笑容,心里却五味杂陈。
是啊,亲情最重要。
可亲情的债,究竟该如何偿还?
这个问题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底,多年来从未挪动过。
时光流逝,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2020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全国。
弟弟所在的医院紧急动员,组建援鄂医疗队。
弟弟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消息传来时,母亲当场就瘫坐在沙发上,老旧的沙发发出"吱呀"一声响。
"明明,你可要小心啊!"母亲在视频电话里泪流满面,颤抖的手指抚摸着手机屏幕,仿佛这样就能触摸到远方的儿子。
"妈,别担心,我会保护好自己。"弟弟安慰道,脸上的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坚定的眼神。
那段时间,全家人都为弟弟担心。
每天看新闻,听到医护人员感染的消息,我和母亲都揪心不已。
父亲把弟弟从小到大的照片都拿出来,摆在客厅的电视机旁,每天对着照片唠叨几句,好像这样就能保佑儿子平安。
弟弟在武汉工作了两个月,终于平安归来。
他变瘦了,皮肤也变黑了,眼睛里布满血丝,但眼神比以往更加坚定。
"大哥,这次出去,我想明白了很多事。"弟弟来我家做客时说。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他的白大褂上,那是他回来后第一次穿上白大褂,仿佛要告诉所有人,他是一名医生,一名曾经奋战在疫情前线的医生。
"生命真的很脆弱,金钱、名利都是过眼云烟。真正重要的,是亲情。"他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看着弟弟的眼睛,没有说话,只是给他倒了杯茶,那是母亲送的铁观音,香气馥郁。
"大哥,对不起。"弟弟突然说,"当年上学的钱,结婚的事,我一直没有好好感谢你。"
我摇摇头:"都过去了。"
这一摇头,仿佛摇掉了多年的怨恨和不满。
"不,没过去。"弟弟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这里是十万元。当年姑姑借的钱,应该由我来还。我知道你们已经还了,这钱就当我还给你的。"
他的眼圈红了,手微微发抖。
我愣住了,不知该不该接。
眼前的弟弟,已经不再是那个自私自利的人了。
他经历了生死,看透了人情冷暖,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拿着吧,大哥。"弟弟把信封塞到我手里,"这不仅是钱,也是我的一份心意。这些年,我太自私了。"
他的声音哽咽着,眼睛里噙着泪水。
我接过信封,感觉轻飘飘的,却又沉甸甸的。
这不仅仅是十万元,更是弟弟迟来的歉意和感谢。
当晚,我把这事告诉了母亲。
"他真给了你十万?"母亲惊讶地问,放下手中的编织针,老花镜滑到了鼻尖上。
我点点头,把信封放在母亲面前。
母亲沉默了许久,突然说:"大周,我也有错。这些年,我总觉得明明小,需要处处照顾。却忽略了你的付出和委屈。妈...妈对不起你。"
她的手轻轻摸着信封,就像当年摸着弟弟的录取通知书一样充满爱怜。
看着母亲湿润的眼睛,多年的委屈和不满突然化为乌有。
我紧紧抱住这个已经满头白发的老人,轻声说:"妈,都过去了。"
母亲在我怀里抽泣着,肩膀微微颤抖,就像当年为了弟弟的学费发愁时一样。
只是这次,她流的是懊悔和释然的泪。
那个夏夜,我们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乘凉。
父亲讲着年轻时的故事,手里拿着一把蒲扇,轻轻地摇着;母亲偶尔插嘴纠正几句,脸上的皱纹在月光下格外明显;弟弟和弟媳妇带来的小侄子在院子里追逐嬉戏,笑声清脆悦耳。
小雨靠在我肩上,轻声说:"老公,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我看着满天繁星,心中释然。
院子里的老槐树下,那张老旧的竹椅子上,母亲坐在那里,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
那是她三十年前就有的竹椅子,陪伴她度过了无数个夏夜,见证了这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亲情的债,最终还是用亲情偿还了。
那些年的委屈与痛苦,如今想来,不过是生命长河中的一道涟漪,激荡过后,归于平静。
在这个普通的县城,在这个普通的家庭,我们经历了痛苦,也收获了成长。
生活中的恩怨情仇,最终都化作了对彼此的理解和宽容。
这或许就是生活的真谛——不是没有伤痛,而是在伤痛后依然选择爱与原谅。
夜深了,月光如水,洒在老院子里。
来源:天涯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