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呆住了，转身就走，身后只剩下母亲焦急的呼喊声：＂周建国，你这孩子，回来！＂
公社宣传干事的婚姻
＂我把你的婚事定了！＂父亲醉醺醺地拍着桌子，茶碗里的水荡起小小的波纹。
我呆住了，转身就走，身后只剩下母亲焦急的呼喊声：＂周建国，你这孩子，回来！＂
那是1979年仲夏，我刚从县城商业中专毕业，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回到松林公社，被分配到宣传队当了个干事。
大队广播站的喇叭每天早晨五点准时响起，我的声音便传遍了整个生产队的田野，像晨曦中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沉睡的村庄。
那时候，国家刚刚恢复高考没多久，城里正刮起知青返城风，大批插队知青纷纷告别乡村，回到城市。
同批毕业的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往城里钻，有人走关系进了百货公司，有人去了纺织厂，还有人托了远房亲戚进了邮电局。
可我却留了下来，一来是因为家里没有门路，二来也是我心底里对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
母亲常说我这人认死理，脑袋瓜子比石头还硬，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
父亲则摇头叹气，指着我的鼻子骂：＂你这个榆木疙瘩！城里的铁饭碗不去端，偏要在乡下啃窝窝头！＂
我不服气，顶嘴道：＂爹，你不是常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吗？乡下也需要有文化的人啊！＂
父亲被我气得不轻，摔了烟袋就进了里屋。
这事本来就这么过去了，可那天晚上，父亲从大队书记家喝酒回来，醉醺醺地告诉我，说是把我的婚事定了，对象是供销社售货员杨秀梅。
我一听就炸了毛，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血气方刚，哪受得了这个？
＂哪个朝代了还父母包办婚姻？我的婚事我自己做主！＂撂下这句话，我拎起放在门口的帆布包就走。
离家出走的第一天，我睡在广播站的办公室里。
那是间砖瓦房，门口挂着＂松林公社广播站＂的木牌，屋里摆着一张旧办公桌，一台老式录音机，几把木椅子，墙上钉着的电话是那种手摇的老式机器。
我枕着帆布包，听着窗外夏虫的鸣叫，心里五味杂陈。
第二天，公社主任赵大山来广播站视察工作，看见我睡在办公室，愣了一下，问明原因后哈哈大笑。
＂建国啊，你爹也是为你好啊！杨秀梅这姑娘，那可是咱们公社的香饽饽，多少小伙子想娶都娶不到呢！＂
我不以为然，心想我又没见过，哪知道香不香？
赵主任见我不信，掏出一包＂大前门＂，递给我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吸了一口，慢悠悠地说：＂你还别不信，杨秀梅这姑娘，长得俊，人又勤快，最关键的是有文化，初中毕业呢！咱们公社，女娃子能上到初中的，掰着指头都数得过来。＂
我听了半信半疑，心里还是憋着一股劲：婚姻大事，凭啥不跟我商量？
离家出走的第二天，我去公社食堂吃早饭，偶然听到邻桌几个小伙子在议论。
＂听说了吗？周建国那小子走了狗屎运，杨秀梅要嫁给他了！＂
＂不会吧？那杨秀梅可是眼高于顶啊，公社副书记家的儿子去说亲都被拒了，周建国凭啥？＂
＂谁知道呢，可能是看上人家会写会念吧，听说周建国当上宣传干事了，天天在广播里念稿子。＂
＂嘿，那也是，秀梅姑娘爱看书，听说供销社里进了《青年文摘》和《读者》，都是她第一个翻。＂
我听得心里直痒痒，不由得对这个素未谋面的杨秀梅产生了几分好奇。
离家出走的第三天，我回去了。
父亲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抽旱烟，土黄色的烟锅冒着青烟，他的脸在烟雾中若隐若现，沟壑纵横的脸上看不出喜怒。
见我回来，他只是淡淡地说：＂明天，去见见人家姑娘。＂
语气平静，既不是命令，也不是商量，就像是在说今天吃什么一样寻常。
母亲从厨房里探出头来，脸上挂着笑容，眼睛里闪着光：＂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妈给你蒸了红薯，趁热吃。＂
她把一碗冒着热气的红薯放在院子里的小方桌上，又急匆匆地回了厨房。
我坐下来，掰开红薯，甜香扑鼻。院子里落着一地的槐花，白花花的，像是铺了一层雪。
父亲见我吃着红薯，脸色缓和了些，慢慢开口：＂建国啊，爹不是不讲理，这婚姻大事，原本该跟你商量。可你也知道，咱们家条件不好，你又是个男娃，这媒人上门的少。杨秀梅这姑娘，我看着合适，就托了关系去说。没想到人家竟然同意了见面，这才跟你说。＂
我嚼着红薯，没吭声。
父亲深吸一口旱烟，接着说：＂你妈常说，婚姻是一辈子的事，马虎不得。我寻思着，你在广播站工作，成天念书念报，得找个懂你的。咱公社，除了杨秀梅，还有谁合适？＂
听父亲这么一说，我心里的气消了大半。
当晚，我翻出箱底压着的那件蓝色的确良衬衫，用热水洗了又洗，挂在院子里的竹竿上晾干。
母亲见了，笑得合不拢嘴，悄悄塞给我五块钱：＂明天理个头，别邋里邋遢的。＂
第二天，我穿着那件蓝色的确良衬衫，特意去公社唯一的理发店理了头发，然后在供销社门口徘徊了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推门而入。
铃铛＂叮铃＂一声，我走进供销社，柜台后面站着两个姑娘，一个戴着白色发卡，圆圆的脸蛋，看起来很年轻；另一个扎着两条麻花辫，皮肤白皙，眉眼如画。
我局促地站在柜台前，不知道该问哪一个。
＂买什么？＂圆脸姑娘问。
＂我...我找杨秀梅。＂我结结巴巴地说。
圆脸姑娘笑了，转头对扎麻花辫的姑娘说：＂秀梅，找你的。＂
那姑娘抬起头来，我这才看清她的样子。
她穿着朴素的灰布衣裳，安静地站在柜台后面，低垂的睫毛像两把小扇子，鼻子小巧，嘴唇不点而红，皮肤白里透红，像是刚洗过的苹果。
＂我们见过。＂她轻声说，声音像是山间的清泉，清澈又悦耳。
我愣住了，仔细回想，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她。
＂你广播稿子上＇麦收＇写成＇卖收＇了，我去给你指出来的。＂她补充道，眼睛里闪着俏皮的光。
我这才恍然大悟，记起前几天确实有个姑娘来广播站，指出了我稿子上的错字。
那时我还嫌她多事，心想一个字母之差，有什么大不了的，谁知道竟是父亲给我物色的对象。
＂哦，是你啊！＂我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谢谢你啊，要不是你指出来，我就出洋相了。＂
她笑了，露出一排洁白整齐的牙齿：＂不客气，我也是喜欢听广播，才留意到的。＂
接下来的谈话出乎意料的顺利，我们聊起了最近的广播内容，聊起了公社的变化，聊起了各自的工作。
她说话不多，但每句都切中要害，显得很有见地。
临走时，我鼓起勇气问：＂明天有空吗？我请你看电影，县城露天电影院在放《小花》，听说挺好看的。＂
她略微思考了一下，点点头：＂好啊，我六点下班。＂
回家路上，我的脚步比往常轻快许多，心里像灌了蜜一样甜。
晚饭时，父亲见我一直笑，忍不住问：＂见着了？咋样？＂
我故作神秘地说：＂还行吧。＂
父亲＂哼＂了一声，继续扒饭，嘴角却悄悄翘了起来。
母亲在一旁忙着给我夹菜：＂多吃点，瞧你瘦的。＂
后来我从公社主任赵大山那里得知，杨秀梅已经婉拒过好几次媒人说合，甚至连公社副书记家的独生子都被拒绝了。
赵主任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小子走运，秀梅姑娘眼光高着呢！她爱看书，在供销社的账目记得一丝不苟，那一笔一划的算盘打得比机器还准，却不愿随便嫁人。这回能答应见你，算是看得起你。＂
这让我对杨秀梅多了几分好奇和敬佩。
第二天，我早早地来到供销社门口等她。
六点刚过，她就出来了，换了一件淡蓝色的碎花布衣裳，头发扎成一个马尾，看起来清爽又精神。
我们骑着自行车去县城，路上她坐在我的后座上，我能感觉到她的手轻轻扶着我的腰，让我心跳加速。
路过一片麦田时，她突然说：＂等等，停一下。＂
我停下车，不解地看着她。
她指着金黄的麦田说：＂你看，今年的麦子长得多好啊！比去年高了一大截，颗粒也更饱满。＂
我顺着她的手指望去，确实，麦浪滚滚，在夕阳的照耀下闪着金光，美得令人心醉。
＂你怎么知道比去年好？＂我好奇地问。
她笑了：＂我每年都记录，从我上初中开始，就在小本子上记各个生产队的麦收情况。＂
我有些吃惊：＂为什么要记这个？＂
她望着远处的麦田，眼睛里闪着光：＂因为这里的每一粒麦子，都凝结着乡亲们的汗水和希望。记录下来，就是记录下他们的付出和收获。＂
我看着她认真的侧脸，心里升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动。
露天电影开始前，我们在县城的小摊上买了两根冰棍，坐在电影院的长木凳上等待。
夏夜的风拂过脸颊，带着淡淡的槐花香，电影院里人声鼎沸，大家都期待着即将开始的电影。
在嘈杂的人群中，她安静地坐在我身边，舔着冰棍，专注地看着银幕，仿佛与周围的喧嚣隔绝开来。
电影《小花》讲述了战争年代一个女兵的故事，情节感人，我看得入迷，不时偷瞄身边的杨秀梅，发现她的眼睛湿润了。
电影结束后，我们骑车回公社，路上她靠在我背上，轻声说：＂建国，你每天广播的内容，能不能多报道一些咱们公社的好人好事？＂
我有些意外：＂为什么这么问？＂
她说：＂电影里的小花很伟大，但我觉得咱们身边也有很多平凡却伟大的人，比如一大队的李大娘，丈夫病故后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还年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还有三队的张师傅，改良了播种机，让全队的效率提高了一倍...这些故事，值得被更多人知道。＂
我恍然大悟，原来她不仅关注麦收数据，还关注着每个人的故事。
＂好啊，我明天就准备一期＇身边的榜样＇专题广播。＂我爽快地答应了。
夏收时节，我每天早晨四点起床，跑到各个生产队，记录社员们的收获情况。
一天清晨，我在一号生产队的麦田边，看见杨秀梅正蹲在地头，和一位老大娘聊天。
她手里拿着个小本子，认真地记着什么，看到我走过来，招招手示意我过去。
＂这是王奶奶，她家的麦子亩产超过四百斤了！＂杨秀梅兴奋地告诉我。
老大娘憨厚地笑着，皱纹堆满脸庞：＂哪有那么多，也就三百七八十斤吧。＂
＂别谦虚了，王奶奶，我都数过了，肯定超过四百斤！＂杨秀梅坚持道。
我好奇地问：＂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是我奶奶的麦田，我来帮她看看今年的收成。＂她解释道，＂每年我都记录，十年了。＂
我翻开她的小本子，密密麻麻的数字后面，是每年麦收的点滴变化。
从1969年开始，一直到今年的1979年，每个生产队的亩产量、粒重、天气情况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这一刻，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原来她对这片土地的了解，比我这个本地人还要深刻。
麦收广播开始后，杨秀梅每天下班后都会来广播站，帮我整理各队的收成数据。
她还带来了自己收集的各种故事：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谁家的老人过了八十大寿，谁家的新媳妇会做一手好豆腐...
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经过我的加工，变成了生动的广播稿，每天通过大喇叭传遍整个公社。
渐渐地，大家都爱听我的广播了，有人还专门跑来广播站，要求我报道他们生产队的好消息。
杨秀梅对数字的敏感和对乡亲的熟悉，让我的广播稿生动了许多，我们配合得越来越默契。
八月的一个傍晚，我们在广播站整理完稿子，坐在门口乘凉。
夕阳的余晖洒在她的脸上，镀上一层金色的光芒，她的眼睛像是盛满了星星，明亮又温柔。
我鼓起勇气问她：＂你为什么同意见我？＂
她看了我一眼，笑了：＂你猜？＂
我挠挠头，试探着说：＂因为我是公社宣传干事？＂
她摇摇头。
＂因为我中专毕业，有文化？＂
她又摇摇头。
我有些泄气：＂那是为什么？＂
她望着远处的田野，轻声说：＂因为你是唯一一个会把乡亲们的故事写进广播稿的干事。以前的宣传干事，只会照本宣科念文件、念报纸，你不一样，你会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讲政策，讲变化。＂
她转过头，直视我的眼睛：＂我第一次听你广播，就觉得你不一样。虽然有错别字，但是很用心。＂
我心里一热，不由自主地握住了她的手：＂秀梅，那你愿意...愿意...＂
她红着脸，轻轻点头：＂嗯，我愿意。＂
就这样，我们定下了终身。
回家告诉父母这个好消息时，父亲难得地露出了笑容，拍着我的肩膀说：＂臭小子，看来你也不是那么不开窍嘛！＂
母亲则抹着眼泪，念叨着：＂好啊好啊，建国有出息了，找了个这么好的媳妇。＂
那天晚上回家，父亲还在院子里抽烟，月光下，他的侧脸显得格外沧桑。
我在他身边坐下，终于明白他那天醉酒后的安排并非专横，而是看见了我的选择，也看见了适合我的人。
＂爹，谢谢你。＂我轻声说。
父亲＂哼＂了一声，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谢啥？又没给你啥好东西。＂
＂谢谢你帮我找到杨秀梅。＂我诚恳地说。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你和秀梅，门当户对，都是老实人家的孩子，又都有文化，在一起不委屈。我和你妈，就希望你能找个懂你的，日子过得顺当就行。＂
我点点头，心里暖烘烘的。
婚礼定在了年底，公社专门给我们批了两间砖房作为婚房，就在广播站旁边。
杨秀梅的父母是知青，当年从上海下放到这里，虽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机会返城，但他们选择留了下来，在公社开了个小诊所，为乡亲们看病。
婚礼那天，整个公社都来帮忙，大家伙儿你帮我扛桌子，我帮你搬板凳，热闹非凡。
婚礼很简朴，但很温馨。公社主任赵大山亲自当证婚人，宣布我们正式结为夫妻。
赵主任开玩笑说：＂从今往后，咱们公社的广播可就是＇夫妻广播＇了，各家各户早晨一起床，就能听到你们两口子的声音，多有福气啊！＂
大家都笑了，我和杨秀梅也忍不住笑起来，脸上的幸福溢于言表。
如今，公社广播站的早间节目由我和杨秀梅一起主持。
我们播报新政策，记录农村的变化，讲述乡亲们的故事。
她依然每天记录数字，而我则把这些数字变成生动的故事。
在这个正在悄然变化的年代，我们共同见证着土地和人们的希望。
昨天，我收到了县广播电台的邀请函，说是要我和杨秀梅去县电台做特约记者，每周播报一次＂乡村之声＂专栏。
看着这封邀请函，我想起了父亲当年醉酒后说的那句话：＂我把你的婚事定了！＂
这婚事，父亲没有看错人。
她不仅是我的妻子，更是我事业上的伙伴，生活中的知己。
在这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就像两棵并肩生长的小树，根须相连，枝叶交织，共同迎接每一个日出日落，见证这片土地上的点滴变化。
来源：一遍真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