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们天天暗杀的目标，一种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政工人员，一种是不肯就范的新闻记者和一些手无寸铁的文化人。他们开好名单，将这些人逐个杀掉。因为当时上海的一般报纸，不问大小，几乎张张都对汪派人物大骂特骂，骂得越凶，销路越好，看的人也越痛快。

抗战时代的上海，七十六号魔窟天天用暗杀方式来消灭异己分子，每天早晨打开报纸一看，时常有某人在某处被枪杀的新闻。

他们天天暗杀的目标，一种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政工人员，一种是不肯就范的新闻记者和一些手无寸铁的文化人。他们开好名单，将这些人逐个杀掉。因为当时上海的一般报纸，不问大小，几乎张张都对汪派人物大骂特骂，骂得越凶，销路越好，看的人也越痛快。

枪杀方式，实在可以说惨绝人寰，而枪杀的结果，往往更加深人民的反感。因此，他们就想出另一个办法来，一面开枪打死人，一面又开出一张八十三人的"黑名单"，公然将名单派给当事人，因而传播得很快。于是好多报馆，都提高警惕，大家在报馆门口加筑防卫设备，堆上沙袋，深沟高垒，有些加装铁门，有些做上一道铁丝网，日夜派人看守，如临大敌。

但是防卫工作，只能保卫报馆的安全，新闻记者出出入入还是随时会遭到不幸，当然每一个被列入暗杀名单的人都有家室，即使新闻记者带了被头铺盖睡在报馆里，但是他们的家眷所在，暗杀者调查得清清楚楚，家人还是有危险。所以这张名单发表后，名单中的八十三人，心理上感到的威胁，当然解除不了。

这张名单，他们又不断修改，一会儿八十二人，一会儿变成八十五人，当时我也看见过这名单，现在都不记得了。

最滑稽的是名单上有几个人，早已投入了他们的圈子，如陈达哉就早被他们收买，这是他为了要保持原有的岗位，从中传递消息，以便掩护他的真面目。诸如此类的情况，当然不仅是陈达哉一人，因此更令名单上的其他人感到危机四伏，威胁加深。

新闻界中人，硬骨头的也不少，尽管一个个倒下去，他们还是无所畏惧地揭露，使得汪派中人恨之入骨，但毕竟报馆都设在租界，这些人多少还得到一些庇护。

有些人看看风头不对，陆陆续续逃到后方去的也有不少。我对新闻界中一部分人，虽然很熟，但总觉得我不是他们圈内人，所以上面所述的不过是一个轮廓而已。

掳人勒赎 市民震惊

汪伪政权开场之后，除了七十六号，还组织了"和平救国军"，有的称第几师、第几十几师司令部，这些师部并不重视作战，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逮捕反日分子与反汪分子，名目虽是如此，实际上另有一套，这一套就是变相的绑票行为，说出来也是骇人听闻的。

他们最初开场，就选定若干拥有巨资的实业家，第一个就是五洲大药房主人项松茂。项是做"固本肥皂"起家的，又兼做甘油。甘油本是化学原料，也是做火药的一种爆炸原料，他们知道五洲大药房在虹口有一个附属机构，尚未完全炸毁。一天，项松茂出行，走出租界毗连闸北的铁闸，就被他们认出，绑了就走，从此，项松茂就杳无消息。不久，噩耗传出，项松茂已死于非命。

接着就有许多实业家被绑架，像中国化学工业社的方液仙，公然在租界被绑，他稍加抵抗，就被他们枪杀了。后来大家才知道这种绑架的事情，实际上是可以用银钱赎救的。

到后来，他们已不必再给人套上什么抗日分子的帽子，谁有钱就绑谁，报纸天天披露，总有一二人被绑出租界，结果都是用巨款赎出来的。

这批绑匪和七十六号的打手，初时我不甚了了，不过，其中有一个人，既是七十六号中人，又是绑匪集团中一个首领，此人我是相熟的，就是林之江。我现在正可以把他一个人的事写来，以概其余。

有一个时期我很喜欢拍照，凡是摄影家多数相识，当然他们学习的是艺术性的摄影，我摄影技术是不够水准的。其中有一个诸暨人，叫许炎夫，他是抗战前市党部的干事，也是社会局某科的科长，因研究摄影，就相熟了。许炎夫口才奇佳，善于演讲，说话声音响亮有力，办事也干练得很，他出入时，常常伴有一个年龄相若的朋友，同样讲诸暨话，这人就是林之江，过去我虽见过几面，但是彼此毫无印象。

自从汪派开市，市党部的旧人全部倒了过去，那时许炎夫在内地，被秘密派到上海，负责重行组织一个抗日性的市党部地下本部。

许炎夫重来上海，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扮成病人住到戈登路（今江宁路）劳工医院中。

说起劳工医院的创立，是在"一·二八"之前，有一个抵制日货的时期，由各界人士组织了一个"抗日会"，商界中人最热心，三星棉织厂张子廉是其中重要人物之一。他厂里的一个职工是一位行动人员，居然自己能制炸弹，这人到一间专售日货的南货铺去丢了一个，不但炸伤好多人，连他自己的臂部也被炸断了，报纸上大登特登，称他为断臂英雄。后来抗日会的行动越来越扩大，甚至到工厂、仓库、码头上，对日本货加以没收。抗日会的声势一时震动朝野，政府当局迫于形势，就令市党部人员也参加在内，没收的东西，最初只有几百几千元，后来动辄几万元。不久，日本提出抗议，外交部就屈服了，即刻下令禁止没收日货的行动，但是没收下来的东西，已接近一百万元之巨，这笔账流言甚多，无法结束，结果由潘公展、吴开先、王延松等出面主持拍卖，把拍卖下来的钱，作为建筑劳工医院的费用，就买了一块地，盖成了这间劳工医院。

劳工医院负责的一位西医，名叫范守渊，他原是一个国民党党员，所以院中一切都得到市党部的支持。

许炎夫住进了劳工医院，本来一个人都不知道，但是他的太太与诸暨同乡稍有往还，不免透露了一些消息，林之江本来是他的随从，知道了这件事，非但不念旧情，反而认为是自己立功的大好机会。他预先到劳工医院四周察看，果然见到许炎夫太太时常送东西进去，但是劳工医院房屋高大，四周都是铁栅，一到晚上，铁门紧锁，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出入。

一天，林之江扮成一个重病人，蒙着被头，带着一个很大的衣包，由两个人扶着送进劳工医院，说是有头风病，常常跌倒在马路中。医生一时查不出他的病原，就让他住院，到了深夜，他就偷偷地摸进许炎夫的那间房间，许炎夫睡得正浓，他就拔出利刃，对准许的要害，重重地戳了几刀，许炎夫连声息都没有，就此一命呜呼！

林之江设计得很周密，他在进医院时带去的衣包，内中藏有白布一匹，他先把白布缚在三楼铁栏上，缚紧之后，就把成匹白布抛出劳工医院围墙外，事后就沿着白布逃出劳工医院。这件案子，当时报纸上大登特登，林之江只顾立功，连同乡老友都出卖了！

但是也有些人物，始终不屈不挠，无论怎样威迫利诱，总是拒绝和他们合作，最突出的一位人物就是王一亭。

王一亭是我家世交，以书画名于时，数十年前日本人到上海，都要带一张王一亭的画回去，否则，等于入宝山而空手回。后来上海一家日本人经营的最大的轮船公司请他做买办，他抱定一个宗旨，做生意无所谓，一旦敌我之势形成，他就跳出圈子，避免卷入漩涡，而且和日本人讲得明明白白，他决不参与政治，日本人也拿他没有办法。

抗战开始之后，他既不逃，也不与日本人交往，日军非但不威胁他，还百般加以保护，不许任何人对王一亭有所侵犯。

伪组织建立之后，一张争取名单中，就有王一亭的大名。林之江为了争功，竟然在日军重重保护之下，突然进入王氏私邸，要他出面参加伪组织。王一亭悠闲得很，与林含笑倾谈，林之江说："你要不要看看我的枪法？"说时就拔出枪来，对准窗外的一棵树，打叶，叶子应声落地，打花，花也跟着子弹落地，当时在外面的日本军人也看得呆了，而王一亭却面不改色，笑着说："你的枪法很准，但你要求我的事，还得容我考虑考虑。"林之江只好失望而去。

不久，王一亭患上了小便癃闭症，足部作肿，他因为与航运界相熟的人多，就偷偷地搭了英商的船只，离开上海，到了香港，后病势加重，就死在香港，始终未曾屈服。

关于王一亭脱身离开上海的情况，传说很多，我已回忆不起来，不过林之江用枪法威胁他就范的一幕，腾传众口，知道的人不少。

林之江不断地到租界上来枪杀反汪分子，当时死在他枪下的不知其数，据我所知，租界上的某探长就是死在他的枪下。当时某探长所在处戒备森严，而林之江于事后却站在马路中心笑容满面，后施施然离去，据目击的人说，林之江打死了某探长之后，走的时候，手上还把玩着盒子炮，简直无法无天。

绑票盛行 百姓骇然

上海本来每年都有一二宗绑票案，此间称为标参。作案的人，大致分为两帮：一帮是绍兴帮，组织比较散漫，一帮是太湖帮，首领名太保阿书。这些绑票案，都是把肉票绑出租界，藏在四郊，然后议价赎票，不过，这种情况几个月也极难得一见。

到了日伪时期，上海成为孤岛，虽然租界当局到处设置铁丝网、铁栅以及又高又长的砖墙，但是还有许多空隙，普通人不知道，那些为非作歹的人却轻车熟路，视若无睹。

日伪时期开始之后，绑票案大为增加，几乎每天都有一宗，有时一天甚至有两三宗之多。每天打开报纸一看，总可看到某人被绑，或某人在被绑时被打死的新闻，这种新闻使稍有声名的人都惊心动魄。

我们中医界的名医之中，先后被绑的也有好几位，别人我不详知，只谈我的业师丁仲英老先生，他就在这时期被绑出租界，来信索款三百万元。丁老师虽然名声很大，实际上他常做善事，一手来，一手去，并没有多大积蓄，因此绑去之后，这笔赎款无法应付，危险性是大极了。

如果被绑者家属不肯出钱把肉票赎回的话，绑匪往往会割了肉票的耳朵或手指，附在信内送到被绑者的家中，要是仍然不加理睬，被绑者就有被处死的可能，俗名叫做"撕票"。

丁老师的境况，我是知道的，经常收入和付出的钱实在不少，在收支比对后，存下来的款项却是少得出人意料，三百万元的讨价，简直无从谈起，当时我对这桩事情的后果很是担心，整整几晚睡不着觉。

丁老师被绑之后，一直很少有消息，只知道藏身之处，曾经一再更换，多在郊区极冷僻的乡下。每次变更地方时，必然有一个匪徒和他同扣着一个手铐同行。有一次，经过一座小桥时，仲师向来研究大力功，气力大得很，在桥面一跃而投入河中，那个同在一起的匪徒，也跟着坠入河中，于是其他匪徒就想尽方法把他们两人营救上岸。他上岸就说："我家决计拿不出三百万元代价，所以不如投河一死的好。"因此，后来绑匪再送了一封信到丁家，说是丁老师是好人，自愿减去二百万元，只要拿出一百万元，就可以恢复自由。丁家见到这封信，还是没有办法，大家正在彷徨无计之时，忽然有电话来，原来是丁老师自己打来的，说是"已脱离匪窟，住在林之江家中"。于是全家人都欢天喜地，马上赶到忆定盘路四十五号林家去探望。

那一次我也冒险离开租界，进入歹土（这时上海人称沪西一带为歹土，忆定盘路是歹土的中心）。我到了林之江家，他门前挂了一方很大的招牌，写着什么"和平军第 x 师司令部"，还悬着两面很大的青天白日旗，旗上有一条黄色三角形飘带。门口卫兵极多，这个司令部是在一条弄堂底，弄堂中密布着许多便衣探子，我一见这般情形，正想转身回家，可是一些便衣探子，觉得我形迹可疑、踌躇不前，就气势汹汹地问我："你是什么人，到这里来做什么？"我见到这情况，觉得非进去不可，就硬着头皮说："我是来探访林之江先生的，因为有一位丁先生住在这里，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要来见他。"听完这句话，他们立刻改容说："啊！原来你来看丁老先生，那就跟我进去好了。"于是我跟着其中一个人进入林之江家中。

那时丁老师正在林家吃粥，见到了我欢喜得很，就向我介绍了躺在烟榻上的林之江。林之江很安闲地起身和我拉手，似曾相识地说："请坐请坐，不要拘束。"其实我和他早已由许炎夫介绍过，但是考虑投鼠忌器，往事当然不提了。林之江横卧在烟铺上和我谈话，他说："近来绑票的案子猖獗，当局密令叫我捉拿绑匪，我摸索到了丁医生的藏票所在，带了手枪队去救出来，那时绑匪有好几帮，有时竟把肉票抢来抢去，所以要请丁医生在我家中住一个月，对外宣称丁医生是我的远亲，以后就安全无事了。"

我听他说话，完全是诸暨腔，心中正在想这种口音，感觉和许炎夫一模一样，不禁感慨万千，心想你这个杀人王，连同乡老友都杀死，还讲什么道义呢！

绑票之危 险及己身

那时节的绑票事件越来越多，我们中医界只有极少数人在被绑后挣扎逃脱，像现在香港的妇科名医朱鹤泉先生，就是侥幸逃回来的一位，其余的都用相当多的款项赎身。

我想，若干同业被绑者，论身价，还不如我，特别是我建筑好了威海卫路二号的一座国医大厦之后，更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认为我迟早要遭遇到绑票之祸。

要是一旦真的被绑，房屋不能立刻变钱，家中贮的现款又不多，哪里有钱去赎身呢？想到这里，不寒而栗，有些熟悉我实情的亲友，好意来对我讲，要我干脆离开上海，远走到后方去，免得惹出事来无法应付。

我天天早晨读报，总是见到某人被绑，某人又被绑了，一天两三个人被绑是很平常的事，我当时心里不免动摇，决意要避开这个危险地带，免得心理上笼罩着一层恐怖的阴影，日日夜夜担着心事。

我曾经到过七十六号魔窟中去为吴四宝医病，在他病愈之后，我对吴四宝说过，以后有什么事，最好请你到我诊所来，我每来一次，心惊胆战，实在吓不起！况且你的部下众多，姓张姓李，我也搅不清楚。吴四宝的外号叫做"开车四宝"，有几分游侠儿气味，很爽快一口答应我，后来他果然遵守诺言，有病时，到我诊所来，由我给他开了药方就走。

他的家人有病，幸亏都是在租界范围内，他往往用一张卡片，上写"吴云甫"三字请我出诊，我也应允他。

有一次，他发来一张请帖，是忆定盘路狼山庙落成开光，邀我去观礼和吃素斋。我正在踌躇，吴四宝的电话来了，他说："狼山老爷是我们南通人最崇拜的仙人，在南通邻近各县，无数的乡人都去焚香膜拜。现在南市城隍庙都搬到法租界来了，所以我也立誓将我们家乡的狼山庙也搬到上海来，现在庙堂落成，很是伟大，你应该来看看，我还准备介绍你认识几个人，免得日后有人动你的脑筋，对你是有利的。"我把他的话再三反复研究，倒觉得有走一趟的必要。

我早已明白，这许许多多上海绑票案，无非是四帮人做的。一帮是打着游击队旗号的丁锡山，这帮人在上海租界四郊地盘极大，所以多数绑票案都是他做的。一帮就是林之江做的，这一帮专绑租界上有名的绅商人士。一帮就是七十六号，他们的目标，都会被加上一顶抗日分子的帽子。另一帮是浙江帮，这一帮本来是专干这一行的，但是在敌伪时期反而不敢轻易动手，要动手还要先得到吴四宝的同意。

我知道这种情况，但是何以林之江竟然会帮丁仲英老师脱离匪窟呢？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林之江与丁锡山向来极不相容，正在那时候，因为绑票事件，闹得满城风雨，有人把这情况告诉了汪精卫，汪就下了一个手令给林之江，要他肃清这种案件，所以林之江就首先向丁锡山开刀，丁老师适逢其惠，真是最幸运的一人。

狼山庙开光的那天，我想中午时候去走一走，恰巧那天租界当局不知为了什么原因，突然宣布戒严，把静安寺路口的铁丝网封闭，我就借故不去了。

恰好那时节，吴四宝的婶母病得很厉害，由我诊视渐渐好转，我就托他的婶母带信，说明我对绑票案怕得很，想离开上海不做医生了。

隔了几天，他的婶母带来一张请帖，具名吴云甫，我知道这是吴四宝的官名，席设季云卿住宅。这位季云卿，本来是吴四宝的老头子，因为吴四宝知道我不敢出租界一步，所以就借季宅宴客。他的婶母说，请的客人即是丁锡山、林之江一班人，他的宗旨，是要这班人知道我和吴四宝的关系，免得将来我有什么被绑的事件发生。我见到这般好意，就答应去露一露脸。

到了那天，我约了姚吉光（他也是季云卿的徒弟，是一个报人，人称小爷叔）同去。到了那边，已有十多个人在推牌九，满桌都是黄金美钞作注码，吴四宝只和我点了下头，姚吉光说：今晚这顿饭，非到十一点钟是不会开席的，但是我们两人荡来荡去也不像样，我叫许义桢他们陪你挖几圈花，也可以消磨这一段时间（许义桢是季太太金宝师娘的拖油瓶儿子，为人很忠厚）。因为许义桢曾和人合伙开过中药铺，对我的名字还熟悉，也很客气。

这次宴会中，他们推的牌九，越推越大，满桌虽是黄金美钞，其实全是人家的性命汗血，推到十一点钟，才暂告小歇。吴四宝大声招呼我入座，竟然要我坐头位，各人坐下来之后，吴四宝为我一一介绍。我也弄不清楚谁与谁，只知道丁锡山就坐在我身旁，我听见他的大名，就好像坐在计时炸弹旁边一般，感到深深不安。吴四宝就说："陈存仁不但是我在世界书局时代的老友，我前年生了一场病也是他医好的，所以请在座各位，对陈医生多多照应。"说罢，他就站起来敬大家一杯酒，我也接着立起来还敬他一杯。吴四宝又要我和坐在我左右两边的人碰一下杯，这两人一个是丁锡山，一个我记不起他的名字，总之也是计时炸弹之类的人物。那晚的菜肴很丰富，那些人只吃了四个冷盘和一碗鱼翅，就纷纷回到牌九桌上去。吴四宝对我耳语说："你放心吃吧，以后担保你没有事情。"从这次宴会之后，姚吉光便对我说："老兄，你今天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了！"

的确从此以后，不但我的心宁静了不少，而且在沦陷八年中，也不曾受到绑票的惊吓。

几年之后，许义桢常常到我诊所来闲谈，谈起吴四宝已经被日本人毒死，陶雪生被日本人杀了头，什么人什么人都不得善终。其中丁锡山的收场最迟，也死得最惨，头颅被挂在青浦的电杆木上。唯有林之江在胜利来临时，搭上了国民党特务的线路，他知道许许多多汉奸的藏身之所，由他访明避居之所一一加以逮捕，因此又立了功。此时又有人要林之江拘捕陈彬龢，他谎称陈彬龢已逃往湖北某地，当局信以为真，便拨出一笔巨款，叫他到湖北去查缉，他把心一横，就带了款子逃到香港。

所以这一批绑票头子，都没有好收场，只有一个林之江是死在香港的。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1949年赴港行医。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华东三院总理。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