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专业动物学家可知，米尔恩 - 爱德华兹先生的巨著《哺乳动物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Mammifères）除一种例外，其余均为中国动物。大部分哺乳动物标本由我幸运地采集寄送，另有一些由同一位教授及伦敦、柏林的博物学家描述。经科学认定的新物种

关于我考察所得的各类标本，已有多部综合性或专题性著作问世，在此仅列举一二。

谭卫道自传：我是如何在天全州大川场收购金丝猴和大熊猫还有羚牛

专业动物学家可知，米尔恩 - 爱德华兹先生的巨著《哺乳动物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Mammifères）除一种例外，其余均为中国动物。大部分哺乳动物标本由我幸运地采集寄送，另有一些由同一位教授及伦敦、柏林的博物学家描述。经科学认定的新物种总数达六十五种。

在米尔恩 - 爱德华兹著作的精美图集中，最引人注目的新物种包括：仰鼻猴属（金丝猴）（Semnopithecus Roxellana），一种鼻部显著上翘、面部呈绿色的奇异猴子，背部覆盖棕黄色长毛，栖息于独立西藏的寒冷森林中，堪称婆罗洲长鼻猴的 “翻版”（后者鼻部异常伸长）。除这种非凡的灵长类动物外，中国还让我发现另外两种新猴类，其中一种能耐受直隶北部的严寒冬季，其栖息地延伸至此。

** Felis scripta**（纹猫）（云猫），由阿尔芒・大卫发现的食肉动物。

我在天全州停留九个月期间的另一重要发现，是一种奇特的熊科动物。我曾将其特征描述寄至科学院，该物种以 “Ursus melanoleucus” 之名发表，后不得不为其创立新属名大熊猫属（Ailuropus）。

大熊猫（Ailuropus melanoleucus）在其栖息地极为罕见，全球博物馆均艳羡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能拥有我设法获取的四只标本 —— 这是仅有的现存标本。

Ailuropus Melanoleucus（大熊猫）、Elaphurus Davidianus（麋鹿，四不像），由阿尔芒・大卫发现的双色熊与长尾鹿。

在此期间，我还发现了秀丽水麝鼩（Nectogale elegans），一种水生食虫类新属动物，其毛发在水中呈现彩虹般的绚丽色彩；此外还有该有趣类群的其他几种未知形态。

正是在穆平的高山森林中，我采集到羚牛（Budorcas，见下图），一种灰白色大型反刍动物，无明显尾巴，前额长有可怖的角，基部在头顶相连。当地猎人视这种 “野牛” 如虎般危险，尽管体型庞大，它却能如岩羚羊般轻盈地在陡峭岩石间穿行。

Capricornis caudatus（鬣羚）、Budorcas taxicola（羚牛），由阿尔芒・大卫发现的高山羚羊。

总之，我遍历中国大部分省份，几乎所到之处均有或多或少珍贵的新发现，无论是哺乳动物还是其他类群。在此一一列举未免繁琐，只需提及：数年来，我们的驯化园培育出一种新鹿类，以其宽大蹄子和长尾为特征，被命名为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该物种在中国已濒临灭绝。值得注意的是，在脊椎动物中，食肉目、食虫目和啮齿目（仅鼠属Mus就为我提供了二十七种新物种）是新发现的主要来源；除全新物种外，我的研究还为博物馆补充了许多此前未收录的哺乳动物标本。

Putorius davidianus（大卫鼬），由阿尔芒・大卫发现。

在第三次旅行记中关于中国动物地理分布的章节，我列举了两百种哺乳动物；值得注意的是，除家畜外，仅有五六种与欧洲物种相似 —— 这一事实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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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鸟类（我始终尤为喜爱），我亲自承担了中国境内所有已知鸟类的描述与记录工作，细节部分得到博物馆一位教授的热心协助。G. 马松先生以独特的优雅风格出版了这部鸿篇巨制，书中介绍了中国境内或定期迁徙至此的八百零七种鸟类，第 247 页配有一百二十四幅插图的图集，绘有新物种或东亚特有物种。

鸟类学家皆知，这些鸟类大多由我促成其进入国家馆藏，其中许多属于新物种。

由阿尔芒・大卫发现的鸟类
Machlolophus rex（帝王凤头雀）、Pterorhinus Davidi（大卫鹛），由阿尔芒・大卫发现的鸟类。

在此不逐一详述，但仅就著名的雉科类群，我列举几项最重要的收获：生活在海拔四千米以上的西藏大型角雉；三种已知的马鸡（一种白色、一种蓝色、一种黑白相间）；两种 ** Tragopan**（胸部长有巨大彩色肉垂、头部生有两根蓝色肉质细角的角雉）；两种鹇（被认为是美食家最珍爱的野味）；尾长可达两米的白腹锦鸡（此前法国仅通过尾羽知晓其存在）；如今与前者一样常见于公园的优雅红腹锦鸡（曾是罕见新物种）；构成雉科新属的山鹑（羽色暗淡，常年栖息于林下）；两种新竹鸡（羽色优雅的灰色，间杂翠绿与朱红，腿部生有两到三根尖刺）等。

Ibis sinensis（朱鹮）、Hiérax davidis（大卫鹰），由阿尔芒・大卫发现的鸟类。

所有这些美丽鸟类及数百种同类标本均陈列于博物馆展柜中，馆内鸟类藏品之丰富可见一斑！其中一些物种按博物学界惯例，以发现者之名命名，如英国学者斯文豪描述的大卫天鹅（Cygnus Davidi）、我在北京山区捕获的有趣大卫鹛（Pterorhinus Davidi），以及英国博物馆夏普先生描述的西藏夜行猛禽大卫角鸮（Syrnium Davidi）。索邦大学著名教授 H. 米尔恩 - 爱德华兹还将我的名字赋予他描述的两种新物种：大卫朱雀（Carpodacus Davidianus）和山鹛（Oreopneuste Armandi）。

或许令许多读者惊讶的是，在我书中列举的八百零七种中国鸟类中，未见欧洲常见的麻雀、金翅雀、燕雀、红雀，夜莺与知更鸟也不存在，连可爱的鹪鹩也无踪迹；鸫与画眉、山雀与乌鸦等亦完全不同。对此，我在多篇著作中指出：中国鸟类仅有五分之一与欧洲共有，且大多为偶见候鸟。我还曾写道（值得注意）：在新旧大陆共有的鸟类中，昼行猛禽、雀科鸟类尤其是水鸟（游禽与涉禽）占比最高；而东亚的雉类、食虫鸟与夜行猛禽，在西方几乎无对应物种。

我愿在此全文引用我在别处记录的观察及推论（可能并非人人认同）：值得注意的是，某些鸟类类群局限于特定区域，以众多近缘物种聚集于此，在相同环境中履行完全相同的生态角色，而在全球其他适宜生存的地区却完全缺失，且无等效物种替代。例如，丰富迷人的雉科拥有四十余种，全部围绕西藏高原分布，世界其他地区未见其一员；鸦雀科在东亚以数十种计，个体数量繁多，却在欧洲无任何近缘物种。

鉴于此类事实（我们已知众多类似案例），难道能认为如此多近缘物种是 “原始创造” 并被刻意聚集于同一地区，尽管它们的生态角色与组织结构相同，却任由世界其他地区缺乏代表？难道不应更合理地承认：动植物的主要类群在天主意愿下（这无疑永远是人类未解之谜）一经出现于地球表面，便经历缓慢变异，逐渐分化为变种、种族、物种…… 并不断从起源地向外扩散？如此便可解释，为何美洲拥有四百余种蜂鸟，而全球其他热带地区却无一种 —— 尽管这些小生灵在别处也能很好地生存，等等。略懂自然研究的人皆知，动物界所有类群均可提供类似事实，并引发相同思考。

我在遍历帝国途中采集的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鱼类，主要由杜梅里勒先生、索瓦热医生与 E. 布兰沙尔先生研究。科学院院士布兰沙尔先生将我从青海湖畔采集的一种巨型蝾螈命名为大卫疣螈（Siebboldia Davidiana），其近缘种见于日本，这种蝾螈在清澈溪流中以鱼虾为食（见下图）。众所周知，德国第三纪地层曾出土类似大型蝾螈化石，其骨骼一度被误认为人类化石！

Siebboldia Davidiana（大卫疣螈）、Tchitréa Incei（某种鸟类），由阿尔芒・大卫发现的巨型蝾螈与鸟类。

在软体动物类群中，我仅能采集到陆生与淡水物种，而中国的此类物种丰富得惊人。尽管如此，博物学家德沙耶先生（我们的贝类学泰斗）仍从我的收藏中鉴定描述了约一百种新物种。

毫无疑问，昆虫界是新发现最多的领域，且所有类群均有斩获！然而必须承认，我寄往欧洲的标本仅是中国昆虫宝库的九牛一毛。博物馆的布兰沙尔、卢卡斯与普雅德先生，以及 H. 德伊罗勒等学者研究了我捕获的部分节肢动物；其中甲虫主要由法国昆虫学会前会长、不知疲倦的费尔马雷先生描述，他的著作享誉博物学界；而公众熟知的大部分鳞翅目昆虫，则由雷恩的奥贝尔蒂先生描述绘图，他拥有法国（或许是全球）最丰富的昆虫收藏！

关于昆虫，容我补充：除细观造物主杰作必然引发的赞叹与敬畏外，对这无数小生命的精确比较研究，为思想家提供了便捷有效的工具，以理解物种地理与地质分布的诸多重要问题。

阅读 A. R. 华莱士的权威著作《动物的地理分布》（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nimals）即可信服这一点。因此，真正的博物学家始终珍视来自异国的精心采集与标注的标本 —— 这些标本在他们手中，如同古币之于历史学家，数字之于数学家。诚然，有时昆虫爱好者对标本的热情类似集邮者，未必深究科学价值；但即便如此，其单纯爱好也可能为具备综合思维、真正能 “解读自然之书” 的学者所用。无论如何，面对这些奇妙的小生命 —— 绚丽的甲虫、灿烂的蝴蝶（可与最珍贵宝石媲美），人们唯有赞叹：“上主，你创造了众多奇妙之物！”（Multa fecisti... Domine... mirabilia tua!）

值得一提的是，昆虫界比其他类群更多地以寄送标本的传教士命名，如甲虫中的德斯戈丹虎甲（Cicindela Desgodinsii）、德拉维步甲（Carabus Delavayi）、大卫葬甲（Cychrus Davidi）、沙斯莱步甲（Nebria Chaslei）、拉热蒂埃嗡蜣螂（Enoplotrupes Largeteani）、普罗沃斯特豆娘（Donacia Provosti）等；蝴蝶中的 ** bieti 绢粉蝶 **（Anthocharis Bieti）、thaïdina 阿尔芒蝶（Armandia Thaïdina）等；来自美洲的新物种如sipolisii 卡索尼娅甲虫（Casnonia Sipolisii）、gaujoni 斧颚甲虫（Sphænognathus Gaujoni）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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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谈谈植物界。首先，首部关于中国植物区系的重要著作近日（1888 年 1 月 7 日）由马松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大卫植物志》（Plantæ Davidianæ）。

该书由国家出资印刷，为两卷 4 开本，配有 45 幅精美插图，按系统顺序列举了我的标本馆植物，包含新物种描述。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植物学教授 E. 比罗先生将这一长期工作委托给 A. 弗朗谢先生（《卢瓦 - 谢尔植物志》作者，以关于日本植物的巨著闻名），他根据我的笔记与采集的模式标本完成此书。

我在第一卷序言中写道：
“我的标本馆仅收录中国植物的一小部分。然而，由于长期驻北京传教，我认为已成功采集到中国北方及邻近蒙古地区的大部分植物物种；而在中西部省份采集的标本，只能视为这些富饶省份植被的‘样本’。
尽管如此，令我欣慰的是，植物学家在这些收藏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新物种，无论重要性大小，这些发现为科学增添了新内容 —— 此前相关研究几乎仅依赖英国与俄罗斯学者。”

在此无法详述中国广袤国土的植被细节。翻阅《大卫植物志》中达普雷瓦尔绘制的图版，读者可轻松认识部分新物种：阿尔芒铁线莲（Clematis Armandi）、大卫淫羊藿（Epimedium Davidi）、血红小檗（Berberis Sanguinea）、费迪南德忍冬（Lonicera Ferdinandi）、大卫冷杉（Abies Davidiana）等。但最惊人的植物发现当属珙桐（Davidia involucrata，见下图），无论以物种、属还是科论，均属独特存在。这是一种高大乔木，花序形态异常，一位英国园艺爱好者为引入该树种愿出天价。

在序言及多篇著作中，我曾强调两点值得注意的观察：
1° 欧洲植物在东亚仅占极小比例：如在西方物种丰富的三叶草属，在中国完全缺失；同样不见石楠与金雀花。相反，某些物种仅与美洲植物近缘：如楸树属（Pavia）、梓树属（Catalpa）、紫葳属（Bignonia）、楤木属（Aralia）、荷包牡丹属（Dielytra）等，其中部分类群在欧洲仅以化石形式存在。
2° 中国北方以干燥、气候规律为特征（冬季寒冷如乌普萨拉，夏季炎热如塞内加尔），植被相对南方（尤其西部）较为贫瘠单一。我在北方采集的显花植物不超过 1500 种，且怀疑后续研究难以大幅增加这一数字。

最后，需简要提及我在地理与地质领域的尝试。除散见的多篇报告与第三次旅行记外，博物馆档案还出版了我首次与第二次考察的大部分记录。这些长篇文字实为 “旅行日记”，专为植物园教授与少数友人而作，逐日记录我认为值得关注的内容，涵盖所经广袤地区的动物、植物、地质与地理特征，自然也夹杂旅途轶事与非技术性观察。除沿途绘制的路线图（经地理学会缩印出版，精确无误），我还尽力标注所经地区的地质特征、测量海拔（有时攀登至五千米以上）、描述河流走向与山脉脉络、记录鲜为人知的城镇地区、考察工业与煤铁矿藏、采集化石与矿物标本等 —— 所有这些在更好的研究出现前，均可为学者所用，而其背后是超乎寻常的艰辛。

我可补充：埃利塞・雷克吕斯先生在《世界地理》第七卷中关于中国的自然历史内容，部分即取材于我的著作（尽管他仅接触部分资料）；遗憾的是，他未能参考博物馆档案中那些尚未公开的独特记录。李希霍芬男爵正在出版的中国地质巨著，情况亦然。

在概述我在自然历史各领域的工作后，谨冒昧引用早期著作中的若干片段，或许能引起读者兴趣，此处略去技术细节。

以下是我在首次考察报告中对自身工作的描述：
“结束冗长前言之际，我仍需为虔诚读者稍作解释 —— 他们或许惊讶于一位使徒传教士竟将如此多时间投入世俗科学。事实上，我来中国并非为研究自然历史，更非从事科学考察！我的宏愿是尽己所能，参与三百年来致力于使远东无数民众皈依基督教文明的传教事业…… 然而，首先，一切以受造之物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皆指向造物主的荣耀；其本身值得赞美，目标神圣。‘认识真理，即认识天主！’…… 其次，上级认为，为宗教间接利益考量，我可暂时投身政府期待的特殊工作。”

CANEDI
根据加布里埃尔・德韦里亚的画作绘制的向导桑巴蒂昂达肖像

如前所述，我的首次考察始于蒙古，向导是桑巴蒂昂达（见上图），即胡克先生笔下那位著名的前喇嘛。以下是旅行日记中关于他的记载：
“第四名探险同伴昨夜抵达，正是桑巴蒂昂达 —— 胡克与加贝神父在西藏的著名向导。他比当年那次伟大旅行时年长三十余岁，却依然精力充沛，渴望新冒险。他天性无忧无虑、坦率正直，虽固执却真诚。除衣着外，他毫无中国人的特征 —— 早年脱下喇嘛袍成为基督徒，在西湾与教友同住，人称‘齐喇嘛’…… 无需多言，我们急切向这位未来向导询问他与两位神父的冒险旅程…… 令我们欣慰的是，他证实了图卢兹教友（胡克）略带诗意的叙述，除几处无关紧要的年代错误与地理、自然史混淆外，其余均真实可信 —— 这些细节本非我们这一行的专长。”

事实上，即便胡克先生的反对者也逐渐认可这一点；英国上校尤尔先生在 1880 年普热瓦尔斯基《通古斯人之地旅行记》长篇序言中，对胡克的真诚与可信给予了迟来但充分的肯定。

同年 7 月 29 日的旅行日记中，我补充了更多关于桑巴蒂昂达的细节：
“向导认出了这片地方（Ourato），他说曾在此居住两年，当时是一位老

来源：茶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