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说大伯这么大官儿，怎么每次回来就拿十块钱一盒的红双喜招待人？＂我仰头问母亲，手里还捏着刚从大伯烟盒里抽出来的一支烟，在阳光下端详。

故土记忆

＂你说大伯这么大官儿，怎么每次回来就拿十块钱一盒的红双喜招待人？＂我仰头问母亲，手里还捏着刚从大伯烟盒里抽出来的一支烟，在阳光下端详。

母亲正在灶台前忙活，头也不抬，只是用围裙擦了擦手上的面粉，嘴角挂着一丝神秘的笑意。

那是一九八五年的春节，北方的寒冬刺骨，但我家那座青砖小院却热闹非凡。炉火烧得通红，屋里挤满了前来拜访大伯的乡亲。

大伯周德明，我父亲的长兄，当年是我们县里有名的正厅级干部。在我们这个偏远的小山村，这样的官职如同天上的星星，遥不可及。村里人提起他，总是眼中带着掩不住的骄傲和敬意。

那天，我家的老式木门被推开又关上，寒风夹着笑声不断涌入。每一位来访的乡亲都要隆重地喊一声＂德明回来了＂，仿佛这是一句带着魔力的咒语，能让这个贫瘠的小山村焕发生机。

记忆中的大伯总是一身深色中山装，布料并不名贵，却总是熨烫得一丝不苟。他有着山里人特有的黝黑皮肤和坚韧眼神，嘴角的笑纹像是山间的溪流，温和而有力量。

除了那双擦得锃亮的皮鞋，几乎看不出他是个大干部。每次回乡，他总会带几条县城特产的鲫鱼，几盒红双喜香烟，乡亲们来了，就掏出那烟来招待。

＂老周，你这官当得，咋还抽这便宜烟？＂村里的王大爷笑着问，一边接过烟，熟练地在烟盒上磕了两下，眼里却满是敬重。

王大爷是村里的老支书，年轻时跟大伯一起参过军。他们年轻时曾并肩战斗，如今王大爷退伍回乡，在村里当了一辈子的支书，而大伯则一路高升。

＂咱山里人，抽啥贵烟？这个劲儿足。＂大伯总是这样回答，然后和乡亲们聊起庄稼和生活，聊起村里的变化和未来的规划。

那时我才十三岁，懵懂的年纪，不懂大人世界的复杂。只觉得大伯与村里其他回乡的干部不同，他们回来时总是开着气派的吉普车，抽的是＂中华＂、＂牡丹＂这样的高档香烟，而大伯却始终如一，十年如一日地带着那红双喜。

我曾偷偷问父亲：＂爹，大伯不是当大官的吗？怎么还抽这么便宜的烟？＂

父亲坐在堂屋的炕头上，手里摆弄着一个旧收音机，听着＂新闻联播＂的声音。他瞥了我一眼，声音低沉：＂你大伯这人啊，从小就有股犟劲，认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讲起了大伯的往事。大伯出生在解放前夕，那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靠着父辈种几亩薄田度日。新中国成立后，大伯十五岁就参了军，从一个普通战士做起，一步一个脚印，靠的是实打实的本事和清清白白的为人。

＂你大伯说过，他这辈子欠山里人的情太多，当年全村人凑钱给他买了双新鞋去参军，他这辈子都忘不了。＂父亲的声音带着几分自豪，几分感慨。

那年夏天，村里的老张得了重病，肚子胀得像个大水缸，脸色蜡黄。老张一家是村里最贫困的，祖祖辈辈都住在村东头那间低矮的土坯房里，家里揭不开锅，更别提看病的钱。

老张的媳妇李婶哭着跑遍了全村，借了些钱，却连县医院的挂号费都不够。就在全村人都为老张一家发愁的时候，一个奇迹发生了。

一天清晨，村里人惊讶地发现县医院的一位姓刘的大夫和两名护士，拎着药箱和医疗器械来到老张家门口，说是上头安排来给老张看病的。

老张被诊断为肝腹水，情况危急。在刘大夫的建议下，老张被送进了县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做了各种检查和治疗，居然一分钱没花。

这件事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村里人都在猜是谁帮了这个忙，可谁也说不准。有人猜是镇上的干部，有人猜是县医院的某位领导开的后门，各种猜测纷纷扰扰。

＂准是德明同志帮的忙。＂王大爷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一边摇着蒲扇，一边笃定地说。

可大伯每次回村，对这事只字不提，依然是那副平常的模样，带着他那十块钱一盒的红双喜，陪着乡亲们拉家常。

直到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在大伯的公文包里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天大伯回村处理一些公事，把公文包放在堂屋的八仙桌上。我好奇心起，趁大伯去院子里和父亲说话的功夫，偷偷翻看了他的包。

里面除了几份文件，还有一本深蓝色的存折。翻开一看，上面记录着每月定期的转账，收款人是县里的＂贫困学子帮扶基金＂。金额不大，却几乎占了大伯工资的三分之一。

更让我吃惊的是，存折夹层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一些名字和金额。我一眼就看到了老张的名字，后面跟着＂医疗费2800元＂的字样。

＂德轩，你在干什么？＂大伯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把我吓了一跳。

＂大伯，我......＂我手足无措，脸涨得通红，拿着存折，一时语塞。

大伯没有生气，只是轻轻地从我手中接过存折。屋外的夕阳透过窗棂洒在他已经花白的鬓角上，给他增添了几分威严和慈祥。

＂大伯，这是......＂我鼓起勇气问道。

大伯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把存折和纸条整齐地放回公文包，然后示意我坐到他对面的小凳子上。

＂德轩啊，人这一辈子，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了自己是谁家的孩子，是哪块土地上长大的。＂大伯的声音低沉而温和，像是冬日里的一杯热茶。

＂可您是正厅级干部啊。＂我还是不明白，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大伯的地位几乎等同于天上的神仙。

＂官再大，也是乡里人。＂大伯拍了拍我的肩膀，＂咱们山里人，就该记得自己的根在哪里。＂

他看着窗外渐渐西沉的太阳，眼神深邃。＂我这一辈子，从山沟沟里走出去，能有今天，全靠乡亲们的帮衬。当年上学没钱交学费，是村里的老支书带着乡亲们凑的钱；参军那年，家里连双像样的鞋都买不起，是村里人七凑八凑给我买了双新皮鞋。＂

＂人活着，不就是为了心安理得吗？＂大伯的眼角有些湿润，＂我现在能力有限，也就尽一点绵薄之力。至于那烟嘛，＂他笑了笑，＂山里人就该有山里人的样子，抽那些贵烟，咱心里不踏实。＂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大伯总是带着那十块钱一盒的红双喜回乡。那不是抠门，而是一种坚守，一种不忘初心的朴素。

回到城里后，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心头。上高中的时候，我曾经为了攀比，向父母要钱买名牌运动鞋，被父亲狠狠训斥了一顿。

＂你看看你大伯，堂堂正厅干部，回村里还是那十块钱一盒的红双喜。你算老几？＂父亲的话像一盆冷水，浇灭了我心中那点虚荣心。

高考那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城的重点大学。临行前，大伯专门回村看我，送了我一本《论语》，扉页上写着八个字：＂慎独自持，见贤思齐。＂

大学四年，我时常想起大伯的言行。在一次又一次的选择面前，我总会问自己：＂如果是大伯，他会怎么做？＂这个问题成了我心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行的路。

毕业后，我拒绝了沿海发达城市的高薪工作，选择回到县城的一所中学任教。父母不解，同学们更是觉得我傻。但当我第一次站上讲台，看着下面那一张张渴求知识的脸庞，我知道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时光如水，转眼间又是十年。我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教导主任，娶妻生子，生活安稳而充实。期间，我曾有机会调往省城的重点中学，但我选择留下，因为我知道，这里更需要我。

大伯的身体渐渐不如从前，但每逢春节，他仍会回村与乡亲们团聚。只是那红双喜香烟的价格从十块钱涨到了十二块，又涨到了十五块，但大伯依然只买这个牌子。

＂习惯了，换不得。＂大伯总是这样解释，然后笑呵呵地看着村里的年轻人嫌弃地摇头。

那年，大伯六十五岁，终于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按理说，以他的资历和贡献，完全可以在省城安享晚年，但他却选择回到了老家定居。

＂一辈子在外头跑，终究是要回家的。＂大伯对我说，眼中满是对故土的眷恋。

大伯回乡的消息一传开，村里人自发地组织了一场欢迎仪式。那天，村里的小广场上摆了十几桌酒席，从八十多岁的老人到刚会走路的孩子，几乎全村人都来了。

席间，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站起来敬酒。他自我介绍说是老张的儿子张建国，当年要不是大伯暗中相助，他父亲早就不在了。还有几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说是当年家里困难，收到过一笔笔署名＂乡亲＂的汇款，这才得以完成学业。

＂我们都知道是周伯伯帮的忙，只是您一直不愿意承认。＂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女医生说，眼中含着泪花。她是村里贫困户刘家的女儿，如今在县医院工作，正是当年帮老张看病的刘大夫的徒弟。

听着这些肺腑之言，我看到大伯的眼眶红了。他站起来，举起酒杯，声音有些哽咽：＂谢谢乡亲们的抬爱，我周德明这辈子，能得到乡亲们的认可，比当多大的官都光荣。＂

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那熟悉的红双喜，挨个递给乡亲们。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无数条无形的纽带，将这个小山村的人们紧紧连在一起。

退休后的大伯过着简朴而充实的生活。他在自家院子里种了一片菜园，闲时下下棋，看看书，偶尔也会去村里的小学当义务辅导员，教孩子们写毛笔字，讲革命故事。

我每个月都会抽空回村看望大伯。有一次，我带着自己的小儿子一起回去。孩子看到大伯家的茅房，大吃一惊：＂太爷爷，你怎么不用抽水马桶啊？＂

大伯哈哈大笑：＂咱山里人，习惯了，用不惯那些新玩意儿。＂

晚饭后，大伯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指着远处的田野对我说：＂德轩，你看那片地，过去光秃秃的山坡，现在郁郁葱葱。人这一辈子，功名利禄都是过眼云烟，唯有这根植于心的乡土情怀，才是最珍贵的东西。＂

他掏出那熟悉的红双喜，点上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我这辈子，没有大富大贵，也没有轰轰烈烈的业绩，但我问心无愧。＂

山风吹过，我似乎明白了为何大伯一生只用十元一盒的烟待人，因为在他心中，始终装着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那烟不仅仅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信仰，一种永不忘本的象征。

去年冬天，大伯因肺炎住进了县医院。病房里总是挤满了前来探望的乡亲，有村里的老人，也有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每个人来了，都要在病床前坐一会儿，说几句家常话，仿佛大伯不只是周家的长辈，更是整个村子的主心骨。

大伯的病床头柜上，始终放着一盒红双喜香烟。虽然医生严令禁止吸烟，但大伯说：＂放着看看，也是个念想。＂

出院那天，我去接大伯。路过医院小卖部，看到柜台上摆着各种香烟，从十几块到上百块不等。我问大伯：＂要不要换个牌子试试？＂

大伯摇摇头，笑着说：＂老规矩，就红双喜。＂

回村的路上，我忍不住又问起那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大伯，您真的只是因为习惯才抽这种烟吗？＂

大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缓缓道来：＂其实，当年我刚参军那会儿，班长给了我一盒红双喜，说是欢迎我加入这个大家庭。那是我第一次抽烟，也是第一次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后来无论境遇如何变化，我都舍不得换。＂

他看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景色，语气中带着几分怀念：＂这烟啊，是我的初心，也是我对自己的一种提醒。＂

听到这里，我忽然感到一阵酸楚涌上心头。原来大伯坚持抽这种烟，不仅是为了保持朴素作风，更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初心。

如今，我已年过不惑，在教育战线上耕耘多年。每当面临重要抉择，我总会想起大伯的言行。他教会我的不仅是做人的道理，更是一种处世的智慧和人生的态度。

前不久，我收到了一个特殊的礼物——一盒红双喜香烟，是大伯让人捎来的。烟盒上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德轩侄儿，听说你被评为特级教师，甚感欣慰。记住，无论走多远，都不要忘了自己是谁家的孩子。＂

我把这盒烟放在书桌上最显眼的位置，虽然我不抽烟，但它对我而言，已经超越了一盒烟的意义，成为了一种精神的传承和品格的象征。

山风吹过，我似乎听到了大伯那熟悉的教诲：＂官再大，也是乡里人。＂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这句朴素的话语，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行的路。

来源：青柠衬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