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过，必须延长遗体告别，既然一队又一队的民众乘着火车和公交车从国内各地继续到达，形成着一条条巨大的队列，耐心地坚持在冬季的降雨下；那雨从7月26日的那个晚上开始抽打着城市就没有停下来。庇隆宣布遗体告别继续，直到想能够最后见她一面的所有人都能如愿做到。

不过，必须延长遗体告别，既然一队又一队的民众乘着火车和公交车从国内各地继续到达，形成着一条条巨大的队列，耐心地坚持在冬季的降雨下；那雨从7月26日的那个晚上开始抽打着城市就没有停下来。庇隆宣布遗体告别继续，直到想能够最后见她一面的所有人都能如愿做到。

与此同时，人民在举行各类活动来表达对她的怀念。

在五月广场、宪法广场和米塞雷雷广场立起了多幅环绕着许多黑色礼花的她的巨幅画像；在它们下面，人们敬放着鲜花。

在各个城市的街区，还有国内各地数以千计的村镇，也用饰以绉绸礼花、鲜花和蜡烛的她的像片仓促地设立着小祭台；在它们前面，人们跪下来为她祈祷。

从一座座教堂里传出来致敬她的灵魂的赞美诗的千绕百回和持续不断的一个个弥撒的回声。有从内地而来的长途苦行；食品工人工会提议对她封圣，教宗呢，收到这一性质的更多请求。

如果艾雯妲看重的是她的“下里巴人们”和世界上各国人民的热爱，这里汇总了他们给她的称号的其中一些：人类的母亲；永世救难夫人；受苦夫人；第一撒玛丽亚夫人；阿根廷故事的白雪公主；南美洲非同寻常的第一夫人；光明和希望的旗手；美洲最杰出的妇女；半个世纪的妇女；潘帕草原的白雪公主；广大受苦和哭泣者的精神母亲；卑微大众、各界群众、广大劳动者、阿根廷人、一个辉煌的明天的星；现代凤凰；和平的使徒；希望夫人；卑微大众的安慰；卑微大众的贞女；奇迹仙女；全世界广大劳动者的庇护女神；美洲公民；美洲的圣艾雯妲。

遗体告别在8月9日结束了，既然阿拉大夫已经提醒过庇隆，这项活动不能持续多过15天，因为他对遗体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让它在那个时段里不会腐烂。

遵照庇隆的命令，艾雯妲的遗骸也将被移往国家议会；在那里会给她有如一位在任总统的礼敬。

移灵是神圣的。在那以前，庇隆在她的胸前放上了镶有钻石和蓝宝石的奇美无比的庇隆主义徽章；那么多次她佩戴过它，在当时的劳动秘书办的没日没夜的工作日里。然后，和阿提利奥·任希，他的妻弟胡安·拉蒙·杜亚尔代以及一担挑奥尔兰多·奥斯卡·贝托利尼还有其他几个人一起，庇隆把覆盖着阿根廷国旗和饰有一枚金质庇隆主义徽章的灵柩放上灵车；它高两米，由穿着白衬衫黑西裤的三十九位工会领导人以及穿着同样颜色的裙子和衬衫的女庇隆党的六位代表拉着。移灵队伍由陆军第三军司令，“骑步兵团”团长和他们的助手以及他们的卫队，一个营的士兵以及“国家陆军专校”的军乐团打头。庇隆和艾雯妲的其他家人，部长和官员们殿后。

灵车缓缓地移动。“大学生城”的学生们，“艾娃基金会”的护士们和“海军学校”、“陆军专校”以及“空军学校”的新学员们排成队列来标划出行进路线。两百多万人赶来，要陪伴到国家议会的行程。灵车在大街上的通过收到了从邻近阳台上丢下来的兰花和康乃馨的一片花雨。

国家议会呈现出一派庄严，它的台阶铺满鲜花，它的正面装饰着许多长长的绉绸礼花。灵柩被安放在“正义宪法”大厅。

下午，公众在遗骸前面重新开始绕行。晚上，另一个盛大的火炬游行在国家议会前的空地上结束了它的蠕动，8时25分，火炬准时熄灭。

最后，8月10日，接近中午，科彼约大主教唱了最后一曲赞美诗。

灵柩再一次上了灵车，出发走上去劳动总会的路；这一次，它由那个劳工中央的一辆象征性灵车、两排穿着他们的工作服的工人们和另一辆装满鲜花的车走在前面。静静的人群重新聚集了起来，眼含泪水看着灵车经过。从一众阳台和窗户落下了鲜花，更多的鲜花。拖着疲惫的脚步，在走了三个小时之后，移灵队伍终于到达劳动总会总部；那是“艾娃基金会”给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礼物。一通二十一响礼炮和一声安息的号角标志了当日活动的结束。灵柩会停在那里，直到应该很快立起来的为她而建的纪念碑的建设完工。

在人民在劳动部给艾雯妲守灵的同时，一组技术人员和工人已经把 --位于联邦首都阿索帕尔多街802号的劳动总部大楼第二层的-- 第63号大厅改造成了一个工作间，以便阿拉 大夫能够完成对遗体的防腐处理。遗体一到，第二层的所有门就向公众关闭了。笼罩在最完全的秘密氛围中，该楼层被置于国家宪兵的宪兵们和劳动总会的会员们的保卫之下。

大厅的墙壁“……覆盖着蓝色的天鹅绒，里面有一张小桌子，阿拉大夫把他的各种酸液和用具放在上面。房间几乎是黑暗的；只有来自天窗的一缕光线给它照亮。装有两块花玻璃窗的一扇木门是那个地方的入口；任何人不得进入。只有一把钥匙，它在西班牙医生的手中”。

艾雯妲的遗体告别是如此震憾人心 --甚至在年年都会感受到她的傲慢的美利坚合众国--，没有任何疑问，在八月的那些天里，阿根廷人民自发地表明了因为她他们的痛和他们的爱。《生活》杂志不得不承认，阿根廷人的痛苦不是“像她的丈夫胡安·庇隆那样的任何一个独裁者的要求（的结果）。它是真诚和深切的，它揭示了艾雯妲，在把她的人民带向专制主义和破产上强有力地发挥了作用，也赢得了他们的爱。”

因为她的死，全世界发表了许多文章；它们中的一些是赞美性的，另一些不是。

就象《民族报》在她死后的次日所指出的，没有一个阿根廷人对于她的逝去能保持无动于衷，因为，作为“女性人物”，艾雯妲一直是“在我们中间，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让人跳脚的对象”。在回顾了她的政治生涯的一个个主要事件后，《民族报》指出，甚至她的敌人们都应该承认，“没有一个人达到了她的影响；那大部分由她所拥有的资源，但是，特别地，也由决意对她的时代的一众事件施加影响的这么一个性情的强烈坚持所决定”。

六年以来 --只有一次例外-- 从来没有叫过艾雯妲，总是以“元首的妻子”或者“总统的夫人”称呼她的同一份报纸强调了以下考虑：她“……在穿过国家的集体生活的她的短暂的历程中，成为了一个事件；对它的解释和判断当然属于未来，但是，面对它，毫无疑问地，没有人会保持无动于衷。”“她的工程，更扩展地，承认她是它的旗手的整整一个运动，仍然是属于今天的事件”。

在法国

《巴黎竞赛》杂志在它对应于1952年8月2日到9日的一周的那一期中，给它的报道加上了这样的标题：“这个美丽的女人的离开是一场真正的政治灾难”。

在委内瑞拉

不可能在一篇新闻性文章的狭窄界限内检视 --在西半球历史上最高衔级的和在拉丁美洲当代史上最有权势的-- 一个女人的短暂又丰饶的人生。（《最新消息》，加拉加斯，1952年7月31日。）

在黎巴嫩

人们说，政治进入的地方一切都会腐败，但是艾娃·庇隆表明了，有爱进入的地方，政治会服赝。（《希望报》，贝鲁特，1952年7月29日）

在巴拿马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不仅仅阿根廷为她的女英雄肃然披丧，而是整个美洲。（《时刻报》，巴拿马，1952年7月28日）

在古巴

像优秀的革命者一样，即便在死亡合上了她的眼睛之后，她斗争的能力已经消亡之时，她的名字和对她的记忆会用为旗帜。（《时间报》，哈瓦那，1952年7月29日）

在比利时

……看起来奇怪，也许不正常，在严格地专注于经济和金融事务的一份出版物的页面上，因为一位人物的去世而发表几行文字；她不容否定的重要性恰恰在于，（那几行文字）和在本出版物中习惯上涉及到的诸多话题（属于）非常不同的领域。（《墨丘利报》，布鲁塞尔，1952年8月3日）

在意大利

罗马，27日（法新社）“她对卑微大众的事业的投入和她在社会领域所实现的工程让她赢得了各界普罗大众的深深的喜爱”。

艾娃·庇隆一直是也继续会是没有乌托邦、没有反叛的、真实的社会化流派的旗手。（《中午的将来》，拿不勒斯，1952年8月9日）

在大不列颠

伦敦，27日（法新社）“在伦敦的许多穷人家里保留着不止一件有关艾娃·庇隆的个人记忆。人们没有忘记艾娃·庇隆通过驻伦敦的阿根廷大使馆向一个个贫穷家庭分发的衣服和鞋子。”

在西班牙

马德里，27日（法新社）“在得悉她的去世的圈子里，尽是悲痛之情”。

“在美洲，一个女人，一个伟大的女人去世了。她叫艾娃。不会是起点接上了终点吗？……亲爱的小女孩，从启明星处，给我们指点道路”（《店主报》，圣地亚哥，1952年8月2日）

在美国

华盛顿，26日（国际新闻服务社）“艾娃·庇隆夫人离世的宣告，……在美国最为广大的各界民众中引发了最深沉的悲伤；在他们中间，由于她激情的气质，她的工程的规模和她的精神的神奇品质，她赢得了崇敬和好感。”

利马，26日（国际新闻服务社）“该通告立即在人民中，在秘鲁的官方圈子里激起痛苦的震动；在其中，尊贵的亡者一致地受到尊崇。”

“她是一位真正的世俗圣女，她的生命被奉献给了人民的救赎和崇高的事业。”（《自由人》杂志，特鲁希略市，1952年8月7日）

“艾娃·庇隆逝世了！这是个理由，因为，理所当然地，受她庇护的千百万孩子们不再欢笑。他们害怕他们笑声的噪音会扰乱在她的亡者之床上的艾雯妲的安宁。”（《拉美世界》，里约热内卢，1952年8月7日）

在乌拉圭

“阿根廷的痛苦应该也必须由世界的痛苦来陪伴，因为艾娃·庇隆演绎着‘新阿根廷’，她是向我们讲述福音的、圣经里的撒玛利亚妇人的形象……”（《思想》，帕索·德·洛斯·托罗斯市，1952年8月2日）

在玻利维亚

“艾娃·杜亚尔代·德·庇隆，不失为阿根廷女性，作为一个全大陆的人物走向后世，作为美洲的艾娃进入不朽者们的世界”（《经济》杂志，拉巴斯，1952年9月5日）

忠诚日，即10月17日，又一次被敬献给她。她去世三个月之时，五月广场再一次成为为了回忆1945年的同一天的传统集会的舞台，但是有了新的因素和理由。装点了庇隆主义徽章和劳动总会的徽章的、艾雯妲曾从那里那么多次讲过话的阳台空无一人。公众挤满了广场。何塞·埃斯彼霍发表了他的演说来开始。接着，静静的人群首先听了艾雯妲在1952年5月1日发表的演说的录音，之后听了资讯副秘办的一位播音员朗读“我的最高意愿”，即《我的嘱托》的第29章；那是当癌症就要耗尽艾雯妲的生命之时，她写下或者口授的、日期标注为1952年6月29日的手稿。

来源：莫离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