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妈,您怎么能这样?我尽我的孝心,但一个月5000块给妹妹,这不是小数目啊!"我站在客厅里,感觉委屈得眼睛发酸。
"妈,您怎么能这样?我尽我的孝心,但一个月5000块给妹妹,这不是小数目啊!"我站在客厅里,感觉委屈得眼睛发酸。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无情?你亲妹妹离了婚,净身出户,你眼看着她苦,不管不顾?"母亲黑白分明的眼睛直直盯着我,里面盛满了责备。
1993年的春天,我永远记得那个下着小雨的周日午后,屋檐滴答的雨声像是某种无情的倒计时。
我叫陈明远,今年三十六岁,在市纺织厂做科室主任,每月工资只有八百多,加上各种补贴和奖金,勉强能到一千二三,在当时已经算是不错的收入了。
毕业十多年,靠着勤勤恳恳,我在厂里站稳了脚跟,组建了小家,还在单位分了一套六十平的两居室,虽然简陋,但总算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妹妹陈明月比我小三岁,从小就是娇滴滴的,父母把她当掌上明珠。
记得小时候,家里生活困难,每逢年节才能吃上一次肉,母亲总是先夹给明月,然后才是我。
上学时,明月有了新书包,我还背着补了又补的旧书包;她穿着崭新的校服,我的衣服总是她穿小了的"接班货"。
即便如此,我从没有过怨言,毕竟是一母同胞的亲妹妹,我疼她也是应该的。
五年前,明月嫁给了赵家的独子赵建国。
当时,赵家条件很好,赵建国在县里为数不多的外企上班,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后来又添置了一辆红色的雅马哈摩托车,在我们县城已经算是"阔绰"了。
结婚那天,妹妹风光无比,穿着崭新的红色旗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赵家摆了二十桌酒席,请来了整条街的邻居和亲戚。
我和妻子张雪梅东拼西凑,送了一台"红梅"牌落地扇当贺礼,那时候可是个稀罕物,花了我们两个月的工资,我们还为此和煤球炉子奋战了一整个夏天。
婚礼上,明月一直拉着我的手,眼里泛着泪光:"哥,这么多年你受苦了,以后我一定好好孝敬你和妈。"
我摸着她的头,像小时候那样:"傻丫头,你过得好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孝敬。"
可好景不长。
没过两年,明月和赵建国的婚姻就出现了裂痕。
起因是赵建国的外企效益不好,大批裁员,他成了第一批下岗工人,随后开了一家小杂货铺,收入大不如前。
九十年代初的下岗潮,席卷了全国各地,多少人从天堂跌到地狱,赵建国只是其中之一。
妹妹受不了这落差,经常和赵建国吵架。
记得有一次,我去他们家串门,刚到门口就听见屋里传来明月尖锐的声音:"你看看人家王厂长家的日子,再看看我们,连个冰箱都买不起!"
赵建国的声音低沉而无奈:"现在全国都这样,我有什么办法?你以为我不想过好日子啊?"
隔三差五,她就回娘家哭诉。
每次母亲都心疼得不得了,一边给明月擦眼泪,一边数落赵建国不是东西,说什么"当初要不是看他有工作,我才不让明月嫁给他呢"。
今年初,明月终于和赵建国离了婚。
离婚协议上写着"男方保留共同财产",妹妹净身出户。
这事在亲戚邻居间传开了,都说明月太傻,怎么能把自己的那份给了赵家?
小区里的老太太们围坐在梧桐树下纳凉,一边搓着麻将一边嚼舌根:"听说陈家丫头离婚了,啥都没分到,真是个傻的。"
"年轻人啊,就是不懂事,这年头离婚,连锅碗瓢盆都要算清楚,她倒好,两手空空就走了。"
"妈,赵建国家那点家当,大部分是他父母的。"我坐在母亲家的八仙桌前,端着搪瓷缸,小口啜着廉价的茶叶水,试图讲道理。
"再说了,明月净身出户是她自己签字同意的啊。"
母亲家还是我小时候住的那套房子,土坯墙,木板门,屋里的摆设也没怎么变过,那台缝纫机还放在老位置,上面积了厚厚的灰,显然很久没人用了。
"她懂什么?那赵家人心眼多着呢!"母亲叹气道,眼眶湿润,手里搓着已经洗得发白的手绢,那是父亲生前送她的唯一一件像样的礼物。
"你妹妹单纯,被骗了。"
这倒是实情。
明月高中毕业后就没有正经工作,一直靠赵建国养着。
如今离了婚,的确举步维艰。
"我明白,可是,妈,我家里也有困难啊。"我看着窗外,那株老槐树依然如故,只是又高了几分,树影婆娑,斑驳的光影洒在地上,恍如隔世。
"我儿子上初中了,正是用钱的时候。我媳妇工资不高,家里还有房贷。一个月5000给明月,实在是..."
"那是你亲妹妹!血浓于水的亲妹妹!"母亲猛地放下茶碗,打断我的话,碗底与桌面相撞,发出一声脆响。
"你爸生前最疼她,如果他在天有灵,看到你这样对待妹妹,会多伤心!"
父亲三年前因病去世,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病榻上,他瘦得只剩皮包骨,却还拉着我的手,让我照顾好母亲和妹妹。
"明远啊,你是长子,家里的顶梁柱,爸这一走,家里就全靠你了..."他的声音虚弱得几乎听不见,但那份嘱托像烙铁一样,深深刻在我心里。
每当母亲提起父亲,我就无言以对,像是被无形的绳索紧紧捆住。
"妈,我不是不管明月。"我起身走到那台老旧的黑白电视机前,无意识地抚摸着上面的灰尘。
"我可以帮她介绍工作,可以让她暂时住我家小房间,但一个月5000..."
"你别说了!"母亲激动地站起来,那个常年坚强的女人此刻像是被抽空了力气,又像是积蓄了几十年的委屈终于找到了爆发口。
"你有出息了,忘了小时候是谁给你让糖吃?是谁把自己的新衣服让给你穿去参加学校活动?是谁在你高考那年,大热天的跑到医院给你熬绿豆汤?现在你妹妹有难,你却算计这么多!你真是...真是无情!"
母亲说完,转身进了卧室,重重地关上门。
我站在客厅,如坐针毡,屋里的老掉钟滴答滴答地走着,似乎在无声地责备我。
回到家,妻子张雪梅正在厨房做晚饭。
那个狭小的厨房只有几平米,灶台上放着几个搪瓷盆,里面泡着各种菜,墙上挂着几把铁铲和菜刀,简陋却整洁。
闻到韭菜炒鸡蛋的香味,我的心情才稍微好转,肚子也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今天去你妈那里,聊得怎么样?"她一边往锅里打鸡蛋一边问,头也不回。
我把和母亲的对话简单说了一遍。
雪梅停下手中的活,转过身来看着我,脸上带着几分忧虑:"那你打算怎么办?"
她穿着一件已经洗得发白的碎花围裙,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额头上还有几滴汗珠,朴素而美丽。
"我也不知道。"我苦笑着摇头,在那张自己组装的木椅上坐下,椅子发出吱呀一声响。
"一个月5000,确实太多了。我们家每个月工资加起来才一千多,除去房贷、孩子学费,已经很紧张了。"
"可是,明月毕竟是你妹妹..."雪梅欲言又止,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围裙边缘。
我知道她的意思。
自结婚以来,雪梅从未对我家人有过抱怨。
即使我时常接济母亲和妹妹,她也只是默默支持。
结婚前,她爹拍着胸脯说:"女儿嫁给你,我们家不要彩礼,只要你好好待她!"
这样的贤惠妻子,我何其有幸。
"你有什么想法?"我看着她,希望能得到一些指引。
"我觉得可以帮明月,但要有限度。"雪梅思索着说,眉头微微皱起,像是在计算着什么。
"比如帮她找份工作,每月给她1000块钱补贴生活,等她站稳脚跟再说。"
我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
窗外,一阵风吹来,带着初春的微凉和泥土的气息。
院子里,邻居家的老李头正在浇菜,时不时传来水流的哗哗声和他的咳嗽声。
这就是生活,平凡而真实,没有谁能轻易逃脱其中的艰难与责任。
第二天是周六,我早早起床,穿上那件深蓝色的的确良衬衫,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去了妹妹租住的小屋。
那是一间十几平米的平房,位于城乡结合部,每月租金两百元,差不多是工人一个月的伙食费。
一路上,我经过了日渐繁华的县城街道。
路边新开了几家私营小店,有卖服装的,有卖电器的,还有一家彩电专卖店,橱窗里摆着"熊猫"牌彩电,引得不少人驻足观望。
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神州大地,市场经济的种子悄然生根发芽。
推开门,室内昏暗潮湿,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屋里只有一张铁架床,一个三抽屉的衣柜和一个小方桌,墙角还有一台老式的收音机,正播放着流行歌曲《涛声依旧》。
明月正坐在床边发呆,见我来了,勉强笑了笑:"哥,你来啦。"
她穿着一件褪色的T恤和一条宽松的裤子,头发乱蓬蓬的,脸色苍白,眼睛下面有明显的黑眼圈,哪还有当年那个光彩照人的少女影子?
我环顾四周,心里一阵酸楚。
曾经光鲜的妹妹,如今竟住在这样的地方。
"明月,我来谈谈你的事。"我在她对面的小凳子上坐下,凳子摇晃了一下,差点让我摔倒。
"妈都和我说了。"明月低着头,手指不停地绕着头发。
"哥,我知道我现在是个累赘,但我真的没办法..."
"你别这么说。"我打断她,"你是我妹妹,我不会不管你。但是,我想帮你的方式可能和妈想的不一样。"
收音机里换了一首《走进新时代》,欢快的节奏与屋里凝重的气氛形成了强烈对比。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帮她联系纺织厂的工作,每个月给她1000元生活费,等她稳定后再逐渐减少。
明月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抬起头:"哥,当初你结婚的时候,爸妈给了你5万块钱做彩礼。我结婚时,他们也给了我5万。现在我什么都没了,难道不应该得到同样的帮助吗?"
她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里面有种我从未见过的倔强和委屈。
我愣住了。
这个角度,我确实没想过。
"明月,那是不一样的。彩礼是一次性的,现在妈要我每个月给你5000,一年就是6万了。"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
"哥,你现在有房有工作,妻子孩子都很好。而我呢?我什么都没有了!"明月的声音带着哭腔,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你知道我为什么净身出户吗?因为赵建国有了别的女人!我被伤得那么深,却连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都没有!"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我不知道明月经历了这样的痛苦,母亲也从未提起过。
"我...我不知道..."我结结巴巴地说,一时不知该如何接话。
"你当然不知道!你们都只看到我净身出户,都觉得我傻,都不知道我当时有多绝望!"明月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滑落。
"那女人是他店里的小工,比我小六岁!我亲眼看到他们...我受不了,我只想快点结束这段婚姻,根本没考虑那些钱!"
我沉默了。
此刻,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愧疚。
也许,我真的对妹妹关心不够,没有及时了解她的痛苦。
"明月,对不起,我不知道事情这么复杂。"我轻声说,伸手握住她的手,像小时候那样。
"但是,逃避不是办法。你需要重新站起来,我和雪梅会尽力帮你。"
窗外传来小贩的吆喝声:"冰棍儿啊,两毛钱一根的冰棍儿啊!"
那熟悉的声音勾起了我的童年记忆,那时候,一根冰棍要五分钱,我和明月只能偶尔享受一次,还常常是两人分着吃。
"明月,记得小时候咱们分吃冰棍的事吗?"我突然问道。
她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惊讶,然后缓缓点了点头:"记得,你总是把大的那半给我。"
"是啊,因为你是我妹妹。"我微笑着说,"现在也一样,我会尽我所能帮你,但我也有我的难处。"
我们谈了很久。
最终,明月同意先到纺织厂工作,而我承诺每月给她2000元,帮她渡过难关。
走出明月的小屋,阳光正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路边的杨柳已经抽出了嫩绿的新芽,一切都在悄然生长,蓬勃向上。
回家路上,我的心情复杂至极。
一方面,我为无法满足母亲的要求而愧疚;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的决定是理性的,是为了所有人好。
路过新华书店,我停下车,进去转了一圈。
那里正在促销梁晓声的新作《年轮》,我花了15块钱买了一本,打算送给明月,希望这些文字能给她一些力量和勇气。
晚上,我鼓起勇气去见母亲。
她正在阳台上给花浇水,那几盆老式的绿萝和吊兰是父亲生前种下的,母亲一直精心照料,从不忍心扔掉。
见我来了,她的脸色明显冷淡了几分,手上的动作却没停。
"妈,明月的事我已经和她谈过了。"我走到母亲身边,闻到那熟悉的菜籽油和老式肥皂混合的气味,那是母亲几十年如一日的味道。
"我会帮她在厂里找份工作,每个月给她2000元。等她稳定了,再慢慢减少。"
"就2000?"母亲放下搪瓷水壶,那是我小时候用过的,壶嘴已经有些磨损,但母亲舍不得换。
"这点钱能干什么?现在什么都涨价,光房租就要200,再加上吃饭、买衣服..."
"妈,这已经是我能力范围内最大的帮助了。"我耐心解释,"我家每月开销很大,孩子上学要钱,房贷要钱,您的药费也要钱..."
"我的药费?"母亲打断我,声音陡然提高,"你是在说我拖累你了?"
"不是,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急忙解释,感到一阵心慌。
"行了,不用说了。"母亲转过身,背对着我,肩膀微微颤抖。
"你有本事了,看不起我们这些拖累你的人了。当初你上大学,家里砸锅卖铁供你读书,现在你嫌我们碍事了!"
我感到一阵无力,像是被人狠狠打了一拳。
无论如何解释,母亲似乎都听不进去。
"妈,您别这样。明月已经同意了我的建议,她明白我的难处。"我的声音低了下来,像是被抽走了力气。
"她同意是被逼无奈!"母亲激动地说,手指紧紧抓住窗台,指节发白。
"她能指望谁?只能指望她哥啊!可她哥却..."
母亲没有说完,但那失望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
客厅墙上的老式挂钟嘀嗒作响,像是在无情地计算着我们之间越来越深的隔阂。
我不知道该如何打破这个僵局。
母亲期望我无条件地满足明月的需求,而我必须考虑自己家庭的责任。
两难的处境让我夜不能寐。
一周后,明月如约来到纺织厂上班。
那是一座建于七十年代的老厂房,灰色的外墙上还留有"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斑驳标语。
我给她安排在质检车间,工作不算累,每月基本工资1200元。
加上我给的2000元,生活应该不成问题。
厂区门口的广播喇叭每天早上都会准时响起,播放《东方红》和《社会主义好》,那熟悉的旋律给了我一种奇怪的安慰感。
然而,事情并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
明月在厂里干了不到一个月,就经常请假。
同事们告诉我,她工作不认真,经常出错,还和车间主任顶嘴。
"明远,你妹妹这样下去不行啊。"车间主任王师傅私下找我谈话,一边说一边卷着一支"大前门"香烟。
"我看在你的面子上才没批评她,但生产质量不能耽误啊。上个月我们车间就因为质检不严,被退了一批货,厂长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我找明月谈了几次,她总是满口答应,但第二天照样我行我素。
与此同时,母亲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冷淡。
每次我去看她,她总是话很少,甚至避而不见,说自己不舒服,要休息。
这让我心如刀绞,夜深人静时常常辗转难眠。
一天晚上,儿子小威写作业时突然问我:"爸,为什么姑姑总是来我们家拿钱?"
我一愣,放下手中的报纸:"你怎么知道的?"
"我听见妈妈和姑姑说话了。"小威抬起头,眼睛里满是疑惑。
"姑姑说她很缺钱,妈妈给了她500块。妈妈说这是我们的零花钱,让姑姑别告诉你。"
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
没想到雪梅竟然瞒着我接济明月,还动用了孩子的零花钱。
那天晚上,我和雪梅长谈了一夜。
她哭着告诉我,明月经常来家里借钱,说厂里工资太低,生活不下去。
雪梅不忍心拒绝,只好偷偷给她钱,有时候是从家用里挤出来的,有时候是从给小威补课的钱里省下来的。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有些生气,握紧了拳头又松开。
"我怕你为难。"雪梅擦着眼泪,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她脸上,照出了我从未注意过的细纹。
"你已经很辛苦了,我不想再给你增加负担。而且,明月确实可怜,我也于心不忍..."
我抱住雪梅,心中既感动又心疼。
十年婚姻,她一直默默支持我,承担着照顾家庭的重任。
而我,却没有照顾好她的感受。
床头柜上的闹钟显示已经凌晨三点,屋外偶尔传来狗吠声和夜班工人的脚步声。
这就是生活,琐碎而真实,没有轰轰烈烈,只有点点滴滴的付出和忍耐。
第二天,我决定与明月彻底谈一次。
我直接去了她租住的小屋,却发现她不在家。
邻居告诉我,明月已经好几天没回来了。
那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一边嗑瓜子一边说:"那姑娘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出去,晚上才回来,有时候根本不回来。"
我急忙给母亲打电话,问明月是否在她那里。
我家刚装了一部拨盘式的黑色电话,那在当时已经算是奢侈品了,不少邻居还会借用我家的电话与外地亲戚联系。
"是啊,她住在我这儿。"母亲语气冷淡,背景音里传来电视节目的声音,似乎是《渴望》的片头曲。
"她说在厂里受欺负,不想去了。"
"什么受欺负?她是工作不认真,被批评了!"我有些生气,声音不自觉地提高。
"妈,您别总是纵容她。她需要学会自立!"
"你这孩子,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母亲也提高了声音,电话那头传来椅子挪动的声音,似乎她站了起来。
"你妹妹这么可怜,你不同情也就算了,还说这种话!"
电话那头传来嘟嘟的忙音,母亲挂断了电话。
我站在街头,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
街边的自行车铃声,小贩的吆喝声,收音机里传出的新闻联播声,这些熟悉的声音此刻却让我感到异常孤独。
回到家,我翻出了那个尘封已久的木匣子,里面放着一些老照片。
我找到一张全家福,那是我高考前拍的,父亲还健在,站在中间,笑得灿烂;母亲站在他身边,朴素而端庄;我和明月分立两侧,年轻的脸上写满对未来的憧憬。
那时候,一切都那么单纯,那么美好。
我们没有豪宅名车,但有的是彼此的关爱和支持。
什么时候开始,金钱代替了亲情,成为衡量爱的标准?
周末,我带着一束向日葵去看望母亲。
向日葵是她最喜欢的花,每次看到都会笑得合不拢嘴,说这花像人一样,永远朝着阳光生长,充满希望。
敲门后,明月开了门。
她看起来比在厂里时精神多了,穿着一件崭新的连衣裙,头发也做了造型,卷曲蓬松,很是时髦。
"哥,你来啦。"她淡淡地说,眼神闪烁,不敢直视我。
我点点头,走进屋里。
母亲正在厨房做饭,见我来了,只是看了一眼,没说话。
"妈,给您带了向日葵,您最喜欢的。"我把花递过去。
屋里的电视机正播放着《志在四方》,是当时很流行的电视剧,讲述年轻人在改革开放中创业的故事。
母亲接过花,放在桌上,继续切菜:"有什么事吗?"
她的语气冷淡得仿佛在对一个陌生人说话。
"妈,我想和您还有明月好好谈谈。"我坐下来,深吸一口气,"这样僵持下去对谁都不好。"
"有什么好谈的?"母亲头也不抬,手中的菜刀有节奏地敲击着案板,发出咚咚的响声。
"你都决定了,我们有什么好说的?"
"妈,您别这样。"我轻声说,"我知道您心疼明月,我也心疼她。但帮助她不是一味地给钱,而是帮她找到自立的方法。"
明月在一旁不安地坐着,不时看看我,又看看母亲,像是被夹在中间的小孩子,不知该如何是好。
"明月,你为什么不好好在厂里工作?"我转向妹妹,"那份工作虽然辛苦点,但很稳定,有社保,有前途。"
"哥,我不适合那种工作。"明月撇撇嘴,手指绕着头发,一个从小就有的小动作,每当她紧张或心虚时就会这样。
"整天对着机器,太无聊了。而且那些老女工总是挑我的刺,说我这不行那不行的..."
"那你想做什么工作?"我问,尽量让语气温和。
明月沉默了一会儿,眼睛突然亮了起来:"我想开个小店,卖些女孩子喜欢的东西。"
这倒是个新想法。
明月从小就喜欢漂亮的衣服和饰品,对这方面确实有眼光。
记得小时候,她用废旧的彩纸和布头做了一个漂亮的发卡,邻居家的女孩子都羡慕不已,还用零食和她换。
"开店需要本钱,还需要经验。"我思考着,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
"你有这方面的准备吗?"
"我..."明月低下头,声音小了下去,"我只是有这个想法,但不知道怎么开始。"
厨房里,锅铲与锅底碰撞的声音突然停了。
母亲放下手中的工具,擦了擦手,走到我们面前。
"明远,你真的不能每月给明月5000块钱吗?"她的声音不再那么咄咄逼人,但眼中的期待仍然让我心痛。
我看着母亲充满期待的眼睛,心中一阵酸楚。
那双手,曾经是多么有力,现在却布满老年斑和皱纹,指甲因常年的家务劳动而变得粗糙不平。
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那是岁月在她身上留下的印记,也是为这个家操劳的证明。
我知道她是真心为明月着想,但她不明白,无条件的施舍并不能真正帮助明月。
"妈,与其给明月钱,不如帮她找到适合自己的路。"我诚恳地说,伸手握住母亲粗糙的手,那触感让我想起小时候,每当我发烧时,她总是这样握着我的手,给我力量。
"您想想,如果我每月给她5000,她能依靠这个多久?一年?两年?然后呢?她总不能一辈子靠我养活吧?"
母亲愣住了,眼神飘向窗外,似乎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窗外,邻居家的孩子正在追逐打闹,笑声清脆,充满活力。
"而且,"我继续说,"我每月给她2000元,已经是尽力了。雪梅从来没有抱怨过,还偷偷给明月钱。您知道吗?她拿出孩子的零花钱给明月,就怕我为难。"
听到这里,明月脸上露出了愧疚的表情,手指不再绕着头发,而是紧紧攥在一起。
"哥,嫂子真的这样做了?"她小声问,眼神闪烁。
我点点头:"雪梅把你当亲妹妹看待,从不计较。但她也有难处,我们家的开销很大。"
卧室里传来滴答的钟表声,那是父亲生前最喜欢的一个老座钟,走时虽然不准,但母亲一直舍不得扔。
母亲放下手中的活,在我对面坐下。
她看着我,眼中的坚持渐渐软化,像是冬日里融化的霜雪:"你说的...有道理。但明月现在真的很困难,她离了婚,什么都没有..."
"妈,我不是不管明月。"我握住母亲的手,"我是想帮她真正站起来。如果她想开店,我可以给她一笔启动资金,但她必须学会经营,学会对自己负责。"
明月抬起头,眼睛亮了起来,像是突然看到了希望:"哥,你是说...支持我开店?"
"是的,但有条件。"我看着她,语气变得严肃。
"你得先学习相关知识,找人带你了解市场,做好准备。我可以投资2万元给你,但这是投资,不是白给。你要认真经营,将来有了收益,要还我。"
2万元,在1993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相当于我一年半的工资。
这几乎是掏空了我的积蓄,但我相信,这比每月给她5000元更有价值。
明月激动地站起来,脸上洋溢着久违的光彩:"哥,我一定会好好干!我知道自己以前太依赖人了,但这次我真的想靠自己的努力过上好日子!"
她的样子让我想起了那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那个会为了给我吃糖而自己饿肚子的妹妹。
也许,她并没有变,只是迷失了一段时间。
母亲的眼中闪烁着泪光。
她看看我,又看看明月,慢慢地点了点头:"明远,妈错怪你了。你比我看得更远。"
她的声音有些哽咽,手不自觉地抚摸着桌上的向日葵,轻轻触碰那些金黄的花瓣。
"这花真好看,永远朝着太阳,多有志气。我们人啊,也该这样。"
我紧紧握住母亲的手:"妈,我们都希望明月好。只是方式不同罢了。"
当天晚上,我们一家人难得地一起吃了顿饭。
母亲做了我最爱吃的红烧肉和清蒸鲫鱼,还有一盘爽口的凉拌黄瓜,简单而丰盛。
饭桌上,明月兴奋地分享她的创业计划,说要卖年轻女孩喜欢的饰品和小衣物,并且亲自设计一些独特的款式。
母亲时不时给出建议,说哪个地方的批发市场便宜,哪种款式可能更受欢迎。
气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融洽,仿佛那些隔阂从未存在过。
回家路上,夜色已深,街上的人渐渐少了。
我骑着自行车,载着雪梅和小威,穿过静谧的街道。
路灯昏黄,照在我们身上,拉出长长的影子。
小威趴在我背上,已经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
雪梅坐在后座,双手环抱着我的腰,身体随着自行车的晃动轻轻摇摆。
我看着天上的星星,那么明亮,那么遥远,却又那么亲近,心中有种说不出的踏实。
也许,家人之间的爱不仅仅是无条件的给予,更是帮助彼此成长、自立的过程。
正如那束向日葵,它们总是勇敢地朝着阳光生长,即使经历风雨,也不会放弃向上的力量。
三个月后,明月在市中心的商业街租了一个小店面,开始售卖年轻女孩喜欢的服饰和饰品。
那是一条正在兴起的步行街,各种私营小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充满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活力和生机。
开业那天,我和雪梅、小威、母亲都去捧场。
看着店铺门口挂着的"向日葵饰品店"的牌子,我心中涌起一种特别的温暖。
那是明月为店铺取的名字,她说这是提醒自己,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雨,都要像向日葵一样,勇敢地追寻阳光。
店铺虽小,只有二十来平米,但布置得温馨精致,墙上挂着各种发卡、项链和手链,柜台里摆放着小巧的饰品盒和镜子,很受年轻人欢迎。
明月也变得自信阳光,不再是那个总是抱怨生活的女孩。
她开始学习经营之道,认真对待每一个顾客,每一笔交易。
她还去夜校学习了基础的会计知识,每天晚上都认真记账,盘点库存。
我依然每月给她1000元补贴,但更多的是提供经营建议和市场信息。
让我惊喜的是,半年后,明月不仅能够维持店铺运营,还开始有了稳定的盈利。
那天,我收到明月的信息,让我下班后去她店里一趟。
走进店铺,明月神秘地拿出一个红色的信封,递给我:"哥,这是我第一次还你的钱,5000块。虽然不多,但这是我靠自己的努力赚来的。"
信封上用金色的笔写着"诚意还款"四个字,字迹工整有力,透着一种坚定。
我接过信封,心中涌起一种无法言说的自豪和欣慰。
这不仅仅是钱,更是明月成长的证明。
"明月,你变了很多。"我由衷地说,望着眼前这个自信而坚强的女子。
店里放着收音机,正播放着崔健的《一无所有》,那粗犷的嗓音唱着"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明月笑着点点头:"是啊,我终于明白,幸福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争取的。哥,谢谢你当初没有选择简单地给我钱,而是帮我找到了自己的路。"
窗外,夕阳的余晖洒进店内,将一切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那一刻,我知道,我做了正确的决定。
真正的爱,不仅是在困难时伸出援手,更是帮助对方找到属于自己的阳光。
后来,母亲经常去明月的店里帮忙。
她总是骄傲地告诉顾客:"这是我女儿的店,她自己创业的。"那满脸的自豪,比起当年希望我无条件资助明月时,不知强烈了多少倍。
几年后,明月的店铺从小小的档口发展成了一间像样的专卖店,还在隔壁开了一家手工DIY饰品坊,教年轻女孩子们自己动手制作饰品。
她不仅完全还清了我的启动资金,还在城郊买了一套小两居,彻底实现了经济独立。
更令人欣慰的是,她遇到了一位同样创业的年轻人,两人志同道合,很快步入了婚姻。
这一次,没有铺张的婚礼,没有豪华的排场,但有的是相互扶持的承诺和踏实走下去的决心。
2000年初,我带着全家去明月店里庆祝新年。
店里已经焕然一新,装修得更加时尚精致,墙上挂着她和新丈夫的合影,两人笑得灿烂。
母亲坐在柜台后面,戴着老花镜,正在仔细地穿一串手链,那专注的神情让她看起来年轻了许多。
小威已经上高中了,正对着一排饰品指指点点,挑选给同学的新年礼物。
雪梅站在我身边,静静地看着这一切,手不知不觉握紧了我的手。
我突然想起那束向日葵,想起它们永远朝着阳光生长的姿态。
人生路上,我们都会经历风雨,但只要像向日葵一样,始终朝着阳光的方向,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爱一个人,不是替他承担所有,而是帮他学会自己承担;不是一味地给予,而是教会他如何获取;不是永远的依靠,而是成为他人生路上的一束向日葵,指引他找到自己的光明。
天色已晚,华灯初上,街上的人群熙熙攘攘,洋溢着新年的喜庆。
我站在店门口,看着满城灯火,心中充满感恩和平静。
有些路,必须自己走;有些苦,必须自己尝;有些成长,必须亲身经历。
这大概就是生活的意义,也是亲情的真谛。
来源:香格里拉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