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1991年的初冬，我和丈夫王建国结婚刚满三年，住在厂里分的四十平米的小房子里。

＂我不会抚养他的双胞胎，绝对不行。＂我站在客厅中央，声音有些颤抖。

屋外是凛冽的东北风，吹得窗户咣咣直响，那声音像是在嘲笑我的无情。

那是1991年的初冬，我和丈夫王建国结婚刚满三年，住在厂里分的四十平米的小房子里。

砖混结构的楼房冬冷夏热，但好歹是个安身之所，比起住大杂院的同事们，我们已经很幸运了。

我们的家具不多，一张旧木床，一个老式衣柜，一台黑白电视，还有一台＂红灯＂牌缝纫机，都是结婚时置办的。

建国的哥哥王建军在一场车祸中离世，留下一对五岁的双胞胎儿子。

这个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厨房用铝锅煮萝卜白菜汤，那汤的香气还未散去，却被一通急促的电话声打断。

建国放下电话，脸色苍白，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岁。＂大哥出车祸了，没救过来。＂

我手里的铁勺掉在了地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响。＂那...两个孩子呢？＂

＂还在幼儿园，没人告诉他们。＂建国声音嘶哑，＂咱们...得把他们接过来。＂

＂不行！＂我几乎是脱口而出，随即感到一阵心虚，但还是硬着头皮说下去，＂我不会抚养他的孩子！＂

说起我和大哥的矛盾，要追溯到七年前。

那年我二十一岁，在纺织厂做一名普通工人，因为会拉手风琴，在厂文工团认识了当时在机修车间工作的建国。

他比我大两岁，老实本分，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

可建国的哥哥王建军却处处针对我，说我家境不好，配不上他弟弟。

其实我家也不算特别困难，爹是小学教师，妈在街道办事处工作，虽然没什么大背景，但在当时也算是体面的工人家庭了。

记得那年春节，我特意攒了三个月的工资，买了两盒＂大白兔＂奶糖和一条＂红塔山＂香烟，提着去建国家拜年。

结果大哥当着全家人的面，把我带的礼物扔进了垃圾桶，说＂小市民的东西，拿不上台面＂。

我忍着眼泪，咬紧了嘴唇，却也在心里埋下了芥蒂，像一颗倒刺，多年来一直扎在心口。

＂小柳，咱能不能好好商量？＂建国眼眶通红，手里捏着一份出院单。

单子上潦草地写着＂家属自行处理后事＂几个字，纸张已经被他捏得起了皱。

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户斜斜地洒在地板上，像是被切割成碎片的悲伤。

＂我没那个能力，也没那个义务！＂我的声音越来越大，＂他活着的时候怎么对我的，你忘了吗？当年他要不是非要反对，咱们也不会等到二十五才结婚！＂

客厅里的老式挂钟滴答作响，仿佛在计算着生活的艰难。

＂你还记得上次咱们去他家吃饭，他媳妇当着众人的面说我没文化，像个乡下丫头吗？那两个孩子也老是对我指指点点的，一点儿礼貌都没有！＂我越说越激动，积攒多年的委屈像决堤的洪水一般涌出。

建国叹了口气，肩膀微微耸动，像是扛着看不见的重担。

＂可那是两个孩子啊，他们才五岁，什么都不懂。＂他的声音很轻，却重重地敲在我心上。

院子里传来广播站播放的《今日新闻》，播音员的声音清晰地传入我们沉默的客厅。

我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子喝了口水，水是凉的，灌进肚子里冰凉冰凉的。

＂咱们自己的日子还过得紧巴巴的，我每月工资才七十八块，你呢，厂里经常拖欠工资。再说，我还想着明年要个自己的孩子呢。＂

建国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着我：＂大哥再不好，那也是我哥，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你别跟我说这些大道理！＂我猛地站起来，＂我可不是圣人，我做不到！＂

厨房里的闹钟嘀嗒嘀嗒地响着，窗外传来邻居家孩子的嬉闹声，一切都那么平常，又那么不平常。

那几天，公婆从乡下赶来，住在我们的小屋里。

婆婆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一辈子没离开过那个小村庄，这次为了儿子的后事，坐了三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进城。

她眼睛哭得像核桃一样肿，看我的眼神充满了责备，仿佛我就是那个拒绝给孙子们一个家的罪人。

公公倒是少言寡语，只是每天清早起来，坐在阳台上抽旱烟，烟雾缭绕中，他佝偻的背影显得格外孤独。

＂闺女，你就帮帮建国吧，那两个娃娃可怜着呢。＂一天晚上，婆婆拉着我的手，低声哀求。

她的手粗糙得像树皮，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黑泥，那是几十年农活留下的痕迹。

＂妈，我也想帮，可是...＂我的声音越来越小，＂我怕自己做不好，更怕将来怨恨那两个孩子。＂

婆婆叹了口气，摇摇头，转身走进了厨房，只留下一串轻微的脚步声。

建国的单位是国营机械厂，最近效益不好，常常拖欠工资。

而我所在的纺织厂情况稍好些，但也只是勉强维持。

我们住的房子是单位分的福利房，虽然面积不大，但在当时已经算是运气不错了。

屋子里总是弥漫着一股煤炉的气味，那是北方冬天特有的味道，混合着廉价洗衣粉和咸菜的气息。

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听见了小院里传来孩子们的笑声，那笑声清脆，却让我心里一紧。

推开门，我看到建国正坐在家里的小木椅上，教双胞胎认识简单的汉字。

他们都没注意到我回来，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心里五味杂陈。

那两个孩子长得很像，都是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像两颗黑葡萄。

他们穿着不太合身的小棉袄，那是建国从厂里同事家借来的，袖子卷了好几道。

我放下手提包的声音惊动了他们，三人同时抬头看我，建国眼中闪过一丝尴尬，双胞胎则怯生生地叫了声＂婶婶＂。

＂你...你怎么把他们带回来了？＂我的声音有些发抖。

＂就...就是带他们来看看。＂建国站起身，有些局促，＂马上就走。＂

我没说话，径直走进了厨房，背对着他们，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冰凉的水哗啦啦地从水龙头里流出来，我机械地洗着手，思绪却飘向了远方。

回到客厅时，建国正在给双胞胎穿外套，准备离开。

看到我出来，他停下动作，欲言又止。

＂吃了饭再走吧。＂我听见自己说，声音干涩得像是很久没喝水。

建国愣了一下，随即点点头：＂好，那...那就麻烦你了。＂

我转身去厨房煮了一锅面条，放了两个鸡蛋，又炒了一盘青菜。

那顿晚饭吃得很安静，只有筷子碰到碗的声音，偶尔夹杂着双胞胎小声的说笑。

他们吃相很乖，不像一般的小孩子那样闹腾，离开时还认真地说了＂谢谢婶婶＂。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我的心情复杂得无法形容。

第二天上班时，车间主任看我无精打采，特意关心了几句。

我们厂里的女工大多知道我的事，眼神里透着同情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责备。

＂怎么，还是决定不管那两个孩子？＂李大姐是车间的老人，和我妈是同乡，一向把我当女儿看。

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头上扎着红色的头巾，是那个年代工人的标准装束。

＂大姐，你说我是不是太狠心了？＂我停下手中的活计，低声问道。

＂丫头，这种事情外人说不好。＂李大姐叹了口气，＂不过，我要是你，可能也做不到大度。＂

＂你真这么想？＂我有些惊讶。

李大姐环顾四周，压低声音：＂咱普通老百姓家，养活自己都不容易，哪有余力管别人的孩子？再说了，人心都是肉长的，万一将来偏心了，对谁都不好。＂

听了她的话，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但夜深人静时，那种隐约的愧疚感还是会浮上心头。

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发现建国正在收拾行李。

他的动作很慢，像是每拿起一件衣服都要思考很久。

＂你这是做什么？＂我愣住了，手里拎着的菜掉在了地上。

＂我决定了，搬去大哥家住，照顾两个孩子。＂他的语气平静，眼神却很坚定。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仿佛一盆冷水从头顶浇下。

＂那我呢？＂我的声音在发抖。

＂你自己决定吧。＂他继续收拾着衣服，动作机械而缓慢，＂我不会强求你。＂

窗外开始飘雪，北方的初雪总是来得突然，片片雪花在路灯下飞舞，像无数细小的精灵。

我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心里的某个角落在隐隐作痛。

＂那...那就离婚吧。＂这句话一出口，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建国的手停在了半空中，身子微微一颤，却没有回头看我。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随后婆婆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泛黄的信封。

＂柳娟啊，这是建军留下的，说是...说是让你看的。＂婆婆的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

我疑惑地接过信封，摸上去有些粗糙，是那种老式的牛皮纸信封，上面还有一些陈旧的水渍。

里面是一张字迹工整的信纸，纸张已经有些泛黄，但字迹依然清晰。

＂柳娟妹妹：

如果你看到这封信，那么我已经不在了。首先我要向你道歉，这些年来对你的态度实在不好，让你受了委屈。

其实我早在你和建国谈恋爱时就查出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说他这辈子都不能太过劳累，更不能有太大的情绪波动。我担心你不知情，将来会后悔，所以才出言阻拦。

那次扔你的礼物，是因为我看出那是你攒了半年工资买的，心疼你却不知道如何表达。我这人就是这样，心里想着好，嘴上却总说不出漂亮话。

我媳妇对你的态度也不好，那是因为我和她说过建国的病情，她怕你不能照顾好他，才处处看你不顺眼。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请你帮我照顾好两个孩子。他们很懂事，不会给你添麻烦的。建国的病需要定期检查，别让他太劳累，也别让他知道我告诉了你这些。

你大哥 建军＂

我泪如雨下，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张薄薄的纸，一股深深的愧疚涌上心头。

原来这些年我误会了大哥，把他的保护当成了刁难。

我看向建国，他正低着头整理行李，肩膀微微耸动，不知是否在哭。

＂建国，你的病...＂我犹豫地开口。

他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和慌乱，随即又恢复平静：＂大哥告诉你了？＂

我点点头，泪水模糊了视线：＂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不想让你担心。＂他苦笑一下，＂其实没那么严重，就是不能太累。＂

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这些年建国从不加班，为什么他总是避免剧烈运动，为什么他每个月都要悄悄去一次医院。

屋外的雪越下越大，窗玻璃上结起了一层薄薄的冰花，客厅里的灯光在冰花上折射出斑驳的光影。

婆婆静静地站在一旁，目光在我和建国之间徘徊，苍老的脸上写满了忧虑和期待。

＂我...我需要时间想想。＂我轻声说。

那晚，我失眠了，辗转反侧到天亮。

窗外的雪停了，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给灰暗的房间带来一丝温暖。

建国已经出门了，留下一张字条说去看孩子们。

我坐在床边，反复读着那封信，每一个字都像是大哥的忏悔和嘱托。

我的记忆回到了七年前，大哥总是皱着眉头看我和建国在一起的样子，媳妇对我的冷淡态度，还有那些我曾经认为是刁难的话语和行动。

现在想来，那些都是对弟弟的保护和担忧啊。

我把信折好，放回信封，然后穿上厚实的棉袄，走出了家门。

外面的雪地上，一串串脚印清晰可见，那是建国离开时留下的。

我顺着那些脚印，一直走到了公交车站，然后乘上了开往郊区的7路车。

建军家在城市的东郊，是一栋上世纪七十年代建的老式筒子楼，楼道又窄又暗，墙壁上贴着各种小广告。

我沿着楼梯爬到三楼，远远就听到了孩子们的笑声。

透过半开的门缝，我看到建国正在给双胞胎讲故事，两个小家伙坐在他膝头，眼睛亮晶晶的，充满了信任和依赖。

这一幕让我的心猛地揪了起来。

我深吸一口气，敲了敲门。

笑声戛然而止，三双眼睛同时望向门口。

＂婶婶！＂双胞胎从建国腿上跳下来，怯生生地站在门边。

我蹲下身，平视着他们：＂你们好啊，小朋友。＂

他们穿着不太合身的毛衣，袖子长了一截，应该是建国给他们买的。

＂婶婶是来看我们的吗？＂其中一个男孩小声问道。

我点点头，从包里拿出两只小布熊：＂这是给你们的，喜欢吗？＂

那是我昨晚在下夜班回家的路上，特意去国营商店买的，花了我半个月的零花钱。

两个小家伙欢呼着扑过来，抱住了玩具，又怯怯地看着我，似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谢谢婶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声音甜甜的，像春日的风铃。

建国站在一旁，眼神复杂地看着我，似乎在猜测我此行的目的。

房间里很简陋，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柜，一张小桌子，墙上贴着几张彩色的儿童画，应该是双胞胎的作品。

角落里放着一台老式收音机，正在播放着轻柔的音乐。

＂叔叔说爸爸去很远的地方出差了，要很久才能回来。＂一个小男孩突然说，眼睛里满是期待，＂婶婶，你知道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吗？＂

这个问题像一把刀刺进我的心，我看向建国，他的眼中满是无助。

＂你爸爸...他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我轻声说，抚摸着小男孩的头发，＂但是他很爱你们，所以把你们交给叔叔和婶婶照顾。＂

双胞胎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开始玩他们的新玩具。

建国走到我身边，低声问：＂你怎么来了？＂

＂我想通了。＂我深吸一口气，＂我们不离婚，一起抚养他们。＂

建国的眼睛亮了起来，又很快暗淡下去：＂你确定吗？我不想勉强你。＂

＂我确定。＂我看着双胞胎天真的笑脸，心中某个坚硬的地方开始融化，＂大哥和嫂子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

建国眼中闪烁着泪光，紧紧握住了我的手：＂谢谢你，小柳。＂

那天下午，我们带着双胞胎回到了我们的小家。

婆婆看到我们一家四口回来，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抹眼泪。

公公也难得露出了笑容，拍着我的肩膀说：＂闺女，你做得对。＂

那天晚上，我和建国坐在小院的石阶上，仰望着满天繁星。

＂为什么改变主意了？＂他轻声问，呵出的热气在寒冷的空气中形成一团白雾。

＂也许是因为我看到了那两双信任的眼睛吧。＂我望着远处的星空，轻声说，＂也许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学会接纳和给予。＂

接下来的日子并不轻松，养育两个孩子需要更多的金钱和精力。

我开始接一些零活，利用下班时间给人缝补衣服，贴补家用；建国也在厂里申请了夜班，多赚些加班费。

双胞胎很乖，从不闹腾，放学后会自己写作业，还会帮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春节那天，我做了一桌子菜，还特意蒸了双胞胎喜欢的八宝饭。

吃饭时，弟弟突然问我：＂婶婶，我们什么时候能改口叫你妈妈？＂

我愣住了，筷子停在半空中，心头涌上一股暖流。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叫我妈妈吧。＂我轻声说，眼中含着泪水。

＂妈妈！＂两个小家伙异口同声地喊道，然后扑进我的怀里。

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和满足。

建国在一旁默默流泪，公婆也抹着眼泪，笑得合不拢嘴。

夜色渐深，远处传来火车汽笛的长鸣，载着人们驶向远方。

而我，终于找到了归属的地方，在这个简朴的小家中，与我最爱的人们在一起。

窗外，春节的烟花绽放开来，照亮了整个城市的夜空，也照亮了我们的未来。

来源：青柠衬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