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周，房产证上不改名，你这是把女儿往外推啊！＂王大爷站在我家门口，递来一包饺子，眼里满是责备。

＂老周，房产证上不改名，你这是把女儿往外推啊！＂王大爷站在我家门口，递来一包饺子，眼里满是责备。

那饺子香气扑鼻，却吃不进我心里去。

我叫周建国，今年六十七岁，是一名退休大学教师。

八十年代末，我考上了市里师范学院的讲师，那时候国家刚改革开放不久，能在大学里教书，是多少人羡慕的差事。

九十年代初，我在市里一所师范院校教授中文系，那时候，文学还有市场，学生们还愿意听我讲鲁迅、巴金和老舍。

每月工资虽不多，八十来块钱，但在当时也算是＂铁饭碗＂了。

我和老伴儿李淑芳省吃俭用，就为给女儿周小丽攒一笔钱，让她将来不至于太艰难。

那时候，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淑芳把工资几乎全部上交，自己舍不得买一件像样的衣裳。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特别冷，她穿着补了好几次的棉袄，被同事笑话＂补丁比袄还多＂，她也只是笑笑，说：＂钱得留着给小丽上大学用。＂

那时的住房还是单位分配，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学校宿舍楼里的两居室，条件很一般。

夏天热得睡不着觉，我们就搬着小板凳到楼下乘凉，听隔壁张教授拉二胡，小丽就靠在我大腿上听我讲《西游记》的故事。

冬天北风呼啸，屋里冷得手脚冰凉，全家人挤在一张炕上，看着那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播放着《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小丽最喜欢刘huiqing演的＂小东宝＂。

日子虽然紧巴，但过得平和。

小丽从小懂事，学习也好，成绩一直是班里前几名。

九三年她上初中时，隔壁张教授托人从广东带回一台＂大哥大＂，整个教工宿舍楼都轰动了。

小丽回家就嚷嚷着也想要，我摸着她的头说：＂好好学习，以后爸给你买更好的。＂

高考那年，小丽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城重点大学中文系，我这个当中文老师的爸爸别提多自豪了。

送她去省城那天，我和淑芳坐了五个小时的绿皮火车。

火车上人挤人，空气混浊，但我们心里却是甜的。

到了学校，看到她宿舍八个人一间，上下铺，条件比我们想象的要艰苦。

我们帮她铺好床，又给她塞了两百块钱。

＂这是妈给你准备的生活费，不够再跟家里说。＂淑芳拉着女儿的手，舍不得放开。

看着她瘦小的身影站在宿舍楼下挥手，淑芳红了眼眶：＂建国，咱们得多攒钱，将来给小丽买个房子，别让孩子像咱们一样辛苦。＂

那时候，大学生还是稀罕物，整个单位就我们家有个大学生女儿，不少同事还专门来家里道贺。

我和淑芳省吃俭用的劲头更足了，每月的工资，除去基本开销，全部存进了银行。

九五年，国家开始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单位开始分房。

因为我工龄长，职称也评上了副教授，分到了六十平米的两居室，总算有了自己的房子。

九七年，单位改革，大批老师下岗，我也面临着抉择。

最后，我选择提前内退。拿了一笔补偿金，两万多块，在当时也算一笔不小的数目。

内退后，我没闲着，接了些家教和论文指导的活计，每月也能挣个三五百。

淑芳在一家国企做会计，九八年单位也开始改制，好在她业务能力强，保住了工作，但工资降了不少。

日子虽然不富裕，但我们有个信念：＂再苦不能苦孩子。＂

小丽大四那年，给我们带回来一个瘦高个子的男孩，叫张明。

他是她的同学，学习成绩很好，家里是农村的，父母都是普通农民，家境不太好。

＂爸，妈，这是张明，我们...我们处对象了。＂小丽红着脸，有些紧张地介绍道。

张明站得笔直，像个小学生一样，紧张地叫着：＂周叔叔好，李阿姨好。＂

我打量着这个男孩，瘦高个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衣着朴素但整洁，第一印象还不错。

淑芳热情地招呼他坐下，给他倒茶，又从冰箱里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水果和点心。

＂张明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老师都很器重他。＂小丽说着，眼睛里闪着光。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知道张明家在农村，父母都是种地的，家里还有个弟弟在上高中。

他自己非常争气，从小学到大学，一路都是奖学金，还在校内勤工俭学，减轻家里负担。

临走时，张明很有礼貌地向我们道别，说：＂叔叔阿姨，我一定会好好对待小丽的。＂

我和淑芳对视一眼，心里都有了几分认可。

＂爸，我们想结婚。＂两个月后，小丽再次带着张明回来，拉着他的手，眼里有期待，也有忐忑。

张明站在一旁，神情既紧张又坚定。

我和淑芳对视一眼，笑着点头。

那时候，城里的房价开始慢慢上涨，一平米从最初的一两千涨到了四五千。

那晚，我俩躺在床上，淑芳说：＂建国，咱们这些年攒的钱，给孩子们买套房子吧，他们结婚总得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我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些年咱们省吃俭用，不就是为了孩子吗？＂

第二天，我就开始看房子。

最后，我拿出积蓄一百八十万，在市中心买了套三居室，九十多平米，三室一厅，采光好，位置也好。

在当时，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几乎花光了我和淑芳这些年的全部积蓄。

签合同那天，我坚持要把房产证写我的名字。

售楼小姐问：＂老先生，是给孩子买的吧？要不写年轻人的名字？＂

我摇摇头：＂写我的名字就行。＂

＂爸，为什么不写我和明的名字？＂小丽不解地问，眼里有些失落。

＂爸这是为你好，万一将来...＂我没说完，想告诉她这是为了保险，万一他们婚姻有变故，房子好歹还在自家人手里。

但看到她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我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张明倒是很通情达理，拍拍小丽的肩膀说：＂叔叔也是为我们好，房子是他们的心血，写谁的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个家。＂

就这样，房子买好了，我们又给他们添置了家具电器，前前后后又花了十几万。

小丽和张明结婚那天，我们请了几桌亲朋好友，虽然简单，但很热闹。

张明的父母是朴实的农民，带来了自家种的蔬菜和土鸡，还有村里磨的豆腐，说是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带些乡下的土特产。

婚后，小丽和张明搬进新房，我和淑芳仍住在老宿舍，偶尔去看看他们。

起初，他们常来看我们，每周都会来吃顿饭，或者带些水果点心来看望我们。

渐渐地，来的次数少了。

一个月一次，变成了两个月一次，后来就只有过年过节才来看看。

每次我们去他们家，小丽总是客客气气的，但那种亲密感却在慢慢消失。

我能感觉到，房产证这件事，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了小丽心里。

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她和张明的对话。

＂爸妈为什么就不能信任我们？那么大的房子，产权证非要写他名字，好像我们会吞了他的房子似的。＂小丽语气中满是委屈。

张明劝她：＂别想那么多，房子是他们买的，写谁的名字都行，我们又不差那一张纸。＂

＂可是这代表着信任啊！＂小丽的声音哽咽了。

我站在门外，心里一阵刺痛，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去年冬天，淑芳查出肺癌晚期，没几个月就走了。

她走前，拉着我的手说：＂建国，房子的事，你得和小丽解释清楚，别让她误会了。＂

我点点头，泪水模糊了视线。

淑芳走后，我一个人更加孤独。

偌大的两居室，只有我一个人的脚步声回荡。

小丽来看过我几次，但每次都是匆匆来，匆匆走，明显是出于义务，而非情感的驱使。

前天是大年三十，我打电话给小丽，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吃年夜饭。

＂爸，我们...有点事，可能回不去了。＂电话那头，她的声音冷淡。

我强忍着失落说：＂那...那你们过年忙完了，有空来看看爸爸。＂

＂嗯，有空吧。＂她的回答敷衍而疏离。

挂了电话，我望着桌上准备好的饭菜，一个人默默地流泪。

电视里播放着春晚，欢声笑语充斥着房间，却与我的孤独形成了鲜明对比。

正月初五，我去菜市场买菜，遇见了住在隔壁单元的王大爷。

他今年七十多了，和我是多年的老邻居，退休前是中学校长。

＂建国啊，过年小丽回来看你了吗？＂他边挑着青菜边问。

我摇摇头：＂他们忙，没回来。＂

王大爷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说道：＂建国啊，你知道吗？小丽怀孕了，都四个月了。＂

＂什么？＂我惊讶地看着他，＂你怎么知道的？＂

＂我家老大媳妇在妇幼保健院上班，前天看到小丽去做产检了。＂王大爷叹了口气，＂你这个当爸爸的，竟然不知道？＂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女儿怀孕了，竟然连个电话都没给我打。

她真的恨我恨到了这种地步吗？

回到家，我望着空荡荡的三居室，墙上挂着小丽从小到大的照片。

十岁时扎着羊角辫，捧着我送给她的《安徒生童话》，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十八岁穿着校服，拿着高考录取通知书，站在我和淑芳中间，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光彩。

二十二岁大学毕业，穿着学士服，意气风发。

这些年，我和淑芳含辛茹苦把她养大，供她读书，为她攒钱买房。

到头来，却因为一纸房产证，失去了女儿的心。

我颤抖着拿出那本房产证，上面赫然写着＂周建国＂三个大字。

想起这些年来，小丽眼中的疏离和冷淡，我终于明白了什么。

不是她不孝顺，而是我的不信任伤害了她。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房管局，将房产证改成了小丽和张明的名字。

办理过程很顺利，不到中午就办好了。

我拿着新的房产证，站在小丽家楼下，犹豫了很久。

最后，我没有直接去找他们，只是把证书放在他们家门口的信箱里，然后默默离开。

回到家，我给小丽发了条短信：＂房产证改好了，放在你们家信箱里了。爸爸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这些年，有些事做得不对，希望你能原谅。＂

发完短信，我关掉手机，躺在床上，回忆起和淑芳在一起的日子。

结婚那年，我们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连个独立卫生间都没有。

夏天睡觉，汗水浸湿了床单；冬天起床，地面冰凉刺骨。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从未想过放弃对生活的希望。

淑芳经常说：＂咱们这一辈子苦点没关系，只要孩子能过得好就行。＂

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淑芳走了，女儿也疏远了，我这一生到底是为了什么？

晚上，门铃响了。

我打开门，小丽和张明站在门外。

＂爸...＂小丽的眼眶红红的，声音哽咽。

我看着她微微隆起的腹部，心里又酸又涩。

＂进来吧，外面冷。＂我侧身让他们进门。

小丽走进来，环顾四周，目光落在茶几上那个她小时候用过的杯子上。

＂爸，您...为什么突然把房产证改了？＂她坐下来，轻声问道。

＂因为那本来就是给你们的，只是我...我太固执了。＂我拿出一直保存着的存折，＂这里还有二十万，是我和你妈这些年的余款，本来想着养老用的，现在看来，也用不着了。＂

小丽眼泪夺眶而出：＂爸，我不是为了钱和房子...＂

＂我知道，我知道。＂我打断她的话，＂是我太自私了，总想着留一手，怕你们结婚后变心，怕这怕那的。其实，我和你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你幸福。＂

张明坐在一旁，眼圈也红了：＂叔叔，这些年您对我们的好，我们都记在心里。我保证，一定会好好对待小丽，也会好好照顾您的。＂

我点点头，鼻子一酸，眼泪又流了下来。

＂爸，我怀孕四个月了，医生说是个男孩。＂小丽拉着我的手，眼里重新有了那种熟悉的温暖和亲近。

＂真的吗？我要当爷爷了？＂我惊喜地问，一时间忘记了所有的伤心事。

＂是啊，您马上就要当爷爷了。＂小丽笑着说，眼里闪着泪光。

张明也笑着说：＂叔叔，孩子出生后，您就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吧，那房子本来就是您买的。＂

＂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小两口过你们的，我住这里挺好的。＂我连忙摆手。

＂爸，搬过来吧，我们照顾您，您也能帮我们带带孩子。＂小丽恳求道。

看着女儿真诚的眼神，我点了点头。

今年春节，我搬进了女儿家。

那天，门铃响了，我打开门，小丽和张明站在门外，怀里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小孙子。

＂爸...＂小丽的眼泪流下来。

我们相拥而泣，无言胜有言。

小孙子取名叫张建明，前面是他爸爸的姓，中间一个字是我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是他爸爸的名字。

小丽说，这是为了纪念我和淑芳这些年的付出和牺牲。

如今，我每天都会抱着小孙子到楼下散步，碰到邻居总会得意地说：＂这是我外孙子，聪明着呢！＂

王大爷每次看到我们，都会笑着说：＂建国啊，你这人啊，就是想明白得有点晚，好在没耽误大事。＂

我也会笑着回应：＂是啊，差点因为一纸证书，丢了亲情。＂

回想这一生，我和淑芳经历了物质匮乏的年代，经历了下岗潮，经历了住房改革，吃了太多苦，受了太多累。

我们把全部的爱都给了女儿，却在最后关头，因为一时的固执和不信任，差点失去了最珍贵的亲情。

现在，每当我抱着小孙子，看着女儿和女婿忙碌的身影，我总会想：人世间最珍贵的不是名下有几处房产，而是心里装着几个深爱的人。

房产证上的名字再重要，也比不上亲情的温暖。

那一纸证书，不过是身外之物；而亲情的纽带，才是真正的财富。

来源：荷塘月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