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下是剔除敏感内容后，基于历史事实对谭卫道自传口述内容的整理，聚焦其在华科学考察经历、成果及相关背景，客观呈现历史原貌：

以下是剔除敏感内容后，基于历史事实对谭卫道自传口述内容的整理，聚焦其在华科学考察经历、成果及相关背景，客观呈现历史原貌：

谭卫道自传口述：在华科学考察与生物发现实录

一、考察缘起与个人背景

1. 阿尔芒·大卫（1826-1900）：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通讯员，中文名“谭卫道”。自幼受父亲（医学博士、自然历史爱好者）影响，热衷动植物研究，1848年加入遣使会，1864年受法国政府与教会派遣来华，本欲筹备法语学校，后因科学才能被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委以生物采集重任。

2. 时代背景：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后，侵华士获内地活动权，西方博物学界对中国生物资源的探索需求激增。大卫的考察被纳入法国“科学考察团”项目，由公共教育部提供经费，兼具宗教传播与科学探索双重目的。

二、天全州大川场的关键发现：大熊猫与野牛

1. 考察区域与时间：1869年，大卫深入四川天全（时称“天全州大川场”），在当地猎人处购得大熊猫皮张及标本，这是西方科学界对大熊猫的首次正式记录。同期还采集到野牛（可能为羚牛或野牦牛）标本，均送往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

2. 发现意义：大熊猫标本引发西方学界轰动，该物种被命名为“Ailuropoda melanoleuca”，开启了国际对中国特有物种的研究。野牛标本则为哺乳动物分类提供了新材料，部分物种以“大卫”命名（如“大卫鹿”即麋鹿）。

三、在华科学考察的全面展开

1. 考察范围与方法：

- 足迹遍及北京、四川、云南、陕西、芦山等地区，采用西方博物学标准制作剥制标本、植物蜡叶标本，通过通商口岸运输至欧洲。

- 依赖传教网络支持，与当地民众、土司形成互动（如雇佣猎人、购买标本），部分区域借助军事测绘路线（如金川地区）。

2. 主要生物发现：

- 动物学：金丝猴（Rhinopithecus roxellana）、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绿尾虹雉等，其中麋鹿标本成为西方博物馆珍品，但该物种因栖息地破坏在20世纪初于中国灭绝（后经重引入恢复）。

- 植物学：秦岭“大卫刺葡萄”（Spinovitis davidis）、云南45种新杜鹃属植物、30余种新报春属植物，与德拉维神父合作采集的标本极大丰富了西方对中国西南植物区系的认知。

四、与其他传教士的科学合作

1. 远东传教士科学网络：

- 韩伯禄：在上海徐家汇研究淡水软体动物、鹿类，出版专著，助手吕班神父绘制科学插图。

- 佩尔尼神父：在贵州采集植物标本，引入“佩尔尼大蚕蛾”至法国，推动蚕丝业研究。

- 德拉维：在云南未开发地区采集数万份植物标本，其成果由法国植物学家弗朗谢整理为8开本专著，大卫促成其与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合作。

2. 跨区域科学贡献：

- 西藏的德斯戈丹先生向西方提供高原动物标本；上海徐家汇气象站由耶稣会士建立，定期向全球通报观测数据。

- 传教士在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的考察，形成覆盖远东的自然史研究网络，标本充实了欧洲各大博物馆馆藏。

五、科学成果的西方认可与历史影响

1. 学术荣誉与评价：

- 大卫因发现众多新物种，被选为法兰西学术院通讯员，获法国地理学会金质奖章，俄罗斯博物学家谢韦特罗夫称其为“科学考察领域的导师”。

- 其采集的标本推动了19世纪西方生物学分类学发展，如麋鹿的学名“Elaphurus davidianus”永久保留其姓氏。

2. 双重历史属性：

- 客观贡献：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珍贵素材，部分物种的发现（如大熊猫）推动了后世保护生物学的发展。

- 殖民本质：考察活动依托西方列强在华特权，大量标本外流属于生物资源掠夺，加剧了中国本土物种的生存危机（如麋鹿灭绝），反映了近代中西科技话语权的不平等。

六、历史背景下的反思

1. 科学考察与殖民扩张的关联：大卫的活动发生在西方殖民扩张高潮期，其“科学贡献”与法国在远东的宗教、政治利益紧密绑定，采集行为未经中国政府许可，本质上属于殖民科学的一部分。

2. 中国生物资源保护的近代教训：大卫及其他传教士的采集活动，促使西方对中国生物资源的系统性掠夺，直至20世纪，中国才逐步建立自主的生物分类与保护体系，如1930年代胡锦矗对大熊猫的研究。

整理说明

本文剔除了原文中宗教意识形态表述及西方中心主义叙事，仅保留客观科学考察事实、人物活动及历史背景。需明确的是，谭卫道等人的在华考察虽推动了科学认知，但其行为始终服务于西方殖民利益，这一历史本质不可忽视。正确认识这段历史，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在全球科学体系中的被动地位及生物资源保护的重要性。

来源：林徽因仰望的灵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