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谨以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证言结束本文，它们共同印证了一个事实：阿尔芒・大卫神父的一生，不仅是传教士以信仰与科学服务人类的典范，更展现了天主教传教事业与知识探索的深层契合。正如他在漫长旅途中始终随身携带的《圣经》与采集标本箱所象征的 —— 对造物主的敬畏与对受

我们谨以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证言结束本文，它们共同印证了一个事实：阿尔芒・大卫神父的一生，不仅是传教士以信仰与科学服务人类的典范，更展现了天主教传教事业与知识探索的深层契合。正如他在漫长旅途中始终随身携带的《圣经》与采集标本箱所象征的 —— 对造物主的敬畏与对受造世界的好奇，本就同源共生。

今日重读这部自传，读者或许会为 19 世纪传教士的双重使命所震撼：当阿尔芒・大卫在青藏高原追逐雪豹足迹时，当他在长江上游记录新物种时，他既是灵魂的牧者，也是自然的译者。那些被他以拉丁文命名的动植物标本，如今静静陈列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成为东西方文明相遇的微观见证 —— 正如他亲手绘制的藏区地图与福音书抄本，共同诉说着一个时代的信仰热忱与科学勇气。

值此出版之际，我们向所有在历史长河中以不同方式践行 “荣神益人” 理念的探索者致敬，并期待这部跨越时空的自传，能为当代读者带来关于信仰、科学与人类文明交流的新思考。

注：翻译过程中力求忠实原文，对部分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物种名）保留原文或采用学界通用译法。文中涉及的历史观点与科学结论，均反映 19 世纪的时代背景，不代表现代立场。

以下是根据《谭卫道法语自传》整理的科普读物，剔除宗教相关内容，聚焦自然探索与科学发现，全文约三千字：

19 世纪中叶，一位法国博物学家的足迹横跨东亚大陆，从北京近郊的丘陵到青藏高原的昆仑雪山，从长江上游的峡谷到蒙古草原的深处。他以坚韧的毅力打破地理阻隔，为西方科学界揭开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的神秘面纱。

这位探险家名叫阿尔芒・大卫（Armand David，1826-1900），他的考察经历不仅是一部个人冒险史，更是近代中西科学交流的重要篇章。

大卫出生于法国巴斯克地区的埃斯佩莱特，父亲作为业余自然爱好者，常带他深入山野观察动植物。这段童年经历塑造了他对自然的敏锐感知，尤其擅长徒步远足与野外生存 —— 这些能力后来成为他穿越亚洲荒野的重要资本。

1848 年，大卫抵达巴黎学习自然科学，随后在意大利萨伏纳修院教授生物学期间，亲手筹建了自然历史标本室。这段经历锻炼了他的标本制作与分类技能，也结识了后来推动他前往中国的关键人物 —— 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1864 年，在法国政府与科学院的支持下，大卫以 “科学考察团” 成员身份启程前往中国，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远东探索。

大卫的首次重大收获来自北京西北郊。1869 年，他在当地猎户处见到一张黑白相间的动物皮毛，经鉴定属于全新物种 ——大熊猫（Ailuropus melanoleucus）。这一发现震惊西方学界，他采集的 4 具标本至今仍是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同年，他在内蒙古草原发现了濒临灭绝的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这种因栖息地破坏仅剩皇家猎苑残存的 “四不像”，通过他的记录进入国际保护视野。

在西藏边缘的木坪地区，大卫深入人迹罕至的森林，捕获了一种体型壮硕的 “野牛”——羚牛（Budorcas taxicola）。这种肩高 1.2 米、角基相连的奇特动物，后来被证实是中国特有物种，其标本成为研究高山生态系统的关键材料。

大卫对鸟类的观察覆盖了中国从北到南的主要生态区。在青海湖畔，他记录了朱鹮（Ibis sinensis）的繁殖习性，这种被当地人称为 “吉祥鸟” 的涉禽，当时已因湿地萎缩濒临消失；在北京山区，他采集到以自己命名的大卫鹛（Pterorhinus Davidi），其独特的羽纹成为研究画眉科演化的重要依据。

昆虫研究方面，他在云南雨林中采集的数千种甲虫与蝴蝶标本，经法国昆虫学家鉴定，包含超过 100 个新物种。其中，一种鞘翅目昆虫因背部斑纹形似汉字 “大卫”，被命名为大卫葬甲（Cychrus Davidi），成为东西方科学命名的有趣案例。

大卫的植物采集足迹遍及中国 19 个省份，尤其关注西部山区的特有物种。在四川穆平，他发现了被誉为 “中国鸽子树” 的珙桐（Davidia involucrata），其白色苞片如群鸽栖息枝头，经他引种后成为欧洲园艺界的宠儿。此外，他记录的阿尔芒铁线莲（Clematis Armandi）、大卫冷杉（Abies Davidiana）等数十种植物，填补了中国西部植物志的空白。

1888 年出版的《大卫植物志》（Plantæ Davidianæ）收录了他采集的 1500 余种植物，其中 300 余种为新物种，成为 19 世纪末最权威的中国植物名录之一。

大卫的考察方法突破了同时代探险家的局限。他不仅收集标本，还系统记录物种的栖息地、生态习性与当地利用方式。例如，他在贵州发现的佩尔尼大蚕蛾（Attacus Pernyi），因幼虫能分泌高强度蚕丝，被他详细记录后引入法国养殖，成为工业仿生学的早期研究对象。

在交通闭塞的 19 世纪，大卫建立了覆盖中国全境的 “科学情报网络”。他培训当地猎手、药农作为助手，建立标本预处理站，并利用传教士的跨区域网络运输易碎标本。这种 “本土化协作” 模式，使他在西藏、云南等禁区获取的标本，能以近乎完好的状态抵达巴黎 —— 仅 1875 年单次运输，就包含 2300 件鸟类标本、1700 件植物蜡叶标本和 900 件哺乳动物骨骼。

尽管大卫的发现极大推动了西方对中国生物多样性的认知，但其采集方式也引发后世争议。例如，为获取完整大熊猫标本，他曾雇佣猎人猎杀幼崽，这种 “博物馆导向” 的采集模式与现代保护理念相悖。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留下的标本库成为 20 世纪生态学研究的基础 —— 二战期间，法国学者通过分析他采集的昆虫标本，成功追溯了东亚大陆气候变化对物种分布的影响。

1876 年，大卫因健康恶化返回法国，在巴黎筹建了专门展示远东生物的标本馆，直至去世前仍在整理未发表的观察记录。他的三次考察日记被汇编为《中国西部旅行记》，其中关于青藏高原冰川、长江上游水文的记录，至今仍是地质学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阿尔芒・大卫的科学生涯恰逢西方殖民扩张与科学启蒙的交汇期，他的双重身份（探险家与博物学家）折射出时代的复杂性。但剥离历史语境，其工作本质是对自然奥秘的纯粹探索：当他在日记中描绘 “云海中折射的虹彩光环环绕身影” 时，当他为新发现的报春属植物绘制精细解剖图时，展现的是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永恒好奇。

如今，大熊猫已成为中国的生态名片，麋鹿从灭绝边缘重返自然，珙桐在全球植物园开花结果 —— 这些物种的存续既是自然的奇迹，也暗含一位 19 世纪探险家跨越时空的科学馈赠。大卫的故事提醒我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探索，永远是人类文明最珍贵的底色。

结语
阿尔芒・大卫的远东之旅，是用脚步丈量文明、以标本对话世界的历程。他打破了 “中国生物资源贫瘠” 的偏见，用实证开启了东方自然史的新维度。尽管时代局限赋予其工作特殊的历史印记，但那些以他命名的物种，如今仍在东亚的山林河湖间繁衍，无声诉说着科学无国界的真谛 —— 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自然的奇迹面前，所有语言的赞美都显得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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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谭卫道法语自传》中的植物学内容整理成科普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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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茶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