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天看到了山东青岛侯元祥案的辩护律师龚丽平录制的一个视频，她透露了侯元祥案的庭审细节。为了保留内容的真实性，我对龚丽平律师视频里的说话尽量保留原来的语气，可能会有一些语病和错别字，我们不作理会，因为这是龚丽平律师的视频发言，有口头语等语病很正常的。下面是龚律师
今天看到了山东青岛侯元祥案的辩护律师龚丽平录制的一个视频，她透露了侯元祥案的庭审细节。为了保留内容的真实性，我对龚丽平律师视频里的说话尽量保留原来的语气，可能会有一些语病和错别字，我们不作理会，因为这是龚丽平律师的视频发言，有口头语等语病很正常的。下面是龚律师的原话：
【龚丽平律师说：“我去看侯元祥啊,侯元祥也说了，哎他龚女士，你这个观点真的可能回到我之前了。他说：我之前有个领导，他就跟他说，跟他说了，他说你为什么这么一个非法行医的案子，最终搞成这么大的事了啊！他说，哎，想来想去确实走得太远了。他说，你这个观点就是那么领导说的这么一件一个观点。这也是我们以后，呃走申诉也好，再审也好，这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指南针吧！啊，也就是，哎，为什么我们一直这个辩护词也好，我就是一直没有发布出来，因为我这里面因为是每一个观点，每一句话,我都是按照所有侦查的证据来说话的。一分一个一个观点，一句话都有一份证据，所以我就没有发表。因为这个侦查的卷宗吗，必定还是属于一个国家的秘密，所以我就没有公布，没公布但是我觉得，呃，后面合适的时候我会把一些卷宗方面的一些东西，引力起来我会有个发布的。啊，今天我也想就是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之前做的一些工作。我一共是提交了5次这个，呃，书面文件，就4次的面试意见，然后一次就是申请7人的合议庭，然后申请开庭申请，然后申请当然想庭审直播，正因为法院我觉得他为什么没同意，可能也觉得这个如果开庭申请的话，如果公开审理的话，我估计也会炸锅，啊。也会翻篇？啊，所以他们基本上他们说他们的，我说我们的，也基本上跟他们好像还没有什么交集吧！我原来做的一项工作第一个就是申请那个，呃，开庭申请，最后驳回了。驳回人，以后我就，啊，说让我们提交那个辩护词。我就当时觉得，开庭申请还没有回复的话，我就提交来个听前的一个辩护词。我这个不想辩护词的话，我当时，呃，就是有我看看有29页，30页吧，啊，30页这么一个就是一两万字的这个一个辩护词，这个大概的观点刚刚前面我也说了些，呃，主要从这几个，啊，我也大概的观点我说一下，因为好多证据我就不说了。第一个观点就是说的是非法行医的行政案件，因为没有损害后果形成那个红人，那个候元祥没有那个行政处罚，所以他是无罪的。侦查卷中当中100多名患者，他们我第一个第一大点把它罗列到第一点，就是本案侦查共有100多名患者，都是冲着购买药品，还是冲着侯教授是中医身份的一个求医，一个求医的行为。
就相当于所有的患者都是觉得，还不是听说有这么一个侯元祥，这么一个中医大夫，他没有听说什么抗1号2号，就是什么心血管这些药品。你像我们如果去买药的话，一个生产销售的，如果去买药的话，我直接，哎，我去买什么药。但是他这个癌症病人恰恰相反，他就是觉得侯元祥这么一个大夫，而且经过朋友的介绍，才是这么一个求医的行为。啊，但是他二审的判决基本上没有写。啊，他只是一个求医的行为，不是实药的行为，这个我倒这个是有据可查的。
你想想这个100多名患者都是说，啊，听说有个侯教授，啊，特别厉害，所以就冲着侯元祥这个中医身份，他这个身份很重要，所以我才去找他看病。我不是我不知道什么药品，是侯元祥给我开什么药，1号也好，2号也好，都是侯元祥来把脉，坐诊来给他，至少患者就是这么个认知吧。所以这个，这也是一个违法行医行政案，案件的一个一个基本的东西。他这个所有的侦查笔录，询问笔录，而且这些患者都是通过亲戚朋友，他没有说看到网上什么那个侯元祥，什么国际国际名义，没有看到这些一点，基本上全100%的都是朋友介绍的，啊，朋友介绍我才才找到侯元祥这个大夫。
第二侯元祥我刚刚前面说的，他他这个从医的经历当中，他一个两个合作伙伴，刚刚前面说的2004年的这个瑞德中医研究院，就开始合作。刚刚张母也是为了留住他这个人到那里行医，所以才给他投资的这么个中医院，他做院长。就像他们这一做就是11年,这是这是他一个行医的经历……】
从上面龚丽平律师视频里的内容，我们看到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也是龚丽平律师在庭审结束后还要坚持上诉的原因。侯元祥案并不简单，并不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样。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会有吴鹏飞，也不会有卫先生，更不会有梁本卫和龚丽平律师的后续发声了……
我们不是偏袒侯元祥，我们只是追求真相，追求正义！
侯元祥案案要服众，我认为应该是高院审理，公开庭审的过程，这个全国瞩目的案件，要做到这一点就那么难吗？我真的是想不明白！
龚丽平律师的坦诚叙述，如一道强光，穿透了笼罩在侯元祥案上厚重的迷雾，照亮了此前未曾被公众清晰看到的角落。她所揭示的庭审细节，特别是关于患者行为的核心点，直指案件定性的根基——“非法行医”还是“单纯售药”？100多名患者的证言笔录，在龚律师的勾勒下，呈现出高度一致且合乎常理的认知模式：他们是冲着“侯教授”、“侯大夫”这个中医身份去的，是基于朋友介绍慕名求医，而非冲着某个具体的“抗1号”、“心血管2号”药品去购药。患者接受的是“把脉”、“坐诊”，是传统中医诊疗模式的典型场景。他们寻求的是医生的专业知识、经验判断和个体化诊疗方案，这与普通消费者在药店里点名购买某种标准化药品的行为，在性质上存在着根本差异。龚律师尖锐地指出，这正是本案应定性为“非法行医行政案件”而非“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的关键所在。然而，如此具有颠覆性且证据链指向明确的辩护观点，在二审判决中却几乎“隐形”，这怎能不令人心生疑窦？
龚律师反复强调其辩护词的严谨性——每一句话都有对应的卷宗证据支撑。这种“证据说话”的极度克制，恰恰反衬出卷宗内容可能蕴含的巨大力量。她因涉及“国家秘密”而未公开辩护词，这不仅体现了职业操守，更隐隐暗示了案件背后牵扯的复杂性与敏感性。然而，“国家秘密”的边界在哪里？当涉及一个全国瞩目、争议巨大的案件，涉及公民生命健康权和个人自由时，公众的知情权与司法透明度是否应被赋予更高的权重？龚律师承诺在“合适的时候”发布部分内容，这既是希望，也是悬在公众心头的一个问号——何时是“合适”？标准由谁定？
更令人忧虑的是程序层面的不明朗。龚律师提交了五次书面文件、四次书面意见，积极争取程序正义：申请开庭、申请七人合议庭、申请庭审直播……这些本应得到充分考量和回应的程序性请求，却被一一驳回。尤其是庭审直播的拒绝，法院给出的理由（如果直播）“估计也会炸锅”、“也会翻篇”，这种近乎坦白的“担忧”，恰恰暴露了案件审理在程序正当性上的脆弱。法院似乎更担心公开审理引发的“风暴”，而非优先保障阳光下的公正审判本身。龚律师那句“他们说他们的，我说我们的，也基本上跟他们好像还没有什么交集”，道出的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程序上的隔阂感——控辩双方在案件核心问题上，分歧巨大且缺乏有效对话与交锋的平台。
这桩案件，早已超出了侯元祥一家人的命运。它牵动着吴鹏飞、卫先生、梁本卫等持续关注者的心弦，也牵动着众多关心中医药发展、关心司法公正、关心个体权利如何在巨大社会机器面前得以保障的公众神经。龚丽平律师的坚持发声，卫先生等人的奔走疾呼，绝非空穴来风，更非简单的“偏袒”侯元祥，而是基于对现有判决难以祛除的疑虑，对事实可能被遮蔽的担忧，以及对法律天秤是否真正平衡的追问。
侯元祥案要服众，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唯一的途径就是将其置于阳光之下！
公开透明的庭审，是让质疑止步、让真相浮现的唯一熔炉。唯有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或高级人民法院的提审或再审，进行一场全程公开、允许直播、控辩双方充分对抗的高规格审理，才可能：
彻底理清案件定性根基： 让所有相关证据（特别是那100多名患者的完整证言）在法庭上公开质证，让专业法律人士和公众共同判断，侯元祥的行为核心究竟是“行医”还是“售药”？这是定罪量刑的逻辑起点，不容模糊。
全面回应程序争议： 为何多次拒绝开庭申请和直播？此前审判中对关键辩点回避的理由是什么？只有公开审理，才能让程序上的每一步都暴露在监督之下，消除“暗箱操作”的疑虑。
真正实现“以证据说话”： 龚律师引以为据的卷宗证据链，检方的指控依据，都应当在公开的法庭上逐一呈现、交叉询问、激烈辩论。真理越辩越明，证据只有在公开质证中才能显现其真实分量。
重塑司法公信力： 如此备受关注的案件，若始终在封闭或半封闭状态下进行，无论结果如何，都难以真正平息公众疑虑，反而会不断侵蚀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公开是信任的前提。
要做到这一点为什么“难”？难在需要巨大的担当和勇气！难在需要正视此前的程序缺失和可能存在的认知偏差！难在需要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将“看得见的正义”置于一切之上！然而，再难，这是法治社会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当一桩案件承载了如此多的公共关注、承载了对司法透明的深切呼唤、承载了对个案公正能否实现的普遍焦虑时，司法系统若仍固守封闭，无异于在公众信任的基石上自凿裂缝。
我们呼唤的不是预设的结果，不是对侯元祥必然无罪的背书，我们呼唤的是一个纯粹、坦荡、无所畏惧的真相探寻过程。我们呼吁最高人民法院或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对历史负责、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提审此案，打开法庭的大门，让阳光照射进来，让控辩双方在亿万双眼睛的见证下，进行一场公开、公平、充分、彻底的较量！唯有如此，侯元祥案的最终结果，无论是有罪还是无罪，才能真正地尘埃落定，服膺人心。这不仅是给侯元祥及其家人一个交代，更是给关注此案的亿万公众、给中国法治进程一个负责任的交代。让法律在阳光下运行，让正义在公开中实现！ 再复杂的案情，在阳光之下，也将无所遁形。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只有尚未被充分揭示的真相。我们静候那扇法庭之门的敞开。
来源：天下棋观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