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华民族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军事战场上与敌人浴血奋战，也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了一场特殊的“反围剿”斗争。为了突破国民党当局对革命思想的严厉封锁，一种特殊的出版物应运而生——革命伪装本。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将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巨
在中华民族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军事战场上与敌人浴血奋战，也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了一场特殊的“反围剿”斗争。为了突破国民党当局对革命思想的严厉封锁，一种特殊的出版物应运而生——革命伪装本。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将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巨著《论持久战》伪装成清代学者章学诚的学术著作《文史通义》。这本披着“古籍外衣”的革命文献，以其精妙的伪装策略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在中国现代出版史和革命传播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精心设计的伪装外衣为了最大限度地迷惑国民党当局的审查机构，革命者在伪装本《文史通义》的封面设计和出版信息上可谓煞费苦心，力求每一个细节都与真实的古籍别无二致。
首先，在封面设计上，伪装本完全模仿了清代学术著作《文史通义》的传统线装样式。这种装帧形式本身就极具迷惑性，让人一眼便将其视为一部古老的学术典籍。封面的左下角则署名为“古愚署耑”，意为古愚题写书名，进一步营造了古籍再版的假象。甚至在书名页的背面，还仿照古籍的习惯，加上了“山阴旧史氏”的题记，使得伪装效果更加逼真。
更为复杂的是，为了应对更加严苛的审查，部分版本的《论持久战》还与其他革命著作合订出版，并采取了更为精细的伪装策略。例如，将《新民主主义论》与《论持久战》合订在一起的版本，竟然伪装成佛教经典《大乘起信论》。其封面不仅标注了“北京佛教总会印”，更印上了“阅毕送人，功德无量”的佛教用语。这种将革命理论包装成宗教经典的手法，充分利用了国民党当局对宗教团体的相对宽松政策，可谓是极具智慧。
其次，在出版信息伪装方面，革命者将伪装本的出版单位虚构为“上海广益书局”。这是一个在国统区真实存在的合法书局，利用其名义出版，能够有效地规避国民党当局的审查。然而，关于伪装本的实际印制地点，至今仍存在一些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这些伪装本是在中共控制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秘密印刷的；另一种说法则认为，1944年由潜伏在敌占区的地下工作者秘密印制。无论实际印制地点如何，这种利用合法机构名义进行非法出版的策略，都体现了革命者在极端环境下的灵活应变能力。
二、文化封锁下的传播突围革命伪装本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应对国民党当局日益严厉的文化封锁，以及满足革命思想传播的迫切需求而采取的特殊策略。
自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以来，便对进步思想和革命文献进行了残酷的查禁。据统计，仅1927年至1937年这十年间，国民党当局就查禁了各类书刊高达两千余种。这种高压的文化政策严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国统区的传播。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如何突破文化封锁，将革命的火种传播到更广阔的地区，成为了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与此同时，《论持久战》作为毛泽东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深刻分析了中日双方的优劣势，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方向。这部著作于1938年在延安以油印本的形式发行，但其数量有限，难以满足根据地内部以及更广大地区对革命理论的需求。因此，如何扩大《论持久战》的发行范围，使其能够渗透到国统区和敌占区，成为团结和动员更广泛民众参与抗战的重要任务。
革命伪装本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通过将《论持久战》伪装成古籍、宗教典籍甚至是教科书（如将其他革命文献伪装成《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利用当时流行的书名或具有权威性的机构名义（如商务印书馆、佛教团体），巧妙地混淆了国民党审查机构的视听，从而有效地突破了文化封锁，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开辟了新的渠道。
三、版本的多样性与珍贵的历史价值革命伪装本《论持久战》并非单一版本，而是呈现出一定的多样性，这进一步反映了当时地下工作的复杂性和策略的灵活性。
除了单独伪装成《文史通义》的单行本外，还存在着与其他革命著作合订的版本。前文提到的将《新民主主义论》与《论持久战》合订伪装成《大乘起信论》的版本便是典型的例子。在这个合订本中，《新民主主义论》被排在前面，占据了前37页，而《论持久战》则紧随其后，占据了后65页。这种合订出版的方式，不仅能够一次性传播多部重要的革命文献，也增加了伪装的复杂性，降低了被审查发现的风险。
此外，还有其他的《论持久战》伪装本被发现，例如将其伪装成古代史书《战国策注解》的版本。这种将同一部革命著作进行多种不同形式的伪装，形成系列化的伪装策略，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共地下工作者在思想传播方面的周密考虑和创新精神。
这些革命伪装本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思想传播作用，在今天看来，更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
首先，在思想传播方面，伪装本使得《论持久战》中关于“持久战三阶段论”和“人民战争思想”等核心内容得以在国统区广泛传播，有力地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亡国论”和“速胜论”，极大地增强了国统区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这些理论如同指路明灯，照亮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其次，伪装本的设计本身也体现了中共地下工作者的斗争智慧。封面设计巧妙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例如“甲申年重梓”暗合明朝灭亡的历史，以及利用佛教的符号和用语。这种策略不仅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语境，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同时也巧妙地利用了国民党当局表面上“尊古重道”的政策漏洞，使得革命思想得以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传播。
最后，从版本学的角度来看，革命伪装本作为一种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双重文本”，其伪装形态（封面、题记、出版社）与真实内容的割裂，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献现象。它不仅是研究20世纪中国出版史和传播史的重要实证，也为我们理解在极端政治压迫下，革命者如何巧妙地进行思想文化斗争提供了珍贵的案例。
四、稀世珍存与历史见证由于当时印制条件的艰苦以及政治环境的险恶，革命伪装本的存世数量极为稀少。目前已知的伪装本《文史通义》更是凤毛麟角，国家图书馆收藏有重要的版本，足见其珍贵程度。2018年，在北京泰和嘉成拍卖会上，包含《文史通义》在内的36种革命伪装本曾作为拍品公开亮相，这进一步印证了其在文献收藏领域所占据的特殊地位。这些幸存下来的伪装本，如同历史的活化石，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充满斗争与智慧的峥嵘岁月。
结语革命伪装本《文史通义》以其精巧的“古籍外衣”巧妙地包裹了《论持久战》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内核”，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于文化战线上开展艰苦卓绝“反围剿”斗争的一个生动缩影。其精妙的伪装策略不仅有效地保障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传播，为抗战的胜利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更成为见证中国共产党在极端环境下坚持理论创新和有效进行群众动员能力的珍贵历史物证。这本特殊的“古籍”，其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早已超越了一般的文献范畴。
来源：古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