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东娜 |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理论探索与创新

摘要：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古今中西之争”是关于中国文化如何顺应世界现代化趋势的文化发展之争，也是推动我国文化发展必须破解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古今中西之争”是关于中国文化如何顺应世界现代化趋势的文化发展之争，也是推动我国文化发展必须破解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古今中西”问题的深刻阐述，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根本遵循。

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及其历史演进

“古今中西之争”是近代中国被卷入世界历史进程后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一些有识之士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落后状况，把目光转向西方，试图从中寻求疗救中国社会的药方。从“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到“中西会通”“全盘西化”，种种救国主张和方案相继提出，由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进而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及至新文化运动，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难以救中国，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可以说，近代以后“古今中西之争”大体上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之争的演进。梁启超1923年2月这样总结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三部曲：“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围绕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造中国社会这一主题，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就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接受外来西方文化以及如何创建适应世界文化发展形势的中国新文化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近代以后很长一段时期文化领域往往并存着三种力量，即文化的保守派、自由派和激进派。保守派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构建新文化的主体，认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极力推崇传统文化；自由派认为中西文化各有优势，主张文化的调和；激进派认为西方文化代表着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对传统文化持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这三派尽管论战不断，形态也各有发展演变，但由于没有科学的思想方法作指导，并没有正确解决文化发展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共性与个性等问题，因而或偏执一端，或泥于调和，无法真正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全新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系统分析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文化发展的不同历史特点时说：“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领导下建立的所谓新文化的失败是必然的。而“‘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这样建立的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也就是说，领导力量的根本不同，是五四运动前后文化发展大相径庭的深层次原因。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共产党拥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抗战时期，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背景下，国共两党一度围绕“古今中西”文化问题，掀起了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国民党发起所谓“新生活运动”，主张尊孔读经，宣扬封建道德。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待“古今中西”文化问题的科学态度。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反对“全盘西化”论，也反对“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认为对中国古代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同时，“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些思想和主张，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以及对“古今中西之争”的鲜明立场，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政的党，担负起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新文化的重任。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古今中西之争”的内涵转变为如何更好汲取古今中外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以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毛泽东继续秉持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先进文化的科学态度，他指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同时，“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他鲜明提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他还就学习外国文化要坚持的正确立场表达了明确的态度：“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这一时期，我们党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解决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的文化资源问题，为推动我国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解放和中外文化交流扩大，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股译介和学习西学，以及研究和反思传统文化的浪潮，形成蔚为壮观的“文化热”，再次触发“古今中西之争”思想讨论的热潮。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科学对待“古今中西”文化问题，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邓小平就文艺工作指出：“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江泽民要求：“必须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胡锦涛强调：“要密切联系中国和世界发展提出的重大问题，吸收和借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和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坚持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反对食古不化和食洋不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这为我们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深厚实践基础和不竭动力源泉。同时，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在文化交流中，西方国家借助其现代化的发展优势将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持续输出，对世界文明多样性造成巨大挑战。我国社会上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思潮滋生，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带来干扰。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来廓清思想迷雾，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在此背景下，习近平围绕文化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特别是创造性提出“第二个结合”，为我们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提供了科学指导。习近平文化思想对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在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的同时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 “古今 ”文化问题的深刻回答

文化的“古今”问题，涉及如何评判传统文化、如何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等论题。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延续发展。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内在依据是什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及其价值如何体现？对此，习近平明确提出要“贯通古今” ，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古为今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贯通，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创新的重要文化资源。

从文化特质上看，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不是古今隔绝的两个部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有典籍文献和出土资料可考，“我国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记录了中国 3000多年的历史”，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近些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体现在多个方面，“今天我们使用的汉字同甲骨文没有根本区别，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先哲归纳的一些观念也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且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脉络清晰连贯，“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证明我们的文化接续古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是因为它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连续性和生命力重要论述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华文化不是僵化不变的旧事物，它能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使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在今天依然具有旺盛生命力。

从文化资源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富有永恒魅力。习近平指出：“我国传统思想文化根源在社会生活本身，是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古代思想文化对今人仍然具有很深刻的影响。”中华文化是由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创造的，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民在思维和认知上受到古代文化的浸润滋养。例如，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独特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形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比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从文化功能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习近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联系起来，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作为民族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镌刻在民族记忆中，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消逝，反而历久弥新。比如，“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正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像基因一样内嵌在民族精神中，中华民族才能在文脉传承中保持民族气节，克服困难、生生不息。可见，“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华民族在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必须秉持优秀文化基因，凝聚民族精神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赢得主动的精神力量和宝贵财富。“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这一独特优势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提供智慧和力量，并且在世界文化激荡的国际环境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正因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必须传承优秀文化基因，文化根脉不可丢，文化根基不可动摇。

从方法途径上看，要坚持“第二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我国传统文化是古人在实践中创造的，“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因此，对待传统文化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是坚持“第二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实现创造性转化；还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实现创新性发展。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时代任务，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 “中西 ”文化问题的深刻回答

文化的“中西”问题，涉及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如何处理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怎样回答当今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等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世界文明发展、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在不同场合阐发中国立场、中国观点，在秉承“贯通古今”的基础上，倡导“融通中外”，向世界宣介中华文化，充分肯定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并从中华文明发展经验中总结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意蕴，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从中国观世界，中华文明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在中西文化论争中，一种错误倾向是因近代中国科学文化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就将其否定，从而忽视了中华文明光辉灿烂的历史。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创造了震古烁今的文化成果。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在长期历史交往中，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不仅辐射东亚文化圈，还比较系统地传入西方，影响西方社会发展。比如，“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带动了世界变革，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中国哲学、文学、医药、丝绸、瓷器、茶叶等传入西方，渗入西方民众日常生活之中。《马可·波罗游记》令无数人对中国心向往之”。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重大贡献。从中国观世界，要有宽广的视野和历史眼光，运用系统思维认识传统文化的历史和未来，不能因一时一域发展不足，就质疑否定民族文化。

从世界看中国，中华文明在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展进步。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中华文明是开放的体系，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从未中断。“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中华文明是包容的体系，在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2014年3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详细总结了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明在文化、物产、科技、宗教、音乐、绘画、文学等领域的发展进步。同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又概述了近代以来我国文艺在白话文、芭蕾舞、管弦乐、油画、电影、话剧、现代小说、现代诗歌等领域对世界文艺的借鉴。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在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这对当今人类文明发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历史上，中华文明在遇到外来文化的挑战时，往往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在交流互鉴中焕发生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充分说明，无论是物种、技术，还是资源、人群，甚至于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互动中得以发展、得以进步的。”可是今天对于人类文明发展，一些国家却抛出“文明冲突”的论调。对此，习近平鲜明提出，“我们要用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以文明交流互鉴破解文明冲突是习近平从中华文明的价值理念和发展实践中总结出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五千多年连贯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实证了以文明交流互鉴破解文明冲突的可能性，为人类文明发展展示了全新图景。

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的关系看，人类文明由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共同构成，不同文明地位平等，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反复重申“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2019年5月，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他呼吁不同国家、民族“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因为“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这些论述建立在对不同国家、民族充分尊重的基础上，承认每一种文明都生长于独特的文化土壤中，因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思维观念、生活方式，发展出与本民族文化相适应的政治理论、国家制度。“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分强弱、不分大小，其思想文化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尊重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就是尊重文明的自然发展规律，文明没有高下之分，任何企图将自己的文明输出，把自己的文明看作高人一等的“文明优越论”都是站不住脚的。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理论创新价值

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古今中西”文化问题的深刻回答，对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作出了原创性的理论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在讲到破解“古今中西之争”问题时，提出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从更广阔的视野进一步强调，要“创造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外的文化成果”。“熔铸古今、汇通中外”体现了综合辩证的文化发展观，是对“古今中西之争”背后将不同文明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的孤立的、静止的文化观的创新突破。

其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古今”文化问题的深刻回答，为我们正确评判传统文化、在守正创新中更好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提供了科学指导。习近平鲜明提出“第二个结合”，指明“熔铸古今”的文化发展思路，充分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强调中华文化是一个整体，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不能简单地用古今、新旧去评判，古今对立是站不住脚的。这就要求，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在赓续中华文脉中推动文化创新发展。

其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深刻回答，为我们加强中外人文交流合作、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推动文化发展繁荣需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养分。同时，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生生不息的发展之道也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借鉴。为此，习近平鲜明提出“汇通中外”的文化发展思路，既强调把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引进来”，为我所用，又强调中华文化“走出去”，为世界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就是“汇通中外”的有力彰显。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视野观之，文明交流互鉴是不同文明多元共生的客观要求。“汇通中外”的文化发展思路，内蕴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这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其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创新观点，凸显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彰显了高度的文化自信，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具有重大意义。“文化主体性”即对文化自我具有价值认同、思想凝聚、社会引领和创新发展的自觉意识。“熔铸古今、汇通中外”决不是搞文化“大杂烩”，其基本立足点是必须守住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要求我们在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强大的文化自信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用高度的文化自觉弘扬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外的文化成果。这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具有重大促进作用。

结语

总的来说，“古今中西之争”之所以长期存在，究其根本就在于所涉各派缺乏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因而基于立场、视角不同而各执一词、莫衷一是。马克思主义为把握文化发展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共性与个性等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立足中国文化发展实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深化对“古今中西”文化问题的认识。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古今中西”文化问题的深刻回答，特别是创造性提出的“熔铸古今、汇通中外”的文化发展思路，是对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作出的重要理论探索与创新，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