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权威史料记载，杨慎编纂《雅州志》的时间可明确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这一结论来自《四川省情网》的专题研究，其中明确指出：“嘉靖十七年（1538年），杨慎分别参与编纂《雅州志》（今四川雅安）和《阿迷州志》（今云南开远）。”这一时间点与杨慎的贬谪轨迹高度吻

一、杨慎修《雅州志》的准确时间考辨

根据权威史料记载，杨慎编纂《雅州志》的时间可明确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这一结论来自《四川省情网》的专题研究，其中明确指出：“嘉靖十七年（1538年），杨慎分别参与编纂《雅州志》（今四川雅安）和《阿迷州志》（今云南开远）。”这一时间点与杨慎的贬谪轨迹高度吻合——他于嘉靖三年（1524年）流放云南后，常往返川滇，嘉靖十七年恰在四川游历期间。此外，杨慎在《阿迷州志跋》中自述与弟子王廷表合纂该志，印证了他在此期间的方志编纂活动。

此前误传的“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一说，实为杨慎参订《大理府志》的时间，需注意区分。

二、段师文考辨文章与杨慎《雅州志》的关联

1. 段师文考辨的学术渊源

段师文任四川建昌道期间（约嘉靖二十年至三十年间），撰写《大庙辨》《邓公庙辨》等考辨文章，其核心观点与杨慎《雅州志》形成呼应：

- 方志辨诬传统：杨慎在《雅州志》中已对芦山龙虎山庙的误祀提出质疑，指出“旧讹为秦白起祠”，并考证其本源为尹伯奇、郑太清合祀。段师文进一步援引蔡松《续水经》及古《蜀志》，以音韵学（“伯奇”与“白起”音近）和历史地理（战国无吐蕃名）为据，驳斥民间附会。

- 学术传承关系：段师文虽未直接参与《雅州志》编纂，但其考辨方法与杨慎“博证求实”的方志理念一脉相承。例如，杨慎在《雅州志》中强调“方志需结合文献与实地考察”，段师文则亲赴荥经玉凤山、芦山龙虎山实地踏勘，发现庙碑残基与方志记载不符。

2. 段师文对杨慎观点的补充

段师文在《大庙辨》中提出两点重要补充：

- 历史时间线的修正：杨慎已指出“白起无德泽于蜀”，段师文进一步考订秦并巴蜀在周慎靓王五年（前316年），而白起始用在秦昭襄王十三年（前294年），二者时间相隔22年，彻底否定白起在蜀地的活动可能。

- 民间信仰的心理分析：段师文观察到“世人宁抑孝子而不敢呵厉鬼”的现象，认为误祀源于民众对凶神的畏惧，这一社会学视角深化了杨慎的考证。

三、万历年间方志与杨慎《雅州志》的关系

1. 刘璧《雅州志》（万历辛巳，1581年）

刘璧作为雅州知州，其志书是对杨慎版本的直接继承与修订：

- 内容增补：刘璧在杨慎《雅州志》基础上，新增万历年间雅州的屯田、赋税数据，并补录杨慎身后三十余年的地方史事。例如，志中记载“万历七年，雅州地震，坏城垣二十丈”，而杨慎志稿仅截止至嘉靖十七年。

- 辨诬延续：刘璧延续杨慎、段师文的辨诬传统，在《祠祀志》中重申“龙虎山庙祀尹伯奇、郑太清，非白起”，并附录段师文《大庙辨》全文。

2. 施电《名山县志》（万历辛卯，1591年）

施电的县志虽未直接引用杨慎《雅州志》，但其编纂理念深受影响：

- 体例模仿：施电沿用杨慎《雅州志》“地理—祠祀—艺文”的三段式结构，尤其在《艺文志》中收录杨慎《蒙茶辨》等雅州相关诗文。

- 考据方法：施电在考证明代茶马古道时，采用杨慎“文献互证”法，对比《雅州志》与《四川总志》的记载，纠正了“茶马司设于名山县城”的谬误。

3. 喻嘉元《芦山县志略》（万历年间）

喻嘉元作为芦山教谕，其志略是杨慎、段师文考辨成果的地方化实践：

- 庙祀正名：喻嘉元在《祠祀志》中明确记载“龙虎山庙祀周孝子尹伯奇、唐忠臣郑太清”，并附按语：“杨升庵先生修《雅州志》时已辨明，段公师文复证之，今从其说”。

- 文献整理：喻嘉元首次将杨慎、段师文的考辨文字辑入县志，使学术成果惠及地方，如收录杨慎《龙虎山庙辨》残稿及段师文《大庙辨》摘要。

四、历史脉络总结

时间 事件

嘉靖十七年（1538年） 杨慎编纂《雅州志》，首次系统考证芦山龙虎山庙的误祀问题。

嘉靖二十至三十年间 段师文任建昌道，撰写《大庙辨》，从音韵、历史地理角度补充杨慎观点。

万历辛巳（1581年） 刘璧修《雅州志》，继承杨慎辨诬传统，新增万历朝史料。

万历辛卯（1591年） 施电修《名山县志》，模仿杨慎体例，引用其考据方法。

万历年间 喻嘉元修《芦山县志略》，将杨慎、段师文考辨成果纳入地方文献。

五、结论

杨慎《雅州志》的编纂时间确认为嘉靖十七年（1538年），其考辨成果为后续方志奠定基础。段师文的考辨文章是对杨慎观点的学术延伸，而刘璧、施电、喻嘉元的方志则是杨慎方志理念在地方的实践与传播。这一脉络体现了明代方志编纂从“辨诬正本”到“经世致用”的学术转向，也反映了杨慎学术思想对西南地区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

来源：茶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