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立法遏制异化婚俗费用以维护公序良俗与国家人口安全的建议

摘要：当前社会中，彩礼、下车费、进门费、改口费等婚俗费用不断攀升，部分网络言论推波助澜，严重扭曲婚姻本质，抬高婚育成本，抑制适龄青年（尤其是男性）婚恋意愿，已成为加剧我国出生人口下滑、威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显性因素。此现象背离公序良俗，违反《民法典》基本原则，亟需通

公民建议

《关于立法遏制异化婚俗费用以维护公序良俗与国家人口安全的建议》

摘要：

当前社会中，彩礼、下车费、进门费、改口费等婚俗费用不断攀升，部分网络言论推波助澜，严重扭曲婚姻本质，抬高婚育成本，抑制适龄青年（尤其是男性）婚恋意愿，已成为加剧我国出生人口下滑、威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显性因素。此现象背离公序良俗，违反《民法典》基本原则，亟需通过国家立法及行政法规予以系统规制，以保障公民婚姻自由、维护健康婚恋秩序、服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

一、现象本质：异化婚俗对公序良俗与法律原则的背离

1、对“公序良俗”的严重挑战：

婚姻本质的异化：婚姻应以感情为基础、以共同生活为目的（《民法典》第1041条）。将婚姻缔结过程异化为高额财物交割，将女方“物化”为交易标的，严重违背中华民族崇尚节俭、注重家庭伦理的传统美德与社会善良风俗。

社会风气的污染：“天价彩礼”等畸形婚俗催生攀比之风，加重家庭经济负担，诱发社会矛盾（如因婚致贫、家庭债务纠纷），损害社会和谐稳定根基。

对平等原则的践踏：单向度、高强度的财物索取，实质上构成对男方及其家庭财产权的过度干预甚至剥夺，违背《民法典》第4条确立的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损害婚姻关系中的实质公平。

2、对现行法律的规避与冲击：

《民法典》第1042条的模糊地带：该条明令“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然而，“下车费”、“进门费”、“改口费”等名目繁多的费用，常被包装为“地方习俗”或“礼节性赠与”，规避了“索取财物”的直白认定，导致法律适用困难，受害者（主要是男方）维权无门。

赠与性质的滥用：司法实践中，部分费用常被认定为“赠与”。然而，在“毒鸡汤”鼓吹及社会压力下，此类“赠与”往往非出于自愿，而是基于胁迫或显失公平（《民法典》第151条），违背真实意思表示原则。

二、社会危害：抑制婚育意愿，危及人口安全与国家发展

1、直接抑制适龄人口婚恋积极性：

经济门槛高企：高昂的综合性婚俗费用，远超普通青年及其家庭经济承受能力，形成实质性婚姻壁垒。男性群体因普遍承担主要经济压力，婚恋意愿与信心受挫尤为明显，选择“躺平”或无限期推迟婚育计划者增多。

情感价值扭曲：“毒鸡汤”鼓吹“彩礼=诚意/身价”等谬论，污染婚恋价值观，加剧两性对立，破坏基于相互尊重与爱慕的婚恋基础。

2、加剧出生人口下滑，威胁国家长远发展：

迟婚迟育与不婚不育：高昂婚育成本（婚俗费用仅是起点）是青年推迟初婚初育年龄、降低生育意愿甚至选择不婚不育的关键因素之一。其影响叠加育龄妇女减少、生育成本高昂等，导致我国出生人口连年断崖式下跌。

人口结构风险：持续低生育率将加速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萎缩，加重社会保障负担，削弱经济活力与创新动力，最终影响国家综合国力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进程。

三、立法与规制建议：构建系统性治理框架

鉴于上述现象的严重危害性及其对法律原则与社会秩序的挑战，特建议全国人大及国务院加快立法立规步伐：

1、修订《民法典》配套司法解释或制定专项行政法规：

明确界定“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外延：将“下车费”、“进门费”、“改口费”等超出合理限度的、具有强制性或变相强制性的各类名目费用，明确纳入《民法典》第1042条“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规制范围。强调认定标准应注重行为的实质（是否构成负担、是否影响婚恋自由），而非仅看表面名称。

确立“合理婚俗开支”原则：倡导婚俗回归礼仪本质，鼓励量力而行、节俭文明。可在立法或政策指导性文件中提出，婚俗相关财物往来应遵循自愿、适度、符合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原则。

完善法律救济途径：明确支付方可就超出合理限度的、受胁迫支付的婚俗费用，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如显失公平、违背公序良俗）请求返还。简化诉讼程序，降低维权成本。

2、制定《反婚姻陋俗促进条例》（暂定名）：

禁止性规定：明令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包括但不限于婚姻中介、自媒体）宣扬、鼓吹、强制或变相强制索取超出合理限度的彩礼及各类附加费用。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传播“毒鸡汤”、制造婚恋焦虑的行为。

倡导性规范：大力倡导婚事简办新办，推广集体婚礼、慈善婚礼等健康形式。明确政府、基层组织、工青妇等团体在宣传引导、树立新风中的责任。

建立协同治理机制：民政部门牵头，联合宣传、网信、市场监管、司法、妇联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机制。网信部门加强对涉婚恋不良信息的监管与清理；市场监管部门规范婚介服务市场。

强化基层治理：发挥村（居）民自治组织作用，将抵制高额彩礼、简化婚俗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通过道德评议等方式进行柔性约束与引导。

3、加强配套政策与社会支持：

融入婚育支持体系：将整治高额婚俗费用纳入国家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整体政策框架，与降低住房、教育、育儿成本等政策协同推进，切实减轻青年婚育负担。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持续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教育，利用主流媒体、公共平台普及法律知识，批判错误观念，宣传幸福婚姻的本质在于情感和责任，树立健康婚恋榜样。

结论

天价彩礼及各类附加费用的恶性膨胀，已非简单的民俗问题，而是侵蚀社会伦理、践踏法律尊严、抑制人口再生产、危及国家发展根基的严重社会问题。仅靠道德倡导或地方性规范难以根治。全国人大及国务院应以维护公序良俗、保障《民法典》实施、服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为出发点，果断运用立法和行政规制手段，构建清晰、有力的法律与政策框架，旗帜鲜明地遏制婚姻物质化、交易化倾向，为青年创造健康、公平、可负担的婚恋环境。此举关乎亿万家庭福祉，关乎社会和谐稳定，更关乎国家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与民族复兴伟业的实现。立法立规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