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佑：火车一直向前

摘要：不可避免地，罗大佑成为了某种怀旧的标签，上面捆着一个逝去的时代，和某种批判的精神与自由的氛围。于是，更加不可避免的，他身上背负起巨大的期待，也背负起巨大的寄托。他写尖锐的歌，有人觉得他危险，他写温情的歌，有人觉得他背叛。

热烈的、挥洒的、干翻这一切的罗大佑摘下墨镜、剪了爆炸头，变成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家，不仅早睡早起，还打太极拳。很多人疯了：「这也太不罗大佑了！」

不可避免地，罗大佑成为了某种怀旧的标签，上面捆着一个逝去的时代，和某种批判的精神与自由的氛围。于是，更加不可避免的，他身上背负起巨大的期待，也背负起巨大的寄托。他写尖锐的歌，有人觉得他危险，他写温情的歌，有人觉得他背叛。

而众人的焦点，罗大佑本人，离开家乡，离开刚刚熟悉的城市，也离开喧闹声和追上来的标签。写歌是为了自我表达，不是为了尖锐，也不是为了温情，但被问多了，就笑，说：「年轻人已经那么多愤怒，还需要加一个老人家来愤怒吗？」

芒种：忙而不茫，种有所得

一片嘈杂里，罗大佑坐在凉亭的长凳上，侧身朝外，开始弹吉他。音乐把他和大家隔开，鸟落在稻田，远处是峨眉山，云雾缭绕。

这天是《人物》「更好生长」芒种节气的拍摄，罗大佑穿了一件暗粉色衬衫。工作人员挤在凉亭里调试设备的间隙，他一直拿着摄制组准备的吉他，感受琴，也感受音乐和天气。开机，把这些感受连同音乐一起，传递给镜头，以及未来的观众。

和谐与联结，一直是罗大佑心里很重要的事。他也以此来处理各种关系：和乐器，和环境，和人群，和时代。

过去一年，「春龙」交响夜音乐会走过了全国12座城市，举办了24场演出。每到一个新的城市，都要面对一个新的场域和一架新的钢琴，所以，每次彩排完，罗大佑都会抓紧感受这一切。空荡荡的音乐厅里只有琴声，他坐在那，一弹就是几十分钟。演出开始，再把这些感受连同音乐一起，传递给台下所有人。

从2023年开始筹备，到2024年，春龙正式诞生。万物凋零的冬天结束了，罗大佑希望用音乐，带给大家一个新的出发点。

今年，罗大佑度过了一个忙碌的春天，新一轮的春龙即将开始。排练占去了他的大多数时间，因为音乐会包含国乐和西乐，不同乐器之间的组合需要反复尝试，加上都是全新的编曲，他经常要在「彩排—不满意—改进」之间反复折腾。

拍摄这天，罗大佑刚刚结束一场演出，这之后将飞往石家庄，准备下一场演出。5月31日，他又出现在沈阳盛京大剧院的舞台上，依然是老样子，一头白发，腰背挺拔，说起话来掷地有声。这一场罗大佑唱了《恋曲》系列的每一首歌，作为指挥的朱敬然也转过身面向观众，全场合唱响起，新一年的春龙开始了。

《光阴的故事》是他每一场都会唱的歌。重新编曲的歌在时间的加成之下显得更加隽永，台下，有人合唱，有人落泪。

这首歌写于45年前，当时罗大佑刚刚大学毕业，7年医科读完，发现很可能毕业就失业，茫然中想到学生时代和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光、初恋的快乐，「一个旋律跑上来了」。

一首歌在世间传唱45年，就像涟漪一样，让「我」的故事和「你」的故事交融在一起，扩散、流转。台下听歌的人，「大家脑海里呈现的画面大概都不一样」，罗大佑说，或许是想到和老朋友把酒言欢，或许是想到自己成家立业有了小朋友，还有的，或许父母已经躺在了病床上甚至离开了。每个人都有自己关于光阴的故事。

在春龙现场，音乐厅不大，他和观众都能彼此看清对方，「我在台上感受到观众的回响，哇，那个时候无与伦比。」罗大佑说，他经常唱着唱着，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有时候还会「假装在唱」，其实是在默默听大家的声音。

「从一种故事变成生活里面可以感动别人的故事，这些故事互相之间的影响跟震荡，会是人类生命里面很有趣的一种模式。」这也是他作为音乐人始终珍惜的部分。

因为作品影响力足够大，传播时间足够长，罗大佑太多作品都有这样的效果。写了几十年，唱了几十年，他的声音几乎贯穿了几代人的成长记忆。这两年他在社交媒体上读听众来信，发现最小的歌迷只有7岁，在信中祝他健健康康，唱到100岁。视频里的罗大佑眼眶湿了，「唱到一百岁不现实，但唱到你长大应该还能做得到」。

拍摄临近傍晚，大家一起转场。稻田边，一个路人认出罗大佑，打过招呼后，彼此走远，他用四川话自言自语地感慨了一句：「罗大佑老喽。」

罗大佑确实不再年轻。去年7月20日，春龙在长沙上演，在演出中，罗大佑度过了70岁的生日。时间在身体上留下直观的印记。头发几乎全白了，起初还会染一染，这几年干脆随它去；5年前腰部动了手术，长时间的坐卧都会带来压力；10年前脚上有了退化性关节炎，走路的时候疼痛就会从里面钻出来……

不过，尽管嘴上调侃自己是「能拿长者证去搭免费公车的老头」、「会摔骨头的老年人」，但现实中的罗大佑始终保持着充沛的精力。工作的一天，和过去的很多天一样。白T恤外披着衬衫，罗大佑看上去挺拔而利落。

节奏紧张的工作场合，很少有人留意咖啡馆屋顶的木构和水里的锦鲤，但他显得格外松弛，对周遭的一切充满好奇。一会儿指着工作人员的脚惊呼「哇你这鞋好稳，像条船一样」，一会儿又指着同事的咖啡袋惊呼「这个字用得好凶，都不是续杯，是续命」。罗大佑甩着胳膊大步朝稻田走去时，一个年轻人和身边的同伴感慨：「我到50岁时能有这样的状态就满足了。」

70岁的罗大佑保持着高度的自律，他不希望自己被衰老的迹象覆盖，让别人感慨说「哎呦这么辛苦，能不能不要唱了」，更不希望出现在舞台上是不好的状态，让别人唏嘘说「哎呦他老了，那我是不是也老了」。一旦发现坐下来肚子上有肉褶，就会「在两天之内把里面累积的脂肪消除至少75％」。

更好的身体需要更好的营养来支撑，罗大佑说，「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就不可能有好的精神状态，没有好的精神状态，就不会有好的灵魂状态，怎么可能把一个好的社会条件交给下一代呢？」这和特仑苏的理念也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只有用更好的营养造就了健康强壮的身体，更好的未来才会是充满希望的存在。

好的身体状态，让罗大佑音乐创作的活力得以保持。这些年，他每天弹三四个小时钢琴，从古典音乐中寻找新的可能性；也依然把自己投向时代和世界的变动与浪潮之中，始终在场，始终在表达，《伴侣2020》，《月夜愁2023》，《地球母亲》，都是这几年新写的歌。

于是有了我们看到的罗大佑。同时代的歌手，有人销声匿迹，有人功成身退，有人已经去世，有人意兴阑珊。但他依然在跟着时代往前走，状态年轻，充满生命力。

芒种到了，忙碌但不茫然的罗大佑，也在迎来自己种有所得的人生时节。曾经的墨镜早就摘了下来，曾经的爆炸头也变成了梳理工整的白发，但标志性的动作没变——这天，拍摄从下午持续到晚上，但罗大佑精力依旧，收工时和开工时一样，朝着所有人，挥起手臂，握紧拳头。

光阴的故事

罗大佑并非没有经历过迷茫，但属于他的秩序总在带领他穿越人生的叠嶂，带着不逊于青年的十足中气，朝着更好、更接近出发时候的那个方向前行。

那首总是被大合唱的歌曲《光阴的故事》创作于1980年，回想起来，罗大佑边笑边掰着手指说，「就是在第二次到第三次（考）医师执照的中间」。

他早年的故事被讲述了很多遍：出生在台北，成长于一个医学世家，父母哥姐都从医，于是也顺理成章地成了一个医学生。

罗大佑算不上一个医学天才，何况，还把太多时间花在了搞音乐、组乐队上面。于是就有了那个医师执照考三次才通过的故事，但也因此有了早年的那些音乐作品。

罗大佑的第一首歌就是在大学期间写的，在血液、骨骼、实验室之外的世界。有天，他接到乐队鼓手的电话，说在帮电影《闪亮的日子》收集一些歌曲。20多岁的男孩，几乎在一种不可置信当中入了行，「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写的歌会被导演接受，会变成电影主题曲，竟然还红了。」

如今回看，罗大佑觉得那是他最迷茫的阶段，从医还是做音乐，在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上摇摆，「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有10年左右时间在迷惘，应该是1987年4月1号吧，到了香港以后，才整个人把医学丢掉了，决定全力在音乐上面发展」。后来，这成为永恒的锚点，支撑他度过早期的迷茫，也支撑他度过后来的流离。

罗大佑的青年时期横跨了七八十年代，整个台湾省都弥散着巨变的气息。在苦闷的、压抑的年代，一个年轻人，近乎本能地，开始尝试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情绪与愿望。

1982年，罗大佑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印在封面上的头像烫着爆炸头，戴着墨镜，在一片暗红色的背景里显得严肃又叛逆。那年他28岁，把积累6年的歌和盘托出，有前前后后雕琢5年的《童年》，有上文提到的《光阴的故事》，同时也有抨击现实的《之乎者也》，以及城市文明冲击下充满幻灭感的《鹿港小镇》。

专辑卖了14万张，在当时是个巨大的数字。一时间，大街小巷的年轻人都在吼「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紧接着是1983年的第二张专辑《未来的主人翁》，1984年的《家》。在娱乐音乐、男欢女爱和歌功颂德的主流风潮中，他以批判的、叛逆的姿态破土而出，让很多人恍然发现，歌还可以这样写、这样唱，一个年轻人可以这样表达自我、表达自我对世界的感受。

1984年，因为不想被狂热的时代裹挟，罗大佑在盛名之下离开台湾省，开始了长达30年的漂泊。不变的是，始终置身于动荡的时代变革之中，也始终在歌唱和表达。

在纽约，他住在第七街，那是一个混杂着波多黎各人、野猫和白粉的街区。罗大佑在一个暴雨的清晨搬到那里，带着吉他和旧书走进七层高的旧楼时，他特意回头看了看，街上空无一人。

做医生的姐夫和他说：「你一定会遭到抢劫。」吴宇森在美国拍摄《英雄本色》续集时也给他打电话：「大佑，我这边的朋友说，你住的地方他们平时连开车都不敢在那里下车，你怎么会住到那里？」

但罗大佑住下来了，那片街区，那个城市，在那段时间剧烈影响着他。他曾在书里写：「这个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仍保有强烈的原始森林弱肉强食的风貌……我从这个都市学到的一件事情，要活得货真价实，要活得理直气壮。」

后来，罗大佑去了香港。契机源自他感受到香港正面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事：1997年的回归。这样的历史变局点燃了他的兴奋感，希望见证这个时代。「这个感受给我一种力量，可能会变成创作的力量，活下去的一种力量，或者说活得更好的一种力量。」在2013年，罗大佑对《人物》说。

在全然陌生的香港，他连粤语也不会讲，「丢到一个完全没有人可以给你救生圈的地方，挣扎半天，把游泳学会了」，他从电影配乐做起，慢慢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和与周遭沟通的模式」，日后很多耳熟能详的OST都是那时候写的，还出了三张专辑。

新千年初，北京申奥成功，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开启了剧烈的变化，罗大佑一度把他的「音乐工厂」搬到这里。他的朋友乐评人马世芳曾告诉《人物》，对于事业重心转到大陆，罗大佑告诉他:「想在第一现场亲身见证中国百年未有的激荡。」

罗大佑首次出现在内地舞台上，是在46岁。当时是2000年，他在上海举办内地首场个人演唱会。那时，有人乘机，有人驾车，据说还有一群北京的文艺青年包了一节火车车厢，总之，年轻人从四面八方赶往上海，去见他们的精神偶像。

这些人里，有31岁的高晓松，也有24岁的瘦得像根竹竿的许知远。《十三邀》的开头有一段许知远的独白，他说，当时还在《三联生活周刊》的苗炜拉来了几乎整个编辑部，后来办了《读库》的老六写了一本书，专门献给罗大佑。

高晓松也在《晓松漫谈》中讲起那时的记忆：开场灯也没亮，黑着在舞台上，所有人望眼欲穿，等着他出现，等着欢呼，结果黑暗中，连前奏都没有，直接上来就唱第一句，「我将真心付给了你」，钢琴才来，当时全场很多人泪雨滂沱，抱头痛哭。

那一天，那群年轻人抱着琴，从车厢唱到演唱会现场，又唱到散场后的酒吧里。许多年后，许知远在文章里写：「夜晚的衡山路上，到处是兴高采烈、醉醺醺的年轻人，京片子、沪语以及广式普通话交杂，像是一次同学会……」他说，在千禧年，中国正从一场冰封中醒来，对一切充满饥渴，而罗大佑的反叛、抒情以及迷惘，皆恰好击中年轻人的心。彼时的罗大佑正风靡整个华人世界。

虽然本人并不情愿，但他还是被贴上了「中国的鲍勃·迪伦」、「流行音乐教父」的标签。他塑造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想象和表达，甚至也改变了当时所有人对于流行音乐的审美诉求。

在高晓松眼里，他不仅是一个流行音乐人，更是一个知识分子，「打开了我们的心灵，打开了我们的眼睛，打开了整个少年的胸怀。我觉得他单枪匹马地把流行音乐一下子提升到了能和伟大的电影、伟大的文学、伟大的戏剧媲美的伟大的艺术的高度，那一代整个华语地区所有人，都是在他的灯塔照耀下觉醒。」

2021年8月21日，罗大佑获得了第32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颁奖典礼上，他再一次挥起手臂，握紧拳头：「老先生、欧吉桑在这边都没有停，你们音乐人、歌手凭什么停，大家加油！」

乐评人马世芳说：「他让我们发现，一个歌手，不仅可以拥有诗人的灵魂，还能拥有思想家的精神和革命家的气质。一张唱片，也可以成为震撼时代的启蒙事件。谢谢你，因为你的歌，让我们变成了更成熟、更有胆量的大人。」

当年离家的年轻人

2014年，罗大佑举家回到台北。一别30年，他去过很多其他国家的城市，搬过至少19次住所。少小离家老大回，这次是为了给女儿一个安定的成长环境。

2012年，女儿出生，当时罗大佑58岁。作为父亲的他，和公众印象里的罗大佑有很大不同。朱敬然说，有女儿之后，罗大佑戒了烟，酒也喝得很少，那个曾经在书里写「习惯晚睡，朋友说我的眼睛要在夜晚十一点半以后才会发光」的人，如今早早就上床睡觉，因为第二天要送女儿去上学。

朱敬然是罗大佑很多歌曲和唱片的制作人，也是春龙的音乐总监。这些年里，他和罗大佑几乎每天相处在一起，生活和工作的界线越来越不清晰——讨论编曲也讨论去哪里露营，讨论时事也讨论烤肉味道如何——音乐之外的世界里，他俩都是十几岁的小孩的父亲。

每年7月，是很多音乐人最忙的时候，各种音乐节和演出在夏天和大家见面。但罗大佑的团队会雷打不动地放假，因为他要陪女儿过暑假。

看似是简单的习惯和作息，背后是整个生活方式的变化，心境、状态、工作、创作，都牵一发而动全身地发生了改变。

几年前，「一条」拍摄了关于罗大佑的纪录片，作者在手记里写，明明他才是我们的拍摄主角，可是一旦女儿离场，单拍他本人，他的表情就变得很严肃，直到女儿回到他的视线里，他才露出自然轻松的微笑。

朱敬然说，《家Ⅲ》里面有一首歌是罗大佑写给女儿的，叫做《童话爱情》。歌词里写：「哪天成长的你和年迈的我，将怎么回到这良辰美景。」

入行几十年的罗大佑，朱敬然很少看到他紧张，但录那首歌时，他发现他有种微妙的反常。录音棚分为两个区域，里面是歌手演唱的录音室，外面是制作人和录音师工作的地方，大家可以通过中心玻璃看到对方。透过玻璃，朱敬然发现，没有舞台，没有观众，但罗大佑的局促肉眼可见。

起初，先试着录了几次，但罗大佑都觉得不满意，找不到想要的方式。

没关系，朱敬然说，我们先唱别的歌。

唱完别的歌，回去继续录《童话爱情》，还是不太对。OK，继续唱别的歌。整张专辑有十首歌，陆陆续续完成，已经没有「别的歌」可以唱了，只好又回到这一首。最终反复很久，才终于完成。罗大佑把它放在了整张专辑的最后一首。

女儿，或者说时间，让罗大佑变得更柔软了，也更丰富。在「一条」的那则纪录片里，罗大佑说：人生到了现在感觉世界都不一样，好像生命里面开始的一个清晨。如同那位7岁的歌迷，童真的光照亮了他，也让他更加确信。这一代人的幸福他了解，但下一代的幸福从哪里来？在身为音乐人也身为父亲的罗大佑看来，更开放的状态，更悲悯的关切，更持久的创造，更有力的表达，是一切变得更好的前提。

十多年前，《人物》曾对罗大佑做过一次访谈，当时，距离女儿出生仅仅几个月。罗大佑说，「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未知了，她自己开心就好。但最好持久一点，任何一种关系，婚姻啊或者其他。」

「如果她爱上一个罗大佑呢？」记者问。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罗大佑了。59岁的罗大佑，很好；28岁的罗大佑……」他哈哈大笑，摇了摇头。

不过，很多人悲伤于28岁的罗大佑的消失。

2003年之后，有十几年时间，罗大佑没有发新专辑。2017年，《家Ⅲ》面世，和以往的批判、对抗与反叛不同，新的歌曲中多了很多爱与温情，就连封面也从曾经严肃的爆炸头变成了微笑着的侧脸。

但众人的焦点，罗大佑本人，离开家乡，离开刚刚熟悉的城市，也离开喧闹声和追上来的标签。写歌是为了自我表达，不是为了尖锐，也不是为了温情，但被问多了，就笑，说：「年轻人已经那么多愤怒，还需要加一个老人家来愤怒吗？」

两年前，《人物》与罗大佑在周庄古镇旁边的影棚见过一面，谈及「年轻」和「愤怒」，罗大佑说，「年轻」对他而言，是「没有像现在那么世故，皱纹没有像现在那么多，认识我的人也没有像现在那么多，我懂的也没有那么多，我更冲动，更有热情，但是这个热情可能比较基于体力跟想象，而不是来自于真正的一种动力，可能是我更不足的时候吧」。

「年轻人一定是比较热情的，当你有很大的热情，发现这个社会怎么不能配合我，愤怒当然就会很多。」但紧接着又说，「年轻人有热情跟愤怒是好的，尽量去释放能量，因为世界跟宇宙真的需要年轻的能量，把这个事情drive on。夕阳当然会来，可是最重要的、最强的，还是亮都还没有亮起来的朝阳的力量，某一天我们终会告诉自己说，我也年轻过，也愤怒过，也做过很多事情现在想起来好像不需要做，但是就是要做。如果没有做过，怎么证明自己年轻呢？」

早在2013年的采访中，同样谈及这样的话题，那时，罗大佑的回答是：依然愤怒，但是奸诈了很多。他解释自己所说的「奸诈」：是一种保留底线之上的发声，底线是你的声音能不能被听到，是不是有可能性因为这样的讲话去改变。比起宣泄愤怒，他更希望「我的音乐跟我讲出来的话是一样的，都是有沟通性」。

和文章开头提及的「和谐」与「联结」一样，沟通也是罗大佑的高频词。舆论场的对立，世代间的冲突，他希望他和他的音乐，可以提供某种对话和弥合。

「我们不能停」

在多年的朋友和合作伙伴朱敬然眼中，罗大佑几十年来始终没有变。

作为制作人，朱敬然最早和罗大佑相识，还是2002年做专辑的时候。后来罗大佑回到台湾定居，两人的联系重新密切起来，共同创作了2017年的新专辑《家Ⅲ》，紧接着推出演唱会「当年离家的年轻人」。

朱敬然被罗大佑视为「2000年后最佳音乐伙伴」，2020年之后，他几乎不再做其他艺人的项目，成为罗大佑团队中的一员。这些年里，他见到过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的罗大佑，也在别人的讲述和自己对过往报道的阅览中见到过曾经的罗大佑，一个最大的感触是，「无论1982年刚出道的罗大佑，或者2002年我认识的罗大佑，还是2025年此刻的罗大佑，都是一样的。」

「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全国巡演那两年，即使要各地奔波，罗大佑还是坚持在台北Legacy音乐展演空间举行「周三俱乐部」，那是个每月一次的小型系列演唱会，名叫「罗大佑与音乐疯子的传奇派对」，邀请不同的嘉宾，设计不同的主题，唱一些平时不会唱的歌。

那时他回到台北时间不长，感觉到自己和当下的创作有些疏离，急需一种训练和互动。「我要重新滋养自己，让自己更了解观众，了解当时的社会。」罗大佑说，那对他而言是一种「再出发」。

时常，忙完「周三俱乐部」，就要转身去忙巡演。这样的状态持续到2019年12月31日，合肥站，「当年离家的年轻人」收官。

疫情紧接着来了。朱敬然记得，得知航班不能再飞、演出和工作全部停摆后，罗大佑和他说了句：「Andrew，我们不能停。」

当时，每个人都被困在家中，但「不能停」的罗大佑每周坚持和大家一起开线上会议，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哪怕闲聊也要保持彼此之间的互动，聊吃什么外卖，也聊口罩和疫苗，后来还专门设置聊天的主题，叫「历史上的今天」，大家一起聊过去发生过什么。

「宜花东鹿」的演出就是这样聊出来的——越是隔绝，越需要联结，他想做四场线上演唱会。不同于很多音乐人选择的在家直播，罗大佑和团队决定要做舞台，而且不要是一般的舞台。最后，他们选定了四个平时很少有人去演出的城市，鹿港、台东、花莲、宜兰。以草地做舞台，以天空做天花板，音乐散到大自然里，交融着风声和鸟鸣声，「木吉他回到家了」，在特殊时期里，给很多人带去了安慰。

后来，听朱敬然说起，我们才知道，由于疫情期间无法谈合作，那四场线上演唱会没有品牌赞助，也没有平台扶持，「八位数的台币，但他说不能停，他自己来」。

全球同此凉热的几年，罗大佑还在花莲做了另外一场线上音乐会，名叫「童年」。依然是在室外，在虫鸣和篝火中，一个晚上，在线观看人数达到4200万。他希望在大家活动范围越来越窄的日子里，把自然，把生命的源泉，把音乐，传送到正充满不安的心里。

「春龙」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疫情结束，重新出发，也重新找回人与人之间的联结。

去年年底，春龙到了北京，宇轩和妈妈一起去了现场。在采访电话那边，宇轩笑出声来：「从没在演唱会见过这么多中年人，甚至老年人。」

确实，很多当年听罗大佑的人也已经老了，高晓松今年56岁，许知远也49了。做「周三俱乐部」的时候，考虑到歌迷或许已经无法在摇滚区站上几个钟头，罗大佑特意给他们准备了椅子和红酒。

前两年，罗大佑去上一档音乐节目，录制现场的500位观众大多是「90后」、「00后」，罗大佑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已经有些距离了，最直接的关系是「偶像的偶像」——薛之谦去追星的故事当时已经传遍互联网了——但「老头」的声音一出现，即便是年轻观众，依然感到震撼。

在深圳生活的洛洛说，她在罗大佑身上看到了一种文人气质和当代精神，他没有停留在自己的过去，而是跟着时代往前走，这些在一个「毁灭吧」和「麻了」成为流行语的年代，给人很强的感召。

宇轩和洛洛都是「90后」，不同于上一代人，和罗大佑同行，并被他启蒙；这一代年轻人更多是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他的歌，然后按图索骥地回溯，得到了共鸣或是鼓舞。

在今天，他似乎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怀旧的氛围，给焦虑的、不安的、飞速奔跑的时代，提供了一个「不变」的样本，在那里，总有人依然关注现实、理解现实，依然在意对生命的感受和感动，依然寻找扎下根去的力量。因而，他的反叛、抒情以及迷惘，反复属于每一个时代。

这几年，外界环境在剧烈变化，和很多人一样，宇轩也曾陷入过持久的虚无和沮丧。曾经相信的失去了效力，曾经怀疑的也变得模棱两可。依然是一个愤怒的年轻人，可新的困惑又来了：愤怒了，解构了，粉碎了，撕裂了，然后呢？

一定意义上，她从罗大佑身上找到了一些关于「然后呢」的答案：持续地做事。他在做宏大的、艺术的，也在做细微的、具体的；在唱歌、写歌、表达，也在开演唱会，扶持年轻的音乐人。这让宇轩觉得振奋。

她还提到一个更小的事。前两年，为了「给大家一些日常生活的能量」，罗大佑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末世历」。宜等待时机，忌自我，宜付诸行动，忌逃避……底下是一句罗大佑的歌词。

在很长时间里，等待罗大佑更新日历，是宇轩的一点盼头，「它甚至成了我每天早上爬起来面对无聊生活的动力」。

春龙音乐会现场，罗大佑佝偻着背在舞台中间弹钢琴，依然在场，也依然在唱。那一刻宇轩脑袋里想的是：还是要做事，要创造。不管是送外卖还是当木匠，搞艺术还是拍片子，要在做事的过程中确认自己的存在，在创造的过程中寻找一些对话和改变的可能性。

一段过去的影像里，2000年那场演唱会结束，歌迷们送罗大佑上车，他朝人群比出那个标志性动作，挥起手臂，握紧拳头，大家也回以同样的姿势。一晃25年过去，如今春龙演出结束，依然是这样告别。

高晓松说，2000年演唱会那天，他见到很多故人，见面像地下党持暗号一样，那种心情，就像一个宗教或者帮会。25年后，罗大佑和所有喜欢他的人，依然拥有一种共同的暗号，大家共同穿越不同的时代氛围，依靠这种暗号，互相鼓励，也互道珍重。

明天会更好吗

这些年，不仅演出没有停，罗大佑的创作也没有停。过去几十个春秋，他写了几百首歌，人们惊诧于如此之长的艺术生命，更惊诧于持续的、旺盛的创造力——拿出一首就是经典。如今，70岁的罗大佑依然在出专辑、发单曲。

5年前，在界面新闻促成的隔空对话中，DJ梅卿源提问罗大佑：「从旁观视⻆来看，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能实现的事，您好像都已经实现了。您现在做音乐的动力是什么？」

这也是很多人共同的疑问和感受，功成身退，又容易，又体面，可罗大佑依然留在舞台上，依然留在公共空间里。为什么？

罗大佑回答梅卿源说：「在我58岁时，我的女儿诞生，加上我搬回台北，经历物境迁移，很多事情都变得不一样。现在的动力有来自内在、外在、下一代。处在现在这个时代，让我觉得能做更多的事情。」但他也同时坦陈：要启动音乐的好奇心、热情，在我们这个年纪是不容易的。

在2002年出版的《昨日遗书》中，罗大佑写到：或许只有自己才知道长期维持音乐的高度原创性创作、不重复过去，是一件多么孤独而艰难的事。

而如今，人到古稀，这份孤独和艰难只会有增无减。

但罗大佑还在寻找新的自己。一部分能量来自于不够、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采访中，朱敬然掏出手机，从罗大佑的专辑里为我们找出了《爱的箴言》，点开播放，音乐尚未开始，一句短短的人声突兀地冒出来，是罗大佑在说：「我不晓得怎么唱。」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一首歌、一个舞台或是一群观众，朱敬然说，这种状态在罗大佑身上持续至今，这也是他心目中一个真诚、严肃的音乐人该有的样子，这份内在涌动的不安和兴奋，是创造力的一部分。

罗大佑自己也说，一个人觉得自己「不够」是非常非常健康的状态，要「把自己放在一个还要再去发掘一些新东西出来的状态里面，就觉得很多的东西还在等你」。他说，「我觉得好多东西还在等我。」

这些年，他又重新拾起了儿时学过的钢琴，没有演出的日子，每天花三四个小时练琴，他希望能够从古典音乐中学习更多东西，「使自己的创作继续往下面走一步」。

「他从不是『文思泉涌』的创作者，也没办法像若干同行那样摸出一套生产线模式的作业标准，按表操课定期交货。」2013年，马世芳和《人物》说，「他只能用『老师傅』的『手工业』方式创作。每一件作品都是手工制作，偶尔形状未臻完美，或许也不似工业产品整齐划一，却不可否认它们每一件有每一件的姿态。」

持续创作的动力，还有一部分来自于「爱管闲事」。像他在《十三邀》中说的那样，「就是想去帮点忙，有时虽然帮不上忙，还搞得乱七八糟的，但总是想在这里至少有一些贡献」。

他不是那种抨击和指责下一代的「前辈」，更多时候在追问自己和同代人可以做些什么。有了女儿之后这种感受变得更加切身。

每次谈论起科技与气候，罗大佑都会滔滔不绝起来。哪怕信息传输出去，年轻的接收者没有什么切身的感受，也依然会继续说。2024年，他还把这些忧虑写成了歌，《地球母亲》里面写了WIFI的罗网、无名的森林大火、赢者全拿的战争、溶解的冰山和上升的海平面……歌的最后是他重复许多遍的吟唱：把祖宗留下的好好的世界，还原再给子孙。

就像四十多年前唱「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一样，未必在当时便产生触痛，但很多年后再回看，像一则残酷预言。

还有《明天会更好》，在后来的这些年里，有时是种坚定宣言：明天会更好的。有时是种鼓舞打气：明天会更好吧！有时也是种沮丧和迷惘：明天会更好吗？

再后来，人们习惯不去谈论明天了。唱歌的人有更重要的事，排行榜、流量、在时代舞台上的位置；听歌的人也有更重要的事，生活、绩效、「狗屁工作」中的内卷或者躺平。似乎只有罗大佑依然在为明天而忧心忡忡。

许知远在那一期《十三邀》中说：我和他（罗大佑）性格有一面很像，挺需要个人置身于变化的时代，在时代中又是冷眼旁观的人，但时代的场域和情绪是重要的，对激发创造力很重要。

一个有天赋、才华并且极度强悍、敏感的人，不可能对时代和环境的变化无动于衷，而对外在世界的敞开，又会反作用于他的才华与敏感，这样的特质让罗大佑拥有极强的创造力和极长的艺术生命。

「从我小的时候听歌，到后来写歌，到后来我在这个行业也成了『老家伙』，这么多年以来，我可能喜欢过很多人，但有的时候因为成长就变了，或者时代造就的氛围变了，就觉得，哎呀，这个其实也没那么好。」高晓松曾说，「但罗大佑应该是唯一一个从我小的时候到现在一直热爱的。」

芒种就要到了，植物在时间中累积成长的养分，罗大佑在时间当中累积精神的养分。他把这个节气比喻成刚出生的婴儿，「眼睛还没有睁开，看不到这个世界，但鼻子已经知道怎样去寻找母乳，怎样找到对生命最有养分的状态，然后开始生长」。

采访中，罗大佑突然停下来，打了几个响指：「每一下都过去了，是永远过去的。」他说，时间让人不断失去，「但我更注重的是，时间之后，人可以累积什么，然后把累积的生命经验变成新的战斗力。」

不止是罗大佑，时间与养分的积累，是所有生命通向更好的不可或缺之物。而健康，又是这一切的前提，「让健康状态帮到心灵状态、灵魂状态，才能把好的社会条件交给下一代。」更好的健康状态需要更好的营养支持，让更好的牛奶为更多人提供生命的滋养，成为国民级的健康仪式，也是特仑苏多年以来前行的方向。不忘记出发时的愿望，找到自我生长的秩序，从光阴里孕育出一个更新、更好的自我。