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妈，您怎么能这样？我尽我的孝心，但一个月5000块给妹妹，这不是小数目啊！＂我站在客厅里，感觉委屈得眼睛发酸。
＂妈，您怎么能这样？我尽我的孝心，但一个月5000块给妹妹，这不是小数目啊！＂我站在客厅里，感觉委屈得眼睛发酸。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无情？你亲妹妹离了婚，净身出户，你眼看着她苦，不管不顾？＂母亲黑白分明的眼睛直直盯着我，里面盛满了责备。
1993年的春天，我永远记得那个下着小雨的周日午后，屋檐滴答的雨声像是某种无情的倒计时。
我叫陈明远，今年三十六岁，在市纺织厂做科室主任，每月工资只有八百多，加上各种补贴和奖金，勉强能到一千二三，在当时已经算是不错的收入了。
毕业十多年，靠着勤勤恳恳，我在厂里站稳了脚跟，组建了小家，还在单位分了一套六十平的两居室，虽然简陋，但总算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妹妹陈明月比我小三岁，从小就是娇滴滴的，父母把她当掌上明珠。
记得小时候，家里生活困难，每逢年节才能吃上一次肉，母亲总是先夹给明月，然后才是我。
上学时，明月有了新书包，我还背着补了又补的旧书包；她穿着崭新的校服，我的衣服总是她穿小了的＂接班货＂。
即便如此，我从没有过怨言，毕竟是一母同胞的亲妹妹，我疼她也是应该的。
五年前，明月嫁给了赵家的独子赵建国。
当时，赵家条件很好，赵建国在县里为数不多的外企上班，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后来又添置了一辆红色的雅马哈摩托车，在我们县城已经算是＂阔绰＂了。
结婚那天，妹妹风光无比，穿着崭新的红色旗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赵家摆了二十桌酒席，请来了整条街的邻居和亲戚。
我和妻子张雪梅东拼西凑，送了一台＂红梅＂牌落地扇当贺礼，那时候可是个稀罕物，花了我们两个月的工资，我们还为此和煤球炉子奋战了一整个夏天。
婚礼上，明月一直拉着我的手，眼里泛着泪光：＂哥，这么多年你受苦了，以后我一定好好孝敬你和妈。＂
我摸着她的头，像小时候那样：＂傻丫头，你过得好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孝敬。＂
可好景不长。
没过两年，明月和赵建国的婚姻就出现了裂痕。
起因是赵建国的外企效益不好，大批裁员，他成了第一批下岗工人，随后开了一家小杂货铺，收入大不如前。
九十年代初的下岗潮，席卷了全国各地，多少人从天堂跌到地狱，赵建国只是其中之一。
妹妹受不了这落差，经常和赵建国吵架。
记得有一次，我去他们家串门，刚到门口就听见屋里传来明月尖锐的声音：＂你看看人家王厂长家的日子，再看看我们，连个冰箱都买不起！＂
赵建国的声音低沉而无奈：＂现在全国都这样，我有什么办法？你以为我不想过好日子啊？＂
隔三差五，她就回娘家哭诉。
每次母亲都心疼得不得了，一边给明月擦眼泪，一边数落赵建国不是东西，说什么＂当初要不是看他有工作，我才不让明月嫁给他呢＂。
今年初，明月终于和赵建国离了婚。
离婚协议上写着＂男方保留共同财产＂，妹妹净身出户。
这事在亲戚邻居间传开了，都说明月太傻，怎么能把自己的那份给了赵家？
小区里的老太太们围坐在梧桐树下纳凉，一边搓着麻将一边嚼舌根：＂听说陈家丫头离婚了，啥都没分到，真是个傻的。＂
＂年轻人啊，就是不懂事，这年头离婚，连锅碗瓢盆都要算清楚，她倒好，两手空空就走了。＂
＂妈，赵建国家那点家当，大部分是他父母的。＂我坐在母亲家的八仙桌前，端着搪瓷缸，小口啜着廉价的茶叶水，试图讲道理。
＂再说了，明月净身出户是她自己签字同意的啊。＂
母亲家还是我小时候住的那套房子，土坯墙，木板门，屋里的摆设也没怎么变过，那台缝纫机还放在老位置，上面积了厚厚的灰，显然很久没人用了。
＂她懂什么？那赵家人心眼多着呢！＂母亲叹气道，眼眶湿润，手里搓着已经洗得发白的手绢，那是父亲生前送她的唯一一件像样的礼物。
＂你妹妹单纯，被骗了。＂
这倒是实情。
明月高中毕业后就没有正经工作，一直靠赵建国养着。
如今离了婚，的确举步维艰。
＂我明白，可是，妈，我家里也有困难啊。＂我看着窗外，那株老槐树依然如故，只是又高了几分，树影婆娑，斑驳的光影洒在地上，恍如隔世。
＂我儿子上初中了，正是用钱的时候。我媳妇工资不高，家里还有房贷。一个月5000给明月，实在是...＂
＂那是你亲妹妹！血浓于水的亲妹妹！＂母亲猛地放下茶碗，打断我的话，碗底与桌面相撞，发出一声脆响。
＂你爸生前最疼她，如果他在天有灵，看到你这样对待妹妹，会多伤心！＂
父亲三年前因病去世，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病榻上，他瘦得只剩皮包骨，却还拉着我的手，让我照顾好母亲和妹妹。
＂明远啊，你是长子，家里的顶梁柱，爸这一走，家里就全靠你了...＂他的声音虚弱得几乎听不见，但那份嘱托像烙铁一样，深深刻在我心里。
每当母亲提起父亲，我就无言以对，像是被无形的绳索紧紧捆住。
＂妈，我不是不管明月。＂我起身走到那台老旧的黑白电视机前，无意识地抚摸着上面的灰尘。
＂我可以帮她介绍工作，可以让她暂时住我家小房间，但一个月5000...＂
＂你别说了！＂母亲激动地站起来，那个常年坚强的女人此刻像是被抽空了力气，又像是积蓄了几十年的委屈终于找到了爆发口。
＂你有出息了，忘了小时候是谁给你让糖吃？是谁把自己的新衣服让给你穿去参加学校活动？是谁在你高考那年，大热天的跑到医院给你熬绿豆汤？现在你妹妹有难，你却算计这么多！你真是...真是无情！＂
母亲说完，转身进了卧室，重重地关上门。
我站在客厅，如坐针毡，屋里的老掉钟滴答滴答地走着，似乎在无声地责备我。
回到家，妻子张雪梅正在厨房做晚饭。
那个狭小的厨房只有几平米，灶台上放着几个搪瓷盆，里面泡着各种菜，墙上挂着几把铁铲和菜刀，简陋却整洁。
闻到韭菜炒鸡蛋的香味，我的心情才稍微好转，肚子也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今天去你妈那里，聊得怎么样？＂她一边往锅里打鸡蛋一边问，头也不回。
我把和母亲的对话简单说了一遍。
雪梅停下手中的活，转过身来看着我，脸上带着几分忧虑：＂那你打算怎么办？＂
她穿着一件已经洗得发白的碎花围裙，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额头上还有几滴汗珠，朴素而美丽。
＂我也不知道。＂我苦笑着摇头，在那张自己组装的木椅上坐下，椅子发出吱呀一声响。
＂一个月5000，确实太多了。我们家每个月工资加起来才一千多，除去房贷、孩子学费，已经很紧张了。＂
＂可是，明月毕竟是你妹妹...＂雪梅欲言又止，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围裙边缘。
我知道她的意思。
自结婚以来，雪梅从未对我家人有过抱怨。
即使我时常接济母亲和妹妹，她也只是默默支持。
结婚前，她爹拍着胸脯说：＂女儿嫁给你，我们家不要彩礼，只要你好好待她！＂
这样的贤惠妻子，我何其有幸。
＂你有什么想法？＂我看着她，希望能得到一些指引。
＂我觉得可以帮明月，但要有限度。＂雪梅思索着说，眉头微微皱起，像是在计算着什么。
＂比如帮她找份工作，每月给她1000块钱补贴生活，等她站稳脚跟再说。＂
我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
窗外，一阵风吹来，带着初春的微凉和泥土的气息。
院子里，邻居家的老李头正在浇菜，时不时传来水流的哗哗声和他的咳嗽声。
这就是生活，平凡而真实，没有谁能轻易逃脱其中的艰难与责任。
第二天是周六，我早早起床，穿上那件深蓝色的的确良衬衫，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去了妹妹租住的小屋。
那是一间十几平米的平房，位于城乡结合部，每月租金两百元，差不多是工人一个月的伙食费。
一路上，我经过了日渐繁华的县城街道。
路边新开了几家私营小店，有卖服装的，有卖电器的，还有一家彩电专卖店，橱窗里摆着＂熊猫＂牌彩电，引得不少人驻足观望。
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神州大地，市场经济的种子悄然生根发芽。
推开门，室内昏暗潮湿，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屋里只有一张铁架床，一个三抽屉的衣柜和一个小方桌，墙角还有一台老式的收音机，正播放着流行歌曲《涛声依旧》。
明月正坐在床边发呆，见我来了，勉强笑了笑：＂哥，你来啦。＂
她穿着一件褪色的T恤和一条宽松的裤子，头发乱蓬蓬的，脸色苍白，眼睛下面有明显的黑眼圈，哪还有当年那个光彩照人的少女影子？
我环顾四周，心里一阵酸楚。
曾经光鲜的妹妹，如今竟住在这样的地方。
＂明月，我来谈谈你的事。＂我在她对面的小凳子上坐下，凳子摇晃了一下，差点让我摔倒。
＂妈都和我说了。＂明月低着头，手指不停地绕着头发。
＂哥，我知道我现在是个累赘，但我真的没办法...＂
＂你别这么说。＂我打断她，＂你是我妹妹，我不会不管你。但是，我想帮你的方式可能和妈想的不一样。＂
收音机里换了一首《走进新时代》，欢快的节奏与屋里凝重的气氛形成了强烈对比。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帮她联系纺织厂的工作，每个月给她1000元生活费，等她稳定后再逐渐减少。
明月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抬起头：＂哥，当初你结婚的时候，爸妈给了你5万块钱做彩礼。我结婚时，他们也给了我5万。现在我什么都没了，难道不应该得到同样的帮助吗？＂
她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里面有种我从未见过的倔强和委屈。
我愣住了。
这个角度，我确实没想过。
＂明月，那是不一样的。彩礼是一次性的，现在妈要我每个月给你5000，一年就是6万了。＂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
＂哥，你现在有房有工作，妻子孩子都很好。而我呢？我什么都没有了！＂明月的声音带着哭腔，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你知道我为什么净身出户吗？因为赵建国有了别的女人！我被伤得那么深，却连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都没有！＂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我不知道明月经历了这样的痛苦，母亲也从未提起过。
＂我...我不知道...＂我结结巴巴地说，一时不知该如何接话。
＂你当然不知道！你们都只看到我净身出户，都觉得我傻，都不知道我当时有多绝望！＂明月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滑落。
＂那女人是他店里的小工，比我小六岁！我亲眼看到他们...我受不了，我只想快点结束这段婚姻，根本没考虑那些钱！＂
我沉默了。
此刻，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愧疚。
也许，我真的对妹妹关心不够，没有及时了解她的痛苦。
＂明月，对不起，我不知道事情这么复杂。＂我轻声说，伸手握住她的手，像小时候那样。
＂但是，逃避不是办法。你需要重新站起来，我和雪梅会尽力帮你。＂
窗外传来小贩的吆喝声：＂冰棍儿啊，两毛钱一根的冰棍儿啊！＂
那熟悉的声音勾起了我的童年记忆，那时候，一根冰棍要五分钱，我和明月只能偶尔享受一次，还常常是两人分着吃。
＂明月，记得小时候咱们分吃冰棍的事吗？＂我突然问道。
她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惊讶，然后缓缓点了点头：＂记得，你总是把大的那半给我。＂
＂是啊，因为你是我妹妹。＂我微笑着说，＂现在也一样，我会尽我所能帮你，但我也有我的难处。＂
我们谈了很久。
最终，明月同意先到纺织厂工作，而我承诺每月给她2000元，帮她渡过难关。
走出明月的小屋，阳光正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路边的杨柳已经抽出了嫩绿的新芽，一切都在悄然生长，蓬勃向上。
回家路上，我的心情复杂至极。
一方面，我为无法满足母亲的要求而愧疚；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的决定是理性的，是为了所有人好。
路过新华书店，我停下车，进去转了一圈。
那里正在促销梁晓声的新作《年轮》，我花了15块钱买了一本，打算送给明月，希望这些文字能给她一些力量和勇气。
晚上，我鼓起勇气去见母亲。
她正在阳台上给花浇水，那几盆老式的绿萝和吊兰是父亲生前种下的，母亲一直精心照料，从不忍心扔掉。
见我来了，她的脸色明显冷淡了几分，手上的动作却没停。
＂妈，明月的事我已经和她谈过了。＂我走到母亲身边，闻到那熟悉的菜籽油和老式肥皂混合的气味，那是母亲几十年如一日的味道。
＂我会帮她在厂里找份工作，每个月给她2000元。等她稳定了，再慢慢减少。＂
＂就2000？＂母亲放下搪瓷水壶，那是我小时候用过的，壶嘴已经有些磨损，但母亲舍不得换。
＂这点钱能干什么？现在什么都涨价，光房租就要200，再加上吃饭、买衣服...＂
＂妈，这已经是我能力范围内最大的帮助了。＂我耐心解释，＂我家每月开销很大，孩子上学要钱，房贷要钱，您的药费也要钱...＂
＂我的药费？＂母亲打断我，声音陡然提高，＂你是在说我拖累你了？＂
＂不是，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急忙解释，感到一阵心慌。
＂行了，不用说了。＂母亲转过身，背对着我，肩膀微微颤抖。
＂你有本事了，看不起我们这些拖累你的人了。当初你上大学，家里砸锅卖铁供你读书，现在你嫌我们碍事了！＂
我感到一阵无力，像是被人狠狠打了一拳。
无论如何解释，母亲似乎都听不进去。
＂妈，您别这样。明月已经同意了我的建议，她明白我的难处。＂我的声音低了下来，像是被抽走了力气。
＂她同意是被逼无奈！＂母亲激动地说，手指紧紧抓住窗台，指节发白。
＂她能指望谁？只能指望她哥啊！可她哥却...＂
母亲没有说完，但那失望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
客厅墙上的老式挂钟嘀嗒作响，像是在无情地计算着我们之间越来越深的隔阂。
我不知道该如何打破这个僵局。
母亲期望我无条件地满足明月的需求，而我必须考虑自己家庭的责任。
两难的处境让我夜不能寐。
一周后，明月如约来到纺织厂上班。
那是一座建于七十年代的老厂房，灰色的外墙上还留有＂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斑驳标语。
我给她安排在质检车间，工作不算累，每月基本工资1200元。
加上我给的2000元，生活应该不成问题。
厂区门口的广播喇叭每天早上都会准时响起，播放《东方红》和《社会主义好》，那熟悉的旋律给了我一种奇怪的安慰感。
然而，事情并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
明月在厂里干了不到一个月，就经常请假。
同事们告诉我，她工作不认真，经常出错，还和车间主任顶嘴。
＂明远，你妹妹这样下去不行啊。＂车间主任王师傅私下找我谈话，一边说一边卷着一支＂大前门＂香烟。
＂我看在你的面子上才没批评她，但生产质量不能耽误啊。上个月我们车间就因为质检不严，被退了一批货，厂长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我找明月谈了几次，她总是满口答应，但第二天照样我行我素。
与此同时，母亲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冷淡。
每次我去看她，她总是话很少，甚至避而不见，说自己不舒服，要休息。
这让我心如刀绞，夜深人静时常常辗转难眠。
一天晚上，儿子小威写作业时突然问我：＂爸，为什么姑姑总是来我们家拿钱？＂
我一愣，放下手中的报纸：＂你怎么知道的？＂
＂我听见妈妈和姑姑说话了。＂小威抬起头，眼睛里满是疑惑。
＂姑姑说她很缺钱，妈妈给了她500块。妈妈说这是我们的零花钱，让姑姑别告诉你。＂
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
没想到雪梅竟然瞒着我接济明月，还动用了孩子的零花钱。
那天晚上，我和雪梅长谈了一夜。
她哭着告诉我，明月经常来家里借钱，说厂里工资太低，生活不下去。
雪梅不忍心拒绝，只好偷偷给她钱，有时候是从家用里挤出来的，有时候是从给小威补课的钱里省下来的。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有些生气，握紧了拳头又松开。
＂我怕你为难。＂雪梅擦着眼泪，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她脸上，照出了我从未注意过的细纹。
＂你已经很辛苦了，我不想再给你增加负担。而且，明月确实可怜，我也于心不忍...＂
我抱住雪梅，心中既感动又心疼。
十年婚姻，她一直默默支持我，承担着照顾家庭的重任。
而我，却没有照顾好她的感受。
床头柜上的闹钟显示已经凌晨三点，屋外偶尔传来狗吠声和夜班工人的脚步声。
这就是生活，琐碎而真实，没有轰轰烈烈，只有点点滴滴的付出和忍耐。
第二天，我决定与明月彻底谈一次。
我直接去了她租住的小屋，却发现她不在家。
邻居告诉我，明月已经好几天没回来了。
那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一边嗑瓜子一边说：＂那姑娘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出去，晚上才回来，有时候根本不回来。＂
我急忙给母亲打电话，问明月是否在她那里。
我家刚装了一部拨盘式的黑色电话，那在当时已经算是奢侈品了，不少邻居还会借用我家的电话与外地亲戚联系。
＂是啊，她住在我这儿。＂母亲语气冷淡，背景音里传来电视节目的声音，似乎是《渴望》的片头曲。
＂她说在厂里受欺负，不想去了。＂
＂什么受欺负？她是工作不认真，被批评了！＂我有些生气，声音不自觉地提高。
＂妈，您别总是纵容她。她需要学会自立！＂
＂你这孩子，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母亲也提高了声音，电话那头传来椅子挪动的声音，似乎她站了起来。
＂你妹妹这么可怜，你不同情也就算了，还说这种话！＂
电话那头传来嘟嘟的忙音，母亲挂断了电话。
我站在街头，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
街边的自行车铃声，小贩的吆喝声，收音机里传出的新闻联播声，这些熟悉的声音此刻却让我感到异常孤独。
回到家，我翻出了那个尘封已久的木匣子，里面放着一些老照片。
我找到一张全家福，那是我高考前拍的，父亲还健在，站在中间，笑得灿烂；母亲站在他身边，朴素而端庄；我和明月分立两侧，年轻的脸上写满对未来的憧憬。
那时候，一切都那么单纯，那么美好。
我们没有豪宅名车，但有的是彼此的关爱和支持。
什么时候开始，金钱代替了亲情，成为衡量爱的标准？
周末，我带着一束向日葵去看望母亲。
向日葵是她最喜欢的花，每次看到都会笑得合不拢嘴，说这花像人一样，永远朝着阳光生长，充满希望。
敲门后，明月开了门。
她看起来比在厂里时精神多了，穿着一件崭新的连衣裙，头发也做了造型，卷曲蓬松，很是时髦。
＂哥，你来啦。＂她淡淡地说，眼神闪烁，不敢直视我。
我点点头，走进屋里。
母亲正在厨房做饭，见我来了，只是看了一眼，没说话。
＂妈，给您带了向日葵，您最喜欢的。＂我把花递过去。
屋里的电视机正播放着《志在四方》，是当时很流行的电视剧，讲述年轻人在改革开放中创业的故事。
母亲接过花，放在桌上，继续切菜：＂有什么事吗？＂
她的语气冷淡得仿佛在对一个陌生人说话。
＂妈，我想和您还有明月好好谈谈。＂我坐下来，深吸一口气，＂这样僵持下去对谁都不好。＂
＂有什么好谈的？＂母亲头也不抬，手中的菜刀有节奏地敲击着案板，发出咚咚的响声。
＂你都决定了，我们有什么好说的？＂
＂妈，您别这样。＂我轻声说，＂我知道您心疼明月，我也心疼她。但帮助她不是一味地给钱，而是帮她找到自立的方法。＂
明月在一旁不安地坐着，不时看看我，又看看母亲，像是被夹在中间的小孩子，不知该如何是好。
＂明月，你为什么不好好在厂里工作？＂我转向妹妹，＂那份工作虽然辛苦点，但很稳定，有社保，有前途。＂
＂哥，我不适合那种工作。＂明月撇撇嘴，手指绕着头发，一个从小就有的小动作，每当她紧张或心虚时就会这样。
＂整天对着机器，太无聊了。而且那些老女工总是挑我的刺，说我这不行那不行的...＂
＂那你想做什么工作？＂我问，尽量让语气温和。
明月沉默了一会儿，眼睛突然亮了起来：＂我想开个小店，卖些女孩子喜欢的东西。＂
这倒是个新想法。
明月从小就喜欢漂亮的衣服和饰品，对这方面确实有眼光。
记得小时候，她用废旧的彩纸和布头做了一个漂亮的发卡，邻居家的女孩子都羡慕不已，还用零食和她换。
＂开店需要本钱，还需要经验。＂我思考着，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
＂你有这方面的准备吗？＂
＂我...＂明月低下头，声音小了下去，＂我只是有这个想法，但不知道怎么开始。＂
厨房里，锅铲与锅底碰撞的声音突然停了。
母亲放下手中的工具，擦了擦手，走到我们面前。
＂明远，你真的不能每月给明月5000块钱吗？＂她的声音不再那么咄咄逼人，但眼中的期待仍然让我心痛。
我看着母亲充满期待的眼睛，心中一阵酸楚。
那双手，曾经是多么有力，现在却布满老年斑和皱纹，指甲因常年的家务劳动而变得粗糙不平。
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那是岁月在她身上留下的印记，也是为这个家操劳的证明。
我知道她是真心为明月着想，但她不明白，无条件的施舍并不能真正帮助明月。
＂妈，与其给明月钱，不如帮她找到适合自己的路。＂我诚恳地说，伸手握住母亲粗糙的手，那触感让我想起小时候，每当我发烧时，她总是这样握着我的手，给我力量。
＂您想想，如果我每月给她5000，她能依靠这个多久？一年？两年？然后呢？她总不能一辈子靠我养活吧？＂
母亲愣住了，眼神飘向窗外，似乎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窗外，邻居家的孩子正在追逐打闹，笑声清脆，充满活力。
＂而且，＂我继续说，＂我每月给她2000元，已经是尽力了。雪梅从来没有抱怨过，还偷偷给明月钱。您知道吗？她拿出孩子的零花钱给明月，就怕我为难。＂
听到这里，明月脸上露出了愧疚的表情，手指不再绕着头发，而是紧紧攥在一起。
＂哥，嫂子真的这样做了？＂她小声问，眼神闪烁。
我点点头：＂雪梅把你当亲妹妹看待，从不计较。但她也有难处，我们家的开销很大。＂
卧室里传来滴答的钟表声，那是父亲生前最喜欢的一个老座钟，走时虽然不准，但母亲一直舍不得扔。
母亲放下手中的活，在我对面坐下。
她看着我，眼中的坚持渐渐软化，像是冬日里融化的霜雪：＂你说的...有道理。但明月现在真的很困难，她离了婚，什么都没有...＂
＂妈，我不是不管明月。＂我握住母亲的手，＂我是想帮她真正站起来。如果她想开店，我可以给她一笔启动资金，但她必须学会经营，学会对自己负责。＂
明月抬起头，眼睛亮了起来，像是突然看到了希望：＂哥，你是说...支持我开店？＂
＂是的，但有条件。＂我看着她，语气变得严肃。
＂你得先学习相关知识，找人带你了解市场，做好准备。我可以投资2万元给你，但这是投资，不是白给。你要认真经营，将来有了收益，要还我。＂
2万元，在1993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相当于我一年半的工资。
这几乎是掏空了我的积蓄，但我相信，这比每月给她5000元更有价值。
明月激动地站起来，脸上洋溢着久违的光彩：＂哥，我一定会好好干！我知道自己以前太依赖人了，但这次我真的想靠自己的努力过上好日子！＂
她的样子让我想起了那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那个会为了给我吃糖而自己饿肚子的妹妹。
也许，她并没有变，只是迷失了一段时间。
母亲的眼中闪烁着泪光。
她看看我，又看看明月，慢慢地点了点头：＂明远，妈错怪你了。你比我看得更远。＂
她的声音有些哽咽，手不自觉地抚摸着桌上的向日葵，轻轻触碰那些金黄的花瓣。
＂这花真好看，永远朝着太阳，多有志气。我们人啊，也该这样。＂
我紧紧握住母亲的手：＂妈，我们都希望明月好。只是方式不同罢了。＂
当天晚上，我们一家人难得地一起吃了顿饭。
母亲做了我最爱吃的红烧肉和清蒸鲫鱼，还有一盘爽口的凉拌黄瓜，简单而丰盛。
饭桌上，明月兴奋地分享她的创业计划，说要卖年轻女孩喜欢的饰品和小衣物，并且亲自设计一些独特的款式。
母亲时不时给出建议，说哪个地方的批发市场便宜，哪种款式可能更受欢迎。
气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融洽，仿佛那些隔阂从未存在过。
回家路上，夜色已深，街上的人渐渐少了。
我骑着自行车，载着雪梅和小威，穿过静谧的街道。
路灯昏黄，照在我们身上，拉出长长的影子。
小威趴在我背上，已经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
雪梅坐在后座，双手环抱着我的腰，身体随着自行车的晃动轻轻摇摆。
我看着天上的星星，那么明亮，那么遥远，却又那么亲近，心中有种说不出的踏实。
也许，家人之间的爱不仅仅是无条件的给予，更是帮助彼此成长、自立的过程。
正如那束向日葵，它们总是勇敢地朝着阳光生长，即使经历风雨，也不会放弃向上的力量。
三个月后，明月在市中心的商业街租了一个小店面，开始售卖年轻女孩喜欢的服饰和饰品。
那是一条正在兴起的步行街，各种私营小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充满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活力和生机。
开业那天，我和雪梅、小威、母亲都去捧场。
看着店铺门口挂着的＂向日葵饰品店＂的牌子，我心中涌起一种特别的温暖。
那是明月为店铺取的名字，她说这是提醒自己，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雨，都要像向日葵一样，勇敢地追寻阳光。
店铺虽小，只有二十来平米，但布置得温馨精致，墙上挂着各种发卡、项链和手链，柜台里摆放着小巧的饰品盒和镜子，很受年轻人欢迎。
明月也变得自信阳光，不再是那个总是抱怨生活的女孩。
她开始学习经营之道，认真对待每一个顾客，每一笔交易。
她还去夜校学习了基础的会计知识，每天晚上都认真记账，盘点库存。
我依然每月给她1000元补贴，但更多的是提供经营建议和市场信息。
让我惊喜的是，半年后，明月不仅能够维持店铺运营，还开始有了稳定的盈利。
那天，我收到明月的信息，让我下班后去她店里一趟。
走进店铺，明月神秘地拿出一个红色的信封，递给我：＂哥，这是我第一次还你的钱，5000块。虽然不多，但这是我靠自己的努力赚来的。＂
信封上用金色的笔写着＂诚意还款＂四个字，字迹工整有力，透着一种坚定。
我接过信封，心中涌起一种无法言说的自豪和欣慰。
这不仅仅是钱，更是明月成长的证明。
＂明月，你变了很多。＂我由衷地说，望着眼前这个自信而坚强的女子。
店里放着收音机，正播放着崔健的《一无所有》，那粗犷的嗓音唱着＂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明月笑着点点头：＂是啊，我终于明白，幸福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争取的。哥，谢谢你当初没有选择简单地给我钱，而是帮我找到了自己的路。＂
窗外，夕阳的余晖洒进店内，将一切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那一刻，我知道，我做了正确的决定。
真正的爱，不仅是在困难时伸出援手，更是帮助对方找到属于自己的阳光。
后来，母亲经常去明月的店里帮忙。
她总是骄傲地告诉顾客：＂这是我女儿的店，她自己创业的。＂那满脸的自豪，比起当年希望我无条件资助明月时，不知强烈了多少倍。
几年后，明月的店铺从小小的档口发展成了一间像样的专卖店，还在隔壁开了一家手工DIY饰品坊，教年轻女孩子们自己动手制作饰品。
她不仅完全还清了我的启动资金，还在城郊买了一套小两居，彻底实现了经济独立。
更令人欣慰的是，她遇到了一位同样创业的年轻人，两人志同道合，很快步入了婚姻。
这一次，没有铺张的婚礼，没有豪华的排场，但有的是相互扶持的承诺和踏实走下去的决心。
2000年初，我带着全家去明月店里庆祝新年。
店里已经焕然一新，装修得更加时尚精致，墙上挂着她和新丈夫的合影，两人笑得灿烂。
母亲坐在柜台后面，戴着老花镜，正在仔细地穿一串手链，那专注的神情让她看起来年轻了许多。
小威已经上高中了，正对着一排饰品指指点点，挑选给同学的新年礼物。
雪梅站在我身边，静静地看着这一切，手不知不觉握紧了我的手。
我突然想起那束向日葵，想起它们永远朝着阳光生长的姿态。
人生路上，我们都会经历风雨，但只要像向日葵一样，始终朝着阳光的方向，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爱一个人，不是替他承担所有，而是帮他学会自己承担；不是一味地给予，而是教会他如何获取；不是永远的依靠，而是成为他人生路上的一束向日葵，指引他找到自己的光明。
天色已晚，华灯初上，街上的人群熙熙攘攘，洋溢着新年的喜庆。
我站在店门口，看着满城灯火，心中充满感恩和平静。
有些路，必须自己走；有些苦，必须自己尝；有些成长，必须亲身经历。
这大概就是生活的意义，也是亲情的真谛。
来源：香格里拉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